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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影响很大的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缺少从中国启蒙内在不足,审视此启蒙所以在中国现代史遭际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种历史命运的分析视角。而缺少从启蒙内部去看此启蒙现代史遭际的分析视角,我们会过快把现代中国启蒙遭际救亡压倒、吸收、转化这一历史大问题过分归为外缘影响的结果。
一
如果我们把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二卷旋改名《新青年》)的出版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端的标志,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感觉与核心展开路径一开始便相当清晰地表现于陈独秀为《青年杂志》所作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敬告青年》开始便把社会比作人身,以为“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陈认为其时的中国社会,则“陈腐朽败之分子”充斥,而青年又不能“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不能“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明辨其“不可与为邻”,以“不为其菌毒所传染”,这样下去,“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中国当然不会有什么希望。面对这样一种局面,陈独秀以为若要有出路,“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
显然,这些表述包含着陈独秀对民国初年政治表现和当时居于政治舞台与社会领导地位的官僚与上层士大夫群体总的绝望,和对清末以来新式教育中所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的隐隐期望。而其所设想的应对此局面的作为路径,则在感发青年志气,抉发其认为有问题之种种观念精神状态,标示这些观念精神状态与种种破坏性政治、社会、文化现象之关系,同时作为对比,提供种种有益于中国青年活力之兴发与中国在世界争存之观念与行为方式,以通过对青年志气之感发、错误观念精神状态之校正、正确观念精神状态之确立,打破当时中国让人深感绝望之局面。
从陈最初这样一种设计与目标来说,陈所致力的这场新文化运动是非常成功的。因为,确实到了1919、192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一批陈独秀所希望的充满朝气与自信,勇于行动和论述的青年。而这批人的心理、行为方式和过去士人相当不同,且又富于政治、文化意识,政治、文化能量的青年的出现,确是以后历史区别于此前历史的重要原因。(当然,这并不表示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实际开展出来的种种结果都满意,比如,陈1920年4月发表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便对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多所批评。)
五四运动时正好在中国的杜威,当时便从一些细节敏感地看到这批青年的出现对此后中国史的重要性。比如,杜威从参加游行的青年学生有些人带了牙具以备被捕的细节,感受到学生的勇敢与牺牲精神,认定这样的民族一定会有可期待的未来。但感佩之外,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也有颇让他困扰之处。比如,杜威当时便惊讶地发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导特征之一便是:对传统有利的现象和事实,它都视而不见,对传统不利的现象和事实,它都会夸大。
杜威的这些观察很重要,因为结合杜威的观察与陈发动新文化运动的现实感受与目标设定、路径设计,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性,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明确基于突破中国现实困局的问题意识与责任心,但它开展出的实际样态,却包含着让受其模塑的青年认知上跟中国现实结构性隔膜的后果。而这结构性隔膜一面的形成,无疑和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在运动的实际推展中存在着——对传统有利的现象和事实,便视而不见或曲为带过,对传统不利的现象和事实,则往往夸大;而同时,其对欧美新潮有利的现象和事实则常常夸大,对欧美新潮不利的现象、事实与批评,则或一带而过或曲为回护——这样一些重要问题根本相关。也就是,陈和新文化运动其他领导者共通的这种论述方式和论述氛围,到了相当部分青年学生那里便变成:从西方舶来的新潮,就是真理,就是善,配合此的人才算是人;相对,中国传统本身则不仅不被假设,是它现阶段的表现不能适应现时代的要求;甚至也不被假设,虽然中国传统本身现在不能适应现代,但在过去却有机、有力地适应着中国传统社会,而是直接把传统本身当成了错误,认为,是恶,是荒唐,是非人。(比如,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最大的青年活动团体少年中国学会的最核心组织者王光祈,便在他1919年底发表的《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中说“现在的中国人连做‘人’应该具备的性格和习惯都没有”。)
