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暴秦的统治如过眼烟云，转眼间就土崩瓦解。灭秦者，秦也，为什么？严酷的刑律没有维护一个王朝，那什么才是王者之法宝？汉朝的统治者开始认真面对这个宏大的课题，也为汉朝采用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而思考。这时，董仲舒博士精彩登场，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奠定了思想基础。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广川郡（今河北景县）人，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董仲舒自幼天资聪颖，少年时勤奋好学，读起书来常常废寝忘食。董仲舒家里有个花园，是个花香鸟语的好地方，但他却埋头于孔子编订的儒家经典《春秋》与老师布置的诗文，集中精力读书。整整三年，他不但没有进过花园，甚至连一眼都没瞧过，为后世留下了目不窥园的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董仲舒的求知欲望更加强烈，遍读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各家书籍，终于成为令人敬仰的儒学大师。
从30岁开始，董仲舒开始招收大批学生，精心讲授。他讲学时，在课堂上挂上一副帷幔，他在帷幔里面讲，学生在帷幔外面听。有时，他还经常叫他的得意门生吕步舒等转述传授。这样，很多人跟他学了多年，甚至没有跟他见过面。通过讲学，董仲舒为汉王朝培养了一批人才，他的学生后来有的当了诸侯国的宰相，有的成了长吏。
由于董仲舒广招门生，宣扬儒家经典，他的声誉也日益扩大，在汉景帝时当了博士，掌管经学讲授。汉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十年；元朔四年，任胶西王刘端国相，四年后辞职回家。此后，董仲舒过着居家著书的生活，但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
作为大儒，由于历史的原因，董仲舒终生没有得到重用。作为当时的大学者，他早年适逢朝廷提倡道家无为思想，所以只能闭门读书；被汉武帝赏识之后，也只是被当作学者对待，得不到重用；后来给诸侯王当国相的日子，他日子更是不好过，因为作为中央派给诸侯王的代表，他既要维护中央的权威，又不能得罪诸侯王；由于种种原因，董仲舒甚至一度下狱，被判为死刑。
但是，正因为是一位纯粹的大学者，董仲舒始终做到了淡泊明志，并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演变。
董仲舒知识渊博，思维清晰，善于从各种儒学经典以及其他学派思想中汲取营养。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提出了齐一天下的“大一统”论，并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在这个对答中，董仲舒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建议，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从此汉代思想界树起了儒学的权威，也使儒学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界的蔚然大宗，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
汉代兴办学校以广教化，广育贤才，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思潮，董仲舒被视为“儒者宗”。据《汉书·董仲舒传》所载，汉武帝“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董仲舒发之。”可见汉之得人在武帝，武帝之得人在选举与儒学，而选举和儒学的提倡则发自董仲舒。由一个儒者之议影响朝廷的决策，由正确决策导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来西汉帝国的极盛局面。
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他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论点：统一思想是大一统的关键，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知道行为的准则，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用思想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思想应该统一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上，百姓就知道该遵循什么原则，该做什么事情。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大一统的建议之后，确立了儒学的核心地位，巩固了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
董仲舒根据儒家的政治思想，强调实行以“礼乐教化”为主要内容的“德治”，认为这是达到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他用阴阳五行的思想，解释德治乃是上天的本意，从而为行德治寻找理论根据。在继承孔子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标准，后人归纳为“三纲五常”，并以此作为维护封建专制“大一统”秩序的根本。董仲舒建立了君权神授的学说，从神学上证明了君权高于一切，统治和教化的权力都要集中到皇帝手里，使王权和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神圣化、绝对化。
