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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众所周知，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六卷是关于中国古代医学的。其主要的框架和内容无不渗透着现代西方医学标准，最主要体现在对中医思想三方面误读：注重对炼金术的深究，却刻意规避对中草药等内容的探究；“症”不科学，中医不可治急病；利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方法论，从范式转变、社会建构等方面深刻分析李约瑟对中医思想的误读，从而得出其始终站在西医的角度来探析中医的本质，势必无法真正的领会中医的美。
关键词：李约瑟；中医思想；科学知识社会学
一、对中草药的忽略以及对炼金术的重视
李约瑟在学卷中对中药的记载少之又少。其大意为，“中国较其他国家更迟引入药品”因为他无法在此挖掘西药的祖先。他认为，只有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中药相比西药更有优势。例如，《伤寒论》记载最多的麻黄，根据《本草纲目》载麻黄无毒，但西药的麻黄碱显然有毒。本质原因，不是中国古医书里记载麻黄无毒有失偏颇，而是他理解的中药和西药中的植物药大相径庭。据《神农本草经》记载，中药分成上中下三品，每种都具有各自独特的颜色、气味和脾性，中药方配伍中最需要摸熟的药性，将不同药物合理组合产生最好的药效。西医师缺乏对药物的配伍原则的掌握和运用，注重对单一药材的使用和运作，由此会激发单一介质的毒性。李约瑟站在西药的植物药的角度来评析中药，严重脱离了中医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一点在他的著作中体现的较为突出，即便他意识到这种缺陷，也无法跨越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与西方的鸿沟，进而难以揭示中医思想的内在本质。
李约瑟对中药中的矿物药兴趣颇浓，因为矿物药中的铅、汞等是炼丹的重要材料。
中国炼丹术历来和中医密不可分，而西方的炼金术的主要目的却是将金属炼成金。李约瑟以秋石作为依据指出中国的炼丹术是现代医药化学的开端，将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激素追溯到了唐朝，目的是在中国炼丹术中寻找现代化学的萌芽，但他忽略了一点，在秋石中能否提取纯净荷尔蒙还很难说。炼丹的目的并不为深刻挖掘每个物质的属性、构成和反应，而是利用自然的化学反应过程来创造一个微观的周期循环，或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修养。所以，中国炼丹家留给后代的绝不是抽象的化学公式，而是实践经验的累积。其实，矿物药之于炼丹家和中草药之于中医师之间的关系基本一致，从古至今，炼丹术并未引领现代化学的发展，中草药也未进化成植物西药，这是东方与西方思想文化根源上的冲突，根本原因归属于不同的知识文化谱系。
二、“症”不科学，中医不治急病
对比西医的无限精确，中医的症和证似乎界限模糊。症即症状，证即疾病本质，西医中并无对应词。中医师立方之前反复推敲的便是证。中医上的望闻问切，患者自身的陈述，共同探寻出气血亏盈，远早于任何现代医疗器械检测出有形之病变。对此，中医强调对症下药、量身打造药方，而西医就像在修理和更换机器，孰是孰非，目前还没有可靠的定论。
李约瑟认为，现代西医的另一个优势为“治疗急性病有特效”，而中医擅长“治疗慢性病”，两者结合互利互惠。他认为西医不擅长治疗慢性病，主要是人们对抗生素产生了副作用，对比中医来说，缺乏对患者的病症进行详细的跟踪调查，区分不同阶段患者病情的变化，然后对症下药，做长期的调理和自身的修复。但其实中医也是“快郎中”。《伤寒论》便是偏重治疗急症的典型。这部著作的写作背景便是当时一场来势汹涌的大瘟疫，当时的发病率极高、传播率极快，但是张仲景迅速把这场瘟疫压制了下去，这其中充分展现了中医在治疗急症方面的优势。《伤寒论》全书，共398条陈述，其中提到症象无救必“死”者26条，这些无疑是急症中的危证。此外，当代名医李可，是专治急重病的大家，他救活了数百名下了病危通知的患者，这是西医难以做到的。由此可知，李约瑟所认可的那种基于系统科学实验基础西医并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优势，也没有达到让起死回生的效果，他只是在西方的思想文化上得到了认可。
三、从科学知识社会学角度分析李约瑟的中医思想
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进行社会行为研究，矛头直指现代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李约瑟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已经意识到了西医只有短短200多年的历史，好多思想尚待完善。
