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比较勇于反省历史罪责，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二战后，德国积极配合美苏英法等盟国对德国推行的“非纳粹化”运动，严惩那些罪大恶极的纳粹分子。此外，德国政府在不同场合积极表达对二战的忏悔之意，1970年12月7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公开下跪，这一忏悔之举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德国政府还先后向波兰、俄罗斯、捷克等受害国家先后赔偿累计近550亿欧元。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反纳粹与反刑事犯罪法》，禁止任何宣传纳粹思想、使用纳粹标志的行为；德国教育法规定，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内容的纳粹时期的历史，特别是纳粹集中营和种族大屠杀的内容。
　　德国对其二战罪行的反省比较彻底，一方面在于盟国通过纽伦堡战犯审判，对德国纳粹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清算。另一方面则是德国国内（无论东德西德，还是统一后的德国）的执政者基本都出自德国当年的反纳粹力量。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和下跪华沙的总理勃兰特，在希特勒时期都因反对纳粹而蹲过监狱。对他们来说，清算纳粹、反省侵略和维护其统治基础，从根本利益上来说是一致的。
　　不过即便如此，让德国人处理本国战争罪犯，有时还是会出现“手软”情况，即使是阿登纳等人也有姑息纳粹分子的行为。1949年前后联邦德国政府就或多或少对纳粹分子表现出某些暧昧，但是这时德国国内和盟国的反法西斯力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迫使当时的联邦政府重回坚决抵制纳粹战争犯罪的正确轨道上来。
　　对比德国，日本的战争罪行检讨体制则恰恰相反。从二战结束后，军国主义残留分子的“不认罪”、“不反省”逐渐把日本推入了歧途。美国出于自己的全球战略考虑，没有对发动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行彻底的清算。对日本战犯进行的东京审判，审判2年后草草结束，没有追究天皇裕仁的责任。在宣布东京审判判决书的时候，负责审判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澳大利亚法官卫博发表公开意见书指出，美国主导下的盟国法庭没有追究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这是极不公道的。另一方面，日本进行法西斯侵略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在战后被摧毁，那些支持战争的日本财阀也逃脱了处罚。
　　这样的姑息养奸，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奇异的政治经济生态：日本政府公开对战犯家属发放抚恤金，一批昔日的战犯在服刑几年后，纷纷假释出狱，继续登陆政治舞台：甲级战犯、臭名昭著的东条英机内阁成员岸信介当上了日本首相，甲级战犯重光葵当上了外务大臣，甲级战犯贺屋兴宣当上了法务大臣。这些人重掌国家政权，决定了日本不可能对二战罪行进行彻底反省，也不可能对下一代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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