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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最近30多年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但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在方法论上仍然比较单一、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扩展等。因此，应从更新研究方法和开拓研究领域两个角度深化这一学科的研究:把现代的政治文化方法、政治心理学方法以及社会学方法运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将研究视野向哲理化、历史过程化以及民俗化的领域扩展。
［关键词］ 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发展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3-0052-05
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目的和研究宗旨是“阐述政治思想的发生和发展所固有的规律性,证明政治思想的历史是国家和法的学说有规律的积累过程”［1］。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被一度取消,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治学才得以恢复。在最近30多年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既在整体上呈现出主题突出、兼容并蓄、思考深入、注重比较、相互借鉴的总体趋势,又在几个主要研究领域呈现出不断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野、创新研究方法的良好局面。时至今日,政治思想史不但成为政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而且日益成为一个综合性学术领域。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现状分析
(一)取得的主要成就
政治学恢复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真正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并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方法上看,对思想家及政治思想的论述和评价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阶级分析或阶级斗争,研究者们已经有意识地试图从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头脑的政治教条主义中走出来。人们开始在研究中保持客观、冷静与理性,力求辩证地、唯物地看待历史上的思想命题和思想家。
第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得到重新界定。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从两个层面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进行了归类：一是从“所表现的对象”来划分,可分为“纯理”和“应用”两类;二是从“能表现之主格”来区分,可分为“个人的思想”和“时代的思想”。梁启超虽然最早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概括,但过于笼统。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成为学者们率先思考的研究课题。提出具有代表性观点的学者有徐大同、陈哲夫、谢庆奎、朱一涛、刘泽华等。他们在合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指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2］
这些认识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论域的开拓和推动研究起到了引导定向的作用。
第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更加深入。这一时期,学者们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政治思想史都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初步明确了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属性,较为清楚地划分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层次和结构,特别强调了科学客观的研究风尚,着力于系统性、错综性研究。出现了许多奠基性的学术成果,除了有大量的学术论文发表,还有多部专著问世。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主要有：王引淑编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纲要》、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刘泽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第四，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整体学术发展基本实现了科学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政治学恢复以来,政治思想史研究坚持面向知识塑造和实践检验的研究局面。就研究的科学性而言,一方面,注重政治思想史中时代、流派、思潮、思想家等政治学说的挖掘和整理;另一方面,力求在综合上述时代、流派、思潮和思想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纵横结合的研究结构,努力使本学科研究的观点、结论与现实中国政治实践、政治比较相结合,推动兼容并蓄、知行合一的研究体系的形成。正是由于政治思想史研究面向科学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方向发展,才使得本学科研究的话语体系、思维模式、学术方法、基本范畴和现实功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二)存在的一些问题
这一阶段的研究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在方法论上仍然比较单一。研究者们在政治学方法论的运用上仍然不够充分。80年代以后,研究者们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努力摆脱政治教条主义的束缚,但是方法论的转换并非朝夕之力可以奏效。研究者们在阐释和分析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论上,阶级斗争学说仍然占了相当的比重。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逐渐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国外学术界的一些先进理论和方法也逐渐被介绍到中国,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借鉴。但总的来看,对于现代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依然重视不够。尤其在如何将外国的现代理论作为方法论,然后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问题上,成就并不多。
