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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思享会·海上文化谈”第3期邀请了对中国近代思想和上海文化有深邃研究的许纪霖教授、周武研究员和瞿骏副教授与听众一起讨论：世界都会的上海文化，为何如今黯然了许多，又该如何再现辉煌？
许纪霖说，昔日的上海是何其辉煌，与北京形成了双城。但是今天的上海还是启蒙的重镇、文化的半壁江山吗？民国时期的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中国无可争议的文学中心、电影中心、报业中心、出版中心，但是，今天的上海不要说中心，连半壁江山都岌岌可危。当年上海的辉煌不是靠上海人，而是全国各地来的文化精英，但今天的上海已经吸引不到他们，都去了北京。北京有发达的文化市场，有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有太多的发展空间，北京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北漂”，但今天的上海已经没有“沪漂”了，上海在文化上只认高大上，看不起屌丝，不欢迎屌丝，而我们知道，最具文化原创力的，恰恰是那些一开始被人不在乎的屌丝和草根精英。90年代开始上海在经济上二度崛起，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文化复兴寄予了热烈的期望，但现在上海这个老二的地位与北京的老大地位差距还是很大，与其他二线城市的文化差距却在缩小。
周武说，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上海曾经创造过许多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亮点和文化品牌，譬如上海译制片厂推出的众多译制片，上海辞海编纂处推出的《辞海》，《文汇报》推出的《文汇月刊》，以及上海作协主办的《收获》，等等。这些文化品牌中，有的至今不但存在，而且仍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我一直认为，文化的再中心化，文化的再现辉煌，不是喊出来的，是要做出来的。在目前这样一种情境底下，上海要在文化上面要有所作为，在全国乃至在整个东亚世界当中建立自己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要着力提升五种能力，或者说要进行五种能力的建设。
一是文化的生产能力。开埠以后，上海率先引进石印、铅印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创新发展出与欧美先进国家同步的庞大文化工业。正是凭借庞大的文化工业，上海拥有了领先整个亚洲的文化生产能力。二是文化组织能力。自晚清以来，上海的文化组织、文化团体、文化机构之多，类型与层次之多样，是中国其他任何城市所无法比肩的。跨国的，全国的，本地的，应有尽有。就出版而言，民国五大书局，也就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五家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都在上海。全国最大的民间科学社团和民间学艺社团，中国科学社和中华学艺社，也在上海。还有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等教会大学，以及一大批跨国的文化组织。这些文化组织、社团、机构的汇聚、活跃与发展，不但为文化人才的落户提供了空间，而且为上海文化的持续繁盛提供了不竭的動力和活力。三是文化表达能力。文化归根到底是一种表达。表达的形式多种多样，话剧、电影、绘画是一种表达，诗词、小说、戏曲是一种表达，科学与人文是一种表达，建筑也是一种表达，邬达克建筑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大获成功，就因为他独创的建筑语言，契合了“这个城市的命运”，邬达克的传记作者卢卡·彭切里尼认为，邬达克为上海的西方业主和中国业主设计作品的方向截然不同，而后者正是他成功的原因所在。“中国业主是手握权力的社会文化精英，需要用建筑表达自己的成功以及他们领导国家走向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雄心壮志。在这样的预设下，邬达克被要求寻找一种既能表达现代化又具有识别性的建筑语言，以区别于当时上海滩那些体现外国势力的强大与傲慢的建筑。”近代上海的文化中心地位是与它的表达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几乎每一种形式的表达都留下了经典。四是文化融汇能力。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个“群星闪耀”的时代，一个是先秦，一个就是民国时期。民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中西融汇。那个时候辈出的大师没有一个不是中西融汇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有学者指出，当今中国学术最严重的不足，正是中西学术之间不能彼此融会贯通的分裂。其实不仅学术如此，其他文化形式也莫不如此。我们现在又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时代必将也是文化融汇的时代。五是文化吸附与输出能力。文化吸附能力就是你有没有能力把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资源吸引过来，特别是把最优秀的一些文化资源争取过来，让它在地化，让它能够在这个地方生根、发展，进行新的创作。文化输出能力不全是指在全国乃至全球文化贸易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还包括文化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能够主导天下雅俗的一种能力，就像明清时期的苏州那样，“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如果细分的话，文化输出至少应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文化产品的输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贸易，是可以计量的；二是制度的输出；三是价值的输出。你看伦敦也好、纽约也好、巴黎也好，为什么能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之都、文化的创意之都，而且屹立不坠，原因在于它们都具有非常强大的文化吸附能力和文化输出能力。清末民国时期的上海也是这样。上述五种能力，归根到底，是吸引人才的能力。什么时候上海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成为全国乃至全球人才的衷心向往之地，就是上海文化再现辉煌之时。
