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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雍正元年（1723），由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领导的叛乱事件，尽管其历时较短，规模不大，却在当时的青海及周边的甘肃、西藏、新疆等地区造成了不安定局面。罗卜藏丹津的此次行动，恰好为当时正积极准备在青海地区完成中央集权制统治的清中央政府提供了用兵契机，使该事件对之后青海地区及该地区的和硕特蒙古的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重大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沿着前人对罗卜藏丹津事件的研究轨迹，对引起该事件的原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和硕特蒙古；罗卜藏丹津；叛乱原因
[中图分类号]：K24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2
明末清初，驻牧新疆天山北部一带的漠西蒙古卫拉特四部（即和硕特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之间因牲畜总数的自然增长而引起了牧地划分矛盾，部落之间纠纷不断，逐渐崛起的准噶尔部势力已取代了一直以来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和硕特部，为此，两部领袖间的矛盾日渐加剧。为了缓和内部纷争的局面，他们选择以对外扩张的方式解决部族面临的危机。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欣然答应四世班禅、五世达赖喇嘛之邀，于崇祯十年（1637）南下占领了青海、喀木（西康）等地后，到达西藏，协助藏传佛教格鲁派消灭了其劲敌之一——盘踞后藏的支持噶玛噶举派的藏巴汗地方政权。此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地区一直被固始汗的子孙所统治。
雍正元年（1723），占据青海的固始汗第十子达什巴图尔之子——袭有青海“和硕亲王”的罗卜藏丹津起兵叛乱。分析其原因，笔者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青海和硕特蒙古与清廷间的矛盾加深
康熙四十二年（1703），固始汗的曾孙拉藏汗成为了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第四代汗王。自此，拉藏汗与由五世达赖喇嘛精心栽培、扶植的第巴桑结嘉措之间围绕蒙藏上层争夺西藏统治权展开的斗争日趋激烈。三年后（1705），桑结嘉措在双方的武装冲突中惨遭失败，并被杀害，从此，拉藏汗独揽西藏政教大权。早先桑结嘉措因在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匿丧十五年和暗中相助噶尔丹等事件中早已失去了清中央政府的宠信，此次失利，仓央嘉措亦受牵连。拉藏汗斥责桑结嘉措所立的六世达赖喇嘛之行为多有不端，奏请康熙帝将其废黜。不久，奉皇帝之命，拉藏汗逮捕了仓央嘉措并将其送往北京，不料，仓央嘉措行之青海湖畔病故。
在蒙藏社会中，只要掌握了达赖喇嘛这位精神柱石，就能凭借宗教在群众中的威力，控制其部众，左右蒙藏社会政权。拉藏于两年后（1707），另立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被清朝封为青海“亲王”的察汗丹津等已经察觉到拉藏汗为扩大权势而加紧了对他们的控制，因此，他们与西藏三大寺僧人取得联系后，将出生在康区理塘的格桑嘉措立为六世达赖喇嘛，企图以此制衡拉藏汗。此时，青海与拉藏汗各自以所立的达赖喇嘛作为筹码，企图争夺和硕特蒙古在青、康、藏区的统治权，清朝恐双方会因此而起事端，为便于控制达赖喇嘛，欲迁“青海达赖喇嘛噶桑加措置内地塔尔寺居之”。此时，其他贝勒、台吉等皆从中央之命令，而贝勒察罕丹津和台吉罗卜藏丹津不愿达赖被清廷所控制，以达赖喇嘛“避痘，不宜远行”为借口，始终推辞，不见启程。直至清廷向察罕丹津牧地附近松潘诏西宁、四川、松潘诸路“设兵备之”，察、罗卜二人恐惧而方从之。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兵分两路：一路直奔拉萨，诛拉藏汗；一路欲按照罗卜藏丹津和策旺阿拉布坦所合谋，去劫持塔尔寺的格桑加措入藏，结果被清兵打败。其间，罗卜藏丹津拒绝为清兵提供马匹，庇护准军，阻挠清军入藏驱除准军。显然，罗卜藏丹津对清廷早有不满。
