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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责任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引导政策选择并实施变革，让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所有人的机遇。
技术和数字化将会改变一切，这个观点是本书的创作前提。“这次不同了”是一个被滥用甚至经常错用的金句，但基于本书，这句话却非常恰当。简而言之，各项重大技术创新即将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波澜壮阔、势不可当的巨变。正因为这场变革规模极大、范围极广，所以目前的颠覆和创新才会显得如此激烈。如今，创新的发展速度和传播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airbnb（空中食宿）、优步和阿里巴巴等颠覆者，几年前还籍籍无名，但如今早已家喻户晓。截至2015年年底，全球智能手机总量多达20亿部。
事例不胜枚举。速度只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个方面，规模收益也同样惊人。数字化意味着自动化，自动化反过来意味着企业的规模收益不会递减（至少递减的部分会少一些）。为帮助读者从总体上理解这个道理，我们拿1990 年的底特律（当时主要的传统产业中心）与2014年的硅谷做一个比较。1990年，底特律最大的三家企业的总市值、总收入和员工总数分别为360亿美元、2500亿美元和120万人。相比之下，2014年，硅谷最大的三家企业的总市值高达1.09万亿美元，其2470亿美元的总收入与前者差别不大，但它们的员工数量仅约为前者的1/10，只有13.7万人。
与10年前或15年前相比，今天创造单位财富所需的员工数量要少得多，这是因为数字企业的边际成本几近为零。此外，在数字时代，对于许多供应“信息商品”的新型公司而言，其产品的存储、运输和复制成本也几乎是零。一些颠覆性的技术企业似乎不需要多少资本，就能实现自身发展。比如，instagram和Whatsapp等公司并不需要太多启动资金，借助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力量，这些企业不仅改变了资本的作用，还提升了自身业务规模。这一点充分表明，规模收益有助于进一步扩大企业规模，并影响整个系统的改革。
除速度和广度之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不同学科和发现成果之间的协同与整合变得更为普遍。不同技术相伴相生，催生出许多以前只能在科幻小说中才能看到的有形创新成果。比如，数字制造技术已经可以和生物学相互作用。一些设计师和建筑师正在将计算机设计、增材制造、材料工程学和合成生物学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新的系统，实现微生物、人体、消费产品乃至住宅之间的互动。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制造出（甚至可以说是“培植出”）的物体具有持续自我改变和调整的能力（这是动植物的典型特征）。
在《第二次机器革命》一书中，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指出，以当今计算机的聪明程度，我们根本无法预知几年后它们会有怎样的应用。从无人驾驶汽车和无人机，到虚拟助手和翻译软件，人工智能（AI）随处可见，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人工智能之所以取得巨大进步，既得益于计算能力的指数级增长，也得益于我们现在可以获得大量的数据。不论是利用软件发现新药，还是利用算法来预测人的文化喜好，都离不开大量的数据。我们在数字世界里留下的都是像“面包屑”一样的数据，许多算法是有能力学习这些数据的，所以才有了新型的“机器学习”和自动发现技术。这些技术可以让“智能”的机器人和计算机实现自我编程，从基本原理中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所谓的智能助手是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分支，苹果公司的siri语音服务等应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技术的威力。要知道，智能个人助手出现的时间不过才两年而已。今天，语音识别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突飞猛进，人机交谈将很快成为常态，技术专家所说的“环境计算”也将成为现实。利用环境计算技术，机器人个人助手可以随时记笔记并回答用户提问。未来，我们的设备将对个人生活产生更大影响，这些设备会聆听我们的想法、判断我们的需求，并在必要时主动为我们提供帮助。
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也会带来巨大挑战，其中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尤其令人担忧。不平等现象加剧所带来的挑战很难量化，因为我们绝大部分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创新与颠覆对我们生活水平和福祉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最大的受益者似乎还是消费者。第四次工业革命产生了一批新产品、新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可以在不产生任何额外成本的情况下，提高消费者的个人生活效率。如今，预约出租车、查航班、买产品、付费用、听音乐、看电影——所有这些事务都可以远程完成。技术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互联网、智能手机和成千上万的应用软件让我们生活得更为轻松，也提高了我们的总体工作效率。我们用来阅读、浏览、通信的一台小小的平板电脑，其运算能力相当于30年前5000 台台式电脑的运算能力总和，且其存储信息的成本逐步趋近于零（20年前，存储1GB数据的年费高达1万多美元，如今平均仅需不到0.03美元）。
