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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立足西江千户苗寨的旅游开发，分别从空间、物质、主观认知及体验四个方面分析该场域内文化景观异的化表征及诱因。并在此基礎上揭露文化景观异化对该场域内的社会分层、社会关系造成的结构性影响，提出从群众参与、文化认同两个角度考虑文化在不同时空下的适应性问题。
【关键词】文化景观;原真性;异化
引言
“文化景观”最早由美国地理学家苏尔提出，他定义其为“附着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文化景观产生或依存于自然环境，是人类意识、行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原真性”即“Authenticity”，又译真实性、本真性，这一概念源生于文化遗产领域。麦卡耐尔（D.MacCannel）、布尔斯廷（D.J.Boorstin）等学者出于对文化和遗产旅游中非原真性现象的批判而将此概念过渡到旅游科学的研究。
文化景观是文化的物理空间形态，作为一种可视文化，它突破了简单的视觉美感认知或静态文本记录，表征着一种独特的文化过程。文化景观借助直白的物理表象传达了文化意蕴、习俗观念、信仰传统及社会隐喻等内涵，为旅游者、外来者感受和了解当地文化提供了真实而便捷的渠道。但是在商业资本的深度运作下，文化景观的原真性发生了异化，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
异化是批判社会学理论中重要的概念工具。无论是马克思讨论的工具手段对于理性目标的偏离、形式理性对于实质理性的偏离还是马尔库塞文化异化论中探讨的一元现代化模式对于多样性的压制，异化均是作为宏观分析的概念工具。笔者将异化的概念借用到民族村寨的场域内并限定在文化景观原真性主题上，用以分析民族村寨内文化景观的空间载体、物质载体、文化认同、主观感受几个方面呈现出的违背其本真性的问题。
1.文化景观原真性异化表征
西江位于雷山县东北雷公坪之麓，由10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是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西江千户苗寨管辖24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世居的苗族同胞则达到总人口的94.8%，故称为“千户苗寨”。西江苗寨文化景观的原真性异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化景观的原汁原味逐渐消弥。千户苗寨的原汁原味在于依山而建的木制吊脚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梯田与山景融合一体的田园风光。旅游开发给当地的文化景观带来了符合现代美学和消费品味的改变：配套设施标准化、格局分布精致化、生态环境整洁化、公共服务舒适便捷化，千户灯光更是照亮了村寨的夜晚，分外迷人。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农用梯田被占用，山林遭砍伐，另类文化元素被移植、模仿，夜晚的歌舞喧嚣更是打破了村寨的宁静。村寨原本不经意的空间部署被刻意固定，原有的有机形态被人为改变。改造后的景观与村寨原有的高山溪流、自然风貌存在诸多不和谐之处，村民简朴的生活氛围愈发淡化，村寨的“土”味在外力改造下渐渐消失。
整体性文化景观被简化为几个文化符号。景观是文化的直接展现，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游客首先生成的是对文化景观的视觉感触和浅层的符号表征。文化景观的原真性认知是指客体对景观背后的文化缘由、意义、发展历程等的了解，对融于景观之中的文化历史的追踪，而不仅仅是对概括历史文化的总结性符号概念的习得。游客往往在一日游、两日游之后带着对苗寨的“符号体验”匆匆离园。他们对苗寨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深意一知半解，仅有“风雨桥”“吊脚楼”“露天博物馆”等文化符号停留在记忆中，形构了游客对村寨文化的全部认知。这造就了客观文化与主观体验之间不对等的“危险”信号。文化认知符号化现象意味着文化的传承在文化符号和历史渊源之间产生了断层，民族村寨文化景观的原真性产生了从历史渊源到主观认知的异化。
