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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帝之城”是六十年代巴西政府在里约热内卢郊区建造的贫民住宅区，因为市政府腐败，法制松散，逐渐沦落成充满暴力的毒品交易区，电影《上帝之城》用一个当地少年的眼光，讲述了一个毒品帮派首领从狠心的小孩子成长为贫民区的小霸王，最后暴死街头的一生，同时穿插了“上帝之城“里的居民，他的朋友，竞争对手，和敌人的故事，揭示出贫民区失序的社会现实，引发人们对贫民区亚文化的深入思考。
【关键词】上帝之城；贫民区；失序
电影《上帝之城》（Cidade de Deus，英文译名City of God）改编自巴西作家保罗·林斯的半自传式小说，同时小说的原型也来自于真实的新闻时事。“上帝之城” 是六十年代巴西政府在里约热内卢郊区建造的贫民住宅区，因为市政府腐败，法制松散，逐渐沦落成充满暴力的毒品交易区，影片从居住在“上帝之城”的少年阿炮的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见证了这里二十多年来被残暴、贪婪、复仇、野心、背叛、掠夺所裹挟的混乱生活以及最终导致的一场灾难性的黑帮争斗。阿炮虽然从小就要辗转于匪徒间求生存，但胆小怕事的性格与自我保护的本能却使他一直能平安度日。60年代初，阿毛、阿夹和阿呆是这里的“少年三侠”，在抢劫完旅馆之后，他们三人分道扬镳，阿夹重回上帝的怀抱，而阿呆和阿毛纷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70年，当年“少年三侠”手下的小弟小豆子靠着自己的心狠手辣，不停地吞并别人的地盘，成为了贫民区的“小霸王”，生意也从抢劫升级到了更为暴利的毒品买卖，和他一起飞黄腾达的还有班尼。班尼认识了美丽的安吉丽卡，准备归隐，在送别的晚会上，他意外被小霸王的仇家杀害，悲痛之下，小霸王集合人手给班尼报仇，帮派之间的厮杀就此开始。此时的阿炮，机缘巧合下成为了杂志社的见习摄影师，他的相机，照下的却是孩子们持枪核弹的狰狞，和帮派间无休无止的仇杀。
《上帝之城》如同一个广角镜，它把一个贫民区的各种贫困和暴力，冲突和变化都压缩纳入到一副社会性画面中，从整体和本质上投入关注，因此极具厚重感。上帝之城没有上帝，在这里，生命是一种赌博，活着是一种偶然，血腥暴力的丛林法则如呼吸的空气般渗入人们的骨髓，只要还在这个贫民区里讨生活，每个人都不能独善其身，都曾经或可能是黑暗世界的一份子。一群六七岁的小孩子一起成长，踢球玩耍之余，会为抢劫过路车辆的几个大哥放风跑腿；在警察来的时候，居民们会为同一社区里的人们不分黑白地打着掩护。他们也时常会遭受欺负，然后也会微不足道地反抗，个性强韧一些的孩子，会从此尝到暴力的甜头，一发不可收拾地走向血腥的黑色权力之路，然后，或者被敌人杀掉，或者被警察歼灭。其他的孩子，在渡过了这样混混噩噩的黑色童年之后，会娶妻生子，找到一份不那么挣钱但是正常的工作，维持家庭和生活。然而他们依然是这个畸形城市的一份子，生命和尊严都得不到保障。不知道哪一天，他们的平凡生活就被打破，然后他们又燃起怒火，重拾枪支和燃烧瓶，在为亲人报仇的决心下，重新回归暴力之路……只有极少数幸运儿，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上天的眷顾，终于走出了城外，得以尝试贫民区外的另一种有尊严的人生，这样的道路，如中彩票一样幸运和偶然。
西方社会学家对于贫民区的传统定位是失序的边缘，即认为由大量贫民聚居形成的城市贫民区充满犯罪和贫困，是典型的失序现象，它是不适应现代社会规范的边缘人聚居的地方，是被排斥在合理秩序之外的边缘区域。贫民区的这种“边缘性”亦有两层含义，一是社会阶层的边缘性，即贫民区的居民位于社会的底层；二是失序的边缘性，即贫民区是非法团伙、职业盗贼、有组织犯罪、边缘人的容身之地。《上帝之城》恰如其分的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失序的世界，影片以一种剪贴画式的视觉冲击，急促闪回的短镜头，大量的定格，动荡不安的景框扭动，透视出影片地点的无秩序的特质。