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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它伴随着奢侈品的大众化生产而广受推崇，在中国，却源自80年代深刻的水源危机。
从2005年开始，住在北京中关村附近的田艳玲就开始从超市一箱一箱地购买瓶装矿泉水。这些瓶装水几乎是全家的饮用水。她15岁的女儿在读高一，每天早晨上学都带一瓶。就是在吃饭、写作业、看电视的时候，她手边也不离一瓶矿泉水。
20年前的1985年，田艳玲从太原赴连云港求学。那时条件好的同学用军用水壶，条件差点儿的就用搪瓷缸子。出去玩儿渴了，就买汽水喝。一瓶汽水几毛钱。她几乎没见过瓶装水。直到1993年孩子出生，她带着孩子出去旅游，才开始买瓶装矿泉水。
1995年，从云南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的赵志刚大学毕业。那一年，他找到的工作单位是北京可赛矿泉水公司。在那之前，他几乎从未喝过矿泉水。上学时他喝的是自来水，用的是军用水壶，偶尔或许用喝剩下的可乐瓶接水。他身边的同学，很少有花3元钱买一瓶水的，市面上的品牌也不多，在他的印象中，除了可赛，还有产自法国的依云。
事实上，此时距离北京市场上最早出现瓶装矿泉水，已有差不多9个年头。
国际上有天然矿泉水标准，那我们也应该有一个
中国最早的矿泉水是20世纪初由德国商人发现并生产的青岛崂山矿泉水。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水普通人见不到，主要供应中央机关和一些涉外宾馆、饭店。
在我国，瓶装水属于饮料的范畴。1982年，汽水占了软饮料总产量的90％左右，瓶装水产量微乎其微。普通人买瓶可乐，喝了汽水，留下瓶子装酱油、盛醋，
在北京，1984年已经有“先知先觉”者提出开发矿泉水。原北京市矿泉水勘察检测中心主任王绣燕记得，他们的勘察工作开始于1986年，当时还是根据部颁标准实行。“后来有人认为，国际上有天然矿泉水标准，那我们也应该有一个。”
1987年，我国第一次颁布了饮用天然矿泉水国家标准。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所教授级高工杜钟，是这个标准的制定者之一。
他说，当时为了制定标准，曾在意大利、法国和瑞士的那些每天消耗瓶装水的大都市考察过。他留意所有畅销的瓶装水的商标，并把欧洲著名厂商生产的瓶装水带回国，他家里的两面墙柜上都摆满了这些样品。“我能够闻出瓶装水和自来水的差别。”
巧合的是，水成为饮料后的第一个标准，同样和崂山有关。1979年，杜钟被轻工部食品局紧急调到青岛处理一起突发事件。因为标准问题，崂山矿泉水的出口遇到了麻烦。“当时香港地区报纸上，德国人登了一篇文章说‘崂山矿泉水受污染’，影响很大。轻工部为了尽快控制局面，不影响出口，找到我们食品发酵工业所去现场勘察。”杜钟回忆说，“我们4个人带仪器去崂山检测，发现青岛的一些老泉眼是花岗岩出口，这使得水里的硝酸盐含量略微偏高。我们最后打了7份报告给部里，给了7条意见，要求地方在生产技术上做出处理。”
“这场水风波处理后，有个教训，就是我们尽管已经有了矿泉水产品，但没有任何标准可供参照。”杜钟说，“后来部里领导出国，看到矿泉水在国外的市场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就把定标的事交给我们来做了。
矿泉水曾意味着时尚
有了标准，全国各地的矿泉水开发、生产逐步发展起来，各地都有本地品牌。
在北京，有可赛和九龙山。两个品牌都被誉为京城第一泉。但是现在，九龙山还在，可赛已经退出市场三年。
崇文门大街101号，对于原北京可赛先锋矿泉水公司副总经理王书义来说，难以忘怀。
80年代，原地矿部在崇文门搞了个地热井，水源在北京得天独厚。测了水中的矿物含量，发现各项指标跟优质的矿泉水吻合，甚至还要高，所以就在此地建厂生产饮用矿泉水。