文化景观物质载体呈现商业化。一方面，以吊脚楼为主的民族传统建筑属于国家文化遗产，其维修整顿应根据限定的标准。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扩张中，开发商的逐利本性逐渐冲淡其应遵守的文化保护守则。室内结构被改造：各式各样的主题房、现代化设备、为了满足酒店的强透光而打造近乎整面的玻璃等等，曾经的苗家氛围荡然无存。外在结构也在改变，钢筋混泥土替换传统的木制材料、强行加盖一层等，破坏传统的建筑结构。此外，景区内“穿苗族服饰，体验苗族风情”拍照留恋盛行。苗族服饰的意义在于其传统的工序、民族身份标记，而不是用货币衡量的客观形态的展示。而街边、露台10元一次的拍照纪念便将游客的文化体验定格在照片之中。特别是随处可见的纪念品店铺鱼龙混杂，缺乏有力的监管，民族文化产品粗制滥造、真真假假普遍存在。
文化景观的主观体验外在化。在西江千户苗寨的空间结构中，设置民族歌舞表演专场，特别是专属夜场在漫山灯火的夜景下吸引游客，刺激消费。借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分析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歌舞表演，表演者在前台进行表演以及民族产品展示，游客能够观赏到的仅仅是前台展示的行动景观，而后台地道的民族文化核心区则是游客无法体验的。除此之外，园区内每天定点的舞台或定时沿路的芦笙舞等舞蹈表演也割裂了其原有的仪式感。歌舞文化原真性的意义在于其宗教信仰、纪念仪式而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表演。狭隘的行动空间、时间，刻意的行动目的不仅使游客缺少意外之喜而且无法使游客获得原真的民族歌舞文化景观体验。
2.文化景观原真性异化的诱因
文化景观原真性异化的原因较为复杂，主要体现为理性主义陷阱的诱导、旅游开发利益获得的主客体错位、和区域生活-生产功能失衡三个方面。理性主义是行为发生的意识原则。行为发生的过程中，经济理性导致该场域内利益获得的主客体角色发生错位。角色的错位进一步致使该场域内功能失调的局面。
时代进步过程中理性主义陷阱的诱导。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带动现代性萌生的同时也引发了现代性的陷阱之一：理性的增长。现代性的扩张过程中，工具理性无所不在地控制了生活场域内的各个方面。人们习惯以工具理性作为生活的原则，以金钱为中介，将场域内的环境或者其他物品等视为生活、生产的原则。此外韦伯亦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行动脱离规范和价值，转而从工具理性角度追求各自的利益。在西江场域内正是如此，村民及各种主体的社会行动多基于理性的价值衡量，将民族文化物化且忘却了文化商品的原真性价值。区域文化是特定生存和生活方式的表达，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实践和体验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但在现代旅游经济的市场内，区域文化衍生为市场逻辑的产物，同时断裂出各种亚文化，而其本质都是统一于市场逻辑与消费文化。因而在旅游开发的驱动下，内外文化不仅在区域内产生冲突而且区域文化受制于理性行为与市场逻辑故与文化的传统原真性价值产生断裂，导致文化景观异化。 利益获得的主客体角色错位。在民族村寨场域内利用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不论政策导向还是社会效应，其开发的利益主体本应当偏向村寨及村民，旅游公司、游客等等仅为相对的客体。而在现实中，受制于旅游经济的市场导向，村民的主体身份在无形中逐渐暗淡。首先，村民与游客之间这种主客体错位明显，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在为游客服务的过程中逐渐隶从对其消费收入的需求。其次，村民与旅游公司、个体承租商之间也呈现经济导向下的角色错位。旅游公司及商户创造的经济收益是贫困村民迫切需要的。文化效应提供经济开发的机会转变为依赖客体的经济创收。村民听从商家的规划，村民的生活家园演变为经济开发空间、娱乐场所。对经济属性的追求反向影响村民在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使用态度，产生与文化原真性相违背的经济向度。村寨将文化要素的使用权无形中交置于开发商，商家在开发的过程中经济收益导向先于村寨文化保护。因而在开发过程中出现对文化载体的非适度利用，包括生态环境、文化建筑等的改造，以至于文化景观异化表征的呈现。
区域生活-生产功能失衡。在此笔者欲以‘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功能理论视角阐释西江场域的功能失衡。自西江旅游开发后，村寨内不仅相比于以往增加了大幅度生产功能（旅游经济生产），而且这一功能扰乱了村寨以往平静的生活秩序。整个村寨内生产功能仅仅集中在山底的主干道沿线，山腰背面由于没有地理优势且开发度较低仍旧处于落后的状态。经济生产功能在旅游的加持下一路飙升甚至超越村寨原始的生活功能。不论是在原有空间结构内发展各式各样商品经济抑或是直接离寨而去追求经济收入的提高，生活功能在原住民的主观认同上已经逐渐淡化。正是如此，村寨里融于生活之中的文化原真性內涵逐渐偏向经济生产功能，导致呈现出经济属性的文化景观原真性异化表征。
