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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的复杂性、文化的多元性，使得陕北文化特色鲜明，其独特的文化个性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他们对陕北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通过对榆林学院“陕北生态文化研究中心”研究群体的抽样调查，考察其基本概况、成长特征、学术成果，初步分析其从事研究的客观环境及存在的问题，管窥陕北文化研究的历史轨迹、现实图景，为陕北文化研究未来的发展找寻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陕北文化 研究群体 成长特征
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厅重点产业创新链㈤项目“陕北红色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及应用”（项目编号：2020ZDLGY10-07）;榆林市社会科学专项资金规划项目“守护与传承”——陕北文化研究群体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YLSKGH2018-21）。
陕北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国农民革命的策源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圣地。在陕北这块黄土地上，始终闪烁着传统文化之光，融合着民族文化之魂，孕育着革命文化之根，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者群体概况
文章以榆林学院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北生态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群体作为分析样本，总样本人数为53人。选择榆林学院陕北文化研究学者为分析的样本，根据研究需要，通过调查采集研究者的成长履历信息，以研究者的教育与工作履历背景为研究基础，考察研究群体的基本概况、成长特征、学术成果。
1.人数变动情况
在53位榆林学院陕北文化研究者中，年龄最长者为生于1936年的郭冰庐，潜心陕北文化研究40年，至今仍笔耕不辍，令人敬佩。最小者生于1989年，本硕均毕业于北京大学，学术上升空间很大。从年龄分布看，60岁以上3人，占比5.6%，50岁至60岁8人，占比15.1%，40岁至49岁16人，占比30.2%，30岁至39岁26人，占比49.1%。近10年来榆林学院陕北文化研究者无论是各年龄段人数，还是其所占比例均大幅度提升，这反映出陕北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研究队伍逐渐壮大，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的研究群体，其中70后、80后已成为中坚力量，这体现出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日益得到认可。
2.性别构成情况
学者的性别构成状况不仅展现了学者各自的成长进步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人力资源整体的发展态势。60岁以上的研究者中，女性仅1名，占比33%;50岁至60岁的研究者中，女性仅1名，占比12.5%;40岁至49岁的研究者中，女性10名，占比62.5%;30岁至39岁的研究者中，女性19名，占比73.1%;49岁以下的陕北文化研究者由之前的2名猛增至29名。从职称结构看，12名教授中女性3人，占比25%;32名副教授中女性23人，占比68.8%;9名讲师中女性6人，占比66.7%。总体看，53名研究者中女性31名，占比为58.5%。可见，在榆林学院陕北文化研究者人数大幅攀升的情况下，女性研究者的数量一路猛增，在研究者总体规模中处于重要地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国女性高端人才十分匮乏的状况在榆林学院陕北文化研究群体中并不突出，这一现象与哲学社会科学各专业高学历学习者中女性人数高比例直接相关。
3.学科分布情况
考察学者的学科分布，一定程度上可以管窥不同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成长状况。2000-2019年，榆林学院陕北文化研究者中，文学（26人）、艺术学（13人）、哲学（5人）、历史学（5人）、管理学（3人）、经济学（1人）等学科是这一研究群体的主力。其中，7人有交叉学科受教育的经历。本硕阶段，南历史学转经济学1人，哲学转文学1人，社会学轉哲学1人，文学转伦理学1人;本硕博阶段，由历史学转宗教学1人，法学转哲学1人，法学转新闻再转文学1人。这6个学科既有传统、基础学科——文学、哲学，也有应用学科、新兴学科——管理学、经济学。这说明一方面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具有治国安邦、经世致用特色的实用学科发展势头强劲。另一方面有深厚学术积淀、悠久学术传统的基础学科并未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被边缘化，如文学学科的研究者达26人之多。可见，榆林学院陕北文化研究者群体在学科分布总体发展态势上较为均衡、全面。