而这样的论述气氛、感觉状态无疑在事实上造成新文化运动自我合法化论述,与其实际存在状态间的落差。在其自我合法化论述上,陈独秀所讲的希望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以“自度度人”,以“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是非常强调价值抉择中间一定要经过一个理性思考、理性判断的程序的。确实,新文化运动就其自我意识而言,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强调运用理性重估价值。但我们若衡之以陈独秀论述实际,和其他新文化运动代表性论述存在实际,恰恰发现的是,许多自以为充分运用了理性的论述,实际却是杜威观察指出的,明显有悖其理性宣称的状态。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感觉、核心逻辑型构——中国要突破当时的历史困境,要成功应对现代的挑战,就必须有一种全新的新人和新文化的出现,而此种朝向现代和未来的新人和新文化,必需彻底切断与中国过去文化、伦理、习俗、心理、人格上的联系——并不全然是新文化运动自我意识以为的经过必要理性程序得出的结果。
比如,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反孔教运动投入极多,撰有多篇文章论辩孔学、孔教在根本上与现代相悖,因此必须打倒或抛弃之。但不光先前陈曾对儒学资源对培养现代国民的作用有相当正面之讨论(如1904年陈著《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等),就是在陈氏集中攻击孔教、儒学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行文中,陈氏亦暴露出其所以对孔学、孔教痛加攻击,并不仅仅因对其本身不满,而是因为在现实中,孔学、孔教为袁世凯等恶势力拥护与利用。陈氏曾坦承此其“所以痛心疾首于孔教而必欲破坏之也”(《答常乃悳(孔教)》);而针对有些人辩说:“孔子生于二千年前君主之世,所言治术,自本于君政立言,恶得以其不合于后世共和政制而短之耶?”陈也坦承:“是诚然也;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故不能已于一言。”(《复辟与尊孔》)可见,陈之喋喋攻孔,就其实际动力言,非源以平心衡孔之分析,而是因为现实中以孔学、孔教为口实的力量与现实的败坏难解难分也。
于此,不能否认的是,此种实际焦点不在学理而在时势中的现实,且又未曾对此现实所以演变至此进行详细历史解析之文化思想论,一旦过快把思想文化当成对现实所以如此的对应解释,实际上不利于新文化运动达致它所希望的结果。如前所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诸领袖们,关注的焦点,本在唤醒青年奋起,以有效改变让新文化运动诸领导者所痛心疾首的中国现实。而要以不在社会、制度领导位置之青年,来承担此一许多先前在位置者亦无以有效措手足之艰困现实,无疑需要报此志向之青年,对此现实有深刻之认识,这样,才最可能导引社会各种现存之力量,焕发社会各种现存之潜能,同时,尽可能减少不必要之阻力,往自己所希望的方向行进。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政治意图,本要求被启蒙新青年,对中国现实有居于改造立场之全面深刻认识。而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中所造成的新青年跟中国现实的结构性隔膜感,恰恰妨碍新青年对其欲改造的中国中含蕴的,有助于中国往自己所希望的变革方向发展的那部分现实产生恰切的认知,而这当然会大大减弱这些对中国抱高度责任感的新青年的现实介入能力、政治改造能力。
二
从此一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影响一时的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便很清楚,此论若要更具历史透视力、解析力,就必须看到,新文化运动开展出的启蒙所以在救亡任务面前容易被吸收、转化,既因为救亡是中国现代无法回避的根本任务,新文化运动在起源上便包含救亡的根本目标等,还因为中国的启蒙所从出的新文化运动本身的结构性弱点所导致的,中国启蒙在内含中国现实问题能力上的认知欠缺,和与此认知欠缺相伴的政治现实感的不足、政治介入能力的不足。因此,当救亡实践以中国和时势为理由时,秉承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启蒙观的现实介入者,便很难给出更兼顾启蒙同时有很强现实说服力的可竞争行动方案。
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影响很大的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缺少从中国启蒙内在不足,审视此启蒙所以在中国现代史遭际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种历史命运的分析视角。而缺少从启蒙内部去看此启蒙现代史遭际的分析视角,我们会过快把现代中国启蒙遭际救亡压倒、吸收、转化这一历史大问题过分归为外缘影响的结果。
事实上,中国现代史基本的历史—社会—政治构造,有利于被此启蒙模塑出的知识分子群体在现代中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中国社会就其基本社会构成来说,跟清末差别不大,主要还是士农工商四民结构。这一基本构成未变,意味着在政治层面,士仍然是整个社会最积极、最可能跳脱自身利益的政治参与来源。在清末,皇权外,政治主要跟士及从士所出的官僚精英和科考精英有关。而民初的历史挫折让人们清楚看到,当时不仅直接在权力和社会台面上的精英就其实践和精神表现,不足以面对当时的时代困局,而且他们在思想和论述上也缺少足够的敏觉与活力。台面上的精英如此,非台面上的传统形态的士在如何应对当时困局上,也缺少必要的政治和思想准备。而这都给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学生青年知识分子这从传统士阶级蜕变出的新形态的士,不仅在政治性问题上冒头以绝大的空间,而且也给他们在思想文化空间上快速上位,并给人举足轻重之感以绝好的机会。