3.文化景观原真性异化的主要影响及应对
文化景观原真性的异化致使村寨内结构的分层，包括文化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分层。文化结构的分层主要体现为：物质文化元素真与伪之间的分层，本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分层。原本单一的苗族文化受到很多非本民族文化因素的干扰，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被生搬硬套地运用在苗族场域内。例如，街道充斥着其他民族的特色小吃，使得这单一的苗族空间场域成为各族饮食文化的大杂烩。经济结构分层体现为：在不同的地理生产空间内，原住民内部出现经济收入的分层。据调查，西江苗寨内店铺的的租赁价格从核心主干道到山背面呈现至少数十倍的差距，直接导致村民收入的差别。同时外来经营者相比于原住民更善于利用各种资源进行商业经营，因而原住民与外来经营者之间也产生收益分层。
文化景观原真性异化的另一个影响是区域内社会关系从同质性到异质性的转变。并且，通过民族旅游的开发，文化承载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出现从伦理情感型向生产消费的工具型的转变。西江千户苗寨过去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建立在血缘、地缘、业缘的基础上。现在社会关系主体从原住民内部向村民与游客、村民与商家、甚至商家与游客等不同角色的包容。这是一种总体上基于经济结构的关系，消解纯朴的熟人关系网络。将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该场域内社会关系变迁：
其一，原住民地缘关系的弱化。例如，一些吊脚楼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尚未被租赁，无法产生收益，或者仅能获得较低的租赁收入。部分基于对更高经济水平的追求选择离开村寨，外出务工。如此一来在这个空间内的地缘关系则随着原住民的向外流动而疏远，同时扩大了原住民之间的空间和心灵距离，基于空间结构的地缘关系因此产生了变化。第二，业缘关系中介性。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进入村寨发展小商品经营或民宿、饭店等经济生产方式，成为村寨社会关系的主体之一。这样在村寨内便存在雇佣关系、合作关系以及消费关系，同时也走礼治社会走向契约社会。在原有的空间结构内形成一种依赖货币的社会关系，货币的利益属性作为社会关系额中介。夹杂着利益属性的复杂关系冲击着原有空间里单纯的邻里关系。
笔者在此欲提出如下观点：文化景观的异化相对于历史文化本身而言有所偏离，但是从社会进步的角度考虑，我们更可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现象。在接受异化的基础上，更多地考虑历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性。以下，笔者将针对适应性问题提出两点看法：
尊重群众的权利，提高群众的活动参与度。旅游开发虽然主要以村民、政府、旅游公司为主体，三方各司其职。政府理应更多地考虑村寨的利益，但实际上政府无法做到随时地近距离了解村寨的实际情况。因此，政府应当将更多的权力下放给村民，村民方是家园真正的守护者。在民族旅游资源开发的战略中，村民应自觉统一战线，通过联盟形成组织的集体力量。涉及到村寨保护的相关决议中，村民组织应充分发挥民主权，避免在经济的诱导下受制于商业开发，导致货币意识愈发深入人心，更不可将家园的开发改造权让渡给公司而置自己于被动地位。
强化本土群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经过旅游的开发，民族村寨的生活家园变景观区，原有的生活节奏被打破，这一过程无形中干扰了村寨的生活及文化氛围。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经济追求致使民族淳朴风俗的弱化，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文化符号的复制体验脱离民族文化深厚的土壤更容易导致本土文化的断层。因此民族村寨旅游的开发需要尊重原生的家园、节奏、仪式，领略原汁原味的民风风俗文化。民族村寨是村民的主场，村民亦有责任、有义务强化文化自信并以真实的民族风貌迎接游客。另外，村民更应该意识到经济水平不是衡量民族发展的唯一标准。特别是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其特殊性、重要性体现在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承。因而民族村民更有必要唤起自我归属的认识、自我身份的强烈认同以及民族文化精神的建构，从主观心态认定民族历史文化在现代市场的角色适应。