第二，通史性研究不够重视,没有出现标志性的研究成果。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大都比较注重专题、人物或断代史研究,在这些方面可谓硕果累累。然而,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通史性研究的学术专著仍然很少。至今只有1996年和1999年分别由朱日耀和曹德本编著的两种教材,在时间断限上延续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但其后的政治思想史发展研究仍然付之阙如。基于这样一种实际状况,学者们在研究中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总体把握的深度就显欠缺。特别是涉及到政治思想的转化、融合以及在历史变动时期政治思想的转型等问题均有待于学术界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第三，研究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拓展。翻开任何一本关于“政治思想史”的著作,所呈现出来的大都是一系列哲人的思想和经典语录。诚然,哲人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引领着社会的发展,但是仅仅把政治的精英和经典论述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未免有失偏颇。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不仅仅是社会精英阶层的思想,还应当包括世俗文化的层面。因此,在研究领域上,要强化薄弱环节,以拓展研究视野。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更新
纵观人类的文明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人们在认识上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认识方法的更新。也就是说,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理论模式等方面的不断发展、变化和创新,是促使人们在了解、分析和理解事物方面不断深入或推进的必要条件。这是就一般意义而言。如果具体到一个研究领域则更是如此。
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在认识方法上已经经过了几次大的转变。从20世纪初的传统史学方法发展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方法。其间,又经历了60至70年代的政治教条主义的发展阶段;进入80年代,在研究方法上则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这种趋势孕育着认识的提升和知识的创新。在笔者看来,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方法是必然要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的。
(一)政治文化方法
政治文化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按照美国政治学家加阿尔蒙德的界定,政治文化主要指的是一个民族长期流行的一整套政治价值、政治知识、政治观念、政治意识、政治信仰、政治心理等等。这一学科领域与政治思想史研究十分接近,但又有不同。［3］
它们的主要区别是：政治思想的研究关注的是思想家或政论家们的政治理论,也就是他们经过理性思考而后形成的政治理念或理性认识;政治文化的研究面则更为宽广,既关注人们的政治理念,同时也关注人们的政治知识状况、所具有的政治价值结构、所持有的政治态度或拥有的政治信仰等等。将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方法论”引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必然能在原有的研究层面上深入一步,深入到思想家们的政治理念的深处,介入到他们的精神或信仰世界的深处,对他们提出的政治理论进行价值层面、观念意识层面或信仰层面的分析。这样一来,就不仅可以回答思想家们的政治理论内容是什么,不仅能对他们的政治理论进行意义评判,而且还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思想家提出这样的理论是基于一种理性的深思熟虑,还是基于某种情感、某种信仰?抑或基于某种价值信念?思想家提出的理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以什么样的方式对社会形成什么样的影响?思想家的理论与普遍存在的社会政治观念是什么关系?是理论泛化为社会观念,还是普遍存在的社会观念促成或升华成了政治理论?这些问题显然是传统的政治理论方法或历史唯物主义所不能涉及的。政治文化方法的引入和这些问题的提出,显然意味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认识层次上的加深或扩展。
(二)政治心理学方法
政治心理学是现代交叉学科,它既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又隶属于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的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从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相联系的角度看,领域的界定应该是后者,即研究一个人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以及关于政治的心理直觉和通常心理状态等等。政治心理的研究既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群体的。［4］把这样的方法引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就可以将认识的层面从一般的政治理论即理性或精神引向思想家的内心世界,不仅能够清楚地理解那些逝去的思想家们有着怎样的政治理性思维,同时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们对于身处其中的那个时代,对于政治社会环境、政治系统和种种事件、人物等有着怎样的情感或态度。因此,这样就可以更深刻地领会到思想家们是在怎样的心境下孕育的政治理念,他们深邃的思想、博大的精神和敏锐的洞察是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下形成的。另外,通过对社会群体的政治心理的考察,还可以了解到一种政治认识的形成与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心理态势有着怎样的联系,同时，一种政治理论对于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又会形成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显然都是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所无法包容的,也是传统的历史方法或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所难以解答的。
(三)社会学方法