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显然主要落在了供应方身上，即劳动和生产领域。过去几年间，在绝大部分最发达的国家以及中国等快速发展经济体中，劳动力对GDP的贡献比例均有大幅下滑。这当中有一半是因为创新驱使企业用资本取代劳动力，导致生产设备相对价格出现下滑。
因此，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是智力和实物资本提供者——创新者、投资人、股东，这正是工薪阶层与资本拥有者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原因。这一现象也导致很多工人对未来失去希望，认为其实际收入这辈子不会有起色，而他们子女未来的生活也不会比他们这代人更好。不平等现象加剧以及人们对不公正的日益担忧是个巨大的挑战。
此外，所谓的平台效应也在加剧利益和价值向少部分人手中集中。平台效应指的是以数字业务为主的组织通过打造网络平台，匹配多种产品和服务的买家和卖家，从而获得越来越大的规模收益。
平台效应导致的结果是，为数不多但势力庞大的几家平台主宰了市场。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对消费者而言。通过这些平台，消费者可以获得更高的价值和更多的便利，同时支付更低的成本。然而，这些平台的社会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要避免价值和权力落到少数人手中，我们就必须设法平衡数字平台（包括行业平台）的效益与风险，确保其开放性，并为协作式创新提供机会。
这些影响我们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一旦发生，便很难消除，哪怕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逆转全球化进程，也很难消除其影响。
对于所有行业和企业而言，问题不再是“我是否会被他人颠覆”，而是“颠覆会何时到来，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对我和我所在的组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颠覆在实实在在地发生，我们也无法逃避其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颠覆来临时就毫无招架之力。我们有责任确立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引导政策选择并实施变革，让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所有人的机遇。
技术和数字化将会改变一切，这个观点是本书的创作前提。“这次不同了”是一个被滥用甚至经常错用的金句，但基于本书，这句话却非常恰当。简而言之，各项重大技术创新即将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波澜壮阔、势不可当的巨变。正因为这场变革规模极大、范围极广，所以目前的颠覆和创新才会显得如此激烈。如今，创新的发展速度和传播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airbnb（空中食宿）、优步和阿里巴巴等颠覆者，几年前还籍籍无名，但如今早已家喻户晓。截至2015年年底，全球智能手机总量多达20亿部。
事例不胜枚举。速度只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个方面，规模收益也同样惊人。数字化意味着自动化，自动化反过来意味着企业的规模收益不会递减（至少递减的部分会少一些）。为帮助读者从总体上理解这个道理，我们拿1990 年的底特律（当时主要的传统产业中心）与2014年的硅谷做一个比较。1990年，底特律最大的三家企业的总市值、总收入和员工总数分别为360亿美元、2500亿美元和120万人。相比之下，2014年，硅谷最大的三家企业的总市值高达1.09万亿美元，其2470亿美元的总收入与前者差别不大，但它们的员工数量仅约为前者的1/10，只有13.7万人。
与10年前或15年前相比，今天创造单位财富所需的员工数量要少得多，这是因为数字企业的边际成本几近为零。此外，在数字时代，对于许多供应“信息商品”的新型公司而言，其产品的存储、运输和复制成本也几乎是零。一些颠覆性的技术企业似乎不需要多少资本，就能实现自身发展。比如，instagram和Whatsapp等公司并不需要太多启动资金，借助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力量，这些企业不仅改变了资本的作用，还提升了自身业务规模。这一点充分表明，规模收益有助于进一步扩大企业规模，并影响整个系统的改革。
除速度和广度之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不同学科和发现成果之间的协同与整合变得更为普遍。不同技术相伴相生，催生出许多以前只能在科幻小说中才能看到的有形创新成果。比如，数字制造技术已经可以和生物学相互作用。一些设计师和建筑师正在将计算机设计、增材制造、材料工程学和合成生物学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新的系统，实现微生物、人体、消费产品乃至住宅之间的互动。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制造出（甚至可以说是“培植出”）的物体具有持续自我改变和调整的能力（这是动植物的典型特征）。