康熙五十九年（1720），企图以准军势力夺取西藏汗位未遂的罗卜藏丹津“很不情愿地”与青海诸蒙古首领随同延信大军护卫格桑嘉措入藏，“冀望以此功得到清廷的册封，觊为唐古特长。”在七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上，清廷官员高居首席，而罗卜藏丹津等在陪席所受的冷落，无疑又为罗卜藏丹津起事叛乱增加了筹码。
二、清廷的治藏政策使罗卜藏丹津继承祖业无望
自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清廷派侍郎赫寿入藏协助拉藏汗管理西藏事务起，清中央已经为转移蒙古部落在西藏的统治权做好了准备。于是，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驱逐准噶尔之际，果断废除第巴制度，新设噶伦制，将和硕特蒙古势力彻底排挤出西藏。同年春，清朝派出岳钟琪等人建立起了中央对康区的直接统治权，青海和硕特为此失去了原本用作供养该部落的赋税财源。属固始汗嫡孙的罗卜藏丹津，在青海和硕特蒙古部落中拥有显赫的地位，以为“复先人之霸业，总长诸部”的继承人非他莫属，而清朝在青藏地区的一系列举措，使他“希冀藏王”的美梦化为幻影。
三、清廷的相关措施激化了青海和硕特的内部矛盾
自青海蒙古内附后，清廷为实现其最终统一青海的目的，逐渐开始插手青海和硕特的内部事务，康熙五十五年（1716），清廷派出侍卫阿奇图前往青海，召集诸台吉商议管理左右盟相关事宜，会盟结果决定令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两人共领青海右翼，以防止其中一方势力过大。后来，清廷分封曾跟随延信将军进藏有功且在青海和硕特中影响较大的察罕丹津为“亲王”，如此，新“亲王”的出现必然会引起已经承袭“和硕亲王”的罗卜藏丹津的不满。之后，清廷又封固始汗第三子之孙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为郡王，并厚给赏赐，而罗卜藏丹津只受到“加俸银二百两，锻五疋”的待遇。显然，吸取了准噶尔作乱之经验教训的清廷原本打算通过此举削弱和打击罗卜藏丹津之势力，不料，中央政府对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们的封賞办法和对其内部事务的干预，反而激化了蒙古贵族上层间酝酿已久的矛盾。
四、是清朝为实现中央集权制在青海施政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车轮行至雍正元年（1723）初夏，察罕丹津侵占了其侄丹仲的部落。川陕总督年羹尧立即令时任四川提督的岳钟琪备兵一万，副将黄喜林备兵五千，西宁及陕西土司汝松也各自备兵三千，“遣人前往插汉丹进处，索取丹仲妻妾部落，插汉丹进必然抗拒，即于彼处兴师问罪，势所必至。岳钟琪预备兵马一万有奇者见及此也。因此而擒察罕丹津父子，除凶恶以警众彝，衅不自我，师出有名，此国家之利也。” 由此看出，察罕丹津与丹仲发生矛盾之时，清朝早已有了出兵青海之意图。而此时，雍正则听取恰亲王、隆科多、拉锡等近臣的意见，采取“有事不如无事……顺其请而缓其事，如果有别露逆端，不妨再明正其罪”的方法，将丹仲的部落给予了察罕丹津，认为“或因此破格天恩感化察罕丹津。则既寝其目前之逆谋，而我得以专心料理兵马，以待来春。或插汉丹进数应灭亡，得意肆志，则秋尽冬初草实马肥两家合势，其举动恐不似目今之游移也。”可见，清廷此举意在争取必要的出兵时间，同时为防止察罕丹津和罗卜藏丹津联合起来对付清政府，在已经激化的青海和硕特部落间的矛盾上推波助澜。 当初清廷为进一步控制青海，亲自插手将其分为左右两翼，不料却为雍正元年（1723）发生的事件埋下了祸根。