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社会—政治构成样态,才产生如下历史事实:整个中国现代新文学、新思想、新观念书刊,其实际影响的人数不多,却对历史面貌乃至历史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要明了这一历史事实得以存在的原因,便涉及我上面讨论的中国现代政治性的社会构成问题。因为虽然中国现代新文学、新思想、新观念思潮直接扫到的人群不大,确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政治构成中对社会的政治氛围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群,因此,这实际阅读人数有限的新文学、新思想、新观念的变化、取向,便以令人吃惊的作用力影响着历史的走向。
既然历史—社会—政治结构有利于秉承新文化运动启蒙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发挥政治影响,那为什么现实中此启蒙的秉承者并未如此结构所预定的,直接而非间接地发挥出巨大的政治作用呢?这就涉及前面讨论的,此启蒙内在结构性欠缺所导致的启蒙模塑出的群体现实政治能力不足的问题。正是启蒙的此一结构性不足,使得居于中国现代史与政治性相关的社会有利位置的被启蒙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未能发展出和他们重要论述位置相配合的重要且独立的政治位置,反在政治性和组织性上落于被其他更具中国现实感的政治力量吸收和转化的位置。不过,虽然有上述不足,但因为此一群体事实上是中国现代历史—社会—政治构成中,唯一现成的有很强的政治冲动,又具高度现代意识、民族责任感与向上朝气的群体,因此,对其他政治力量来说,能不能把此群体成功吸收转化为自己的力量,也就成了各种政治力量能否在现代中国史上胜出的关键。
是以,李泽厚影响很大的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谈启蒙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却不正视此启蒙结构性欠缺,所造成的此启蒙在中国认知能力与现实行动能力方面的不足,和这些不足与此启蒙所以有现代史我们所见遭际的深刻内在关系,便直接把中国大陆后来问题归为此启蒙的被压倒、被中断,当然使得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新启蒙思潮,不可能成为在历史地检讨中国启蒙的基础上继承此启蒙的思潮,从而获致一种更复杂有力的思潮状态,反让它很大程度误以为重复当年的启蒙便很好地面对了80年代中国自身的课题。而这,当然也使得自认为从历史和现实出发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新启蒙思潮,不可能真的具备很强的中国历史和现实含纳能力。评·新书长廊·回望宗族的背影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
科大卫著,卜志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一
如果我们把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二卷旋改名《新青年》)的出版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端的标志,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感觉与核心展开路径一开始便相当清晰地表现于陈独秀为《青年杂志》所作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敬告青年》开始便把社会比作人身,以为“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陈认为其时的中国社会,则“陈腐朽败之分子”充斥,而青年又不能“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不能“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明辨其“不可与为邻”,以“不为其菌毒所传染”,这样下去,“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中国当然不会有什么希望。面对这样一种局面,陈独秀以为若要有出路,“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
显然,这些表述包含着陈独秀对民国初年政治表现和当时居于政治舞台与社会领导地位的官僚与上层士大夫群体总的绝望,和对清末以来新式教育中所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的隐隐期望。而其所设想的应对此局面的作为路径,则在感发青年志气,抉发其认为有问题之种种观念精神状态,标示这些观念精神状态与种种破坏性政治、社会、文化现象之关系,同时作为对比,提供种种有益于中国青年活力之兴发与中国在世界争存之观念与行为方式,以通过对青年志气之感发、错误观念精神状态之校正、正确观念精神状态之确立,打破当时中国让人深感绝望之局面。
从陈最初这样一种设计与目标来说,陈所致力的这场新文化运动是非常成功的。因为,确实到了1919、192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一批陈独秀所希望的充满朝气与自信,勇于行动和论述的青年。而这批人的心理、行为方式和过去士人相当不同,且又富于政治、文化意识,政治、文化能量的青年的出现,确是以后历史区别于此前历史的重要原因。(当然,这并不表示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实际开展出来的种种结果都满意,比如,陈1920年4月发表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便对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多所批评。)