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社会学其实与历史或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很适合将其作为一种方法论引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就一般意义而言,社会学的学术研究领域覆盖整个人类社会,大凡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人或事物,都有必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得到解释。政治思想家也不例外。事实上,思想家之思想的形成、延续和传播都与实际存在着的社会组织、社会文化、社会道德和一般社会观念相维系,如果政治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那么，对人们就这种现象而形成的思考做出社会学的解释,这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曾经指出,对于一个社会进行结构性的分析,完全可以通过对这个社会的道德结构进行研究而获得。因为在他看来,每一个人的道德与其所存在的社会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迪尔凯姆的论断是否合理可以另当别论,但毫无疑问的是,社会的各种条件和因素对于一个人的道德或思想有着内在的和深层的联系。把现代社会学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必然会使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宽广,研究更加深入。
总之,笔者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方法的创新,而方法的创新则会受到社会科学整体水平的影响。无论借鉴哪一种方法,都会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个百年学科形成推动和促进,都意味着对人类知识领域的拓展和创新。
三、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拓展
方法论的创新会在认识的角度上、层次上形成多样化,这就必然会促进研究领域的开拓。具体而言,以下三个方面是理应引起注意的。
(一)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哲理化
就目前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状况来看,政治哲学已经被容纳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畴里了。在一些专题研究中,思想家的政治哲学理论也已经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有不少学术成果问世。然而,笔者认为,这只是政治思想哲理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却很少获得关注,那就是对于一般政治思想理论的哲理性分析。
政治思想史的理论特点是思维直观,贴近现实,思考的问题大多是属于具有条理性或规范性的,诸如政治权力的来源与合法性、政治原则、政治策略以及政治道德等等。研究的结果一般归结为内容揭示和价值(意义)评判,这种评判大多包括性质的、历史的和现实社会的等等。至于这些政治认识在理性上、在人的思维上以及在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上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或作用,则往往弃之而不论。当然,如果从人的思维方式来看,可以分为感性、直观、辩证、抽象等多种类型,政治认识的直观性表现是完全可能的和具有合理性的。然而,如果从人类的认识发展史来看,则任何一种认识的深层解析都离不开哲理性思维。也就是说,在那些条理性和规范性的认识的背后,实际蕴涵着更深厚的哲理性思维基础,包含着更为深刻的、更具有普遍性的认识原则,而这一切,不经过研究者的深入挖掘、抽象概括以及不经过参照对比和冥思苦想是很难捕捉到的。 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扩展,首先在于从政治和历史的研究领域向着哲学研究领域的推进。运用哲学的思维方法对政治思想史进行全面的检索,研究者能够从条理化和规范化的政治认识层面成功地介入哲理化思维,从而在政治思想史的理论分析和价值评判上全面深化,从个别的、零散的、具体的政治认识中抽象出覆盖面更为宽广的概括性认识。这一领域的拓展不仅意味着研究的成果会更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和认识的真理性,而且意味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将会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历史为现实服务”。
(二)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过程化
相对社会和历史的实际内容而言,思想是人的头脑里产生出来的,它的非实体性和非实在性是显而易见的。研究思想很容易进入这样一种状态,即只关注思想本身的内容、结构和逻辑过程,忽略了思想与现实社会以及实际历史过程的关系。就思想本身来说当然也很有价值,尤其是在认识逻辑和精神、信仰层面,思想的分析无疑是解开人的心灵困惑的一把钥匙。可是,如果研究者仅仅局限于从思想本身来解析思想,而不能追踪思想与其历史过程的关系,这显然又是一种更大的局限。
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发展、融合或没落都必然与一定的社会现实及历史过程相联系,都是在具体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中完成的;而且,与哲学、美学思想相比较,政治思想与社会政治现实的联系具有更强的紧密性。因之,脱离开历史过程解析政治思想,虽说不无合理和必要,但毕竟与达到对思想的全面深入解析有一定的差距。［5］为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就要向着实际历史过程扩展,介入到“实史”学的研究领域,包括诸如经济史、家族史、政治史、政治制度史、战争史、外交史等等。研究者从这些专门史的层面、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和解析政治思想,就会更准确地把握到思想家的政治认识形成的历史轨迹,触摸到政治理念及其思维脉络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和制约,体味到在博大的政治思想背后更为博大雄浑的历史运作的推力。
具体而言,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过程化要求研究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或是一种政治思潮是在什么样的政治环境、政治制度和社会条件中形成的?这种思想或时代的思潮又是与怎样的历史过程相互作用而发展变化的?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研究者就要将视角转向具体的历史,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等方面追寻思想生成发展的轨迹,这样就能看到,政治思想的解析不再是单一的概念转换或逻辑推演,而是扎根于人类社会的实际历史过程,从而能更真切地认识到政治思想的时代性格,体味到蕴含其中的历史韵味。
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过程化将这一学科的历史场景不断延展,使得研究者可以将人类的政治思维放在一个更为辽阔的学术背景上进行考察,从而避免了由于缺少历史的定位而引起的认识偏差,使结论更加可信。
当然,思想与“实史”的互动也会对史学家选择新的角度研究历史有所帮助。
(三)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世俗文化化
