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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也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和国际舆论走向。肯尼亚《民族日报》作为非洲主流媒体，没有加入一些西方媒体的“舆论狂欢”，而是以更为客观、公正的报道取向成为国际舆论中的“一股清流”。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在以该报为代表的肯尼亚主流舆论中转化为中国国家形象的“正资产”。“中国是政治大国”“中国是经济大国”“中国是非洲的重要伙伴”的正面建构得到进一步强化。进一步做好对非传播，继续巩固并提升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面形象，对促进国际舆论格局朝利我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新冠肺炎疫情;肯尼亚;对非传播;中国形象
2020年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性危机，国际人员往来按下了“暂停键”，世界经济增长受挫，强权政治、“冷战”思维沉渣泛起，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横行，人类发展面临空前挑战，国际形势进入动荡变革期。在这一背景下，一些西方国家将矛头直指中国，炮制病毒“中国起源论”“中国责任论”“中国不配合国际调查论”等污名化论调。2020年10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针对14个西方国家的民调显示，对华持负面态度的民众数量达历史新高。①然而，抹黑言论并不能抹杀中国在抗疫上的巨大努力，相反地，中国不仅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而且在国际抗疫合作中作出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高度认可和评价。本文以肯尼亚《民族日报》涉华疫情报道为样本，对非洲媒体疫情叙事中的中国形象进行分析，并尝试为解决“挨骂问题”提供一种新视角。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数据
肯尼亚是东非地区重要国家，肯尼亚媒体在疫情中的涉华报道具有非洲风向标意义。具体来说，一是曝光度高。中肯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走在中非合作前列，中国议题在肯尼亚媒体中有很高能见度，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分析样本。二是可比性强。从疫情的风险水平、人口规模、地理规模、人员流动性等指标看，肯尼亚在东非地区都极具代表性。与一些东非国家放任疫情传播的策略不同，肯尼亚采取了关闭学校、限制行动、夜间宵禁等较为严格的疫情防控举措。这些与中国的相似性，提供了在比较视野下分析肯尼亚媒体疫情报道的可能性。三是卷入度深。在广州非洲人待遇问题、对华债务问题等引发非洲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上，肯尼亚都有很深的卷入度，对肯尼亚媒体的新闻样本进行分析具有纵深意义。
民族媒体集团是肯尼亚第一大媒体集团，影响力超出肯尼亚，辐射至东非、中非等广大地区。作为民族媒体集团的主报，《民族日报》（英语和斯瓦希里语双语）的报道和价值取向具有相当代表性，是研究和了解肯尼亚乃至东非地区涉华舆情的重要窗口。2020年，中国新任驻肯尼亚大使周平剑数次对肯尼亚社会发声都选择《民族日报》的平台，表明中方对《民族日报》影响力的重视与认可。
本文以“Covid-19”和“China”为关键词，在《民族日报》的英语网站检索2020年的全年报道，共获得373条有效信息。本文将积极评价中国抗疫举措及成效的文章分类为“正面报道”，将客观报道疫情发展状况及中美疫情叙事差别的文章分类为“中立报道”，将炒作疫情下中非摩擦分歧的文章分类为“负面报道”。从报道倾向看，正面报道有133篇，中立报道有159篇，负面报道有81篇。从报道占比看，正面报道占比35.7%，中立报道占比42.6%，负面报道占比21.7%。正面报道和中立报道的占比之和为78.3%。可以说，《民族日报》对中国抗疫的评价整体是积极的、公允的。
二、《民族日报》涉华疫情报道分析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场大考。中国以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率先控制住疫情蔓延，书写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中国答卷”。在国内与病毒鏖战的同时，中国还发起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球人道主义行动，身体力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①
然而，一些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由于扭曲的“中国观”作祟，加之转嫁疫情应对不力责任的国内政治需求，把疫情作为大肆抹黑攻击中国的“武器”，严重毒化国际抗疫合作氛围。在这场疫情引发的国际叙事战中，以《民族日报》为代表的非洲媒体没有加入一些西方媒体的“舆论狂欢”，而是以更为客观、公正的报道取向成为国际舆论中的“一股清流”。
（一）正面报道：对中国抗疫形象的正面构建
1.肯定中国抗疫举措及成效
当《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把武汉“封城”恶意解读为“给人们的生活和自由带来了巨大损失”时，《民族日报》刊发多篇文章肯定武汉“封城”对延缓疫情蔓延作出的巨大贡献。4月2日，《古特雷斯：新冠疫情是二战以来全球的最大危机》② 一文援引牛津大学学者的研究成果表示，如果没有武汉封城禁令和各地的应急响应措施，武汉以外地区将有超过70万例确诊病例。5月11日刊发的另一篇文章《肯尼亚确诊病例的主要输入源是迪拜而非中国》③提供了观察武汉“封城”效果的肯尼亚视角——由于和中国经贸往来密切，曾有预测担心中国会成为肯尼亚病例的主要输入源，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文章认为，武汉采取的果断“封城”舉措有效遏制了疫情蔓延。4月9日的报道《封锁并非一片黑暗》④聚焦武汉“解封”时刻，文章认为“武汉重启充分表明，在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疫情是可以遏制的”，鼓励肯尼亚当时处于封锁状态的内罗毕、蒙巴萨等各郡像武汉一样静候自己的“重启时刻”。
当一些西方媒体指责中国社区疫情防控网格化管理等举措“限制个人自由”“侵犯隐私权”时，《民族日报》明确把中国作为抗疫榜样，主张对标中国抗疫标准并实现肯尼亚本土化。5月10日刊发的《“十户联防倡议”或可成为抗击疫情的魔法子弹》①一文认为，中国社区疫情防控网格化管理在遏制疫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肯尼亚“十户联防倡议”（Nyumba Kumi）可以效仿。肯尼亚于2013年提出“十户联防倡议”的主要目的是在家庭一级建立社区警务治理机制。在应对疫情方面这样的非传统安全措施同样大有可为。 2.肯定中国经济巨大韧性