在《第二次机器革命》一书中，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指出，以当今计算机的聪明程度，我们根本无法预知几年后它们会有怎样的应用。从无人驾驶汽车和无人机，到虚拟助手和翻译软件，人工智能（AI）随处可见，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人工智能之所以取得巨大进步，既得益于计算能力的指数级增长，也得益于我们现在可以获得大量的数据。不论是利用软件发现新药，还是利用算法来预测人的文化喜好，都离不开大量的数据。我们在数字世界里留下的都是像“面包屑”一样的数据，许多算法是有能力学习这些数据的，所以才有了新型的“机器学习”和自动发现技术。这些技术可以让“智能”的机器人和计算机实现自我编程，从基本原理中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所谓的智能助手是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分支，苹果公司的siri语音服务等应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技术的威力。要知道，智能个人助手出现的时间不过才两年而已。今天，语音识别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突飞猛进，人机交谈将很快成为常态，技术专家所说的“环境计算”也将成为现实。利用环境计算技术，机器人个人助手可以随时记笔记并回答用户提问。未来，我们的设备将对个人生活产生更大影响，这些设备会聆听我们的想法、判断我们的需求，并在必要时主动为我们提供帮助。
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也会带来巨大挑战，其中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尤其令人担忧。不平等现象加剧所带来的挑战很难量化，因为我们绝大部分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创新与颠覆对我们生活水平和福祉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最大的受益者似乎还是消费者。第四次工业革命产生了一批新产品、新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可以在不产生任何额外成本的情况下，提高消费者的个人生活效率。如今，预约出租车、查航班、买产品、付费用、听音乐、看电影——所有这些事务都可以远程完成。技术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互联网、智能手机和成千上万的应用软件让我们生活得更为轻松，也提高了我们的总体工作效率。我们用来阅读、浏览、通信的一台小小的平板电脑，其运算能力相当于30年前5000 台台式电脑的运算能力总和，且其存储信息的成本逐步趋近于零（20年前，存储1GB数据的年费高达1万多美元，如今平均仅需不到0.03美元）。
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显然主要落在了供应方身上，即劳动和生产领域。过去几年间，在绝大部分最发达的国家以及中国等快速发展经济体中，劳动力对GDP的贡献比例均有大幅下滑。这当中有一半是因为创新驱使企业用资本取代劳动力，导致生产设备相对价格出现下滑。
因此，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是智力和实物资本提供者——创新者、投资人、股东，这正是工薪阶层与资本拥有者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原因。这一现象也导致很多工人对未来失去希望，认为其实际收入这辈子不会有起色，而他们子女未来的生活也不会比他们这代人更好。不平等现象加剧以及人们对不公正的日益担忧是个巨大的挑战。
此外，所谓的平台效应也在加剧利益和价值向少部分人手中集中。平台效应指的是以数字业务为主的组织通过打造网络平台，匹配多种产品和服务的买家和卖家，从而获得越来越大的规模收益。
平台效应导致的结果是，为数不多但势力庞大的几家平台主宰了市场。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对消费者而言。通过这些平台，消费者可以获得更高的价值和更多的便利，同时支付更低的成本。然而，这些平台的社会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要避免价值和权力落到少数人手中，我们就必须设法平衡数字平台（包括行业平台）的效益与风险，确保其开放性，并为协作式创新提供机会。
这些影响我们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一旦发生，便很难消除，哪怕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逆转全球化进程，也很难消除其影响。
对于所有行业和企业而言，问题不再是“我是否会被他人颠覆”，而是“颠覆会何时到来，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对我和我所在的组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颠覆在实实在在地发生，我们也无法逃避其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颠覆来临时就毫无招架之力。我们有责任确立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引导政策选择并实施变革，让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所有人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