但他忽略了范式的转变是个永远变化的过程，也许在下一次科学革命中，沦为迷信；当前奉为真理的现代西医范式，不一定会为中医所吸纳，也不一定会被未来的西医体系所肯定。
巴恩斯主张反对科学知识体系的保真性和其相应的方法论的公正性，否定绝对的科学，认为即便有些科学知识为经验所证实，也不能将摆在凌驾于其他知识体系之上，因为不同的社会文化产生不同的知识体系，并在各自的社会背景下发展的很好，一旦脱离此背景未必还能依然显现出它的主导地位。李约瑟盲目的认为，西医普适性可以跨越所有文化界限，适用于全人类，认为中医可以通过实践的证明和推理来对西方医学进行补充，这无疑限制了医学界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综上所述，李约瑟主张的西医带着自然科学的面具，忽略了在社会构建上的客观性，试图找到可以证明其普适性的存在这一点是有失公允的，因为中医和西医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知识谱系，它们在各自的谱系内自圆其说，却无法做到本质和原理上的衔接，这一点是大众所可以接受的。李约瑟虽看到了中医的可取之处，也不盲目的主张西方中心主义，但他最终还是没能摆脱现代西方科学的权威，始终站在西医的角度来探析中医的本质，势必无法真正的领会中医的美。
参考文献：
[1]傅山.傅青主女科[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
[2]黃开泰.中医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李国豪，张孟闻.中国科技史探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孟乃昌.道教与中国炼丹术[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
[5]孙星衍，孙冯翼.神农本草经[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6]张仲景.伤寒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7]马伯英.旅英谨识[J].上海中医药杂志，1990（07）.
[8]杨帆.历史的脉象——李约瑟的中医文化观[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6（2）.
作者简介：王敏（1993—），女，汉族，江苏徐州人，2016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地方农业科学技术史。
王静（1994—），女，汉族，甘肃白银人，2016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
唐小淋（1995—），女，汉族，四川威远人，201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
关键词：李约瑟；中医思想；科学知识社会学
一、对中草药的忽略以及对炼金术的重视
李约瑟在学卷中对中药的记载少之又少。其大意为，“中国较其他国家更迟引入药品”因为他无法在此挖掘西药的祖先。他认为，只有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中药相比西药更有优势。例如，《伤寒论》记载最多的麻黄，根据《本草纲目》载麻黄无毒，但西药的麻黄碱显然有毒。本质原因，不是中国古医书里记载麻黄无毒有失偏颇，而是他理解的中药和西药中的植物药大相径庭。据《神农本草经》记载，中药分成上中下三品，每种都具有各自独特的颜色、气味和脾性，中药方配伍中最需要摸熟的药性，将不同药物合理组合产生最好的药效。西医师缺乏对药物的配伍原则的掌握和运用，注重对单一药材的使用和运作，由此会激发单一介质的毒性。李约瑟站在西药的植物药的角度来评析中药，严重脱离了中医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一点在他的著作中体现的较为突出，即便他意识到这种缺陷，也无法跨越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与西方的鸿沟，进而难以揭示中医思想的内在本质。
李约瑟对中药中的矿物药兴趣颇浓，因为矿物药中的铅、汞等是炼丹的重要材料。
中国炼丹术历来和中医密不可分，而西方的炼金术的主要目的却是将金属炼成金。李约瑟以秋石作为依据指出中国的炼丹术是现代医药化学的开端，将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激素追溯到了唐朝，目的是在中国炼丹术中寻找现代化学的萌芽，但他忽略了一点，在秋石中能否提取纯净荷尔蒙还很难说。炼丹的目的并不为深刻挖掘每个物质的属性、构成和反应，而是利用自然的化学反应过程来创造一个微观的周期循环，或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修养。所以，中国炼丹家留给后代的绝不是抽象的化学公式，而是实践经验的累积。其实，矿物药之于炼丹家和中草药之于中医师之间的关系基本一致，从古至今，炼丹术并未引领现代化学的发展，中草药也未进化成植物西药，这是东方与西方思想文化根源上的冲突，根本原因归属于不同的知识文化谱系。