是年六月，青海和硕特左翼内因部分台吉投靠事宜引发的相互征战行动牵动了右翼诸台吉，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因不敌罗卜藏丹津之攻击，前往投靠清军并受到了保护。年羹尧就此事上奏：罗卜藏丹津人众地广，非兵力充足未可轻举，即或确有蠢动信息，谅亦不敢干犯内地。臣惟严饬将弁，谨守边汛，按兵不动，秋冬两季一切兵马器械驮载粮饷料理齐备，来年三月下旬青草将出之际，臣当竭力兴师问罪，以定西海。此处，年羹尧提出了欲在翌年“定西海”的说法，说明清廷出兵的意图不仅是为了平定罗卜藏丹津的个人作乱行为，更是打算以此作为全面经略青海地方的開端。
察罕丹津与其侄拉扎布素有矛盾，趁此动乱之际，拉扎布率领部下向察罕丹津发起突然袭击，使察罕丹津败北。而察罕丹津以为，他之所以受此攻击，是因为罗卜藏丹津在背地里唆使拉扎布，于是与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联合上奏称：罗卜藏丹津“遣使准噶尔，欲同策旺阿拉布坦背叛”，“欲独占西招青海地方”的同时，于雍正元年（1723）八月领兵攻打罗卜藏丹津，最终因不敌罗之反击，率妻子部众逃入河州老鸭关，请求清军保护。事后，年羹尧上奏称：“察罕丹津虽非实心内向者，而既得丹仲部落，满其所欲，又为罗卜藏丹尽所逼，目前迫有恭顺之象。亦正不妨因其恭顺。且示宽大，以羁縻之耳。臣又闻得侍郎常寿前往罗卜藏丹尽处排解，而罗卜藏丹尽情词倨傲，诈而无礼，恐是自取败亡之兆。又闻，罗卜藏丹尽已领兵前往侵察罕丹津。若果有此事，察之兵力足以相敌，断不似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奈之无能为也。臣已密移四川提督，并行之西宁总兵，严防边汛。口外渐已寒冷，即有信息，不可轻动。总之，我兵必计算始终乃可调集。且静守观衅，以待来春，似不为迟。”年羹尧认为，如此部落间的内部斗争，察罕丹津也足以与罗卜藏丹津相匹敌，朝廷应静观以待来年。而雍正帝担心罗卜藏丹津可能会与策旺阿拉布坦勾结，以免扰乱“定西海”的计划，认为以目前情形，等到来春恐怕错失机宜，“朕意趁其羽力未成，目今已得出师之辞矣”。于是，雍正帝决定以“平乱”为出兵之机，一举平定青海。
面对清廷的步步紧逼，和硕特蒙古上下开始担忧自身的处境。德庆寺堪布察罕诺门汗屡次派人与罗卜藏丹津取得联系，积极鼓动罗卜藏丹津举行会盟，率领部众反抗。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之下，罗卜藏丹津于1723年夏季，引诱诸部落首领齐聚察罕托罗海，进行会盟，还告诉他们不得继续使用清廷所封“王、贝勒、公”等爵位之称号，他自己亦以“达赖浑台吉”的称号统领各部，开始起兵叛乱。是年十月，雍正皇帝命令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任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全面展开了对青海的军事行动。
五、结语
综上所述，清中央在实施其治边政策的过程中，与地方封建势力产生矛盾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中央与和硕特蒙古间各自所期望的利益目标本身就是对立、冲突的。清中央政府为实现其全面经略青海的最终目标而逐步插手和硕特蒙古内部事务，为实现其内部相互钳制，实施将其分为左右两翼等措施，进而使其内部纠纷不断，逐渐瓦解了其凝聚力。而罗卜藏丹津欲“复先人霸业，总长诸部”的野心，加之青海蒙古地区上层喇嘛们的鼓动，这起事件不可避免。综观这场清中央政府与青海蒙古和硕特封建势力间为实现各自目标所展开的政治博弈，身名显赫的“和硕亲王”罗卜藏丹津，最终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为其所代表的地方封建势力的利益做了最后一搏。但是，作为一地方封建力量，其欲称霸一方的野心，与国力日渐上升，逐步完成国家统一，积极实现中央集权制的清廷中央之策略背道而驰，最终的失败是历史潮流所趋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魏源撰，韩锡铎、孙文良点校.圣武记[M].中华书局，1984.