4.教育背景情况
学者的教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其知识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研究水准和学术视野。2000-2019年，榆林学院53位陕北文化研究者的大学阶段教育均在内地完成。其中52人的大学、研究生（硕士、博士）阶段全部教育履历均在内地完成，1人在境外接受研究生阶段教育，1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赴北京师范大学师跟从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访学1年，1人在内地高校完成了本硕博的学历教育后，赴美围达特茅斯学院访学13个月，1人在2014年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纵观2000-2019年，陕北文化研究者的教育背景，本土研究者的人数及占比都远高于海归研究者。本土研究者人数与研究者总人数之比高达98%，海归研究者人数与研究者总人数之比仅为2%。53位研究者中，毕业于内地一本院校的有49人，占比92.5%，其中985院校13人;最高学历为本科、硕士、博士的分别为5人、35人、13人，占比为9.5%、66%、24.5%。其中，本科、硕士、博士毕业于陕西省内高校的分别为39人、21人、5人，占比为73.6%、60%、38.5%。不难看出，榆林学院陕北文化研究者9成以上毕业于内地一本院校，这一群体的主体研究力量是由陕西省内教育资源培养的，其教育背景具有浓厚的陕西本土特征。
学术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经过近30年的发展，榆林学院陕北文化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学术研究的辐射带动作用及影响力正在逐步显现，为榆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龙云提出“陕北文化”概念后，这一文化现象逐步得到了海内外文化人士的认同。2012年，他的《信天而游：陕北民歌考察笔记》引起很大反响，被读者评为“三秦文化畅销书”，2015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再出版此书，以飨读者。问世两年便获再版，在榆林陕北文化研究专著中不多见。新世纪以来出版的48部专著中，吕政轩《陕北民歌艺术论》、贺智利《黄土地的儿子——路遥论》分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吕静《陕北文化研究》获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高谋洲《榆林城镇化研究》、杨雨佳《门窗上的陕北文化》分获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杨雨佳《陕北剪纸》《陕北民间美术考察》《门窗上的陕北文化》分别获评陕西省优秀科普作品。吕政轩的论文《陕北民歌抢救与保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探析》获陕西省民间文艺山花奖一等奖;吕静的论文《陕北汉化像石的文化考释》获陕西省文化厅群众文化论文一等奖，论文《陕北汉画像石探论》获陕西省民间文艺山花奖二等奖;杨雨佳的论文《创作主体的没落对民间剪纸艺术的影响》获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贺智利的论文《路遥的宗教情结》获榆林市青年文学奖一等奖。刘翠萍的论文《隋唐民族政策与北宋“积弱”局面的形成——以陕北党项为中心》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是榆林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吕静主持完成愉林地区第一次文化资源普查工作，亢雄主持规划榆林境内多项旅游发展规划，高谋洲、亢雄被评为榆林市政府优秀决策咨询员，郭冰庐提出的保护陕北古民居建筑的建议已被政府采纳，贺智利参与8集大型人物纪录片《路遥》前期策划和拍摄工作，榆林举办的各类大型文化活动都有陕北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人员的参与。2016-2018年，中心整体策划，集中力量出版“陕北民间文化系列”专著10部，“陕北区域文学系列”作品7部，在学术研究、社会效应等方面有进一步突破，研究群体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日益提高。 在看到这些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存在的问题。第一，学科队伍有待完善。职称结构不够合理，教授职称比重偏低;高学历人才比例偏低，博士仅13人，博士后仅1人;单一学科人数较多，交叉学科偏少，特别是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新兴交叉学科人才的空白，限制了研究群体的发展;尤其缺乏在国内有影响力的高水平研究者。第二，榆林学院、榆林市虽在经费划拨、资料采购、设备购置及科研项目审批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但在软硬件条件上和省内成熟的区域文化研究点相比还有不小差距。第三，高层次科研项目较少，以陕北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国家、教育部社科项目至今仅4项，急需突破;现有成果多停留在现象捕述层次，学理挖掘有待深入。第四，学术交流较少，尤其是榆林市、榆林学院主办、承办的同际、同内高水平、高层次的陕北文化研究学术会议少。第五，团队建设力度不够。研究多属于单打独斗，课题组成员大多只是挂名，未有效凝聚为集中优势资源丌展陕北文化研究的团队。