一般而论,政治思想属于精英文化。思想家、政治家、政论家,无不是社会的精英分子,他们掌握知识,参与政治,制定规则,实际控制着社会的精神、活动与行为。如果说,精英集团及其文化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政治主体和主流文化,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与之相对应的更加广阔的基层社会和亚文化层次。这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是,既有前者对后者的主导,也有后者自身的生成发展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与渗透。因此,单纯的主流文化研究并不能涵盖“政治思想史”的全部内容,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应当贯通文化的主流与亚文化层次。这就要求研究者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层面扩展到世俗文化,从社会一般群体中和民间文化中搜寻政治思想的印迹。
这就是说,一方面,世俗的亚文化内容会对精英文化形成某些影响,可以举出例证表明,古代哲人的政治智慧有时源于政治经验的积累,有时则源于民间风俗或世俗生活的启发。另一方面,精英文化对于世俗的亚文化也有着直接的引导作用,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些政治原则或政治标准,会逐渐演化为社会意识,成为普遍观念,并且融入民风习俗,甚至会成为某种政治迷信或政治信仰。这些问题恰恰是以往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所未能涉及的。
另外,在一个民族的非主流文化中,总会有一些不为主流容纳、不受主流影响的文化内容,这些文化内容基本维持着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在基层社会绵延流传,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另一番天地。恰恰是这里面蕴含着的政治观念或意识,对于社会一般成员来说,却具有极为强劲的驱动作用。这些政治意识或观念缺乏记载,不易考察,因而常被忽略。其实,这正是一个民族的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单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构成的。
如果上述认识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们还应将研究的视野伸向民俗学的研究领域,那些原本不入流的世俗文化文本,诸如话本小说、方言俚语、民间传说、族谱帮规等等都有可能成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依据。这样一来,与其说是研究领域的扩展,不如说是一种新型的交叉学科的创新。事实上,人类的文化史与文明史已经告诉我们,新的知识学科就是在旧有的学术领域不断开拓的过程中形成的。
四、结语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有无数的学者专家为了这个知识领域的形成、存在和扩展付出了才智、精力。他们的开创和耕耘给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社会留下了累累著述,构成了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凝重的一页。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成为历史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理念之中,也确有一些值得今人回味之处。
近年来,在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呈现出多维度研究的良好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就显得更加重要。由于一些研究者方法论上的某些缺陷、方法论结合上的偏颇以及研究主题世界观与认识论的局限,在研究过程中暴露出许多明显的弱点。因此,对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掌握并有机运用方法论,才能促进思想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的敏锐性和理解问题的角度。另外,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是历史与思想的结合,其研究领域不仅仅包括传统精英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政治伦理等,还包括一般的、普通的、大众的政治知识、政治思想和政治信仰。 我们相信,方法论的更新和研究领域的扩大将会大大拓宽人们的学术视野,激发人们研究的新思路,这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繁荣以及推动政治学科的发展和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杨海蛟,亓光.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政治思想史研究透视［J］.政治思想史，2010(4):39-59.
［2］ 葛荃.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J］.文史哲，2006(5):145.
［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364.
［4］ 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42.
［5］ 陈振明.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21.
［责任编辑：陈可阔］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a＇s Political Thought: Updating for Methods and Expanding in Areas
LIU Ka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Heze University, Heze, Shandong 274015, China）
Abstract: For a period of nearly 30 years,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a＇s political thought has made rich achievements and the research on these areas gets to be deeper,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methodology is relatively simple and areas remain to expand. Some suggestions have been put on discipline development from the angles of updating for methods and expanding in areas: applying the methodology of politics, psychology and political culture to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expanding the research vision to the areas of philosophical theorization and historical and folkloric course so as to promote the researches of China＇s political thought.