里约热内卢是一座阳光充沛的热带海滨城市，但在“上帝之城”却处处都是阳光投下的阴影：警察不是草率无能就是勾结黑帮、贩运军火；向往安稳的田园生活的人难以美梦成真，就连小霸王最好的朋友、全城最酷、最冷静的流氓班尼也逃不过这个命运，班尼很酷，他有漂亮的姑娘、有大把的朋友，不过他没有命享受，他死在一颗原本希望干掉小霸王的子弹之下；最让人唏嘘的是帅奈德，他原本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一个帅气的好人，一个上过学、当过兵、努力想要摆脱上帝之城的人，他一直抱着离开贫民窟的美好愿望，却因小霸王家破人亡，为报仇加入了与小霸王分庭抗礼的“红毛”的阵营，第一次抢劫他坚持不滥杀无辜的规则，第二次他学会了规则也有例外，第三次例外变成了规则，一个好人就这样变成了杀人魔王，最后死于为父报仇的孩子奥图的子弹之下，可以说，他是这部电影中最让人绝望的一个符号。看着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的故事，让人感慨，原来不管种族肤色，生活在贫苦杂乱的世界里、身不由己一步步滑落到暴力深渊里的人们，多有类似。
如果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审视城市的边缘底层，贫民区其实并非完全混乱的社会，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即贫民区内的“地下经济”、“非正式组织”、“亚文化”等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都是出自贫民生存和社区整合需要而产生的，贫民区也是整体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帝之城》向观众展示了一副动荡不安的底层世界的全景图，这完全是一种我们经验以外的生活，暴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不管你身份如何，不定哪天就横尸街头。在这个城区里，如果你选择做一个平民，那么你相当于选择了等待被抢劫；如果你选择做一个劫匪，那么你相当于选择了等待被枪杀，犯罪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可以选择，没有人会愿意过这种朝不保夕、危机四伏的生活。里约热内卢山城里的贫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必须在那种荒唐、荒诞、粗砺的环境中过活。从小豆子到小霸王，观众看到的不只是一个黑帮首领的崛起和一个帮派的强大。旅馆杀人案，给了小豆子初尝血腥快感的机会，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便已经学会举着枪朝与他无冤无仇的人射出子弹，听他们哀嚎。小豆子如愿成为帮派老大，他可以一枪毙了自己的手下，只因为他话太多，吵得他烦；他可以随便抓两个孩子来打伤他们的手脚，逼迫自己帮派中新加入的孩子在同龄的两个孩子中间选择一个杀死，然后大笑着拍他的肩称他为兄弟；他可以羞辱同是黑人的男子，只因为这个男子的女朋友不愿同他跳舞。一个备受欺侮的孩子难免会生出残忍的心理来。若是生活的环境是每时每刻都要提心吊胆的地方，孩子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躲起来，像阿炮那样乖乖地学习，彻底旁观混战，要么自己做老大，小豆子选择了后者，我想除了他的野心和对权力的追求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恐惧——克服害怕随时被人用枪指着的最好方法就是先用枪指着别人。 这是六、七十年代巴西里约热内卢贫民区的真实场景，富含戏剧性却又无比真实的社会图景，如同观看一部戏谑化的纪录片，当旁白出现“这是一个被上帝遗弃的地方”的字样时，阿炮和阿猛贴着车辆扬起的尘灰奔过路边，穿过荒蛮的空地，是被压抑的灰蒙的寂静感。然而影片全片却总是轻佻地流动着镜头，帮派兴衰如白云苍狗只在弹指间，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场面的色调变明丽了，音乐更性感了，帮派中枪支弹药装备变先进了，当年的小弟变成了打个，土气却潇洒的少年三侠湮没在尘土中，庞大的全民皆“兄弟”般的“上帝之城”让残忍与流血真正地消融在每个人以至观众的胃中，人们跟随着导演的镜头方式变换着感知生死的轻重感，影片陈述着，不带感情色彩、不加道德评判地陈述着，当出现戏剧冲突，也绝不添加多余的浓墨重彩，“上帝之城”的非人化的颠乱，外部世界的忽视、纵容以至维护，对这种存在的生活化表达，而非妖魔化，正如同一种语调淡然的食人族吃人记录，只是这个城市如此接近我们，它迅猛地冲涌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价值观面前，形成如此强烈的对比反差。我们看着枪口冒烟，遍地枪痕，流着血的尸体，弱化的情感表叙，便无法分清其中的轻重厉害了，影片带我们离开地面，飞向这样一座无可言表的如此从容的城市，让我们在从容中感受炼狱般的生活状态，也许这是导演刻意选择的一种叙述方式，让观众从中体会出几许嘲讽和黑色幽默。