对中国经济数据指标好转的标志性事件，《民族日報》持续跟踪报道：4月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速率先转正、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超出预期、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9%。《民族日报》刊发多篇报道认为，虽然中国为疫情防控付出了巨大经济代价，但率先控制疫情让中国得以率先复产复工。中国人能够相对自由地购物、旅游和外出就餐，这与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形成了鲜明对比。只有当其他国家像中国一样取得抗疫成效时，世界经济才有可能快速复苏。经济率先复苏的中国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也为阴霾下的世界经济带来些许阳光。《民族日报》高度关注中国接连举办的服贸会、进博会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机遇，连续采用新华社多篇相关报道。
中国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的快速发展，也是《民族日报》关注的重要议题。非洲把数字经济发展视为改变非洲历史进程的重要机遇。作为非洲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一个参照，中国数字经济是非洲媒体关注的焦点。例如，为介绍疫情下中国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发展，《民族日报》全文刊发新华社10月30日的报道《小城镇掀电商直播浪潮》②。《民族日报》对华为5G技术的报道倾向，更显示其看好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前景的正面态度。在美国驻肯尼亚大使施压肯尼亚政府排除华为5G技术在该国的应用时，《民族日报》10月16日刊发题为《让“萨凡纳硅谷”开辟自己的道路》③的文章，呼吁肯尼亚政府不要受人摆布。文章表示，“华为在全球5G产业中的实力让一些国家感到不自在”，肯尼亚必须选择有利于自身数字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
3.肯定中国制度优势
此次疫情虽然是一个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但全世界作答“同一张考卷”的可比性引发了国际舆论关于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社会动员等更深层次问题的大讨论。2020年，中国经历了一场典型的“剧情反转”、化危为机的实例。疫情没有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反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光时刻”。①
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抗疫表现引发高度关注。3月23日、24日，《民族日报》先后刊发《新冠危机暴露民主制度的弱点》②《应对疫情，美国步履蹒跚，中国发挥领导力》③两篇文章。文章认为，西方民主往往在危机时期破坏有效的解决办法;中国对付疫情的方法被批评为“威权主义”，然而，中国成功地控制了疫情。6月6日，该报刊发评论文章《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够遏制后疫情时代的无政府主义》④称，2020年1～2月，美国有人“听到香槟软木塞的爆裂声”，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终于分崩离析”。但3月和4月逆转出现了，中国开始恢复。关于中国即将崩溃的“非理性的欢庆”很快被非理性的绝望甚至愤怒所取代，他们认为这种流行病可能帮助中国在目前中美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取得胜利。
中国抗疫成效背后的制度因素在肯尼亚媒体中得到严肃认真的讨论。5月2日，《民族日报》刊登题为《疫情以缓慢但坚定的方式重塑世界秩序》⑤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就以社会主义原则与市场的独特融合，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来袭，世界已经走向一个关键的地缘政治巨变时刻，美国似乎正在衰落，而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对疫情的有效应对表明了“中国民主集中制的胜利，它是市场原则和东方纪律的最佳融合，同时避免了教条主义和超级大国的狂妄自大”。7月4日刊发《新冠肺炎疫情将中国推上全球领导地位的顶峰》①一文认为，中国对疫情的成功应对将成为展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优越性”的机会。
肯尼亚执政党朱比利党总书记拉斐尔·图朱在疫情期间接受《民族日报》专访时直言，中国共产党是治国理政最好和最成功的榜样。朱比利党只能立志尽可能向中国共产党学习，但“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都不太可能接近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水平”。②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肯尼亚深受西方政治思潮影响，大多数肯尼亚人对西方的政治体制有较大认同感，媒体往往追随西方步调对中国政治体制发出质疑。《民族日报》过去也在涉华报道中通过民主、人权等议题塑造了较为负面的中国形象。而在2020年涉华报道中，《民族日报》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评价出现了逆转性变化。新冠病毒本身是一个新事物，如何防控对各国来说都是一个摸索和学习的过程，防控效果也是国家治理能力和竞争力的体现。经过疫情大考，以《民族日报》为代表的非洲媒体走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迷思，对中国制度认同感明显上升，这可能是肯尼亚舆论场上中国形象变迁中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个变化。
4.肯定中国推动国际抗疫合作
从中国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等关键信息，到向世界各国分享诊疗方案，从向世界提供抗疫医疗物资，到向有需要的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民族日报》对中国在国际抗疫合作中发挥的正面作用进行了大量报道，尤其对中国将新冠肺炎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给予重点关注。