许纪霖说，昔日的上海是何其辉煌，与北京形成了双城。但是今天的上海还是启蒙的重镇、文化的半壁江山吗？民国时期的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中国无可争议的文学中心、电影中心、报业中心、出版中心，但是，今天的上海不要说中心，连半壁江山都岌岌可危。当年上海的辉煌不是靠上海人，而是全国各地来的文化精英，但今天的上海已经吸引不到他们，都去了北京。北京有发达的文化市场，有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有太多的发展空间，北京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北漂”，但今天的上海已经没有“沪漂”了，上海在文化上只认高大上，看不起屌丝，不欢迎屌丝，而我们知道，最具文化原创力的，恰恰是那些一开始被人不在乎的屌丝和草根精英。90年代开始上海在经济上二度崛起，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文化复兴寄予了热烈的期望，但现在上海这个老二的地位与北京的老大地位差距还是很大，与其他二线城市的文化差距却在缩小。
周武说，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上海曾经创造过许多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亮点和文化品牌，譬如上海译制片厂推出的众多译制片，上海辞海编纂处推出的《辞海》，《文汇报》推出的《文汇月刊》，以及上海作协主办的《收获》，等等。这些文化品牌中，有的至今不但存在，而且仍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我一直认为，文化的再中心化，文化的再现辉煌，不是喊出来的，是要做出来的。在目前这样一种情境底下，上海要在文化上面要有所作为，在全国乃至在整个东亚世界当中建立自己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要着力提升五种能力，或者说要进行五种能力的建设。
一是文化的生产能力。开埠以后，上海率先引进石印、铅印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创新发展出与欧美先进国家同步的庞大文化工业。正是凭借庞大的文化工业，上海拥有了领先整个亚洲的文化生产能力。二是文化组织能力。自晚清以来，上海的文化组织、文化团体、文化机构之多，类型与层次之多样，是中国其他任何城市所无法比肩的。跨国的，全国的，本地的，应有尽有。就出版而言，民国五大书局，也就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五家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都在上海。全国最大的民间科学社团和民间学艺社团，中国科学社和中华学艺社，也在上海。还有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等教会大学，以及一大批跨国的文化组织。这些文化组织、社团、机构的汇聚、活跃与发展，不但为文化人才的落户提供了空间，而且为上海文化的持续繁盛提供了不竭的動力和活力。三是文化表达能力。文化归根到底是一种表达。表达的形式多种多样，话剧、电影、绘画是一种表达，诗词、小说、戏曲是一种表达，科学与人文是一种表达，建筑也是一种表达，邬达克建筑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大获成功，就因为他独创的建筑语言，契合了“这个城市的命运”，邬达克的传记作者卢卡·彭切里尼认为，邬达克为上海的西方业主和中国业主设计作品的方向截然不同，而后者正是他成功的原因所在。“中国业主是手握权力的社会文化精英，需要用建筑表达自己的成功以及他们领导国家走向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雄心壮志。在这样的预设下，邬达克被要求寻找一种既能表达现代化又具有识别性的建筑语言，以区别于当时上海滩那些体现外国势力的强大与傲慢的建筑。”近代上海的文化中心地位是与它的表达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几乎每一种形式的表达都留下了经典。四是文化融汇能力。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个“群星闪耀”的时代，一个是先秦，一个就是民国时期。民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中西融汇。那个时候辈出的大师没有一个不是中西融汇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有学者指出，当今中国学术最严重的不足，正是中西学术之间不能彼此融会贯通的分裂。其实不仅学术如此，其他文化形式也莫不如此。我们现在又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时代必将也是文化融汇的时代。五是文化吸附与输出能力。文化吸附能力就是你有没有能力把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资源吸引过来，特别是把最优秀的一些文化资源争取过来，让它在地化，让它能够在这个地方生根、发展，进行新的创作。文化输出能力不全是指在全国乃至全球文化贸易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还包括文化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能够主导天下雅俗的一种能力，就像明清时期的苏州那样，“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如果细分的话，文化输出至少应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文化产品的输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贸易，是可以计量的；二是制度的输出；三是价值的输出。你看伦敦也好、纽约也好、巴黎也好，为什么能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之都、文化的创意之都，而且屹立不坠，原因在于它们都具有非常强大的文化吸附能力和文化输出能力。清末民国时期的上海也是这样。上述五种能力，归根到底，是吸引人才的能力。什么时候上海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成为全国乃至全球人才的衷心向往之地，就是上海文化再现辉煌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