1989年成立的可赛，拥有北京瓶装水最早的生产线之一。矿泉深度2070米，水齡超过一万年。
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赵志刚，后来做到了可赛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当年他的办公室就在厂房的二层。一层是生产车间，只有两条生产线，50多个工人。工人们戴着蓝色、白色的口罩。“但是，这里的条件并不简陋。我们的厂房很长，上瓶车间、灌装车间、包装车间、库房，从头到尾，连在一起。我们还有检验室、化验室。符合卫生防疫的所有标准。后来很多人要建厂都要来我们这里参观、借鉴。”
从生产线上运出的矿泉水，一部分送到宾馆饭店，一部分送到朝阳门批发市场和太阳宫批发市场，再从这里运往北京的大街小巷。
“我们的消费群体最初是年轻人。在大街上促销，过来问的也都是年轻人。我们的销售方向是大学。要知道，那个时候矿泉水可不是一般的水，3块钱，方便，经典的6C0ml，走在路上拿一瓶，或者放在办公桌上，那意味着时尚。”赵志刚说。
水质压力下爆发的刚性需求
到了90年代中期，矿泉水企业在全国各地建立，年产量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
瓶装水被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接受。它不再被认为是奢侈的时尚，而是成为城市生活饮用水的一部分。在很多家庭，瓶装和桶装水是他们的全部生活饮用水，比自来水重要得多。
但杜钟认为，瓶装水在西方和中国的流行却出于迥然不同的原因。“在西方，它伴随着奢侈品的大众化生产而广受推崇，在中国，却源自80年代深刻的水源危机。一边是消费需求的推动，一边却是真实的水质压力下爆发的刚性需求。”杜钟说。
80年代开始，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废水的排放，我国许多大、扛大河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水污染。人们对自来水产生了不信任感。
今天，遍布北京的水站里，几乎每家都有几种品牌。东城区一家叫顺兴鑫的水站，70％是公司客户。主管霍先生说：“我们有全国性的品牌，也有北京本地的，有矿泉水，也有纯净水。每一种水都有人喜欢喝。喜欢喝纯净水的，可能看重口感，喜欢喝矿泉水的，可能更看重水的成分和营养。”
2007年夏天，美国掀起了抵制瓶装水的热潮。旧金山市市长宣布禁止市政府公款购买瓶装水；纽约则发起了“自己带水”运动。他们的理由是：瓶装水耗费能源、污染环境。瓶装水的塑料瓶PET的原料是石油，瓶装水在灌装和运输过程中也耗费能源。同时，塑料瓶的回收利用很难，掩埋进土壤又很难被吸收，由此造成环境污染。
网站上出现了抵制瓶装水的广告：一个瓶装水的塑料瓶上冒着滚滚浓烟，另一个瓶子里漂着一条死鱼。
一些中国人也跟着呼吁抵制瓶装水。一个叫m小猴的人号召驴友们拒绝瓶装水。他说：矿泉水的空瓶子携带并不方便，进入景区或者在山上、野外，基本没有垃圾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其“积累效果”不堪设想。
驴友本山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从2005年就开始参加户外运动，出行大部分时间靠野外补水，也就是山上的溪水，烧开或者用净水器过滤了用。对于没法补水的线路，有人会带瓶装水，也有人用各种容器，用的比较广泛的是水袋。冬季靠化雪、取冰来补水，辅助用真空保温壶热水。
在昌平一家私立小学做后勤工作的兰先生说，在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不可能不喝瓶装水。
大学教师胡邓也是一个自助旅行的玩家，“如果有水壶，我就不喝瓶装水。”他说，“问题是，瓶装水太便捷了，有谁能拒绝呢?”