从远古到西汉，尽管科学技术一直在演变发展，但是，许多自然现象人们仍然无法解释，就会对天更加敬畏。作为大学者的董仲舒对各种自然现象更有研究。据传说，一次，董仲舒放下帷幕讲课，有个客人来拜访，董仲舒知道他并不是一个普通人。客人又说：“要下雨了。”董仲舒便和他开玩笑说：“住在巢里的知道刮风，住在洞里的知道下雨。你不是狐狸，就是鼷鼠”。话音刚落，客人就变成了一只老狐狸。
这个传说表明，董仲舒对自然界有深入的研究，同时又对社会心理洞悉掌握，他顺势提出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为皇帝的统治提供支持，也是顺水乘舟之势。本来天是自然现象，董仲舒却宣称天有意志，是主宰世界的至高无上的神，又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因此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都是“天”意志的表现，天和人能够感应相通。董仲舒把《春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并正告说，有天命存在，灾异就是天与人的对话：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在皇权集中的条件下，董仲舒提出了“居民而伸君，居君而伸天”的主张，采用”天”来限制皇帝个人的私欲，制约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把秦始皇权力不受制约，引发农民起义，速亡国的惨痛教训，变成皇帝的精神枷锁，来限制皇帝的权力。从这方面看，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限制了皇帝的私权，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董仲舒一生确信“天人感应”。任江都国相的第六年，朝廷的祭祖场所失火，董仲舒认为这是天谴，说明皇帝失道，遂着笔起草奏章，规劝汉武帝。汉武帝看了大怒，降旨斩首，转而怜其才学，又下诏赦免，但免去了他的职务。董仲舒死里逃生，惶惶然回乡教学著书去了。董仲舒的著作很多，有一百多篇文章、词赋传世，尚存的有《天人三策》、《士不遇赋》、《春秋繁露》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两卷。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董仲舒于家中病逝，葬于西汉京师长安西郊。有一次汉武帝经过他的墓地，为了表彰其对汉王朝的贡献，特下马致意。由此，董仲舒的墓地，又名为“下马陵”。
董仲舒思想和学说著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发展，有着极其广泛深远的影响，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尽管他的天命论等思想被质疑和批评，他的纲常理论被认为是束缚中国人民的精神绳索，但是，他倡导的统一的儒学思想实际上成了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正是由于这种统一的民族精神，中国在两千年中虽曾遭受过千灾万劫，却能保持相对的完整。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想到董仲舒的大一统学说所起的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 李娜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广川郡（今河北景县）人，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董仲舒自幼天资聪颖，少年时勤奋好学，读起书来常常废寝忘食。董仲舒家里有个花园，是个花香鸟语的好地方，但他却埋头于孔子编订的儒家经典《春秋》与老师布置的诗文，集中精力读书。整整三年，他不但没有进过花园，甚至连一眼都没瞧过，为后世留下了目不窥园的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董仲舒的求知欲望更加强烈，遍读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各家书籍，终于成为令人敬仰的儒学大师。
从30岁开始，董仲舒开始招收大批学生，精心讲授。他讲学时，在课堂上挂上一副帷幔，他在帷幔里面讲，学生在帷幔外面听。有时，他还经常叫他的得意门生吕步舒等转述传授。这样，很多人跟他学了多年，甚至没有跟他见过面。通过讲学，董仲舒为汉王朝培养了一批人才，他的学生后来有的当了诸侯国的宰相，有的成了长吏。
由于董仲舒广招门生，宣扬儒家经典，他的声誉也日益扩大，在汉景帝时当了博士，掌管经学讲授。汉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十年；元朔四年，任胶西王刘端国相，四年后辞职回家。此后，董仲舒过着居家著书的生活，但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
作为大儒，由于历史的原因，董仲舒终生没有得到重用。作为当时的大学者，他早年适逢朝廷提倡道家无为思想，所以只能闭门读书；被汉武帝赏识之后，也只是被当作学者对待，得不到重用；后来给诸侯王当国相的日子，他日子更是不好过，因为作为中央派给诸侯王的代表，他既要维护中央的权威，又不能得罪诸侯王；由于种种原因，董仲舒甚至一度下狱，被判为死刑。
但是，正因为是一位纯粹的大学者，董仲舒始终做到了淡泊明志，并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演变。
董仲舒知识渊博，思维清晰，善于从各种儒学经典以及其他学派思想中汲取营养。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提出了齐一天下的“大一统”论，并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在这个对答中，董仲舒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建议，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从此汉代思想界树起了儒学的权威，也使儒学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界的蔚然大宗，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