结语
第一，提高对学科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从建设文化大市、建设榆林大学的发展目标出发，继续加强对陕北文化学科建设的组织领导，发挥陕北文化学科建设领导机构的作用，建设好“陕北生态文化研究中心”，有效调动人、财、物等资源为陕北文化学科建设服务。第二，加强队伍建设。建设市、校两级陕北文化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的遴选、培养与考核机制，重点扶持、培养创新人才。次一级学科应根据自身特点，围绕已有研究方向加强学术队伍建设，注重引进有潜力的博士，选派中青年学者外出访学，加强学科梯队建设，改善人员结构，建设高素质的陕北文化研究队伍。第三，加大经费投入。在确保目前投入的基础上，按适度比例逐年递增，使陕北文化学科建设有持续发展的活力与动力。学校应积极主动与省、市相关部门沟通，多方争取学科建设经费，完善经费投入渠道。第四，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提高竞争实力。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交流、合作，鼓励相关院系承办高水平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与指导，促进研究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第五，组建方向明晰、分工明确的研究团队，改变各自为政的研究状况，吸引各方面力量，有规划、有发展地开展研究，形成整体性的陕北文化研究势头。
参考文献：
[1]王帆，郭洪林，张冉.人文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成长特征研究——基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5（4）：128-145.
[2]张学见.文科长江学者群体特征简论[J].江汉论坛，2016（10）：122-127.
[3]姜璐，董维舂，刘晓光.拔尖创新学术人才的成长规律研究——基于青年“长江学者”群體状况的计量分析[J].中国大学教学，2018（1）：87-91.
[4]尚飞鹏.陕北文化艺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
[5]吕静.陕北文化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6]刘蓉.陕北历史民俗文化研究综述[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91-97.
作者单位：加纯华 林枫 榆林学院艺术学院杨静涛 榆林学院文学院
[关键词]陕北文化 研究群体 成长特征
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厅重点产业创新链㈤项目“陕北红色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及应用”（项目编号：2020ZDLGY10-07）;榆林市社会科学专项资金规划项目“守护与传承”——陕北文化研究群体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YLSKGH2018-21）。
陕北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国农民革命的策源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圣地。在陕北这块黄土地上，始终闪烁着传统文化之光，融合着民族文化之魂，孕育着革命文化之根，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者群体概况
文章以榆林学院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北生态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群体作为分析样本，总样本人数为53人。选择榆林学院陕北文化研究学者为分析的样本，根据研究需要，通过调查采集研究者的成长履历信息，以研究者的教育与工作履历背景为研究基础，考察研究群体的基本概况、成长特征、学术成果。
1.人数变动情况
在53位榆林学院陕北文化研究者中，年龄最长者为生于1936年的郭冰庐，潜心陕北文化研究40年，至今仍笔耕不辍，令人敬佩。最小者生于1989年，本硕均毕业于北京大学，学术上升空间很大。从年龄分布看，60岁以上3人，占比5.6%，50岁至60岁8人，占比15.1%，40岁至49岁16人，占比30.2%，30岁至39岁26人，占比49.1%。近10年来榆林学院陕北文化研究者无论是各年龄段人数，还是其所占比例均大幅度提升，这反映出陕北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研究队伍逐渐壮大，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的研究群体，其中70后、80后已成为中坚力量，这体现出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日益得到认可。