Key words: political thought of China; politics; methodology; research field; development
［关键词］ 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发展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3-0052-05
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目的和研究宗旨是“阐述政治思想的发生和发展所固有的规律性,证明政治思想的历史是国家和法的学说有规律的积累过程”［1］。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被一度取消,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治学才得以恢复。在最近30多年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既在整体上呈现出主题突出、兼容并蓄、思考深入、注重比较、相互借鉴的总体趋势,又在几个主要研究领域呈现出不断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野、创新研究方法的良好局面。时至今日,政治思想史不但成为政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而且日益成为一个综合性学术领域。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现状分析
(一)取得的主要成就
政治学恢复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真正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并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方法上看,对思想家及政治思想的论述和评价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阶级分析或阶级斗争,研究者们已经有意识地试图从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头脑的政治教条主义中走出来。人们开始在研究中保持客观、冷静与理性,力求辩证地、唯物地看待历史上的思想命题和思想家。
第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得到重新界定。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从两个层面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进行了归类：一是从“所表现的对象”来划分,可分为“纯理”和“应用”两类;二是从“能表现之主格”来区分,可分为“个人的思想”和“时代的思想”。梁启超虽然最早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概括,但过于笼统。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成为学者们率先思考的研究课题。提出具有代表性观点的学者有徐大同、陈哲夫、谢庆奎、朱一涛、刘泽华等。他们在合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指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2］
这些认识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论域的开拓和推动研究起到了引导定向的作用。
第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更加深入。这一时期,学者们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政治思想史都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初步明确了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属性,较为清楚地划分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层次和结构,特别强调了科学客观的研究风尚,着力于系统性、错综性研究。出现了许多奠基性的学术成果,除了有大量的学术论文发表,还有多部专著问世。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主要有：王引淑编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纲要》、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刘泽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第四，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整体学术发展基本实现了科学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政治学恢复以来,政治思想史研究坚持面向知识塑造和实践检验的研究局面。就研究的科学性而言,一方面,注重政治思想史中时代、流派、思潮、思想家等政治学说的挖掘和整理;另一方面,力求在综合上述时代、流派、思潮和思想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纵横结合的研究结构,努力使本学科研究的观点、结论与现实中国政治实践、政治比较相结合,推动兼容并蓄、知行合一的研究体系的形成。正是由于政治思想史研究面向科学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方向发展,才使得本学科研究的话语体系、思维模式、学术方法、基本范畴和现实功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二)存在的一些问题
这一阶段的研究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在方法论上仍然比较单一。研究者们在政治学方法论的运用上仍然不够充分。80年代以后,研究者们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努力摆脱政治教条主义的束缚,但是方法论的转换并非朝夕之力可以奏效。研究者们在阐释和分析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论上,阶级斗争学说仍然占了相当的比重。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逐渐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国外学术界的一些先进理论和方法也逐渐被介绍到中国,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借鉴。但总的来看,对于现代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依然重视不够。尤其在如何将外国的现代理论作为方法论,然后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问题上,成就并不多。