6月4日，《民族日报》刊文对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的致辞进行大篇幅报道。③文章认为，中国将新冠肺炎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将只为美国人研制疫苗。8月2日，该报刊发文章《当心疫苗民族主义，它会阻碍非洲获得新冠肺炎病毒解决方案》④，批评富国囤积疫苗现象，强调在全球公平公正地分配新冠疫苗是遏制病毒传播、防止地缘政治冲突和供应链中断的最可靠途径，积极评价“中国有意识地与疫苗民族主义保持距离”。
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推动国际抗疫合作的实践焕发出更强大的感召力。6月6日，《民族日报》刊发的《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够遏制后疫情时代无政府主义》①一文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文章认为，中国通过向世界特别是向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大规模人道主义援助提升了外交影响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为后疫情时代和平合作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非洲和亚洲赢得人心，与当地文化和哲学产生共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非洲乌班图思想②相通，推动着21世纪非中关系的发展。为抗击疫情而做出的跨文化、跨文明集体努力，标志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次尝试。 （二）中立报道：非洲媒体视角的世界疫情
1.驳斥西方疫情政治化论调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促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也使国际舆论呈现泛政治化、标签化、污名化等新特点。针对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抹黑中国的论调，《民族日报》站在公正立场予以驳斥的态度清晰可辨。
病毒起源问题是疫情中引发争论的首要问题。这本是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由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开展国际科学研究与合作加以解决，但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却不负责任地进行“政治化”炒作，炮制“中国实验室泄露论”等谣言。对此，《民族日报》从3月开始便陆续刊文反对散布虚假信息，反对将疫情政治化。2020年3月21日，该报刊登题为《信息疫情：每天都要处理假新闻》③的文章援引科学界的研究表示“新冠病毒不是人造病毒”;4月8日，题为《5G带来新冠病毒？》④的文章认为，“中国人在武汉的实验室制造了新冠肺炎病毒并通过他们的5G网络传播”的阴谋论，是所有疫情阴谋论中最荒诞不经的一个。
对于将病毒与特定民族、种族、地区相联系的标签化做法，非洲社会普遍有切肤之痛，《民族日报》多次刊文予以驳斥。例如，6月4日，《民族日报》发表题为《中国病毒？污名化就是这样滋生的》①的文章，呼吁人们从1918年大流感、艾滋病等人类疾病史上的污名化恶果中吸取教训，强调“病毒标签化”引发的偏见只会阻碍人类走出疫情阴影的整体进程。
2.关注非洲自身利益
梳理《民族日报》2020年疫情涉华报道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受疫情冲击传导至肯尼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日用百货到药品，肯尼亚人几乎所有日常用品都主要从中国进口。3月18日，《民族日报》刊发报道援引肯尼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称，肯尼亚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平均每月价值为300亿先令（约合2.7亿美元）。②中国经济“停摆”不仅意味着肯尼亚商店里的货架变得空空如也，也意味着成千上万肯尼亚人失去生计。6月2日，《民族日报》刊发报道称，肯尼亚制造商协会2020年第一季度的一项调查显示，77.97%的会员依赖对华贸易。③2019年，8万多中国游客到访肯尼亚，疫情下中国游客的锐减对肯尼亚旅游业、航空业、餐饮业等都是重大打击。
6月4日，《民族日报》在一篇批评美国单边主义的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表示，“非洲在欧洲的许多传统伙伴尚未摆脱这一流行病的折磨，留给他们援助非洲的余地很小。由于美国对非洲漠不关心，只有北京与非洲建立的长期务实关系提供了一些可靠基础。”④
6月17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民族日报》在此后报道中频频提及此次峰会的重大意义。债务问题是肯尼亚乃至非洲国家在疫情期间的最大关切之一。会议召开当天，《民族日报》即以《非洲将从中国获得债务豁免》⑤为题报道了“中方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免除有关非洲国家截至2020年底到期对华无息贷款债务”的承诺。6月22日刊发的《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或标志抗疫斗争的转折点》⑥一文表示，自2月14日非洲大陆在埃及确认第一例病例以来，全球对非洲困境的担忧不断增加。中国在这场战斗中一直是非洲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8月22日，《民族日报》发表题为《加强非中关系是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关键》①的深度报道。该文认为，西方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使非洲与中国的合作更加紧迫和关键。在西方传统合作伙伴投资和供应减少的背景下，推动南南合作为非洲摆脱新冠肺炎疫情提供新的途径，为非洲工业化进程提供新的投资来源。
（三）负面报道：疫情冲击下焦虑与“西方中心主义”负面影响交织
前殖民宗主国对中非关系的发展非常敏感，西方媒体热衷炒作抹黑中国对非战略的论调，而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一些非洲媒体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这些论调的“传声筒”。《民族日报》2020年涉华负面报道主要是“中国种族歧视论”“债务陷阱论”，而這两个论调恰好是西方媒体“借疫生非”挑拨中非关系的两大主要“抓手”。
2020年4月，广州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中涉及在穗非洲人的疫情检测、隔离等具体事务性问题被一些西方媒体炒作为“种族歧视”问题，在非洲舆论场上掀起波澜。《民族日报》发文称“非洲人在广州无家可归”，放大中国和非洲社交媒体上双方民众对彼此的不友好言论。② 7月4日，《民族日报》在谈及该事件时将矛盾直指肯尼亚政府，称“对肯尼亚外交部来说，肯尼亚与中国的关系比生活在中国城市街头的肯尼亚人的尊严和福利更重要”。③