只是，人们的消费心理越来越从众了，人们喜欢那些国际或全国性的品牌，而对地方品牌却少问津。据权威调查显示，我国矿泉水市场高档品牌知名度最高的3个品牌，是依云、斯柏克林、巴黎水，均为国外品牌。
从2005年开始，住在北京中关村附近的田艳玲就开始从超市一箱一箱地购买瓶装矿泉水。这些瓶装水几乎是全家的饮用水。她15岁的女儿在读高一，每天早晨上学都带一瓶。就是在吃饭、写作业、看电视的时候，她手边也不离一瓶矿泉水。
20年前的1985年，田艳玲从太原赴连云港求学。那时条件好的同学用军用水壶，条件差点儿的就用搪瓷缸子。出去玩儿渴了，就买汽水喝。一瓶汽水几毛钱。她几乎没见过瓶装水。直到1993年孩子出生，她带着孩子出去旅游，才开始买瓶装矿泉水。
1995年，从云南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的赵志刚大学毕业。那一年，他找到的工作单位是北京可赛矿泉水公司。在那之前，他几乎从未喝过矿泉水。上学时他喝的是自来水，用的是军用水壶，偶尔或许用喝剩下的可乐瓶接水。他身边的同学，很少有花3元钱买一瓶水的，市面上的品牌也不多，在他的印象中，除了可赛，还有产自法国的依云。
事实上，此时距离北京市场上最早出现瓶装矿泉水，已有差不多9个年头。
国际上有天然矿泉水标准，那我们也应该有一个
中国最早的矿泉水是20世纪初由德国商人发现并生产的青岛崂山矿泉水。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水普通人见不到，主要供应中央机关和一些涉外宾馆、饭店。
在我国，瓶装水属于饮料的范畴。1982年，汽水占了软饮料总产量的90％左右，瓶装水产量微乎其微。普通人买瓶可乐，喝了汽水，留下瓶子装酱油、盛醋，
在北京，1984年已经有“先知先觉”者提出开发矿泉水。原北京市矿泉水勘察检测中心主任王绣燕记得，他们的勘察工作开始于1986年，当时还是根据部颁标准实行。“后来有人认为，国际上有天然矿泉水标准，那我们也应该有一个。”
1987年，我国第一次颁布了饮用天然矿泉水国家标准。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所教授级高工杜钟，是这个标准的制定者之一。
他说，当时为了制定标准，曾在意大利、法国和瑞士的那些每天消耗瓶装水的大都市考察过。他留意所有畅销的瓶装水的商标，并把欧洲著名厂商生产的瓶装水带回国，他家里的两面墙柜上都摆满了这些样品。“我能够闻出瓶装水和自来水的差别。”
巧合的是，水成为饮料后的第一个标准，同样和崂山有关。1979年，杜钟被轻工部食品局紧急调到青岛处理一起突发事件。因为标准问题，崂山矿泉水的出口遇到了麻烦。“当时香港地区报纸上，德国人登了一篇文章说‘崂山矿泉水受污染’，影响很大。轻工部为了尽快控制局面，不影响出口，找到我们食品发酵工业所去现场勘察。”杜钟回忆说，“我们4个人带仪器去崂山检测，发现青岛的一些老泉眼是花岗岩出口，这使得水里的硝酸盐含量略微偏高。我们最后打了7份报告给部里，给了7条意见，要求地方在生产技术上做出处理。”
“这场水风波处理后，有个教训，就是我们尽管已经有了矿泉水产品，但没有任何标准可供参照。”杜钟说，“后来部里领导出国，看到矿泉水在国外的市场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就把定标的事交给我们来做了。
矿泉水曾意味着时尚
有了标准，全国各地的矿泉水开发、生产逐步发展起来，各地都有本地品牌。
在北京，有可赛和九龙山。两个品牌都被誉为京城第一泉。但是现在，九龙山还在，可赛已经退出市场三年。
崇文门大街101号，对于原北京可赛先锋矿泉水公司副总经理王书义来说，难以忘怀。
80年代，原地矿部在崇文门搞了个地热井，水源在北京得天独厚。测了水中的矿物含量，发现各项指标跟优质的矿泉水吻合，甚至还要高，所以就在此地建厂生产饮用矿泉水。
1989年成立的可赛，拥有北京瓶装水最早的生产线之一。矿泉深度2070米，水齡超过一万年。