第二，通史性研究不够重视,没有出现标志性的研究成果。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大都比较注重专题、人物或断代史研究,在这些方面可谓硕果累累。然而,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通史性研究的学术专著仍然很少。至今只有1996年和1999年分别由朱日耀和曹德本编著的两种教材,在时间断限上延续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但其后的政治思想史发展研究仍然付之阙如。基于这样一种实际状况,学者们在研究中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总体把握的深度就显欠缺。特别是涉及到政治思想的转化、融合以及在历史变动时期政治思想的转型等问题均有待于学术界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第三，研究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拓展。翻开任何一本关于“政治思想史”的著作,所呈现出来的大都是一系列哲人的思想和经典语录。诚然,哲人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引领着社会的发展,但是仅仅把政治的精英和经典论述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未免有失偏颇。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不仅仅是社会精英阶层的思想,还应当包括世俗文化的层面。因此,在研究领域上,要强化薄弱环节,以拓展研究视野。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更新
纵观人类的文明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人们在认识上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认识方法的更新。也就是说,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理论模式等方面的不断发展、变化和创新,是促使人们在了解、分析和理解事物方面不断深入或推进的必要条件。这是就一般意义而言。如果具体到一个研究领域则更是如此。
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在认识方法上已经经过了几次大的转变。从20世纪初的传统史学方法发展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方法。其间,又经历了60至70年代的政治教条主义的发展阶段;进入80年代,在研究方法上则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这种趋势孕育着认识的提升和知识的创新。在笔者看来,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方法是必然要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的。
(一)政治文化方法
政治文化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按照美国政治学家加阿尔蒙德的界定,政治文化主要指的是一个民族长期流行的一整套政治价值、政治知识、政治观念、政治意识、政治信仰、政治心理等等。这一学科领域与政治思想史研究十分接近,但又有不同。［3］
它们的主要区别是：政治思想的研究关注的是思想家或政论家们的政治理论,也就是他们经过理性思考而后形成的政治理念或理性认识;政治文化的研究面则更为宽广,既关注人们的政治理念,同时也关注人们的政治知识状况、所具有的政治价值结构、所持有的政治态度或拥有的政治信仰等等。将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方法论”引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必然能在原有的研究层面上深入一步,深入到思想家们的政治理念的深处,介入到他们的精神或信仰世界的深处,对他们提出的政治理论进行价值层面、观念意识层面或信仰层面的分析。这样一来,就不仅可以回答思想家们的政治理论内容是什么,不仅能对他们的政治理论进行意义评判,而且还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思想家提出这样的理论是基于一种理性的深思熟虑,还是基于某种情感、某种信仰?抑或基于某种价值信念?思想家提出的理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以什么样的方式对社会形成什么样的影响?思想家的理论与普遍存在的社会政治观念是什么关系?是理论泛化为社会观念,还是普遍存在的社会观念促成或升华成了政治理论?这些问题显然是传统的政治理论方法或历史唯物主义所不能涉及的。政治文化方法的引入和这些问题的提出,显然意味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认识层次上的加深或扩展。
(二)政治心理学方法
政治心理学是现代交叉学科,它既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又隶属于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的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从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相联系的角度看,领域的界定应该是后者,即研究一个人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以及关于政治的心理直觉和通常心理状态等等。政治心理的研究既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群体的。［4］把这样的方法引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就可以将认识的层面从一般的政治理论即理性或精神引向思想家的内心世界,不仅能够清楚地理解那些逝去的思想家们有着怎样的政治理性思维,同时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们对于身处其中的那个时代,对于政治社会环境、政治系统和种种事件、人物等有着怎样的情感或态度。因此,这样就可以更深刻地领会到思想家们是在怎样的心境下孕育的政治理念,他们深邃的思想、博大的精神和敏锐的洞察是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下形成的。另外,通过对社会群体的政治心理的考察,还可以了解到一种政治认识的形成与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心理态势有着怎样的联系,同时，一种政治理论对于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又会形成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显然都是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所无法包容的,也是传统的历史方法或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所难以解答的。
(三)社会学方法