实事求是地讲，从中国政府层面讲，中国采取的检疫措施、各项防控措施、医疗卫生机构的救治以及社区的网格化管理等，对中国人和外国人一视同仁。中国不会对在华外国人采取系统性的歧视做法，同样也不应搞特殊待遇。“严防严控”不是一句口号，在高度紧张、严格执法的抗疫第一线，产生一些民间负面情绪，甚至有时候出现基层摩擦，都是正常现象。语言不通、文化背景不同、各国防疫措施差异等因素，更加大了对外籍人士防疫措施执行的难度。但只要以就事论事的态度处理这类问题，从操作层面、执行层面落实好防疫举措，就不会对双边关系大局造成伤害。在这个过程中，两国媒体更应该为事件的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应该炒作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使事态更加复杂化，避免给别有用心之人可乘之机。
再说“债务陷阱论”。西方媒体近年来大肆抹黑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诬称中国“诱使”相关发展中国家贷款建设大型基础设施，让贷款国落入巨额“债务陷阱”，尤其在遭受疫情严重冲击情况下，称非洲国家经济将被中国制造的“债务陷阱”拖垮。由于肯尼亚的公共债务正在逼近9万亿先令（约合830亿美元）的上限，负债累累的肯尼亚经济再遭疫情重创，让肯尼亚舆论深陷焦虑情绪，而西方媒体炒作的中国制造“债务陷阱论”成为肯尼亚舆论释放焦虑情绪的出口。《民族日报》2020年围绕债务问题刊发的大量文章言必称中国，甚至称中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蒙内铁路是“大白象工程”。 但事实上，中国债务占肯尼亚债务总额的比例仅为10%，肯尼亚整体外债构成中多边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所持债务占比最大。①中国还是二十国集团中落实缓债金额最多的成员。而且，中方向肯尼亚提供的融资均用于双方基于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确定的具体项目，双方融资合作的丰硕成果有目共睹。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民族日报》仍然不时“鹦鹉学舌”地兜售西方炮制的“债务陷阱论”，折射出“西方中心主义”对非洲社会根深蒂固的影响。
总的来说，从《民族日报》2020年涉华疫情报道看，中国在抗疫斗争中展现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在肯尼亚主流舆论中转化为中国国家形象的“正资产”。“中国是政治大国”“中国是经济大国”“中国是肯尼亚/非洲的重要伙伴”的正面建构得到进一步强化，但西方媒体炒作的一些负面论调仍有市场。
三、进一步加强对非传播的对策建议
中国在百年未遇大疫中展现出了应对重大风险危机的体制性力量。然而，在权力政治强势回归的当今世界，中国发展得越好，来自美西方的反弹可能就越猛烈。这意味着，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或将更加复杂，中国对外传播肩负的责任也更加艰巨。进一步做好对非传播，继续巩固并提升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面形象，对撬动国际舆论格局朝利我方向倾斜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从战略上更加重视对非传播。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中，非洲这块蕴含无数可能性的大陆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非洲也往往被美西方视为对华战略博弈的一个重要阵地。2021年2月5日，美国总统拜登在非洲联盟峰会上发表线上讲话，承诺与非洲国家合作，共同应对他主张的关键优先议题。①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拜登政府将寻求在世界范围内、在与中国竞合的背景下重新定义非洲的战略价值，重塑美国在非洲“政治民主化”等议题上的“领导权”可能是拜登对非政策的重要方向。2021年2月19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特别视频会议上称，欧美应立即向非洲运送足够的新冠疫苗，否则非洲国家将转向从中国和俄罗斯采购疫苗，这会导致“西方力量”只存在于概念中。②
在美西方从地缘政治视角看待中国对非合作的大背景下，涉非议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西方媒体大肆炒作，企图达到挑拨中非关系的目的。在非洲媒体逐步摆脱西方媒体的思想桎梏、寻求独立性的利我趋势下，中国更应加强对非传播的投入，进一步挤压非洲媒体随西方媒体起舞的空间，牢牢掌握由中非共同讲述“中非故事”的话语权。
第二，引导非洲媒体改变对中国新闻理念的刻板印象。中非媒体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手段，2015年、2018年两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均强调了加强媒体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近年来，中非媒体间也开展了人员培训、内容互换等多领域的合作。然而，从《民族日报》的案例可以看到，中非媒体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拓展，双方媒体对彼此的认知还远远不够。例如，《民族日报》2020年涉华疫情的现场报道虽然采用了一些新华社稿件，但主要采用源仍是法新社。81篇涉华疫情负面报道中有16篇是法新社报道，要么诬称“中国早期掩盖疫情”，要么批评“中国信息披露不透明”，要么指责“中国压迫新闻自由”。这背后反映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非洲媒体对中国新闻传播体制及新闻理念存在误读。
受历史影响，非洲各国的媒体理念与传播体制更接近西方，更认同的是冲突框架下的“看门狗”式的新闻价值观。可以说，在“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和传播语境中，中非的媒体话语建构与彼此间的认知沟通滞后于双方的经济合作与交流。近年来，中非合作论坛下“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的制度性安排，为非洲媒体界打开了中国媒体研究之门。未来，中非应在各层级建立更多制度性安排，加深中非媒体对彼此的了解，改变对彼此的刻板印象，为促进中非合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第三，应当主动推送中国声音直接进入非洲舆论场。囿于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非洲媒体缺乏自采的国际新闻。《民族日报》在关于2020年中非媒体合作论坛的报道中提出，非洲媒体发展时间不长，非洲记者很难从中国政府官员和其他信息源得到反馈和评论，这就容易导致有关中国的报道“细节缺失、事实模糊、公正性不足”。①本文作者还发现，《民族日报》在讨论后疫情时代的中国角色、“债务陷阱论”等议题时，往往只刊发西方智库学者的评论分析文章。未来，中方除了通过开展媒体互访、联合培训等方式支持非洲本土媒体发展外，还应针对非洲媒体需求更主动提供优质内容，推送中国声音直接进入非洲舆论场。尤其要抓住非洲媒体数字化转型起步的机会窗口，培养有鲜明个人魅力、娴熟外语能力、了解非洲舆情的“网红”，掌握新媒体时代对非洲传播的“麦克风”。
