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星期，去一家刊社玩，遇到很搞笑的事。
　　那里的人说，一个作者跟医院里的一个爱滋病患者建立起某种关系，要给他们写稿，要半年才登得完。刊社给的稿酬很高，好像有10万元，还说有一家境外的电视台要来拍节目，还给1000万买版权，大概是追踪报道（应该是连续剧吧？），不过怎么这么贵？我想他们是一不留神就多写了两个0。当然，这不算什么。那天中午，我就坐在那里，无比神往地偷听这个正在进行中的神话，那个同时拥有作者和爱滋病人以及他们之间N个故事的编辑，在我眼里越来越高大，就像我家门外那家新银行那么了不起。我做了那么久的撰稿人，做梦都在想拿一笔可以花很久也花不完的稿费，我一直没见过那么多的钱，这不奇怪，显然是我的创意还没到火候。
　　就在我暗自懊恼时，那个编辑桌上的电话响了。他开始接听，脸色变得越来越凝重。一刻钟之后，不幸的消息传遍了整栋大楼——那个将给许多人带来财富和希望的爱滋病患者出了问题，他的家人不知在哪里听了游医的话，以为可以用山草把他身上的病毒熏出来（像赶蚊子一样？），结果把他熏死了，就在一个小时之前。
　　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死亡具有喜剧色彩，我祖父死于文革后期，我父亲当时还在干校里，他请假奔丧。出殡那天，我们整个家族的人都到了殡仪馆，父亲是长子，他打点一切。那时候开追悼会要获得批准的，祖父早年是孙中山“同盟会”的人，参加过辛亥革命，属于被党团结的对象，所以他够资格开追悼会。我们一走进殡仪馆，父亲就碰见熟人了。那几个专给人吹奏哀乐的男人，是他以前的同事。他们得知死者是我父亲的父亲，就说：“我们一定给你吹得响亮些！”现在的追悼会远不及以前排场，现在的哀乐只是播录音带，而且音乐也没以前的过瘾。那一次，让我终身难忘的是那几个用色士风和小号吹奏哀乐的男人，他们又矮又肥，腆着大肚子，全身上下随着自己吹奏的音乐摆动。那时的哀乐，无一例外都是那首由毛主席语录谱曲的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他们把这首歌吹完又吹，又像又不像我熟悉的调子，它显然要热烈得多，而且变化无穷，从头到尾充满欢乐。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几个男人曾经是爵士乐手，后来他们失业，惟有到殡仪馆工作。他们起劲吹奏的音乐，使我感受到了死亡的喜剧色彩。
　　话说回来，那个陪爱滋病患者去泰国治病的女作者，把自己的家借给女友住，女友曾是富婆，自从家财被丈夫卷跑之后，就请了一个律师替她打官司。可是律师没把事做好，她再次被人骗财骗色。一怒之下，她废了他。就在女友的屋里，也就是那位女作者的屋里，她把律师的头放进微波炉“叮”了几下。 于是女作者继爱滋病人之后又有了一个新的报道对象。照我看来，这还是死亡的喜剧色彩在作祟。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