作为曾经的葡萄牙的殖民地，巴西是信仰天主教的国家，片中的劫匪流氓在逃避警察的追捕时会说“上帝保佑”，手里拿着枪在胸口画十字，但仍然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上帝压根无暇顾及的城市。那里的小男孩可能四五岁就目睹暴力的发生，七八岁就开始杀人抢劫吸毒贩毒，九或十岁因为一次在别人地盘上的抢劫被“扛把子”射掉脚趾头，甚至有可能到十几岁二十几岁就被杀暴尸街头，任何一个听到那昼夜不停的如鞭炮般枪声的人都会对于这个地方胆寒。那是否《上帝之城》传递的只是里约热内卢一个贫民区无尽的黑暗暴力和生活其间的人们的苦苦挣扎？不尽其然，影片不设立场的客观记录其实已经让观众对生活其中的人们的精神状态管中窥豹。观众没有在《上帝之城》中看到哪怕一个满脸愁苦或是抑郁或是求死的人，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脸上和血液里有着那样一种我在地球这一边和平宁静的社会里街道上鲜见的蓬勃的活力，正如《腹地》的作者达？库尼亚所写，或许贫民窟里的人民是最能代表巴西精神的，他们极尽冒险、刺激与疯狂之能事，追求生命的盛放狂欢，他们跳桑巴、踢足球、走狗斗鸡、尽情做爱。“上帝之城”里的居民，不论是心狠手辣的小霸王，或是又酷又聪明的班尼，还是胆小怕事的阿炮，无论他们是争斗、谋生还是找乐，似乎他们都有着充足的能量，想到就去做，永远精力充沛，爆发力十足，不知道什么叫做疲劳倦怠亚健康，无论在多么不妙的处境中，都要奋力博得自己的一席之地，都要宣示自己的存在。生活在贫民窟的他们其实并不像我们想当然的那样低下粗鄙没有人格只是一个符号，从某些层面上来说，他们甚至是比我们活得更加生动的人。里约热内卢阳光猛烈，尘土飞扬，社会秩序混乱，是一座活火山，生命之火阴暗的人是没有机会没有资格生存下去的，只有这些拉丁人，这些生命力旺盛、生命意志强悍的拉丁人才能无忧无惧、没心没肺的在这里闯荡。
【参考文献】
[1]刘小磊.种族的记忆：《上帝之城》[J].当代电影，2004（1）.
[2]王浩.《上帝之城》的“真实”[J].电影评介，2006（22）.
[3]芦恒.边缘底层与贫民区秩序——国外城市贫民区研究述评及对国内相关研究的启示[J].贵州社会科学，2009（4）.
【关键词】上帝之城；贫民区；失序
电影《上帝之城》（Cidade de Deus，英文译名City of God）改编自巴西作家保罗·林斯的半自传式小说，同时小说的原型也来自于真实的新闻时事。“上帝之城” 是六十年代巴西政府在里约热内卢郊区建造的贫民住宅区，因为市政府腐败，法制松散，逐渐沦落成充满暴力的毒品交易区，影片从居住在“上帝之城”的少年阿炮的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见证了这里二十多年来被残暴、贪婪、复仇、野心、背叛、掠夺所裹挟的混乱生活以及最终导致的一场灾难性的黑帮争斗。阿炮虽然从小就要辗转于匪徒间求生存，但胆小怕事的性格与自我保护的本能却使他一直能平安度日。60年代初，阿毛、阿夹和阿呆是这里的“少年三侠”，在抢劫完旅馆之后，他们三人分道扬镳，阿夹重回上帝的怀抱，而阿呆和阿毛纷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70年，当年“少年三侠”手下的小弟小豆子靠着自己的心狠手辣，不停地吞并别人的地盘，成为了贫民区的“小霸王”，生意也从抢劫升级到了更为暴利的毒品买卖，和他一起飞黄腾达的还有班尼。班尼认识了美丽的安吉丽卡，准备归隐，在送别的晚会上，他意外被小霸王的仇家杀害，悲痛之下，小霸王集合人手给班尼报仇，帮派之间的厮杀就此开始。此时的阿炮，机缘巧合下成为了杂志社的见习摄影师，他的相机，照下的却是孩子们持枪核弹的狰狞，和帮派间无休无止的仇杀。