后现代旅游催生下的民族村寨旅游虽然始于经济利益的追求，但是由于民族地区文化传承的独特性，经济利益并非终极目的。立足于文化的历史、现在与未来，旅游开发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在这过程中我们应该以非恒定的视角研究不同时空下文化原真性的时代表征及其深度诱因，从而探讨文化在不同阶段的社会适应问题。
参考文献
[1] 吴小华.村落文化景观遗产的概念、构成及其影响[J].古今农业，2010（4）：84-93.
[2]陈享尔，蔡建明.文化遗产原真性与旅游开发研究综述[J].工程研究一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12（1）：39-48.
[3] 梁维.文化保护视野下的民族开发模式评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02期.
[4] 黄松.民族文化商品化与旅游工艺品[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
[5] 胡鸣铎.从马克思、韦伯到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异化的批判与反思[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6-0065-05.
[6] 韩艳.文化全球化的现代性诉求及其后果[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03一（0092一（O5）.
[7] 张梧.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视野中的文化整合问题[J].学习与探索，（2017）01-0034-07.
[8]杜鹰.乡镇企业的形态特征与制度创新[J].中国农村观察，1995， （4）： 1-13.
本文为中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18-2019招标课题“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PJW030011803、PJW030011903）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朱莹莹（1994-），女，汉族，江苏宿迁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4
【关键词】文化景观;原真性;异化
引言
“文化景观”最早由美国地理学家苏尔提出，他定义其为“附着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文化景观产生或依存于自然环境，是人类意识、行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原真性”即“Authenticity”，又译真实性、本真性，这一概念源生于文化遗产领域。麦卡耐尔（D.MacCannel）、布尔斯廷（D.J.Boorstin）等学者出于对文化和遗产旅游中非原真性现象的批判而将此概念过渡到旅游科学的研究。
文化景观是文化的物理空间形态，作为一种可视文化，它突破了简单的视觉美感认知或静态文本记录，表征着一种独特的文化过程。文化景观借助直白的物理表象传达了文化意蕴、习俗观念、信仰传统及社会隐喻等内涵，为旅游者、外来者感受和了解当地文化提供了真实而便捷的渠道。但是在商业资本的深度运作下，文化景观的原真性发生了异化，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
异化是批判社会学理论中重要的概念工具。无论是马克思讨论的工具手段对于理性目标的偏离、形式理性对于实质理性的偏离还是马尔库塞文化异化论中探讨的一元现代化模式对于多样性的压制，异化均是作为宏观分析的概念工具。笔者将异化的概念借用到民族村寨的场域内并限定在文化景观原真性主题上，用以分析民族村寨内文化景观的空间载体、物质载体、文化认同、主观感受几个方面呈现出的违背其本真性的问题。
1.文化景观原真性异化表征