五四运动时正好在中国的杜威,当时便从一些细节敏感地看到这批青年的出现对此后中国史的重要性。比如,杜威从参加游行的青年学生有些人带了牙具以备被捕的细节,感受到学生的勇敢与牺牲精神,认定这样的民族一定会有可期待的未来。但感佩之外,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也有颇让他困扰之处。比如,杜威当时便惊讶地发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导特征之一便是:对传统有利的现象和事实,它都视而不见,对传统不利的现象和事实,它都会夸大。
杜威的这些观察很重要,因为结合杜威的观察与陈发动新文化运动的现实感受与目标设定、路径设计,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性,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明确基于突破中国现实困局的问题意识与责任心,但它开展出的实际样态,却包含着让受其模塑的青年认知上跟中国现实结构性隔膜的后果。而这结构性隔膜一面的形成,无疑和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在运动的实际推展中存在着——对传统有利的现象和事实,便视而不见或曲为带过,对传统不利的现象和事实,则往往夸大;而同时,其对欧美新潮有利的现象和事实则常常夸大,对欧美新潮不利的现象、事实与批评,则或一带而过或曲为回护——这样一些重要问题根本相关。也就是,陈和新文化运动其他领导者共通的这种论述方式和论述氛围,到了相当部分青年学生那里便变成:从西方舶来的新潮,就是真理,就是善,配合此的人才算是人;相对,中国传统本身则不仅不被假设,是它现阶段的表现不能适应现时代的要求;甚至也不被假设,虽然中国传统本身现在不能适应现代,但在过去却有机、有力地适应着中国传统社会,而是直接把传统本身当成了错误,认为,是恶,是荒唐,是非人。(比如,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最大的青年活动团体少年中国学会的最核心组织者王光祈,便在他1919年底发表的《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中说“现在的中国人连做‘人’应该具备的性格和习惯都没有”。)
而这样的论述气氛、感觉状态无疑在事实上造成新文化运动自我合法化论述,与其实际存在状态间的落差。在其自我合法化论述上,陈独秀所讲的希望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以“自度度人”,以“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是非常强调价值抉择中间一定要经过一个理性思考、理性判断的程序的。确实,新文化运动就其自我意识而言,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强调运用理性重估价值。但我们若衡之以陈独秀论述实际,和其他新文化运动代表性论述存在实际,恰恰发现的是,许多自以为充分运用了理性的论述,实际却是杜威观察指出的,明显有悖其理性宣称的状态。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感觉、核心逻辑型构——中国要突破当时的历史困境,要成功应对现代的挑战,就必须有一种全新的新人和新文化的出现,而此种朝向现代和未来的新人和新文化,必需彻底切断与中国过去文化、伦理、习俗、心理、人格上的联系——并不全然是新文化运动自我意识以为的经过必要理性程序得出的结果。
比如,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反孔教运动投入极多,撰有多篇文章论辩孔学、孔教在根本上与现代相悖,因此必须打倒或抛弃之。但不光先前陈曾对儒学资源对培养现代国民的作用有相当正面之讨论(如1904年陈著《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等),就是在陈氏集中攻击孔教、儒学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行文中,陈氏亦暴露出其所以对孔学、孔教痛加攻击,并不仅仅因对其本身不满,而是因为在现实中,孔学、孔教为袁世凯等恶势力拥护与利用。陈氏曾坦承此其“所以痛心疾首于孔教而必欲破坏之也”(《答常乃悳(孔教)》);而针对有些人辩说:“孔子生于二千年前君主之世,所言治术,自本于君政立言,恶得以其不合于后世共和政制而短之耶?”陈也坦承:“是诚然也;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故不能已于一言。”(《复辟与尊孔》)可见,陈之喋喋攻孔,就其实际动力言,非源以平心衡孔之分析,而是因为现实中以孔学、孔教为口实的力量与现实的败坏难解难分也。
于此,不能否认的是,此种实际焦点不在学理而在时势中的现实,且又未曾对此现实所以演变至此进行详细历史解析之文化思想论,一旦过快把思想文化当成对现实所以如此的对应解释,实际上不利于新文化运动达致它所希望的结果。如前所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诸领袖们,关注的焦点,本在唤醒青年奋起,以有效改变让新文化运动诸领导者所痛心疾首的中国现实。而要以不在社会、制度领导位置之青年,来承担此一许多先前在位置者亦无以有效措手足之艰困现实,无疑需要报此志向之青年,对此现实有深刻之认识,这样,才最可能导引社会各种现存之力量,焕发社会各种现存之潜能,同时,尽可能减少不必要之阻力,往自己所希望的方向行进。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政治意图,本要求被启蒙新青年,对中国现实有居于改造立场之全面深刻认识。而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中所造成的新青年跟中国现实的结构性隔膜感,恰恰妨碍新青年对其欲改造的中国中含蕴的,有助于中国往自己所希望的变革方向发展的那部分现实产生恰切的认知,而这当然会大大减弱这些对中国抱高度责任感的新青年的现实介入能力、政治改造能力。