（责任编辑：张冬梅）
【关 键 词】新冠肺炎疫情;肯尼亚;对非传播;中国形象
2020年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性危机，国际人员往来按下了“暂停键”，世界经济增长受挫，强权政治、“冷战”思维沉渣泛起，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横行，人类发展面临空前挑战，国际形势进入动荡变革期。在这一背景下，一些西方国家将矛头直指中国，炮制病毒“中国起源论”“中国责任论”“中国不配合国际调查论”等污名化论调。2020年10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针对14个西方国家的民调显示，对华持负面态度的民众数量达历史新高。①然而，抹黑言论并不能抹杀中国在抗疫上的巨大努力，相反地，中国不仅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而且在国际抗疫合作中作出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高度认可和评价。本文以肯尼亚《民族日报》涉华疫情报道为样本，对非洲媒体疫情叙事中的中国形象进行分析，并尝试为解决“挨骂问题”提供一种新视角。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数据
肯尼亚是东非地区重要国家，肯尼亚媒体在疫情中的涉华报道具有非洲风向标意义。具体来说，一是曝光度高。中肯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走在中非合作前列，中国议题在肯尼亚媒体中有很高能见度，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分析样本。二是可比性强。从疫情的风险水平、人口规模、地理规模、人员流动性等指标看，肯尼亚在东非地区都极具代表性。与一些东非国家放任疫情传播的策略不同，肯尼亚采取了关闭学校、限制行动、夜间宵禁等较为严格的疫情防控举措。这些与中国的相似性，提供了在比较视野下分析肯尼亚媒体疫情报道的可能性。三是卷入度深。在广州非洲人待遇问题、对华债务问题等引发非洲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上，肯尼亚都有很深的卷入度，对肯尼亚媒体的新闻样本进行分析具有纵深意义。
民族媒体集团是肯尼亚第一大媒体集团，影响力超出肯尼亚，辐射至东非、中非等广大地区。作为民族媒体集团的主报，《民族日报》（英语和斯瓦希里语双语）的报道和价值取向具有相当代表性，是研究和了解肯尼亚乃至东非地区涉华舆情的重要窗口。2020年，中国新任驻肯尼亚大使周平剑数次对肯尼亚社会发声都选择《民族日报》的平台，表明中方对《民族日报》影响力的重视与认可。
本文以“Covid-19”和“China”为关键词，在《民族日报》的英语网站检索2020年的全年报道，共获得373条有效信息。本文将积极评价中国抗疫举措及成效的文章分类为“正面报道”，将客观报道疫情发展状况及中美疫情叙事差别的文章分类为“中立报道”，将炒作疫情下中非摩擦分歧的文章分类为“负面报道”。从报道倾向看，正面报道有133篇，中立报道有159篇，负面报道有81篇。从报道占比看，正面报道占比35.7%，中立报道占比42.6%，负面报道占比21.7%。正面报道和中立报道的占比之和为78.3%。可以说，《民族日报》对中国抗疫的评价整体是积极的、公允的。
二、《民族日报》涉华疫情报道分析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场大考。中国以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率先控制住疫情蔓延，书写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中国答卷”。在国内与病毒鏖战的同时，中国还发起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球人道主义行动，身体力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①
然而，一些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由于扭曲的“中国观”作祟，加之转嫁疫情应对不力责任的国内政治需求，把疫情作为大肆抹黑攻击中国的“武器”，严重毒化国际抗疫合作氛围。在这场疫情引发的国际叙事战中，以《民族日报》为代表的非洲媒体没有加入一些西方媒体的“舆论狂欢”，而是以更为客观、公正的报道取向成为国际舆论中的“一股清流”。
（一）正面报道：对中国抗疫形象的正面构建
1.肯定中国抗疫举措及成效
当《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把武汉“封城”恶意解读为“给人们的生活和自由带来了巨大损失”时，《民族日报》刊发多篇文章肯定武汉“封城”对延缓疫情蔓延作出的巨大贡献。4月2日，《古特雷斯：新冠疫情是二战以来全球的最大危机》② 一文援引牛津大学学者的研究成果表示，如果没有武汉封城禁令和各地的应急响应措施，武汉以外地区将有超过70万例确诊病例。5月11日刊发的另一篇文章《肯尼亚确诊病例的主要输入源是迪拜而非中国》③提供了观察武汉“封城”效果的肯尼亚视角——由于和中国经贸往来密切，曾有预测担心中国会成为肯尼亚病例的主要输入源，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文章认为，武汉采取的果断“封城”舉措有效遏制了疫情蔓延。4月9日的报道《封锁并非一片黑暗》④聚焦武汉“解封”时刻，文章认为“武汉重启充分表明，在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疫情是可以遏制的”，鼓励肯尼亚当时处于封锁状态的内罗毕、蒙巴萨等各郡像武汉一样静候自己的“重启时刻”。
当一些西方媒体指责中国社区疫情防控网格化管理等举措“限制个人自由”“侵犯隐私权”时，《民族日报》明确把中国作为抗疫榜样，主张对标中国抗疫标准并实现肯尼亚本土化。5月10日刊发的《“十户联防倡议”或可成为抗击疫情的魔法子弹》①一文认为，中国社区疫情防控网格化管理在遏制疫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肯尼亚“十户联防倡议”（Nyumba Kumi）可以效仿。肯尼亚于2013年提出“十户联防倡议”的主要目的是在家庭一级建立社区警务治理机制。在应对疫情方面这样的非传统安全措施同样大有可为。 2.肯定中国经济巨大韧性