[2]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年羹尧奏折专辑（上）[M].中华民国六十年十二月.
[3]曾国庆、黄维忠.清代藏族历史[M].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
[4]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关键词：和硕特蒙古；罗卜藏丹津；叛乱原因
[中图分类号]：K24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2
明末清初，驻牧新疆天山北部一带的漠西蒙古卫拉特四部（即和硕特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之间因牲畜总数的自然增长而引起了牧地划分矛盾，部落之间纠纷不断，逐渐崛起的准噶尔部势力已取代了一直以来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和硕特部，为此，两部领袖间的矛盾日渐加剧。为了缓和内部纷争的局面，他们选择以对外扩张的方式解决部族面临的危机。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欣然答应四世班禅、五世达赖喇嘛之邀，于崇祯十年（1637）南下占领了青海、喀木（西康）等地后，到达西藏，协助藏传佛教格鲁派消灭了其劲敌之一——盘踞后藏的支持噶玛噶举派的藏巴汗地方政权。此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地区一直被固始汗的子孙所统治。
雍正元年（1723），占据青海的固始汗第十子达什巴图尔之子——袭有青海“和硕亲王”的罗卜藏丹津起兵叛乱。分析其原因，笔者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青海和硕特蒙古与清廷间的矛盾加深
康熙四十二年（1703），固始汗的曾孙拉藏汗成为了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第四代汗王。自此，拉藏汗与由五世达赖喇嘛精心栽培、扶植的第巴桑结嘉措之间围绕蒙藏上层争夺西藏统治权展开的斗争日趋激烈。三年后（1705），桑结嘉措在双方的武装冲突中惨遭失败，并被杀害，从此，拉藏汗独揽西藏政教大权。早先桑结嘉措因在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匿丧十五年和暗中相助噶尔丹等事件中早已失去了清中央政府的宠信，此次失利，仓央嘉措亦受牵连。拉藏汗斥责桑结嘉措所立的六世达赖喇嘛之行为多有不端，奏请康熙帝将其废黜。不久，奉皇帝之命，拉藏汗逮捕了仓央嘉措并将其送往北京，不料，仓央嘉措行之青海湖畔病故。
在蒙藏社会中，只要掌握了达赖喇嘛这位精神柱石，就能凭借宗教在群众中的威力，控制其部众，左右蒙藏社会政权。拉藏于两年后（1707），另立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被清朝封为青海“亲王”的察汗丹津等已经察觉到拉藏汗为扩大权势而加紧了对他们的控制，因此，他们与西藏三大寺僧人取得联系后，将出生在康区理塘的格桑嘉措立为六世达赖喇嘛，企图以此制衡拉藏汗。此时，青海与拉藏汗各自以所立的达赖喇嘛作为筹码，企图争夺和硕特蒙古在青、康、藏区的统治权，清朝恐双方会因此而起事端，为便于控制达赖喇嘛，欲迁“青海达赖喇嘛噶桑加措置内地塔尔寺居之”。此时，其他贝勒、台吉等皆从中央之命令，而贝勒察罕丹津和台吉罗卜藏丹津不愿达赖被清廷所控制，以达赖喇嘛“避痘，不宜远行”为借口，始终推辞，不见启程。直至清廷向察罕丹津牧地附近松潘诏西宁、四川、松潘诸路“设兵备之”，察、罗卜二人恐惧而方从之。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兵分两路：一路直奔拉萨，诛拉藏汗；一路欲按照罗卜藏丹津和策旺阿拉布坦所合谋，去劫持塔尔寺的格桑加措入藏，结果被清兵打败。其间，罗卜藏丹津拒绝为清兵提供马匹，庇护准军，阻挠清军入藏驱除准军。显然，罗卜藏丹津对清廷早有不满。