二
从此一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影响一时的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便很清楚,此论若要更具历史透视力、解析力,就必须看到,新文化运动开展出的启蒙所以在救亡任务面前容易被吸收、转化,既因为救亡是中国现代无法回避的根本任务,新文化运动在起源上便包含救亡的根本目标等,还因为中国的启蒙所从出的新文化运动本身的结构性弱点所导致的,中国启蒙在内含中国现实问题能力上的认知欠缺,和与此认知欠缺相伴的政治现实感的不足、政治介入能力的不足。因此,当救亡实践以中国和时势为理由时,秉承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启蒙观的现实介入者,便很难给出更兼顾启蒙同时有很强现实说服力的可竞争行动方案。
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影响很大的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缺少从中国启蒙内在不足,审视此启蒙所以在中国现代史遭际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种历史命运的分析视角。而缺少从启蒙内部去看此启蒙现代史遭际的分析视角,我们会过快把现代中国启蒙遭际救亡压倒、吸收、转化这一历史大问题过分归为外缘影响的结果。
事实上,中国现代史基本的历史—社会—政治构造,有利于被此启蒙模塑出的知识分子群体在现代中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中国社会就其基本社会构成来说,跟清末差别不大,主要还是士农工商四民结构。这一基本构成未变,意味着在政治层面,士仍然是整个社会最积极、最可能跳脱自身利益的政治参与来源。在清末,皇权外,政治主要跟士及从士所出的官僚精英和科考精英有关。而民初的历史挫折让人们清楚看到,当时不仅直接在权力和社会台面上的精英就其实践和精神表现,不足以面对当时的时代困局,而且他们在思想和论述上也缺少足够的敏觉与活力。台面上的精英如此,非台面上的传统形态的士在如何应对当时困局上,也缺少必要的政治和思想准备。而这都给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学生青年知识分子这从传统士阶级蜕变出的新形态的士,不仅在政治性问题上冒头以绝大的空间,而且也给他们在思想文化空间上快速上位,并给人举足轻重之感以绝好的机会。
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社会—政治构成样态,才产生如下历史事实:整个中国现代新文学、新思想、新观念书刊,其实际影响的人数不多,却对历史面貌乃至历史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要明了这一历史事实得以存在的原因,便涉及我上面讨论的中国现代政治性的社会构成问题。因为虽然中国现代新文学、新思想、新观念思潮直接扫到的人群不大,确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政治构成中对社会的政治氛围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群,因此,这实际阅读人数有限的新文学、新思想、新观念的变化、取向,便以令人吃惊的作用力影响着历史的走向。
既然历史—社会—政治结构有利于秉承新文化运动启蒙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发挥政治影响,那为什么现实中此启蒙的秉承者并未如此结构所预定的,直接而非间接地发挥出巨大的政治作用呢?这就涉及前面讨论的,此启蒙内在结构性欠缺所导致的启蒙模塑出的群体现实政治能力不足的问题。正是启蒙的此一结构性不足,使得居于中国现代史与政治性相关的社会有利位置的被启蒙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未能发展出和他们重要论述位置相配合的重要且独立的政治位置,反在政治性和组织性上落于被其他更具中国现实感的政治力量吸收和转化的位置。不过,虽然有上述不足,但因为此一群体事实上是中国现代历史—社会—政治构成中,唯一现成的有很强的政治冲动,又具高度现代意识、民族责任感与向上朝气的群体,因此,对其他政治力量来说,能不能把此群体成功吸收转化为自己的力量,也就成了各种政治力量能否在现代中国史上胜出的关键。
是以,李泽厚影响很大的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谈启蒙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却不正视此启蒙结构性欠缺,所造成的此启蒙在中国认知能力与现实行动能力方面的不足,和这些不足与此启蒙所以有现代史我们所见遭际的深刻内在关系,便直接把中国大陆后来问题归为此启蒙的被压倒、被中断,当然使得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新启蒙思潮,不可能成为在历史地检讨中国启蒙的基础上继承此启蒙的思潮,从而获致一种更复杂有力的思潮状态,反让它很大程度误以为重复当年的启蒙便很好地面对了80年代中国自身的课题。而这,当然也使得自认为从历史和现实出发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新启蒙思潮,不可能真的具备很强的中国历史和现实含纳能力。评·新书长廊·回望宗族的背影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
科大卫著,卜志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