对中国经济数据指标好转的标志性事件，《民族日報》持续跟踪报道：4月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速率先转正、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超出预期、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9%。《民族日报》刊发多篇报道认为，虽然中国为疫情防控付出了巨大经济代价，但率先控制疫情让中国得以率先复产复工。中国人能够相对自由地购物、旅游和外出就餐，这与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形成了鲜明对比。只有当其他国家像中国一样取得抗疫成效时，世界经济才有可能快速复苏。经济率先复苏的中国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也为阴霾下的世界经济带来些许阳光。《民族日报》高度关注中国接连举办的服贸会、进博会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机遇，连续采用新华社多篇相关报道。
中国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的快速发展，也是《民族日报》关注的重要议题。非洲把数字经济发展视为改变非洲历史进程的重要机遇。作为非洲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一个参照，中国数字经济是非洲媒体关注的焦点。例如，为介绍疫情下中国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发展，《民族日报》全文刊发新华社10月30日的报道《小城镇掀电商直播浪潮》②。《民族日报》对华为5G技术的报道倾向，更显示其看好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前景的正面态度。在美国驻肯尼亚大使施压肯尼亚政府排除华为5G技术在该国的应用时，《民族日报》10月16日刊发题为《让“萨凡纳硅谷”开辟自己的道路》③的文章，呼吁肯尼亚政府不要受人摆布。文章表示，“华为在全球5G产业中的实力让一些国家感到不自在”，肯尼亚必须选择有利于自身数字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
3.肯定中国制度优势
此次疫情虽然是一个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但全世界作答“同一张考卷”的可比性引发了国际舆论关于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社会动员等更深层次问题的大讨论。2020年，中国经历了一场典型的“剧情反转”、化危为机的实例。疫情没有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反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光时刻”。①
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抗疫表现引发高度关注。3月23日、24日，《民族日报》先后刊发《新冠危机暴露民主制度的弱点》②《应对疫情，美国步履蹒跚，中国发挥领导力》③两篇文章。文章认为，西方民主往往在危机时期破坏有效的解决办法;中国对付疫情的方法被批评为“威权主义”，然而，中国成功地控制了疫情。6月6日，该报刊发评论文章《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够遏制后疫情时代的无政府主义》④称，2020年1～2月，美国有人“听到香槟软木塞的爆裂声”，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终于分崩离析”。但3月和4月逆转出现了，中国开始恢复。关于中国即将崩溃的“非理性的欢庆”很快被非理性的绝望甚至愤怒所取代，他们认为这种流行病可能帮助中国在目前中美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取得胜利。
中国抗疫成效背后的制度因素在肯尼亚媒体中得到严肃认真的讨论。5月2日，《民族日报》刊登题为《疫情以缓慢但坚定的方式重塑世界秩序》⑤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就以社会主义原则与市场的独特融合，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来袭，世界已经走向一个关键的地缘政治巨变时刻，美国似乎正在衰落，而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对疫情的有效应对表明了“中国民主集中制的胜利，它是市场原则和东方纪律的最佳融合，同时避免了教条主义和超级大国的狂妄自大”。7月4日刊发《新冠肺炎疫情将中国推上全球领导地位的顶峰》①一文认为，中国对疫情的成功应对将成为展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优越性”的机会。
肯尼亚执政党朱比利党总书记拉斐尔·图朱在疫情期间接受《民族日报》专访时直言，中国共产党是治国理政最好和最成功的榜样。朱比利党只能立志尽可能向中国共产党学习，但“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都不太可能接近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水平”。②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肯尼亚深受西方政治思潮影响，大多数肯尼亚人对西方的政治体制有较大认同感，媒体往往追随西方步调对中国政治体制发出质疑。《民族日报》过去也在涉华报道中通过民主、人权等议题塑造了较为负面的中国形象。而在2020年涉华报道中，《民族日报》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评价出现了逆转性变化。新冠病毒本身是一个新事物，如何防控对各国来说都是一个摸索和学习的过程，防控效果也是国家治理能力和竞争力的体现。经过疫情大考，以《民族日报》为代表的非洲媒体走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迷思，对中国制度认同感明显上升，这可能是肯尼亚舆论场上中国形象变迁中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个变化。
4.肯定中国推动国际抗疫合作
从中国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等关键信息，到向世界各国分享诊疗方案，从向世界提供抗疫医疗物资，到向有需要的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民族日报》对中国在国际抗疫合作中发挥的正面作用进行了大量报道，尤其对中国将新冠肺炎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给予重点关注。
6月4日，《民族日报》刊文对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的致辞进行大篇幅报道。③文章认为，中国将新冠肺炎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将只为美国人研制疫苗。8月2日，该报刊发文章《当心疫苗民族主义，它会阻碍非洲获得新冠肺炎病毒解决方案》④，批评富国囤积疫苗现象，强调在全球公平公正地分配新冠疫苗是遏制病毒传播、防止地缘政治冲突和供应链中断的最可靠途径，积极评价“中国有意识地与疫苗民族主义保持距离”。