康熙五十九年（1720），企图以准军势力夺取西藏汗位未遂的罗卜藏丹津“很不情愿地”与青海诸蒙古首领随同延信大军护卫格桑嘉措入藏，“冀望以此功得到清廷的册封，觊为唐古特长。”在七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上，清廷官员高居首席，而罗卜藏丹津等在陪席所受的冷落，无疑又为罗卜藏丹津起事叛乱增加了筹码。
二、清廷的治藏政策使罗卜藏丹津继承祖业无望
自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清廷派侍郎赫寿入藏协助拉藏汗管理西藏事务起，清中央已经为转移蒙古部落在西藏的统治权做好了准备。于是，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驱逐准噶尔之际，果断废除第巴制度，新设噶伦制，将和硕特蒙古势力彻底排挤出西藏。同年春，清朝派出岳钟琪等人建立起了中央对康区的直接统治权，青海和硕特为此失去了原本用作供养该部落的赋税财源。属固始汗嫡孙的罗卜藏丹津，在青海和硕特蒙古部落中拥有显赫的地位，以为“复先人之霸业，总长诸部”的继承人非他莫属，而清朝在青藏地区的一系列举措，使他“希冀藏王”的美梦化为幻影。
三、清廷的相关措施激化了青海和硕特的内部矛盾
自青海蒙古内附后，清廷为实现其最终统一青海的目的，逐渐开始插手青海和硕特的内部事务，康熙五十五年（1716），清廷派出侍卫阿奇图前往青海，召集诸台吉商议管理左右盟相关事宜，会盟结果决定令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两人共领青海右翼，以防止其中一方势力过大。后来，清廷分封曾跟随延信将军进藏有功且在青海和硕特中影响较大的察罕丹津为“亲王”，如此，新“亲王”的出现必然会引起已经承袭“和硕亲王”的罗卜藏丹津的不满。之后，清廷又封固始汗第三子之孙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为郡王，并厚给赏赐，而罗卜藏丹津只受到“加俸银二百两，锻五疋”的待遇。显然，吸取了准噶尔作乱之经验教训的清廷原本打算通过此举削弱和打击罗卜藏丹津之势力，不料，中央政府对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们的封賞办法和对其内部事务的干预，反而激化了蒙古贵族上层间酝酿已久的矛盾。
四、是清朝为实现中央集权制在青海施政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车轮行至雍正元年（1723）初夏，察罕丹津侵占了其侄丹仲的部落。川陕总督年羹尧立即令时任四川提督的岳钟琪备兵一万，副将黄喜林备兵五千，西宁及陕西土司汝松也各自备兵三千，“遣人前往插汉丹进处，索取丹仲妻妾部落，插汉丹进必然抗拒，即于彼处兴师问罪，势所必至。岳钟琪预备兵马一万有奇者见及此也。因此而擒察罕丹津父子，除凶恶以警众彝，衅不自我，师出有名，此国家之利也。” 由此看出，察罕丹津与丹仲发生矛盾之时，清朝早已有了出兵青海之意图。而此时，雍正则听取恰亲王、隆科多、拉锡等近臣的意见，采取“有事不如无事……顺其请而缓其事，如果有别露逆端，不妨再明正其罪”的方法，将丹仲的部落给予了察罕丹津，认为“或因此破格天恩感化察罕丹津。则既寝其目前之逆谋，而我得以专心料理兵马，以待来春。或插汉丹进数应灭亡，得意肆志，则秋尽冬初草实马肥两家合势，其举动恐不似目今之游移也。”可见，清廷此举意在争取必要的出兵时间，同时为防止察罕丹津和罗卜藏丹津联合起来对付清政府，在已经激化的青海和硕特部落间的矛盾上推波助澜。 当初清廷为进一步控制青海，亲自插手将其分为左右两翼，不料却为雍正元年（1723）发生的事件埋下了祸根。是年六月，青海和硕特左翼内因部分台吉投靠事宜引发的相互征战行动牵动了右翼诸台吉，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因不敌罗卜藏丹津之攻击，前往投靠清军并受到了保护。年羹尧就此事上奏：罗卜藏丹津人众地广，非兵力充足未可轻举，即或确有蠢动信息，谅亦不敢干犯内地。臣惟严饬将弁，谨守边汛，按兵不动，秋冬两季一切兵马器械驮载粮饷料理齐备，来年三月下旬青草将出之际，臣当竭力兴师问罪，以定西海。此处，年羹尧提出了欲在翌年“定西海”的说法，说明清廷出兵的意图不仅是为了平定罗卜藏丹津的个人作乱行为，更是打算以此作为全面经略青海地方的開端。
