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敦促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并指出崛起的中国应以身作则，遵循国际法，并敦促其战略合作伙伴也遵循国际法。然而，中国坚持的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由于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中国支持有争议国家的现任政府，受到了美国尖锐的批评。中国政府正在呈现一个更灵活和主动的外交政策。同时，中国政府密切关注着美国的军事政策和外交活动，这些活动似乎意在遏制中国，或削弱中国试图影响世界所做的努力。如果中国政府想要在政策、合作框架和联合行动中体现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那么达成共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美国和中国需要建立战略互信，克服国内政策的障碍，体现出他们乐意在国际上作为领导国家的意愿，更好地协调并解决全球治理和发展存在的问题。
　　2011年底，奥巴马政府宣布重返亚太战略。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任后不久，于2012年底表达了他对“二十一世纪新型大国关系”的期望。中国对这种关系的解释通常会强调中国应在全球治理上有更大的话语权，并应与美国分享在国际上的权力。然而，华盛顿的官员通常认为北京的真实意图是挑战正在巩固亚洲地区领袖地位的美国。许多美国分析家指出，中国的倡议举措，如“一带一路”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意在应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并想借此机会重塑国际格局。中国专家则指出，美国试图在外交层面上削弱中国提出的倡议的力量，并认为，美国正试图将中国的力量遏制在亚洲。他们还质疑美国的对外政策，并坚持认定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导致海上区域（尤指中国南海——译者注）争端加剧的罪魁祸首。两国的“指令”的含糊不清，加剧了紧张局势。而正因为这种比比皆是的误解，中美两国达成共识势在必行。
　　美中关系与全球治理
　　美国政府敦促中国政府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应该利用其崛起以身作则，同时敦促其战略伙伴支持并遵守国际法。中国政府对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战的回应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当时美国政府多次敦促中国政府支持联合国对阿萨德政权的干预行动。中国政府所严格遵守的不干预的温和策略，引来了美国观察家的尖锐批评，他们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优先考虑的是国际贸易和投资机制，尤其是与美国的贸易，并强调国家安全是根植于发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不均衡的治理机制已经使得中国在全球金融问题的讨论上被泼了冷水。因此，中国国有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在美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以往掌控的区域制造了大量的竞争关系。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投资资本和贸易机会，很少带有限制性条款，这一举动被证明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福音。亚投行的创立突显出了中国政府对其在国际格局下的新角色的理解。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和在世界各地的投资展现出了其对国际责任的担当。美国试图阻止亚投行的诞生体现了美国政府对中国海外投资的不信任，并验证和加强了“美国不欢迎中国的经济崛起”的这一观点。美国政府甚至断言中国所创导的模式存在严重的社会和环境漏洞，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间组织的赞同。
　　在全球政策问题上，中国倾向于把重点放在经济上，而美国则更注重国际安全。然而这种分工，并没有使得任何一方受益。国际安全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最近几个月，双边合作在全球非传统的安全问题上取得了一些成功。2015年4月，中国公安部和美国国土安全部举行了第一次部长级会议，这次会议所传达的信号，是两国至少愿意讨论在国际安全问题上进行共同努力的可能性。中美两国在西非埃博拉危机期间也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合作，由中国培训的利比里亚工程公司帮助美国建立了埃博拉治疗中心。这种措施虽然看似是非常基本的合作起点，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合作为中美两国在国际安全领域上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友谊。在其他更具有争议性的事件中，如缅甸问题上，尽管已经展开1.5轨对话，但是两国在合作上的意愿仍然是难以捉摸的。在此问题上中美双方不仅仅面对缺乏相互信任的挑战，更会面临一些缅甸当地的问题。
　　自从对外开放以来，缅甸或多或少开始靠近西方国家。不过中国认为这是非常可疑的，甚至是有阴谋的。中国政府认为缅甸抗议要停止建设中国支持的密松大坝是由美国政府所策划和怂恿的。美国政府对缅甸的兴趣主要是经济上的，对于他们，缅甸是一个巨大的、资源丰富、且尚未开发的市场。然而对于中国政府，中缅边境上的冲突和美国对缅甸的密切关注，已经使缅甸成为了一个安全问题。这个经济和安全问题上的交集，虽然看起来像一场危机，但也可能是一个机会。中国可以通过在缅甸的经济活动为缅甸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提供所必要的基础设施。反过来，美国可以通过与中国展开更有效地合作以确保缅甸的发展是包容性的、安全的和盈利的。此外，鉴于六十年的内战和一个全国性的停火谈判，美国和中国的支持对于结束这场冲突是必要的，而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支持。
