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歌潮声中,我们迎来了新中国60华诞。在这个庄严喜庆的时刻,我作为一名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见证了60年沧桑巨变的老文艺工作者,真是心情激动,感慨万千。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社会流变、人事更迭一齐涌上心头。在这些值得记述的往事中,最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事例之一,就是曾两次近距离接触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最重要的成员、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同志。
　　
　　第三次文代会上向总理敬酒
　　
　　1960年,我有幸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文代会。这次代表大会规模之大、内容之重要,都超过了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和1953年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党中央、国务院对这次会议进行了精心组织,对代表给予了亲切关怀和热情接待,使每个代表都受到了深刻教育,对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次代表大会,于7月22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当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时,两千多名代表长时间鼓掌欢迎他们的光临。大会首先由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致开幕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然后,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做了题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工作报告。这些祝词、报告及其它材料,就目前来看,虽有一些左的影响和不实之处,但它的基本精神主要是阐明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此,代表们利用几天的时间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热烈的讨论。为了使全体代表对国际国内形势和大政方针有所了解和掌握,不仅组织代表们进行了多项参观,还组织了几次大型报告会。陈毅、李富春副总理先后做了报告,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于8月13日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做了涉及经济、政治、外交等各个方面极为重要的长篇报告,使全体代表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深刻教育。
　　在20多天的会期中,最使我心情激动、永生难忘的是大会结束前的两项活动。第一项是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接见全体代表。那天,我们接到通知,衣帽要整洁、少数民族代表一律身着民族服饰,同时还规定了相应的纪律。代表们乘车至中南海北门,整队步行至接见会场,等待接见。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走向排列整齐的代表面前,在热烈的掌声中从这一端走向另一端,时而向代表们招手致意,时而停下来和个别艺术家交谈。然后,落座与大家合影留念。我和大家一样,对毛主席的接见由衷地感到自豪,长时间激动不已。正是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尝试。尤其看到他衬衣上那块颜色有些异样的补丁时,更感到他的伟大,令人钦敬。第二项是向周总理敬酒。在大会即将结束时,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国宴招待全体代表。周总理亲自出席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为了表达西北地区文艺工作者对总理的敬仰之情,大家推举我和陕西著名诗人柯仲平、西藏著名民间艺术家扎西顿珠为代表,向总理敬酒。当我们来到主宾席时,同坐的郭沫若、白杨等也同时站起身来。周总理十分高兴,在扎西顿珠敬献了哈达之后,由我表达了西北文学艺术家的心意,向他敬酒并祝身体健康。当总理拿起高脚酒杯时,右边一位持茅台酒瓶的服务员立即走过来,周总理轻轻举手一挡,指着左边站立的服务员说,要真的,不要假的。服务员斟好酒后,总理说,谢谢你们,祝愿西北地区的文艺事业更加发展繁荣,半杯茅台一饮而尽。在我们回去向西北的代表介绍这个感人场面时,全体代表无不感动,备受鼓舞。
　　
　　见证周总理关心演员一例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的周恩来总理,对文艺工作和知识分子也给予了特别的关心和爱护。他不仅从大政方针上领导文艺,在制定知识分子政策上坚持实事求是,他还具体指导一些文艺作品的创作和提高。而且都是以共同讨论的方式进行,从不强加于人。比如昆曲《十五贯》一剧演出后,他曾两次参加座谈会。“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就是座谈时他的一句妙语,《人民日报》还以此为标题发表过一篇社论,对全国戏曲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模范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知识界广交朋友。在他的许多报告和讲话中,对很多知识分子的成长历史、重要成果、功过得失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1957年他还与贺龙副总理共同介绍京剧艺术大师程砚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寄给程砚秋的信中,充分体现了他对知识分子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的一贯思想。他在百忙之中,还亲自帮助解决过许多人遇到的困惑和问题,保护过众多知识分子。其中我亲身经历、感受最深的一例,就是他帮助京剧演员罗惠兰恢复工作,重返舞台。
　　罗惠兰是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的亲传弟子,专工青衣花衫,是一名很有成就、有一定影响的青年艺术家。1958年初,青海省京剧团为了提高自身艺术品位,更好地为青海各族人民群众服务,邀请罗惠兰来团参加演出,商定的月工资为1225元。她来团后不仅参加了剧场的正常演出,基本上保证了场场满座,还先后去了湟中县、柴达木盆地等地为工人农民进行了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时到当年的8月份,中国剧协刊物《戏剧报》刊发了一幅名为“奇货可居”的漫画,批评罗惠兰追求高价工资,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此事引起了时任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部长聂景德同志的重视。我和文化局艺术处处长韩景林被召去接受指示。他说,既然《戏剧报》有批评,我们也必须表态,通过批判使她走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之后,京剧团党支部立即实施了对罗惠兰的批评批判。一夜之间,青海人民剧院后台(当时人民剧院归属京剧团领导,集体学习、开会都在此举行),贴满了批罗的大字报,并连续召开了全团范围的批判会。在如此强烈的政治压力下,罗惠兰检讨自己忽视了政治学习,走上了错误道路。她明确表态参加青海省京剧团,再不做流动演员,并将自己的服装道具全部献给国家。至此,对罗惠兰的批判告一段落。此时她已怀孕在身,不久即以回京分娩为由一去未返。因她仍属青海省京剧团在编人员,既未回到青海,外地亦不能参加演出,问题一拖就是三年多。几年不能进行演出实践,这对一个年仅20多岁的青年演员的艺术生命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时间飞速流逝,转瞬到了1961年8月左右,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了罗惠兰的问题。指示国务院办公厅协调青海、河北两省政府办公厅具体解决罗惠兰的工作及其他问题。时任青海省省长的袁任远同志收到了罗惠兰寄给总理的申诉信,同时附有总理办公室主任许明一纸批文,大意是遵总理嘱,罗惠兰的问题请你们立即查处,并向总理交待。经两省协商,罗惠兰调至河北省京昆剧院工作,并将她的服装道具全部退还,损坏的加以赔偿。同时,省政府以袁任远省长的名义写了一个简短的检查,向总理进行了交待。至此,拖了几年的罗惠兰问题画上了句号。
　　在此事件中,我作为一个执行者,虽然没有受到组织的指责和批评,但我仍然感到自己也有一定责任,对于由此还惊动了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深感不安。随着党的三中全会和邓小平理论的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进一步认识到我们以往的工作中包括对罗惠兰问题的处理在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左的影响。当时周总理亲自处理罗惠兰的问题,实际上是对左的影响的一次有力制止,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回归与体现。现在我也愿借这篇回忆文章向罗惠兰致歉。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33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始终展现在我们面前,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中建立的伟大历史性功勋与世永存,他至纯至真的共产党人的伟大人格和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