汉代兴办学校以广教化，广育贤才，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思潮，董仲舒被视为“儒者宗”。据《汉书·董仲舒传》所载，汉武帝“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董仲舒发之。”可见汉之得人在武帝，武帝之得人在选举与儒学，而选举和儒学的提倡则发自董仲舒。由一个儒者之议影响朝廷的决策，由正确决策导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来西汉帝国的极盛局面。
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他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论点：统一思想是大一统的关键，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知道行为的准则，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用思想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思想应该统一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上，百姓就知道该遵循什么原则，该做什么事情。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大一统的建议之后，确立了儒学的核心地位，巩固了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
董仲舒根据儒家的政治思想，强调实行以“礼乐教化”为主要内容的“德治”，认为这是达到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他用阴阳五行的思想，解释德治乃是上天的本意，从而为行德治寻找理论根据。在继承孔子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标准，后人归纳为“三纲五常”，并以此作为维护封建专制“大一统”秩序的根本。董仲舒建立了君权神授的学说，从神学上证明了君权高于一切，统治和教化的权力都要集中到皇帝手里，使王权和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神圣化、绝对化。
从远古到西汉，尽管科学技术一直在演变发展，但是，许多自然现象人们仍然无法解释，就会对天更加敬畏。作为大学者的董仲舒对各种自然现象更有研究。据传说，一次，董仲舒放下帷幕讲课，有个客人来拜访，董仲舒知道他并不是一个普通人。客人又说：“要下雨了。”董仲舒便和他开玩笑说：“住在巢里的知道刮风，住在洞里的知道下雨。你不是狐狸，就是鼷鼠”。话音刚落，客人就变成了一只老狐狸。
这个传说表明，董仲舒对自然界有深入的研究，同时又对社会心理洞悉掌握，他顺势提出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为皇帝的统治提供支持，也是顺水乘舟之势。本来天是自然现象，董仲舒却宣称天有意志，是主宰世界的至高无上的神，又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因此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都是“天”意志的表现，天和人能够感应相通。董仲舒把《春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并正告说，有天命存在，灾异就是天与人的对话：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在皇权集中的条件下，董仲舒提出了“居民而伸君，居君而伸天”的主张，采用”天”来限制皇帝个人的私欲，制约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把秦始皇权力不受制约，引发农民起义，速亡国的惨痛教训，变成皇帝的精神枷锁，来限制皇帝的权力。从这方面看，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限制了皇帝的私权，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董仲舒一生确信“天人感应”。任江都国相的第六年，朝廷的祭祖场所失火，董仲舒认为这是天谴，说明皇帝失道，遂着笔起草奏章，规劝汉武帝。汉武帝看了大怒，降旨斩首，转而怜其才学，又下诏赦免，但免去了他的职务。董仲舒死里逃生，惶惶然回乡教学著书去了。董仲舒的著作很多，有一百多篇文章、词赋传世，尚存的有《天人三策》、《士不遇赋》、《春秋繁露》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两卷。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董仲舒于家中病逝，葬于西汉京师长安西郊。有一次汉武帝经过他的墓地，为了表彰其对汉王朝的贡献，特下马致意。由此，董仲舒的墓地，又名为“下马陵”。
董仲舒思想和学说著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发展，有着极其广泛深远的影响，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尽管他的天命论等思想被质疑和批评，他的纲常理论被认为是束缚中国人民的精神绳索，但是，他倡导的统一的儒学思想实际上成了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正是由于这种统一的民族精神，中国在两千年中虽曾遭受过千灾万劫，却能保持相对的完整。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想到董仲舒的大一统学说所起的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 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