西江位于雷山县东北雷公坪之麓，由10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是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西江千户苗寨管辖24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世居的苗族同胞则达到总人口的94.8%，故称为“千户苗寨”。西江苗寨文化景观的原真性异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化景观的原汁原味逐渐消弥。千户苗寨的原汁原味在于依山而建的木制吊脚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梯田与山景融合一体的田园风光。旅游开发给当地的文化景观带来了符合现代美学和消费品味的改变：配套设施标准化、格局分布精致化、生态环境整洁化、公共服务舒适便捷化，千户灯光更是照亮了村寨的夜晚，分外迷人。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农用梯田被占用，山林遭砍伐，另类文化元素被移植、模仿，夜晚的歌舞喧嚣更是打破了村寨的宁静。村寨原本不经意的空间部署被刻意固定，原有的有机形态被人为改变。改造后的景观与村寨原有的高山溪流、自然风貌存在诸多不和谐之处，村民简朴的生活氛围愈发淡化，村寨的“土”味在外力改造下渐渐消失。
整体性文化景观被简化为几个文化符号。景观是文化的直接展现，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游客首先生成的是对文化景观的视觉感触和浅层的符号表征。文化景观的原真性认知是指客体对景观背后的文化缘由、意义、发展历程等的了解，对融于景观之中的文化历史的追踪，而不仅仅是对概括历史文化的总结性符号概念的习得。游客往往在一日游、两日游之后带着对苗寨的“符号体验”匆匆离园。他们对苗寨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深意一知半解，仅有“风雨桥”“吊脚楼”“露天博物馆”等文化符号停留在记忆中，形构了游客对村寨文化的全部认知。这造就了客观文化与主观体验之间不对等的“危险”信号。文化认知符号化现象意味着文化的传承在文化符号和历史渊源之间产生了断层，民族村寨文化景观的原真性产生了从历史渊源到主观认知的异化。
文化景观物质载体呈现商业化。一方面，以吊脚楼为主的民族传统建筑属于国家文化遗产，其维修整顿应根据限定的标准。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扩张中，开发商的逐利本性逐渐冲淡其应遵守的文化保护守则。室内结构被改造：各式各样的主题房、现代化设备、为了满足酒店的强透光而打造近乎整面的玻璃等等，曾经的苗家氛围荡然无存。外在结构也在改变，钢筋混泥土替换传统的木制材料、强行加盖一层等，破坏传统的建筑结构。此外，景区内“穿苗族服饰，体验苗族风情”拍照留恋盛行。苗族服饰的意义在于其传统的工序、民族身份标记，而不是用货币衡量的客观形态的展示。而街边、露台10元一次的拍照纪念便将游客的文化体验定格在照片之中。特别是随处可见的纪念品店铺鱼龙混杂，缺乏有力的监管，民族文化产品粗制滥造、真真假假普遍存在。
文化景观的主观体验外在化。在西江千户苗寨的空间结构中，设置民族歌舞表演专场，特别是专属夜场在漫山灯火的夜景下吸引游客，刺激消费。借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分析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歌舞表演，表演者在前台进行表演以及民族产品展示，游客能够观赏到的仅仅是前台展示的行动景观，而后台地道的民族文化核心区则是游客无法体验的。除此之外，园区内每天定点的舞台或定时沿路的芦笙舞等舞蹈表演也割裂了其原有的仪式感。歌舞文化原真性的意义在于其宗教信仰、纪念仪式而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表演。狭隘的行动空间、时间，刻意的行动目的不仅使游客缺少意外之喜而且无法使游客获得原真的民族歌舞文化景观体验。
2.文化景观原真性异化的诱因
文化景观原真性异化的原因较为复杂，主要体现为理性主义陷阱的诱导、旅游开发利益获得的主客体错位、和区域生活-生产功能失衡三个方面。理性主义是行为发生的意识原则。行为发生的过程中，经济理性导致该场域内利益获得的主客体角色发生错位。角色的错位进一步致使该场域内功能失调的局面。
时代进步过程中理性主义陷阱的诱导。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带动现代性萌生的同时也引发了现代性的陷阱之一：理性的增长。现代性的扩张过程中，工具理性无所不在地控制了生活场域内的各个方面。人们习惯以工具理性作为生活的原则，以金钱为中介，将场域内的环境或者其他物品等视为生活、生产的原则。此外韦伯亦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行动脱离规范和价值，转而从工具理性角度追求各自的利益。在西江场域内正是如此，村民及各种主体的社会行动多基于理性的价值衡量，将民族文化物化且忘却了文化商品的原真性价值。区域文化是特定生存和生活方式的表达，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实践和体验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但在现代旅游经济的市场内，区域文化衍生为市场逻辑的产物，同时断裂出各种亚文化，而其本质都是统一于市场逻辑与消费文化。