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1941 年出生，快80 岁了，大半辈子，不容易，前前后后盖了5 起房子。
　　1962 年，爷爷把结了婚的父亲分出去，让我父母单独过日子。分家的家当，是一口八印锅。分家以后，我父亲在乡里乡亲的帮衬下，盖起了自己的三间土坯屋。那时，我刚刚出生不久。
　　1974 年，父亲33 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当时，我们全家6 口人挤在三间又矮又窄的土屋里，父亲觉得有些憋屈，不甘心。父亲从小要强，年轻时在人民公社里做过事，也有过鸿鹄之志，终因家境贫寒，含泪回到偏僻的小村，帮着爷爷操持家务。那些年，过穷日子，让人看不起，就连自己的大爷、叔叔，也看不起。父亲不服气，心里有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总想通过辛勤的劳动，改变自己，也改变全家人的命运。
　　父亲的重大行动，就是盖大房子。他去集市上，买上乘的梁檩，盖村里最高、最宽的房子。
　　不久，五间房子拔地而起。九层高的砖跟脚，南北宽四米四，墙高三米半，然后起脊。当时村里最好的五层砖跟脚，没有这么高的房子，也没有这么宽的房间。其中，三明间，一里间，一个单间，布局合理。三明间的房子，很宽敞，像人民公社的大礼堂。
　　我父亲比我小叔大15 岁。我小叔到了结婚的年龄，我爷爷已经老了，没有能力给我小叔盖房子了。那时候，如果没有几间房子，谁家闺女愿意嫁过来？我小叔的房子，也是我父亲一手操持着盖起来的。
　　现在盖房子，包工包料，给一些钱，包出去，万事大吉。盖好了，买上家具，搬进去，就可以起灶生火。那时候不行，盖屋不能当甩手掌柜，自己要有布局，还需要街坊邻居帮衬，一把椅子轮着坐，你帮我，我帮你。那时候的劳动，都是无偿的，不付任何工钱，但要管饭。当时母亲年轻，30 多岁，忙里忙外，烧水做饭，脚不沾地，一天下来，累得爬不上炕。
　　慢慢地，我也长大了，父母张罗着给我找媳妇，也张罗着给我盖房子。
　　我们村子的南边有一片废弃的涝洼地，紧挨着是一个大水库，村里人都在那里脱坯。这片涝洼地，是红土，有黏性，适合脱坯，再加上旁边水库里有水，正好和泥用，不用去远处拉水，就地取材，可以节省很多劳动力。
　　1985 年春上，寒风料峭，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在还有冰碴儿的泥土里和泥。一脚扎进去，有刺骨的寒意。不久，街里街坊们赶到，纷纷挽起裤腿，下到泥场里，和我们爷仨一起，和泥、倒泥，让麦穰均匀地分散在泥土里。之后，有的挑篼子，有的上泥，有的踩坯模子，不一会儿，一大片的土坯，星罗棋布般摆在近处的空地上。
　　挑篼子是力气活儿，也是技术活儿。扁担两头的篼子里，盛着60 斤左右的泥，要一口气把这些泥从泥场挑到脱坯的地方。干活儿懂窍门的人，挑着两篼子泥，通过扁担的弹性，颤颤悠悠地，减轻对肩膀的压力，并不觉得多么沉重。如果干活儿不懂技巧，就得出横力气，压得气喘吁吁。挑篼子的人，一个跟着一个。到了之后，弯一下腰，挺一下腰，不偏不倚地倒进相邻的两个坯模子里，脱坯的人，踩三脚、摸两泥板，把坯模子提起来，一个长9 寸、宽6 寸的坯，完成。
　　我常常干挑篼子的活儿。一天下来，肩膀压得生疼，火辣辣的。
　　1988 年，父亲又给弟弟盖了一处房子。那时候，经济条件略好了些，盖的房子结实又宽敞。弟弟的房子跟脚是石头的，一直到窗台，墙不是用土坯垒的，而是用泥叉墙。厚厚的墙，隔风又隔雨。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很好住。
　　父母現在居住的房子，是1974 年盖的，经过了40 多年的风风雨雨，已是斑驳淋漓。前几年维修过，把墙皮进行了处理，用石棉瓦包起来，房顶上的瓦，也换了新的，不再怕风吹雨淋。即使这样，也经不起日月的摧残。这所房子，像一位80 岁的老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去年夏天，暴雨连着下了三天三夜，父母的房屋台阶处于混浓状态，随时有倒塌的危险。弟弟让父母到他的房子里去住，他们执意不去。我打电话给父亲，父亲说没事。
　　那几个夜晚，弟弟穿着雨衣，拿着手电筒，站在暴雨中，围着父母的老屋转来转去。天亮了，他才回去。父母在屋里睡觉，一点儿也不知道。
　　春上的时候，我们回家，正好弟弟、弟媳、妹妹、妹夫都在。我妻子提出，明年给父母盖房子。对此，弟弟、弟媳没有意见，妹妹、妹夫非常支持。母亲说，都多大岁数了，不盖了。父亲没有说话，我没有表态。
　　回到县城，我托熟悉建筑行业的朋友打听了一下行情。朋友告诉我，盖三间房子，满打满算，也就是四万元。眼下，四万元不叫钱。
　　前几天，我们回家，父亲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我和你娘商量了，我们不盖房子了，我不是没有钱，不用你们出钱，也能盖起来，但有必要吗？我和你娘都是80 岁的人了，还能活几年？十年？八年？再说，这房子倒不了。”
　　父亲的这番话不无道理，但我不听父亲的，等到收拾完了秋，我们就备料，来年春天，把房子建起来。
　　我似乎看到了一座新房子矗立在小村的西北角，耄耋之年的父母微笑着在那里，出出进进、进进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