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推动国际抗疫合作的实践焕发出更强大的感召力。6月6日，《民族日报》刊发的《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够遏制后疫情时代无政府主义》①一文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文章认为，中国通过向世界特别是向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大规模人道主义援助提升了外交影响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为后疫情时代和平合作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非洲和亚洲赢得人心，与当地文化和哲学产生共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非洲乌班图思想②相通，推动着21世纪非中关系的发展。为抗击疫情而做出的跨文化、跨文明集体努力，标志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次尝试。 （二）中立报道：非洲媒体视角的世界疫情
1.驳斥西方疫情政治化论调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促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也使国际舆论呈现泛政治化、标签化、污名化等新特点。针对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抹黑中国的论调，《民族日报》站在公正立场予以驳斥的态度清晰可辨。
病毒起源问题是疫情中引发争论的首要问题。这本是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由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开展国际科学研究与合作加以解决，但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却不负责任地进行“政治化”炒作，炮制“中国实验室泄露论”等谣言。对此，《民族日报》从3月开始便陆续刊文反对散布虚假信息，反对将疫情政治化。2020年3月21日，该报刊登题为《信息疫情：每天都要处理假新闻》③的文章援引科学界的研究表示“新冠病毒不是人造病毒”;4月8日，题为《5G带来新冠病毒？》④的文章认为，“中国人在武汉的实验室制造了新冠肺炎病毒并通过他们的5G网络传播”的阴谋论，是所有疫情阴谋论中最荒诞不经的一个。
对于将病毒与特定民族、种族、地区相联系的标签化做法，非洲社会普遍有切肤之痛，《民族日报》多次刊文予以驳斥。例如，6月4日，《民族日报》发表题为《中国病毒？污名化就是这样滋生的》①的文章，呼吁人们从1918年大流感、艾滋病等人类疾病史上的污名化恶果中吸取教训，强调“病毒标签化”引发的偏见只会阻碍人类走出疫情阴影的整体进程。
2.关注非洲自身利益
梳理《民族日报》2020年疫情涉华报道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受疫情冲击传导至肯尼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日用百货到药品，肯尼亚人几乎所有日常用品都主要从中国进口。3月18日，《民族日报》刊发报道援引肯尼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称，肯尼亚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平均每月价值为300亿先令（约合2.7亿美元）。②中国经济“停摆”不仅意味着肯尼亚商店里的货架变得空空如也，也意味着成千上万肯尼亚人失去生计。6月2日，《民族日报》刊发报道称，肯尼亚制造商协会2020年第一季度的一项调查显示，77.97%的会员依赖对华贸易。③2019年，8万多中国游客到访肯尼亚，疫情下中国游客的锐减对肯尼亚旅游业、航空业、餐饮业等都是重大打击。
6月4日，《民族日报》在一篇批评美国单边主义的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表示，“非洲在欧洲的许多传统伙伴尚未摆脱这一流行病的折磨，留给他们援助非洲的余地很小。由于美国对非洲漠不关心，只有北京与非洲建立的长期务实关系提供了一些可靠基础。”④
6月17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民族日报》在此后报道中频频提及此次峰会的重大意义。债务问题是肯尼亚乃至非洲国家在疫情期间的最大关切之一。会议召开当天，《民族日报》即以《非洲将从中国获得债务豁免》⑤为题报道了“中方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免除有关非洲国家截至2020年底到期对华无息贷款债务”的承诺。6月22日刊发的《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或标志抗疫斗争的转折点》⑥一文表示，自2月14日非洲大陆在埃及确认第一例病例以来，全球对非洲困境的担忧不断增加。中国在这场战斗中一直是非洲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8月22日，《民族日报》发表题为《加强非中关系是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关键》①的深度报道。该文认为，西方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使非洲与中国的合作更加紧迫和关键。在西方传统合作伙伴投资和供应减少的背景下，推动南南合作为非洲摆脱新冠肺炎疫情提供新的途径，为非洲工业化进程提供新的投资来源。
（三）负面报道：疫情冲击下焦虑与“西方中心主义”负面影响交织
前殖民宗主国对中非关系的发展非常敏感，西方媒体热衷炒作抹黑中国对非战略的论调，而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一些非洲媒体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这些论调的“传声筒”。《民族日报》2020年涉华负面报道主要是“中国种族歧视论”“债务陷阱论”，而這两个论调恰好是西方媒体“借疫生非”挑拨中非关系的两大主要“抓手”。
2020年4月，广州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中涉及在穗非洲人的疫情检测、隔离等具体事务性问题被一些西方媒体炒作为“种族歧视”问题，在非洲舆论场上掀起波澜。《民族日报》发文称“非洲人在广州无家可归”，放大中国和非洲社交媒体上双方民众对彼此的不友好言论。② 7月4日，《民族日报》在谈及该事件时将矛盾直指肯尼亚政府，称“对肯尼亚外交部来说，肯尼亚与中国的关系比生活在中国城市街头的肯尼亚人的尊严和福利更重要”。③