察罕丹津与其侄拉扎布素有矛盾，趁此动乱之际，拉扎布率领部下向察罕丹津发起突然袭击，使察罕丹津败北。而察罕丹津以为，他之所以受此攻击，是因为罗卜藏丹津在背地里唆使拉扎布，于是与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联合上奏称：罗卜藏丹津“遣使准噶尔，欲同策旺阿拉布坦背叛”，“欲独占西招青海地方”的同时，于雍正元年（1723）八月领兵攻打罗卜藏丹津，最终因不敌罗之反击，率妻子部众逃入河州老鸭关，请求清军保护。事后，年羹尧上奏称：“察罕丹津虽非实心内向者，而既得丹仲部落，满其所欲，又为罗卜藏丹尽所逼，目前迫有恭顺之象。亦正不妨因其恭顺。且示宽大，以羁縻之耳。臣又闻得侍郎常寿前往罗卜藏丹尽处排解，而罗卜藏丹尽情词倨傲，诈而无礼，恐是自取败亡之兆。又闻，罗卜藏丹尽已领兵前往侵察罕丹津。若果有此事，察之兵力足以相敌，断不似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奈之无能为也。臣已密移四川提督，并行之西宁总兵，严防边汛。口外渐已寒冷，即有信息，不可轻动。总之，我兵必计算始终乃可调集。且静守观衅，以待来春，似不为迟。”年羹尧认为，如此部落间的内部斗争，察罕丹津也足以与罗卜藏丹津相匹敌，朝廷应静观以待来年。而雍正帝担心罗卜藏丹津可能会与策旺阿拉布坦勾结，以免扰乱“定西海”的计划，认为以目前情形，等到来春恐怕错失机宜，“朕意趁其羽力未成，目今已得出师之辞矣”。于是，雍正帝决定以“平乱”为出兵之机，一举平定青海。
面对清廷的步步紧逼，和硕特蒙古上下开始担忧自身的处境。德庆寺堪布察罕诺门汗屡次派人与罗卜藏丹津取得联系，积极鼓动罗卜藏丹津举行会盟，率领部众反抗。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之下，罗卜藏丹津于1723年夏季，引诱诸部落首领齐聚察罕托罗海，进行会盟，还告诉他们不得继续使用清廷所封“王、贝勒、公”等爵位之称号，他自己亦以“达赖浑台吉”的称号统领各部，开始起兵叛乱。是年十月，雍正皇帝命令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任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全面展开了对青海的军事行动。
五、结语
综上所述，清中央在实施其治边政策的过程中，与地方封建势力产生矛盾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中央与和硕特蒙古间各自所期望的利益目标本身就是对立、冲突的。清中央政府为实现其全面经略青海的最终目标而逐步插手和硕特蒙古内部事务，为实现其内部相互钳制，实施将其分为左右两翼等措施，进而使其内部纠纷不断，逐渐瓦解了其凝聚力。而罗卜藏丹津欲“复先人霸业，总长诸部”的野心，加之青海蒙古地区上层喇嘛们的鼓动，这起事件不可避免。综观这场清中央政府与青海蒙古和硕特封建势力间为实现各自目标所展开的政治博弈，身名显赫的“和硕亲王”罗卜藏丹津，最终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为其所代表的地方封建势力的利益做了最后一搏。但是，作为一地方封建力量，其欲称霸一方的野心，与国力日渐上升，逐步完成国家统一，积极实现中央集权制的清廷中央之策略背道而驰，最终的失败是历史潮流所趋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魏源撰，韩锡铎、孙文良点校.圣武记[M].中华书局，1984.
[2]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年羹尧奏折专辑（上）[M].中华民国六十年十二月.
[3]曾国庆、黄维忠.清代藏族历史[M].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
[4]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