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社会学其实与历史或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很适合将其作为一种方法论引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就一般意义而言,社会学的学术研究领域覆盖整个人类社会,大凡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人或事物,都有必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得到解释。政治思想家也不例外。事实上,思想家之思想的形成、延续和传播都与实际存在着的社会组织、社会文化、社会道德和一般社会观念相维系,如果政治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那么，对人们就这种现象而形成的思考做出社会学的解释,这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曾经指出,对于一个社会进行结构性的分析,完全可以通过对这个社会的道德结构进行研究而获得。因为在他看来,每一个人的道德与其所存在的社会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迪尔凯姆的论断是否合理可以另当别论,但毫无疑问的是,社会的各种条件和因素对于一个人的道德或思想有着内在的和深层的联系。把现代社会学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必然会使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宽广,研究更加深入。
总之,笔者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方法的创新,而方法的创新则会受到社会科学整体水平的影响。无论借鉴哪一种方法,都会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个百年学科形成推动和促进,都意味着对人类知识领域的拓展和创新。
三、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拓展
方法论的创新会在认识的角度上、层次上形成多样化,这就必然会促进研究领域的开拓。具体而言,以下三个方面是理应引起注意的。
(一)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哲理化
就目前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状况来看,政治哲学已经被容纳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畴里了。在一些专题研究中,思想家的政治哲学理论也已经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有不少学术成果问世。然而,笔者认为,这只是政治思想哲理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却很少获得关注,那就是对于一般政治思想理论的哲理性分析。
政治思想史的理论特点是思维直观,贴近现实,思考的问题大多是属于具有条理性或规范性的,诸如政治权力的来源与合法性、政治原则、政治策略以及政治道德等等。研究的结果一般归结为内容揭示和价值(意义)评判,这种评判大多包括性质的、历史的和现实社会的等等。至于这些政治认识在理性上、在人的思维上以及在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上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或作用,则往往弃之而不论。当然,如果从人的思维方式来看,可以分为感性、直观、辩证、抽象等多种类型,政治认识的直观性表现是完全可能的和具有合理性的。然而,如果从人类的认识发展史来看,则任何一种认识的深层解析都离不开哲理性思维。也就是说,在那些条理性和规范性的认识的背后,实际蕴涵着更深厚的哲理性思维基础,包含着更为深刻的、更具有普遍性的认识原则,而这一切,不经过研究者的深入挖掘、抽象概括以及不经过参照对比和冥思苦想是很难捕捉到的。 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扩展,首先在于从政治和历史的研究领域向着哲学研究领域的推进。运用哲学的思维方法对政治思想史进行全面的检索,研究者能够从条理化和规范化的政治认识层面成功地介入哲理化思维,从而在政治思想史的理论分析和价值评判上全面深化,从个别的、零散的、具体的政治认识中抽象出覆盖面更为宽广的概括性认识。这一领域的拓展不仅意味着研究的成果会更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和认识的真理性,而且意味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将会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历史为现实服务”。
(二)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过程化
相对社会和历史的实际内容而言,思想是人的头脑里产生出来的,它的非实体性和非实在性是显而易见的。研究思想很容易进入这样一种状态,即只关注思想本身的内容、结构和逻辑过程,忽略了思想与现实社会以及实际历史过程的关系。就思想本身来说当然也很有价值,尤其是在认识逻辑和精神、信仰层面,思想的分析无疑是解开人的心灵困惑的一把钥匙。可是,如果研究者仅仅局限于从思想本身来解析思想,而不能追踪思想与其历史过程的关系,这显然又是一种更大的局限。
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发展、融合或没落都必然与一定的社会现实及历史过程相联系,都是在具体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中完成的;而且,与哲学、美学思想相比较,政治思想与社会政治现实的联系具有更强的紧密性。因之,脱离开历史过程解析政治思想,虽说不无合理和必要,但毕竟与达到对思想的全面深入解析有一定的差距。［5］为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就要向着实际历史过程扩展,介入到“实史”学的研究领域,包括诸如经济史、家族史、政治史、政治制度史、战争史、外交史等等。研究者从这些专门史的层面、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和解析政治思想,就会更准确地把握到思想家的政治认识形成的历史轨迹,触摸到政治理念及其思维脉络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和制约,体味到在博大的政治思想背后更为博大雄浑的历史运作的推力。
具体而言,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过程化要求研究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或是一种政治思潮是在什么样的政治环境、政治制度和社会条件中形成的?这种思想或时代的思潮又是与怎样的历史过程相互作用而发展变化的?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研究者就要将视角转向具体的历史,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等方面追寻思想生成发展的轨迹,这样就能看到,政治思想的解析不再是单一的概念转换或逻辑推演,而是扎根于人类社会的实际历史过程,从而能更真切地认识到政治思想的时代性格,体味到蕴含其中的历史韵味。
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过程化将这一学科的历史场景不断延展,使得研究者可以将人类的政治思维放在一个更为辽阔的学术背景上进行考察,从而避免了由于缺少历史的定位而引起的认识偏差,使结论更加可信。
当然,思想与“实史”的互动也会对史学家选择新的角度研究历史有所帮助。
(三)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世俗文化化