实事求是地讲，从中国政府层面讲，中国采取的检疫措施、各项防控措施、医疗卫生机构的救治以及社区的网格化管理等，对中国人和外国人一视同仁。中国不会对在华外国人采取系统性的歧视做法，同样也不应搞特殊待遇。“严防严控”不是一句口号，在高度紧张、严格执法的抗疫第一线，产生一些民间负面情绪，甚至有时候出现基层摩擦，都是正常现象。语言不通、文化背景不同、各国防疫措施差异等因素，更加大了对外籍人士防疫措施执行的难度。但只要以就事论事的态度处理这类问题，从操作层面、执行层面落实好防疫举措，就不会对双边关系大局造成伤害。在这个过程中，两国媒体更应该为事件的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应该炒作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使事态更加复杂化，避免给别有用心之人可乘之机。
再说“债务陷阱论”。西方媒体近年来大肆抹黑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诬称中国“诱使”相关发展中国家贷款建设大型基础设施，让贷款国落入巨额“债务陷阱”，尤其在遭受疫情严重冲击情况下，称非洲国家经济将被中国制造的“债务陷阱”拖垮。由于肯尼亚的公共债务正在逼近9万亿先令（约合830亿美元）的上限，负债累累的肯尼亚经济再遭疫情重创，让肯尼亚舆论深陷焦虑情绪，而西方媒体炒作的中国制造“债务陷阱论”成为肯尼亚舆论释放焦虑情绪的出口。《民族日报》2020年围绕债务问题刊发的大量文章言必称中国，甚至称中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蒙内铁路是“大白象工程”。 但事实上，中国债务占肯尼亚债务总额的比例仅为10%，肯尼亚整体外债构成中多边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所持债务占比最大。①中国还是二十国集团中落实缓债金额最多的成员。而且，中方向肯尼亚提供的融资均用于双方基于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确定的具体项目，双方融资合作的丰硕成果有目共睹。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民族日报》仍然不时“鹦鹉学舌”地兜售西方炮制的“债务陷阱论”，折射出“西方中心主义”对非洲社会根深蒂固的影响。
总的来说，从《民族日报》2020年涉华疫情报道看，中国在抗疫斗争中展现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在肯尼亚主流舆论中转化为中国国家形象的“正资产”。“中国是政治大国”“中国是经济大国”“中国是肯尼亚/非洲的重要伙伴”的正面建构得到进一步强化，但西方媒体炒作的一些负面论调仍有市场。
三、进一步加强对非传播的对策建议
中国在百年未遇大疫中展现出了应对重大风险危机的体制性力量。然而，在权力政治强势回归的当今世界，中国发展得越好，来自美西方的反弹可能就越猛烈。这意味着，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或将更加复杂，中国对外传播肩负的责任也更加艰巨。进一步做好对非传播，继续巩固并提升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面形象，对撬动国际舆论格局朝利我方向倾斜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从战略上更加重视对非传播。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中，非洲这块蕴含无数可能性的大陆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非洲也往往被美西方视为对华战略博弈的一个重要阵地。2021年2月5日，美国总统拜登在非洲联盟峰会上发表线上讲话，承诺与非洲国家合作，共同应对他主张的关键优先议题。①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拜登政府将寻求在世界范围内、在与中国竞合的背景下重新定义非洲的战略价值，重塑美国在非洲“政治民主化”等议题上的“领导权”可能是拜登对非政策的重要方向。2021年2月19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特别视频会议上称，欧美应立即向非洲运送足够的新冠疫苗，否则非洲国家将转向从中国和俄罗斯采购疫苗，这会导致“西方力量”只存在于概念中。②
在美西方从地缘政治视角看待中国对非合作的大背景下，涉非议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西方媒体大肆炒作，企图达到挑拨中非关系的目的。在非洲媒体逐步摆脱西方媒体的思想桎梏、寻求独立性的利我趋势下，中国更应加强对非传播的投入，进一步挤压非洲媒体随西方媒体起舞的空间，牢牢掌握由中非共同讲述“中非故事”的话语权。
第二，引导非洲媒体改变对中国新闻理念的刻板印象。中非媒体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手段，2015年、2018年两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均强调了加强媒体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近年来，中非媒体间也开展了人员培训、内容互换等多领域的合作。然而，从《民族日报》的案例可以看到，中非媒体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拓展，双方媒体对彼此的认知还远远不够。例如，《民族日报》2020年涉华疫情的现场报道虽然采用了一些新华社稿件，但主要采用源仍是法新社。81篇涉华疫情负面报道中有16篇是法新社报道，要么诬称“中国早期掩盖疫情”，要么批评“中国信息披露不透明”，要么指责“中国压迫新闻自由”。这背后反映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非洲媒体对中国新闻传播体制及新闻理念存在误读。
受历史影响，非洲各国的媒体理念与传播体制更接近西方，更认同的是冲突框架下的“看门狗”式的新闻价值观。可以说，在“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和传播语境中，中非的媒体话语建构与彼此间的认知沟通滞后于双方的经济合作与交流。近年来，中非合作论坛下“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的制度性安排，为非洲媒体界打开了中国媒体研究之门。未来，中非应在各层级建立更多制度性安排，加深中非媒体对彼此的了解，改变对彼此的刻板印象，为促进中非合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第三，应当主动推送中国声音直接进入非洲舆论场。囿于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非洲媒体缺乏自采的国际新闻。《民族日报》在关于2020年中非媒体合作论坛的报道中提出，非洲媒体发展时间不长，非洲记者很难从中国政府官员和其他信息源得到反馈和评论，这就容易导致有关中国的报道“细节缺失、事实模糊、公正性不足”。①本文作者还发现，《民族日报》在讨论后疫情时代的中国角色、“债务陷阱论”等议题时，往往只刊发西方智库学者的评论分析文章。未来，中方除了通过开展媒体互访、联合培训等方式支持非洲本土媒体发展外，还应针对非洲媒体需求更主动提供优质内容，推送中国声音直接进入非洲舆论场。尤其要抓住非洲媒体数字化转型起步的机会窗口，培养有鲜明个人魅力、娴熟外语能力、了解非洲舆情的“网红”，掌握新媒体时代对非洲传播的“麦克风”。
（责任编辑：张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