2.性别构成情况
学者的性别构成状况不仅展现了学者各自的成长进步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人力资源整体的发展态势。60岁以上的研究者中，女性仅1名，占比33%;50岁至60岁的研究者中，女性仅1名，占比12.5%;40岁至49岁的研究者中，女性10名，占比62.5%;30岁至39岁的研究者中，女性19名，占比73.1%;49岁以下的陕北文化研究者由之前的2名猛增至29名。从职称结构看，12名教授中女性3人，占比25%;32名副教授中女性23人，占比68.8%;9名讲师中女性6人，占比66.7%。总体看，53名研究者中女性31名，占比为58.5%。可见，在榆林学院陕北文化研究者人数大幅攀升的情况下，女性研究者的数量一路猛增，在研究者总体规模中处于重要地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国女性高端人才十分匮乏的状况在榆林学院陕北文化研究群体中并不突出，这一现象与哲学社会科学各专业高学历学习者中女性人数高比例直接相关。
3.学科分布情况
考察学者的学科分布，一定程度上可以管窥不同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成长状况。2000-2019年，榆林学院陕北文化研究者中，文学（26人）、艺术学（13人）、哲学（5人）、历史学（5人）、管理学（3人）、经济学（1人）等学科是这一研究群体的主力。其中，7人有交叉学科受教育的经历。本硕阶段，南历史学转经济学1人，哲学转文学1人，社会学轉哲学1人，文学转伦理学1人;本硕博阶段，由历史学转宗教学1人，法学转哲学1人，法学转新闻再转文学1人。这6个学科既有传统、基础学科——文学、哲学，也有应用学科、新兴学科——管理学、经济学。这说明一方面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具有治国安邦、经世致用特色的实用学科发展势头强劲。另一方面有深厚学术积淀、悠久学术传统的基础学科并未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被边缘化，如文学学科的研究者达26人之多。可见，榆林学院陕北文化研究者群体在学科分布总体发展态势上较为均衡、全面。
4.教育背景情况
学者的教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其知识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研究水准和学术视野。2000-2019年，榆林学院53位陕北文化研究者的大学阶段教育均在内地完成。其中52人的大学、研究生（硕士、博士）阶段全部教育履历均在内地完成，1人在境外接受研究生阶段教育，1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赴北京师范大学师跟从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访学1年，1人在内地高校完成了本硕博的学历教育后，赴美围达特茅斯学院访学13个月，1人在2014年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纵观2000-2019年，陕北文化研究者的教育背景，本土研究者的人数及占比都远高于海归研究者。本土研究者人数与研究者总人数之比高达98%，海归研究者人数与研究者总人数之比仅为2%。53位研究者中，毕业于内地一本院校的有49人，占比92.5%，其中985院校13人;最高学历为本科、硕士、博士的分别为5人、35人、13人，占比为9.5%、66%、24.5%。其中，本科、硕士、博士毕业于陕西省内高校的分别为39人、21人、5人，占比为73.6%、60%、38.5%。不难看出，榆林学院陕北文化研究者9成以上毕业于内地一本院校，这一群体的主体研究力量是由陕西省内教育资源培养的，其教育背景具有浓厚的陕西本土特征。
学术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经过近30年的发展，榆林学院陕北文化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学术研究的辐射带动作用及影响力正在逐步显现，为榆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龙云提出“陕北文化”概念后，这一文化现象逐步得到了海内外文化人士的认同。2012年，他的《信天而游：陕北民歌考察笔记》引起很大反响，被读者评为“三秦文化畅销书”，2015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再出版此书，以飨读者。问世两年便获再版，在榆林陕北文化研究专著中不多见。新世纪以来出版的48部专著中，吕政轩《陕北民歌艺术论》、贺智利《黄土地的儿子——路遥论》分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吕静《陕北文化研究》获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高谋洲《榆林城镇化研究》、杨雨佳《门窗上的陕北文化》分获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杨雨佳《陕北剪纸》《陕北民间美术考察》《门窗上的陕北文化》分别获评陕西省优秀科普作品。