因而在旅游开发的驱动下，内外文化不仅在区域内产生冲突而且区域文化受制于理性行为与市场逻辑故与文化的传统原真性价值产生断裂，导致文化景观异化。 利益获得的主客体角色错位。在民族村寨场域内利用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不论政策导向还是社会效应，其开发的利益主体本应当偏向村寨及村民，旅游公司、游客等等仅为相对的客体。而在现实中，受制于旅游经济的市场导向，村民的主体身份在无形中逐渐暗淡。首先，村民与游客之间这种主客体错位明显，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在为游客服务的过程中逐渐隶从对其消费收入的需求。其次，村民与旅游公司、个体承租商之间也呈现经济导向下的角色错位。旅游公司及商户创造的经济收益是贫困村民迫切需要的。文化效应提供经济开发的机会转变为依赖客体的经济创收。村民听从商家的规划，村民的生活家园演变为经济开发空间、娱乐场所。对经济属性的追求反向影响村民在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使用态度，产生与文化原真性相违背的经济向度。村寨将文化要素的使用权无形中交置于开发商，商家在开发的过程中经济收益导向先于村寨文化保护。因而在开发过程中出现对文化载体的非适度利用，包括生态环境、文化建筑等的改造，以至于文化景观异化表征的呈现。
区域生活-生产功能失衡。在此笔者欲以‘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功能理论视角阐释西江场域的功能失衡。自西江旅游开发后，村寨内不仅相比于以往增加了大幅度生产功能（旅游经济生产），而且这一功能扰乱了村寨以往平静的生活秩序。整个村寨内生产功能仅仅集中在山底的主干道沿线，山腰背面由于没有地理优势且开发度较低仍旧处于落后的状态。经济生产功能在旅游的加持下一路飙升甚至超越村寨原始的生活功能。不论是在原有空间结构内发展各式各样商品经济抑或是直接离寨而去追求经济收入的提高，生活功能在原住民的主观认同上已经逐渐淡化。正是如此，村寨里融于生活之中的文化原真性內涵逐渐偏向经济生产功能，导致呈现出经济属性的文化景观原真性异化表征。
3.文化景观原真性异化的主要影响及应对
文化景观原真性的异化致使村寨内结构的分层，包括文化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分层。文化结构的分层主要体现为：物质文化元素真与伪之间的分层，本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分层。原本单一的苗族文化受到很多非本民族文化因素的干扰，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被生搬硬套地运用在苗族场域内。例如，街道充斥着其他民族的特色小吃，使得这单一的苗族空间场域成为各族饮食文化的大杂烩。经济结构分层体现为：在不同的地理生产空间内，原住民内部出现经济收入的分层。据调查，西江苗寨内店铺的的租赁价格从核心主干道到山背面呈现至少数十倍的差距，直接导致村民收入的差别。同时外来经营者相比于原住民更善于利用各种资源进行商业经营，因而原住民与外来经营者之间也产生收益分层。
文化景观原真性异化的另一个影响是区域内社会关系从同质性到异质性的转变。并且，通过民族旅游的开发，文化承载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出现从伦理情感型向生产消费的工具型的转变。西江千户苗寨过去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建立在血缘、地缘、业缘的基础上。现在社会关系主体从原住民内部向村民与游客、村民与商家、甚至商家与游客等不同角色的包容。这是一种总体上基于经济结构的关系，消解纯朴的熟人关系网络。将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该场域内社会关系变迁：
其一，原住民地缘关系的弱化。例如，一些吊脚楼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尚未被租赁，无法产生收益，或者仅能获得较低的租赁收入。部分基于对更高经济水平的追求选择离开村寨，外出务工。如此一来在这个空间内的地缘关系则随着原住民的向外流动而疏远，同时扩大了原住民之间的空间和心灵距离，基于空间结构的地缘关系因此产生了变化。第二，业缘关系中介性。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进入村寨发展小商品经营或民宿、饭店等经济生产方式，成为村寨社会关系的主体之一。这样在村寨内便存在雇佣关系、合作关系以及消费关系，同时也走礼治社会走向契约社会。在原有的空间结构内形成一种依赖货币的社会关系，货币的利益属性作为社会关系额中介。夹杂着利益属性的复杂关系冲击着原有空间里单纯的邻里关系。