　　达成共识，建立一个更加信任的友好互惠关系，是中国和美国的外交政策中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
　　战略互信
　　美国和中国之间缺乏的战略互信阻碍了双方展开高效率的合作。双方仍然把两国的关系看做一种零和游戏。这种紧张局势无疑加剧了最近中国东海和南海的安全问题。此外，美国对中国逐年稳定增长的军费开支也深表担忧（2015年中国军费开支为1450亿美元，而1997年时仅为100亿美元），并认为中国对其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和利益有直接威胁。中国政府则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是对其最大的安全威胁。中国也非常清晰地意识到，美国任然维持着世界上最高的军事开支，仅2015年的开支就高达5600亿美金，而2016年更向国会提出了5850亿美金的军费开支申请。白宫还经常控诉中国政府针对美国政府机构进行网络攻击——最近一次是在2015年6月，人事管理办公室和公司的电脑系统同时被人入侵。
　　尽管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4年为5920亿美元），但双方都缺乏对贸易的战略信任。两国间的竞争意识是不变的。随着美国提倡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不断推进，中国则开始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相关活动。出于战略考虑，中美分别把对方排斥在各自推行的贸易区合作计划外，进一步体现了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此外，两国继续在缅甸争夺影响力，这个新生的民主国家仍然受到来自冲突的威胁。 　　紧张的局势不应妨碍中美两国加强合作，促进更深入的相互理解和战略互信，进而克服挑战。两国的私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应当通过加强合作来加速这一进程。
　　最后，中美两国需要尽早划分出一些可合作的领域，如就缅甸问题展开合作，在取得良好效果的情况下将这类合作能延伸到其他领域，例如网络安全问题和中国南海纷争。双方都需要展现出更大的透明度，以便在危机的时刻，不会因为小的误会而导致重大冲突。
　　国内政治
　　政治利益一直在损害着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美国的强硬派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十分担忧。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被用来当做增加美国国防经费、反对奥巴马政府试图与中国展开有效地合作的借口。就连中美发布的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也遭到了谴责，共和党人因为“中国将不需要在未来的十六年内作出任何改变”而抱怨连连。类似的强硬派人物在中国也开始逐步增加。阴谋论和恶意攻击美国对外政策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人把中国外交的所有的负面结果几乎都归咎于美国的错误。缅甸的政治转型是一个例子。
　　为了防止国内政治团体阻碍中美两国展开建设性合作，奥巴马和习近平应制定特定的策略来管理不同政治利益集团的对两国关系的影响。这种策略可能包括展开更多的谈判交流，以修复现在受损的合作关系，如展开有关民用核合作的谈判（美国国会当下的热议议题），或探索中国可以如何调解美国和朝鲜的关系。亦或者就利益集团在中美关系上的影响开展双轨对话，以产生更强的共识。
　　意愿
　　在美国致力于传播自由民主和继续作为一个全球领导者的同时，中国开始更积极的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之为“争取实现”）。这项政策将重塑中国对外发展援助、贸易和投资的传统态度。另一方面，美国仍然非常乐意参与到其他国家的冲突当中，并完成它认为它作为全球领导者的责任。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全球舞台上，中美两国家都在努力坚持着各自的外交政策原则，而这也展现出了两国意愿的距离。
　　中国和美国需要继续在外交政策上保持灵活。过分的遵循原则会使得两国难以展开建设性的合作。也许，他们是时候改变各自的政治表达方式了，并共同承担他们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作用。而亚投行正为这种合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它的规则和指导方针还没有完全确定，这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提供了与中国分享经验的机会，也为中国提供了将发达国家经验纳入自己发展政策的机会。
　　能力
　　通向合作的最后一关是国家的能力。和平与发展对于中国是一个新的领域，中国尚未完全建立亚投行，而仅仅最近才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参与者之一。与此同时，美国没有能力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支持，这是因为国会更重视国防支出，而非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和美国可以互补。中国在工程、建筑和基础设施的方面十分卓越，而美国则在风险控制和安全指导方面经验颇丰，而这正是中国和西方专家指出的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薄弱的环节之一。为了达到最佳的效果，两国需要互相协调共同发展。
　　结论
　　随着中国开始启动全球倡议，亚洲的安全局势不断升温，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中国找到合作的方法。正如最近中国学者王缉思写道，中美两国目前所冒的在全球竞争的风险所导致的最好结果是资源浪费，而最坏的结果是在发展中国家引发更深层次的冲突和紧张局势。
　　亚投行是一个潜在的出发点。五十七个国家在2015年6月签署了亚投行的协议章程，亚投行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计划，用以重塑全球金融市场的前景。美国最好也能参与到亚投行中。因为亚投行将目标设在最不发达国家的基础建设和发展项目上，而这些国家也往往是冲突热点地区，而他们的新兴市场也同时为中美合作提供一个很好的契机。而且发展援助也是政治敏感度最低的领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