《上帝之城》如同一个广角镜，它把一个贫民区的各种贫困和暴力，冲突和变化都压缩纳入到一副社会性画面中，从整体和本质上投入关注，因此极具厚重感。上帝之城没有上帝，在这里，生命是一种赌博，活着是一种偶然，血腥暴力的丛林法则如呼吸的空气般渗入人们的骨髓，只要还在这个贫民区里讨生活，每个人都不能独善其身，都曾经或可能是黑暗世界的一份子。一群六七岁的小孩子一起成长，踢球玩耍之余，会为抢劫过路车辆的几个大哥放风跑腿；在警察来的时候，居民们会为同一社区里的人们不分黑白地打着掩护。他们也时常会遭受欺负，然后也会微不足道地反抗，个性强韧一些的孩子，会从此尝到暴力的甜头，一发不可收拾地走向血腥的黑色权力之路，然后，或者被敌人杀掉，或者被警察歼灭。其他的孩子，在渡过了这样混混噩噩的黑色童年之后，会娶妻生子，找到一份不那么挣钱但是正常的工作，维持家庭和生活。然而他们依然是这个畸形城市的一份子，生命和尊严都得不到保障。不知道哪一天，他们的平凡生活就被打破，然后他们又燃起怒火，重拾枪支和燃烧瓶，在为亲人报仇的决心下，重新回归暴力之路……只有极少数幸运儿，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上天的眷顾，终于走出了城外，得以尝试贫民区外的另一种有尊严的人生，这样的道路，如中彩票一样幸运和偶然。
西方社会学家对于贫民区的传统定位是失序的边缘，即认为由大量贫民聚居形成的城市贫民区充满犯罪和贫困，是典型的失序现象，它是不适应现代社会规范的边缘人聚居的地方，是被排斥在合理秩序之外的边缘区域。贫民区的这种“边缘性”亦有两层含义，一是社会阶层的边缘性，即贫民区的居民位于社会的底层；二是失序的边缘性，即贫民区是非法团伙、职业盗贼、有组织犯罪、边缘人的容身之地。《上帝之城》恰如其分的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失序的世界，影片以一种剪贴画式的视觉冲击，急促闪回的短镜头，大量的定格，动荡不安的景框扭动，透视出影片地点的无秩序的特质。里约热内卢是一座阳光充沛的热带海滨城市，但在“上帝之城”却处处都是阳光投下的阴影：警察不是草率无能就是勾结黑帮、贩运军火；向往安稳的田园生活的人难以美梦成真，就连小霸王最好的朋友、全城最酷、最冷静的流氓班尼也逃不过这个命运，班尼很酷，他有漂亮的姑娘、有大把的朋友，不过他没有命享受，他死在一颗原本希望干掉小霸王的子弹之下；最让人唏嘘的是帅奈德，他原本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一个帅气的好人，一个上过学、当过兵、努力想要摆脱上帝之城的人，他一直抱着离开贫民窟的美好愿望，却因小霸王家破人亡，为报仇加入了与小霸王分庭抗礼的“红毛”的阵营，第一次抢劫他坚持不滥杀无辜的规则，第二次他学会了规则也有例外，第三次例外变成了规则，一个好人就这样变成了杀人魔王，最后死于为父报仇的孩子奥图的子弹之下，可以说，他是这部电影中最让人绝望的一个符号。看着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的故事，让人感慨，原来不管种族肤色，生活在贫苦杂乱的世界里、身不由己一步步滑落到暴力深渊里的人们，多有类似。
如果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审视城市的边缘底层，贫民区其实并非完全混乱的社会，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即贫民区内的“地下经济”、“非正式组织”、“亚文化”等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都是出自贫民生存和社区整合需要而产生的，贫民区也是整体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帝之城》向观众展示了一副动荡不安的底层世界的全景图，这完全是一种我们经验以外的生活，暴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不管你身份如何，不定哪天就横尸街头。在这个城区里，如果你选择做一个平民，那么你相当于选择了等待被抢劫；如果你选择做一个劫匪，那么你相当于选择了等待被枪杀，犯罪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可以选择，没有人会愿意过这种朝不保夕、危机四伏的生活。里约热内卢山城里的贫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必须在那种荒唐、荒诞、粗砺的环境中过活。从小豆子到小霸王，观众看到的不只是一个黑帮首领的崛起和一个帮派的强大。旅馆杀人案，给了小豆子初尝血腥快感的机会，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便已经学会举着枪朝与他无冤无仇的人射出子弹，听他们哀嚎。