笔者在此欲提出如下观点：文化景观的异化相对于历史文化本身而言有所偏离，但是从社会进步的角度考虑，我们更可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现象。在接受异化的基础上，更多地考虑历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性。以下，笔者将针对适应性问题提出两点看法：
尊重群众的权利，提高群众的活动参与度。旅游开发虽然主要以村民、政府、旅游公司为主体，三方各司其职。政府理应更多地考虑村寨的利益，但实际上政府无法做到随时地近距离了解村寨的实际情况。因此，政府应当将更多的权力下放给村民，村民方是家园真正的守护者。在民族旅游资源开发的战略中，村民应自觉统一战线，通过联盟形成组织的集体力量。涉及到村寨保护的相关决议中，村民组织应充分发挥民主权，避免在经济的诱导下受制于商业开发，导致货币意识愈发深入人心，更不可将家园的开发改造权让渡给公司而置自己于被动地位。
强化本土群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经过旅游的开发，民族村寨的生活家园变景观区，原有的生活节奏被打破，这一过程无形中干扰了村寨的生活及文化氛围。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经济追求致使民族淳朴风俗的弱化，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文化符号的复制体验脱离民族文化深厚的土壤更容易导致本土文化的断层。因此民族村寨旅游的开发需要尊重原生的家园、节奏、仪式，领略原汁原味的民风风俗文化。民族村寨是村民的主场，村民亦有责任、有义务强化文化自信并以真实的民族风貌迎接游客。另外，村民更应该意识到经济水平不是衡量民族发展的唯一标准。特别是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其特殊性、重要性体现在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承。因而民族村民更有必要唤起自我归属的认识、自我身份的强烈认同以及民族文化精神的建构，从主观心态认定民族历史文化在现代市场的角色适应。
后现代旅游催生下的民族村寨旅游虽然始于经济利益的追求，但是由于民族地区文化传承的独特性，经济利益并非终极目的。立足于文化的历史、现在与未来，旅游开发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在这过程中我们应该以非恒定的视角研究不同时空下文化原真性的时代表征及其深度诱因，从而探讨文化在不同阶段的社会适应问题。
参考文献
[1] 吴小华.村落文化景观遗产的概念、构成及其影响[J].古今农业，2010（4）：84-93.
[2]陈享尔，蔡建明.文化遗产原真性与旅游开发研究综述[J].工程研究一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12（1）：39-48.
[3] 梁维.文化保护视野下的民族开发模式评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02期.
[4] 黄松.民族文化商品化与旅游工艺品[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
[5] 胡鸣铎.从马克思、韦伯到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异化的批判与反思[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6-0065-05.
[6] 韩艳.文化全球化的现代性诉求及其后果[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03一（0092一（O5）.
[7] 张梧.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视野中的文化整合问题[J].学习与探索，（2017）01-0034-07.
[8]杜鹰.乡镇企业的形态特征与制度创新[J].中国农村观察，1995， （4）： 1-13.
本文为中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18-2019招标课题“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PJW030011803、PJW030011903）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朱莹莹（1994-），女，汉族，江苏宿迁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