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彻夜在桑巴的旋律里舞动，他们未曾感到疲倦，奥林匹斯山的众神，来到了我们的城市里约，他们会不知疲倦地在桑巴的旋律里舞动……”

狂欢的气焰

　　在里约热内卢的桑托斯-杜蒙特机场降落，将甜面包山和瓜纳巴拉海湾的风光尽收眼底。这是一座结合了两种极端的城市，平整开阔和斑驳陡峭兼收，富庶丰饶与赤裸贫穷交错，闲适消遣与紧张失序并置。
　　历史学家玛利亚·费尔南达在《城市中的帝国》一文中写道：里约早已习惯在高度紧张中生存，民众对频繁的夜间打劫、光天化日下的聚众滋事和毒品交易见怪不怪—此一极端作为彼一极端的基石，混乱失序成为庸常状态后，反倒塑造了城市居民闲适冷漠的个性。
　　这听上去或许与巴西人惹火、热辣的标签不相符合，却是另一层面的真实：当警察在韦吉加尔贫民窟与抢匪、毒贩火拼之时，瓜纳巴拉海湾的闲散人群仍旧沐浴在一片晴好之中。在蒙特内格罗街街角，著名的依帕内玛女郎咖啡馆内，依然有人对就近发生的喧嚣不闻不问，专注于艺术家眼中形形色色的“人间观察”。
　　也许，正是里约人在两个极端之间随机摆动的潇洒个性，才造就了这个以“狂欢”驰名全球的不夜之城。在巴西记者鲁伊·卡斯特罗的笔下，里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旅行驿站，也非多愁善感者对“生活在别处”的妄想寄托，它是一座融合之城，而非仅仅是一个集合体。

　　他们是被巴西这片阔土上广泛存在的“无国籍主义”深深感染了。

　　以始于16世纪中期的移民经历为例，在里约的短暂停留，使这些生性严谨古板的欧洲人立刻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举手投足间反倒夹带着里约人特有的冷热不定。他们是被巴西这片阔土上广泛存在的“无国籍主义”深深感染了。
　　当你背着旅行包行走在里约街头，大可不必对随处出现的各界名人及他们随性散漫的作风大惊小怪。之所以将里约称作融合体，最根本的基点在于狂欢状态的日常化：人人均可享受漫步街道的乐趣。
　　对于里约人而言，复杂荒诞的现代感一一舒展，最终展现极致单纯的面貌。无论是普通民众或社会名流，休闲装扮永远是这座城市的名片，就连用于日光浴和餐后散步的沙滩，也能被里约人简化成露天的集会场所。这亦是一种理所当然：对他们而言，所有休闲活动都理应发生在户外。
　　如果說本雅明借着波德莱尔这面棱镜，洞见了巴黎人的陌生和震惊，那么里约人则会从街道和海滩，看见纵情狂欢的可能。他们积极融入、踊跃参与，是适应和乐享，而非失所与流离。

溯源狂欢节

　　不了解狂欢节的人是不可能真正了解巴西、了解里约的。
　　狂欢节在复活节前47天，每年的狂欢节日期都不固定，一般在2月中下旬。但由于复活节是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故狂欢节必定在周二举行。尽管狂欢节被定格在南半球夏日的一个具体日期，但巴西人为迎接它的到来，总会花费数月时间做准备。桑巴舞校的选拔、彩车游行的排演、狂欢节时的城市之主“莫莫王”的选拔，都须提前筹备。
　　1502年，当葡萄牙人首次登陆南美土地时，迎接他们的是赤身裸体、围聚成群、纵情歌舞的原住民—托比纳巴族印第安人。彼时的手舞足蹈，或许已为日后声名远扬的狂欢埋下了伏笔。在巴西1889年获得独立前的近400年间，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曾轮番争抢这片土地。他们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但宗主国的移居者也注定被原住民的热情奔放“驯服”。
　　在巴西本土，狂欢节的形式直到19世纪末才逐步固定。在此之前，它经历了数次曲折发展。

　　17-18世纪，巴西处于葡萄牙的统治之下，狂欢节文化与恶作剧相连。城镇居民中的一半与另一半互相扔垃圾，臭鸡蛋、烂白菜充斥着整个巴西。这时的狂欢节是对压抑的不满情绪的宣泄。这期间，居民闭门不出，除了害怕被秽物砸伤，还因为在节日过后，以肺炎为主的传染病会在城中肆虐。
　　据说，直到1840年，这项粗俗的狂欢节风俗才在新贵族的努力下被逐步废止。巴西新贵族们从较为文明的威尼斯狂欢节中汲取灵感，将华尔兹、波尔卡、四对方曲式引入舞会。这一时期，对音乐和喧闹的张扬，促使了狂欢俱乐部的出现;彩车游行有了雏形，与现今的区别在于，车上搭载的不是能歌善舞的桑巴好手，而是清一色的妓院裸女—她们承担起激发民众参与活动的重任。
　　直到这时，狂欢节仍然效仿西方模式，是白人移民群体中的风俗。大批经由奴隶贸易来到巴西的黑人，尽管不能享受狂欢节，但他们有“卡多斯舞节”的传统。来自不同地方的民众组成各自的舞队，他们戴着面具、身着奇装、手持队旗，沿街斗舞并展开激烈的夺旗大战。以卡多斯舞节为雏形，日后的狂欢节有了两种发展方向，其一是桑巴舞校的斗舞;其二是以面具和奇装为特色的小丑，流窜在狂欢节的街头，趁机实施恶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