小豆子如愿成为帮派老大，他可以一枪毙了自己的手下，只因为他话太多，吵得他烦；他可以随便抓两个孩子来打伤他们的手脚，逼迫自己帮派中新加入的孩子在同龄的两个孩子中间选择一个杀死，然后大笑着拍他的肩称他为兄弟；他可以羞辱同是黑人的男子，只因为这个男子的女朋友不愿同他跳舞。一个备受欺侮的孩子难免会生出残忍的心理来。若是生活的环境是每时每刻都要提心吊胆的地方，孩子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躲起来，像阿炮那样乖乖地学习，彻底旁观混战，要么自己做老大，小豆子选择了后者，我想除了他的野心和对权力的追求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恐惧——克服害怕随时被人用枪指着的最好方法就是先用枪指着别人。 这是六、七十年代巴西里约热内卢贫民区的真实场景，富含戏剧性却又无比真实的社会图景，如同观看一部戏谑化的纪录片，当旁白出现“这是一个被上帝遗弃的地方”的字样时，阿炮和阿猛贴着车辆扬起的尘灰奔过路边，穿过荒蛮的空地，是被压抑的灰蒙的寂静感。然而影片全片却总是轻佻地流动着镜头，帮派兴衰如白云苍狗只在弹指间，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场面的色调变明丽了，音乐更性感了，帮派中枪支弹药装备变先进了，当年的小弟变成了打个，土气却潇洒的少年三侠湮没在尘土中，庞大的全民皆“兄弟”般的“上帝之城”让残忍与流血真正地消融在每个人以至观众的胃中，人们跟随着导演的镜头方式变换着感知生死的轻重感，影片陈述着，不带感情色彩、不加道德评判地陈述着，当出现戏剧冲突，也绝不添加多余的浓墨重彩，“上帝之城”的非人化的颠乱，外部世界的忽视、纵容以至维护，对这种存在的生活化表达，而非妖魔化，正如同一种语调淡然的食人族吃人记录，只是这个城市如此接近我们，它迅猛地冲涌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价值观面前，形成如此强烈的对比反差。我们看着枪口冒烟，遍地枪痕，流着血的尸体，弱化的情感表叙，便无法分清其中的轻重厉害了，影片带我们离开地面，飞向这样一座无可言表的如此从容的城市，让我们在从容中感受炼狱般的生活状态，也许这是导演刻意选择的一种叙述方式，让观众从中体会出几许嘲讽和黑色幽默。
作为曾经的葡萄牙的殖民地，巴西是信仰天主教的国家，片中的劫匪流氓在逃避警察的追捕时会说“上帝保佑”，手里拿着枪在胸口画十字，但仍然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上帝压根无暇顾及的城市。那里的小男孩可能四五岁就目睹暴力的发生，七八岁就开始杀人抢劫吸毒贩毒，九或十岁因为一次在别人地盘上的抢劫被“扛把子”射掉脚趾头，甚至有可能到十几岁二十几岁就被杀暴尸街头，任何一个听到那昼夜不停的如鞭炮般枪声的人都会对于这个地方胆寒。那是否《上帝之城》传递的只是里约热内卢一个贫民区无尽的黑暗暴力和生活其间的人们的苦苦挣扎？不尽其然，影片不设立场的客观记录其实已经让观众对生活其中的人们的精神状态管中窥豹。观众没有在《上帝之城》中看到哪怕一个满脸愁苦或是抑郁或是求死的人，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脸上和血液里有着那样一种我在地球这一边和平宁静的社会里街道上鲜见的蓬勃的活力，正如《腹地》的作者达？库尼亚所写，或许贫民窟里的人民是最能代表巴西精神的，他们极尽冒险、刺激与疯狂之能事，追求生命的盛放狂欢，他们跳桑巴、踢足球、走狗斗鸡、尽情做爱。“上帝之城”里的居民，不论是心狠手辣的小霸王，或是又酷又聪明的班尼，还是胆小怕事的阿炮，无论他们是争斗、谋生还是找乐，似乎他们都有着充足的能量，想到就去做，永远精力充沛，爆发力十足，不知道什么叫做疲劳倦怠亚健康，无论在多么不妙的处境中，都要奋力博得自己的一席之地，都要宣示自己的存在。生活在贫民窟的他们其实并不像我们想当然的那样低下粗鄙没有人格只是一个符号，从某些层面上来说，他们甚至是比我们活得更加生动的人。里约热内卢阳光猛烈，尘土飞扬，社会秩序混乱，是一座活火山，生命之火阴暗的人是没有机会没有资格生存下去的，只有这些拉丁人，这些生命力旺盛、生命意志强悍的拉丁人才能无忧无惧、没心没肺的在这里闯荡。
【参考文献】
[1]刘小磊.种族的记忆：《上帝之城》[J].当代电影，2004（1）.
[2]王浩.《上帝之城》的“真实”[J].电影评介，2006（22）.
[3]芦恒.边缘底层与贫民区秩序——国外城市贫民区研究述评及对国内相关研究的启示[J].贵州社会科学，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