一般而论,政治思想属于精英文化。思想家、政治家、政论家,无不是社会的精英分子,他们掌握知识,参与政治,制定规则,实际控制着社会的精神、活动与行为。如果说,精英集团及其文化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政治主体和主流文化,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与之相对应的更加广阔的基层社会和亚文化层次。这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是,既有前者对后者的主导,也有后者自身的生成发展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与渗透。因此,单纯的主流文化研究并不能涵盖“政治思想史”的全部内容,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应当贯通文化的主流与亚文化层次。这就要求研究者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层面扩展到世俗文化,从社会一般群体中和民间文化中搜寻政治思想的印迹。
这就是说,一方面,世俗的亚文化内容会对精英文化形成某些影响,可以举出例证表明,古代哲人的政治智慧有时源于政治经验的积累,有时则源于民间风俗或世俗生活的启发。另一方面,精英文化对于世俗的亚文化也有着直接的引导作用,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些政治原则或政治标准,会逐渐演化为社会意识,成为普遍观念,并且融入民风习俗,甚至会成为某种政治迷信或政治信仰。这些问题恰恰是以往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所未能涉及的。
另外,在一个民族的非主流文化中,总会有一些不为主流容纳、不受主流影响的文化内容,这些文化内容基本维持着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在基层社会绵延流传,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另一番天地。恰恰是这里面蕴含着的政治观念或意识,对于社会一般成员来说,却具有极为强劲的驱动作用。这些政治意识或观念缺乏记载,不易考察,因而常被忽略。其实,这正是一个民族的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单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构成的。
如果上述认识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们还应将研究的视野伸向民俗学的研究领域,那些原本不入流的世俗文化文本,诸如话本小说、方言俚语、民间传说、族谱帮规等等都有可能成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依据。这样一来,与其说是研究领域的扩展,不如说是一种新型的交叉学科的创新。事实上,人类的文化史与文明史已经告诉我们,新的知识学科就是在旧有的学术领域不断开拓的过程中形成的。
四、结语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有无数的学者专家为了这个知识领域的形成、存在和扩展付出了才智、精力。他们的开创和耕耘给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社会留下了累累著述,构成了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凝重的一页。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成为历史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理念之中,也确有一些值得今人回味之处。
近年来,在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呈现出多维度研究的良好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就显得更加重要。由于一些研究者方法论上的某些缺陷、方法论结合上的偏颇以及研究主题世界观与认识论的局限,在研究过程中暴露出许多明显的弱点。因此,对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掌握并有机运用方法论,才能促进思想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的敏锐性和理解问题的角度。另外,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是历史与思想的结合,其研究领域不仅仅包括传统精英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政治伦理等,还包括一般的、普通的、大众的政治知识、政治思想和政治信仰。 我们相信,方法论的更新和研究领域的扩大将会大大拓宽人们的学术视野,激发人们研究的新思路,这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繁荣以及推动政治学科的发展和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杨海蛟,亓光.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政治思想史研究透视［J］.政治思想史，2010(4):39-59.
［2］ 葛荃.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J］.文史哲，2006(5):145.
［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364.
［4］ 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42.
［5］ 陈振明.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21.
［责任编辑：陈可阔］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a＇s Political Thought: Updating for Methods and Expanding in Areas
LIU Ka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Heze University, Heze, Shandong 274015, China）
Abstract: For a period of nearly 30 years,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a＇s political thought has made rich achievements and the research on these areas gets to be deeper,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methodology is relatively simple and areas remain to expand. Some suggestions have been put on discipline development from the angles of updating for methods and expanding in areas: applying the methodology of politics, psychology and political culture to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expanding the research vision to the areas of philosophical theorization and historical and folkloric course so as to promote the researches of China＇s political thought.
Key words: political thought of China; politics; methodology; research field;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