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赵志刚，后来做到了可赛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当年他的办公室就在厂房的二层。一层是生产车间，只有两条生产线，50多个工人。工人们戴着蓝色、白色的口罩。“但是，这里的条件并不简陋。我们的厂房很长，上瓶车间、灌装车间、包装车间、库房，从头到尾，连在一起。我们还有检验室、化验室。符合卫生防疫的所有标准。后来很多人要建厂都要来我们这里参观、借鉴。”
从生产线上运出的矿泉水，一部分送到宾馆饭店，一部分送到朝阳门批发市场和太阳宫批发市场，再从这里运往北京的大街小巷。
“我们的消费群体最初是年轻人。在大街上促销，过来问的也都是年轻人。我们的销售方向是大学。要知道，那个时候矿泉水可不是一般的水，3块钱，方便，经典的6C0ml，走在路上拿一瓶，或者放在办公桌上，那意味着时尚。”赵志刚说。
水质压力下爆发的刚性需求
到了90年代中期，矿泉水企业在全国各地建立，年产量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
瓶装水被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接受。它不再被认为是奢侈的时尚，而是成为城市生活饮用水的一部分。在很多家庭，瓶装和桶装水是他们的全部生活饮用水，比自来水重要得多。
但杜钟认为，瓶装水在西方和中国的流行却出于迥然不同的原因。“在西方，它伴随着奢侈品的大众化生产而广受推崇，在中国，却源自80年代深刻的水源危机。一边是消费需求的推动，一边却是真实的水质压力下爆发的刚性需求。”杜钟说。
80年代开始，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废水的排放，我国许多大、扛大河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水污染。人们对自来水产生了不信任感。
今天，遍布北京的水站里，几乎每家都有几种品牌。东城区一家叫顺兴鑫的水站，70％是公司客户。主管霍先生说：“我们有全国性的品牌，也有北京本地的，有矿泉水，也有纯净水。每一种水都有人喜欢喝。喜欢喝纯净水的，可能看重口感，喜欢喝矿泉水的，可能更看重水的成分和营养。”
2007年夏天，美国掀起了抵制瓶装水的热潮。旧金山市市长宣布禁止市政府公款购买瓶装水；纽约则发起了“自己带水”运动。他们的理由是：瓶装水耗费能源、污染环境。瓶装水的塑料瓶PET的原料是石油，瓶装水在灌装和运输过程中也耗费能源。同时，塑料瓶的回收利用很难，掩埋进土壤又很难被吸收，由此造成环境污染。
网站上出现了抵制瓶装水的广告：一个瓶装水的塑料瓶上冒着滚滚浓烟，另一个瓶子里漂着一条死鱼。
一些中国人也跟着呼吁抵制瓶装水。一个叫m小猴的人号召驴友们拒绝瓶装水。他说：矿泉水的空瓶子携带并不方便，进入景区或者在山上、野外，基本没有垃圾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其“积累效果”不堪设想。
驴友本山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从2005年就开始参加户外运动，出行大部分时间靠野外补水，也就是山上的溪水，烧开或者用净水器过滤了用。对于没法补水的线路，有人会带瓶装水，也有人用各种容器，用的比较广泛的是水袋。冬季靠化雪、取冰来补水，辅助用真空保温壶热水。
在昌平一家私立小学做后勤工作的兰先生说，在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不可能不喝瓶装水。
大学教师胡邓也是一个自助旅行的玩家，“如果有水壶，我就不喝瓶装水。”他说，“问题是，瓶装水太便捷了，有谁能拒绝呢?”
只是，人们的消费心理越来越从众了，人们喜欢那些国际或全国性的品牌，而对地方品牌却少问津。据权威调查显示，我国矿泉水市场高档品牌知名度最高的3个品牌，是依云、斯柏克林、巴黎水，均为国外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