二、“症”不科学，中医不治急病
对比西医的无限精确，中医的症和证似乎界限模糊。症即症状，证即疾病本质，西医中并无对应词。中医师立方之前反复推敲的便是证。中医上的望闻问切，患者自身的陈述，共同探寻出气血亏盈，远早于任何现代医疗器械检测出有形之病变。对此，中医强调对症下药、量身打造药方，而西医就像在修理和更换机器，孰是孰非，目前还没有可靠的定论。
李约瑟认为，现代西医的另一个优势为“治疗急性病有特效”，而中医擅长“治疗慢性病”，两者结合互利互惠。他认为西医不擅长治疗慢性病，主要是人们对抗生素产生了副作用，对比中医来说，缺乏对患者的病症进行详细的跟踪调查，区分不同阶段患者病情的变化，然后对症下药，做长期的调理和自身的修复。但其实中医也是“快郎中”。《伤寒论》便是偏重治疗急症的典型。这部著作的写作背景便是当时一场来势汹涌的大瘟疫，当时的发病率极高、传播率极快，但是张仲景迅速把这场瘟疫压制了下去，这其中充分展现了中医在治疗急症方面的优势。《伤寒论》全书，共398条陈述，其中提到症象无救必“死”者26条，这些无疑是急症中的危证。此外，当代名医李可，是专治急重病的大家，他救活了数百名下了病危通知的患者，这是西医难以做到的。由此可知，李约瑟所认可的那种基于系统科学实验基础西医并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优势，也没有达到让起死回生的效果，他只是在西方的思想文化上得到了认可。
三、从科学知识社会学角度分析李约瑟的中医思想
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进行社会行为研究，矛头直指现代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李约瑟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已经意识到了西医只有短短200多年的历史，好多思想尚待完善。
但他忽略了范式的转变是个永远变化的过程，也许在下一次科学革命中，沦为迷信；当前奉为真理的现代西医范式，不一定会为中医所吸纳，也不一定会被未来的西医体系所肯定。
巴恩斯主张反对科学知识体系的保真性和其相应的方法论的公正性，否定绝对的科学，认为即便有些科学知识为经验所证实，也不能将摆在凌驾于其他知识体系之上，因为不同的社会文化产生不同的知识体系，并在各自的社会背景下发展的很好，一旦脱离此背景未必还能依然显现出它的主导地位。李约瑟盲目的认为，西医普适性可以跨越所有文化界限，适用于全人类，认为中医可以通过实践的证明和推理来对西方医学进行补充，这无疑限制了医学界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综上所述，李约瑟主张的西医带着自然科学的面具，忽略了在社会构建上的客观性，试图找到可以证明其普适性的存在这一点是有失公允的，因为中医和西医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知识谱系，它们在各自的谱系内自圆其说，却无法做到本质和原理上的衔接，这一点是大众所可以接受的。李约瑟虽看到了中医的可取之处，也不盲目的主张西方中心主义，但他最终还是没能摆脱现代西方科学的权威，始终站在西医的角度来探析中医的本质，势必无法真正的领会中医的美。
参考文献：
[1]傅山.傅青主女科[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
[2]黃开泰.中医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李国豪，张孟闻.中国科技史探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孟乃昌.道教与中国炼丹术[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
[5]孙星衍，孙冯翼.神农本草经[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6]张仲景.伤寒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7]马伯英.旅英谨识[J].上海中医药杂志，1990（07）.
[8]杨帆.历史的脉象——李约瑟的中医文化观[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6（2）.
作者简介：王敏（1993—），女，汉族，江苏徐州人，2016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地方农业科学技术史。
王静（1994—），女，汉族，甘肃白银人，2016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
唐小淋（1995—），女，汉族，四川威远人，201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