吕政轩的论文《陕北民歌抢救与保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探析》获陕西省民间文艺山花奖一等奖;吕静的论文《陕北汉化像石的文化考释》获陕西省文化厅群众文化论文一等奖，论文《陕北汉画像石探论》获陕西省民间文艺山花奖二等奖;杨雨佳的论文《创作主体的没落对民间剪纸艺术的影响》获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贺智利的论文《路遥的宗教情结》获榆林市青年文学奖一等奖。刘翠萍的论文《隋唐民族政策与北宋“积弱”局面的形成——以陕北党项为中心》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是榆林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吕静主持完成愉林地区第一次文化资源普查工作，亢雄主持规划榆林境内多项旅游发展规划，高谋洲、亢雄被评为榆林市政府优秀决策咨询员，郭冰庐提出的保护陕北古民居建筑的建议已被政府采纳，贺智利参与8集大型人物纪录片《路遥》前期策划和拍摄工作，榆林举办的各类大型文化活动都有陕北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人员的参与。2016-2018年，中心整体策划，集中力量出版“陕北民间文化系列”专著10部，“陕北区域文学系列”作品7部，在学术研究、社会效应等方面有进一步突破，研究群体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日益提高。 在看到这些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存在的问题。第一，学科队伍有待完善。职称结构不够合理，教授职称比重偏低;高学历人才比例偏低，博士仅13人，博士后仅1人;单一学科人数较多，交叉学科偏少，特别是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新兴交叉学科人才的空白，限制了研究群体的发展;尤其缺乏在国内有影响力的高水平研究者。第二，榆林学院、榆林市虽在经费划拨、资料采购、设备购置及科研项目审批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但在软硬件条件上和省内成熟的区域文化研究点相比还有不小差距。第三，高层次科研项目较少，以陕北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国家、教育部社科项目至今仅4项，急需突破;现有成果多停留在现象捕述层次，学理挖掘有待深入。第四，学术交流较少，尤其是榆林市、榆林学院主办、承办的同际、同内高水平、高层次的陕北文化研究学术会议少。第五，团队建设力度不够。研究多属于单打独斗，课题组成员大多只是挂名，未有效凝聚为集中优势资源丌展陕北文化研究的团队。
结语
第一，提高对学科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从建设文化大市、建设榆林大学的发展目标出发，继续加强对陕北文化学科建设的组织领导，发挥陕北文化学科建设领导机构的作用，建设好“陕北生态文化研究中心”，有效调动人、财、物等资源为陕北文化学科建设服务。第二，加强队伍建设。建设市、校两级陕北文化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的遴选、培养与考核机制，重点扶持、培养创新人才。次一级学科应根据自身特点，围绕已有研究方向加强学术队伍建设，注重引进有潜力的博士，选派中青年学者外出访学，加强学科梯队建设，改善人员结构，建设高素质的陕北文化研究队伍。第三，加大经费投入。在确保目前投入的基础上，按适度比例逐年递增，使陕北文化学科建设有持续发展的活力与动力。学校应积极主动与省、市相关部门沟通，多方争取学科建设经费，完善经费投入渠道。第四，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提高竞争实力。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交流、合作，鼓励相关院系承办高水平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与指导，促进研究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第五，组建方向明晰、分工明确的研究团队，改变各自为政的研究状况，吸引各方面力量，有规划、有发展地开展研究，形成整体性的陕北文化研究势头。
参考文献：
[1]王帆，郭洪林，张冉.人文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成长特征研究——基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5（4）：128-145.
[2]张学见.文科长江学者群体特征简论[J].江汉论坛，2016（10）：122-127.
[3]姜璐，董维舂，刘晓光.拔尖创新学术人才的成长规律研究——基于青年“长江学者”群體状况的计量分析[J].中国大学教学，2018（1）：87-91.
[4]尚飞鹏.陕北文化艺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
[5]吕静.陕北文化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6]刘蓉.陕北历史民俗文化研究综述[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91-97.
作者单位：加纯华 林枫 榆林学院艺术学院杨静涛 榆林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