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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弗兰克·奥康纳以爱尔兰独立战争为背景,在《国家的客人》中细致、深刻地刻画了五位士兵从平静的生活到进入刑场的不同心理变化和遭遇,反映出他们复杂的心理矛盾,从而讽刺性地揭露了战争的残酷性。本文从人物的思想、宗教信仰、军人职责等方面分析并论述了小说中人物进退两难的处境,从而凸现出战争对社会和人的身心所造成的极大创伤和阴影。
关键词:《国家的客人》朋友 职责 矛盾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1903-1966)是爱尔兰著名作家,以其变幻多样、思想深刻的短篇小说而闻名文坛。1918年,弗兰克·奥康纳加入爱尔兰共和军并参加了爱尔兰独立战争和爱尔兰内战。后因反对爱尔兰与英国签订的《盎格鲁-爱尔兰条约》被爱尔兰自由政府军俘虏并监禁一年。这些战争中的亲身经历为弗兰克·奥康纳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
《国家的客人》(Guests of the Nation)是弗兰克·奥康纳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爱尔兰独立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发生在三个爱尔兰士兵多诺万(Jeremiah Donovan)、诺波尔(Noble)、和故事的叙述者波拿巴特(Bonaparte)与霍金斯(Hawkins)、贝尔切(Belcher)两名被俘的英国士兵之间的故事。小说中的多诺万、诺波尔、波拿巴特接到上级的命令负责看押霍金斯、贝尔切。然而,他们经过观察发现两名英国士兵非常喜欢爱尔兰的乡村生活,并无逃跑的迹象,因此,多诺万等并没有对两位英国士兵采取战俘营式的管理。相反,五人却像兄弟一样生活在一农妇的小屋里,用打牌、聊天及对宗教的争论来消磨时间,并逐渐产生了友情。但身为军官的多诺万却突然在某天再次接到上级命令,要求处死霍金斯和贝尔切,原因是英军杀害了四名爱尔兰俘虏。这一命令打破了他们暂时的宁静生活,小说中的人物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在饱受精神折磨和良心的谴责之后,他们各自为了自己的存在而不得不做出选择,但最终还是难逃悲惨的命运。
弗兰克·奥康纳在《国家的客人》中所塑造的人物具有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社会动荡不安,危机重重,“人与人的关系遭到极大的破坏,人性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扭曲,人们的自尊自信每况愈下,而人的绝望感(despair)、焦虑感(anxiety)和异化感(alienation)却与日俱增。因此,深入探索一个痛苦的‘自我’,着重表现西方人的悲观情绪和复杂心理,揭示痛苦的‘自我’来反映社会现实成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共同特征。”(李维屏,1998:54)在《国家的客人》中,贝尔切对自己的处境是绝望的,霍金斯为了生存想融入爱尔兰军队但被拒绝,而执行完军队命令后的波拿巴特和诺波尔因备受宗教道德的谴责而“再也找不到以前的感觉”。因此,小说中人物的处境值得深思和探讨。
二 朋友与敌人
小说中的五个人作为个体,他们是朋友,但在政治层面上,他们代表的两个国家是政治冲突中的敌人,他们处在这一对矛盾之中。在战争状态下,故事中的多诺万、波拿巴特和诺波尔代表着爱尔兰的利益,他们应该把英国俘虏霍金斯和贝尔切当作敌人。但是,在两名英国士兵被关押期间,看守者、俘虏和房屋的女主人之间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老妇人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位爱尔兰当地人,却能容纳并招待来自英国的俘虏,这足以显示出爱尔兰人热情好客的天性。打牌消磨时间的同时也消除了战争在他们之间的隔阂。贝尔切是个玩牌好手,经常把赢来的钱交给输钱的霍金斯,这样大家就公平了,其乐融融地享受着拥有朋友、分享友谊的快乐。三名爱尔兰士兵中,多诺万是一名军官,在他过来监督士兵和俘虏时,也禁不住被这融洽的场面所吸引,并不停地为霍金斯出错牌而大喊生气。
远离战场,居住在偏远村落里的五个人完全忘记了自己代表的是正在交战的两个国家的利益,友谊消除了他们之间的戒心和警惕。但小范围内平静的背后却是波澜壮阔的武装斗争,因此,他们五个人都处在个体与所处时局的矛盾和冲突之中。两个政治集团的摩擦与矛盾终究是要作用在个体身上来释放的,局部总要受到总体的牵制。敌我双方在武装冲突力量的作用下是无法用朋友之礼相待的。直到爱尔兰士兵接到枪决俘虏的命令时,波拿巴特才有所醒悟但又万般无奈地埋怨多诺万,“难道你真没有预见什么吗?一开始就没有警告诺波尔和我与他们要保持距离。” 士兵和俘虏已经成为“朋友”,又远离交战前线,但因战争士兵却不得不亲手处决已经成为朋友的俘虏,这对他们来说,谈何容易。但是个体的生存处境是无法与自己所代表的国家利益相互分开的,他们都必须要面对这一进退两难的矛盾。
三 职责与仁爱
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而朋友的前提是相互施以仁爱。但《国家的客人》的主要人物都是军人,这决定了他们之间的仁爱不能是相互的,只能是矛盾的。小说中“职责”一词的出现是在马上要处决两个英国士兵的刑场上。面对“朋友”,波拿巴特和诺波尔深觉自己无法向他们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枪决他们,身为爱尔兰军官的多诺万向霍金斯解释是“职责”所系。霍金斯反问道:“你们觉得我会杀死我的朋友吗?”多诺万坚定地回答说:“是的,你会向你的朋友开枪的,如果你不开枪,你也会因为不开枪而被击毙的。”多诺万作为一个军官在刑场上执行了自己作为军人的职责,其实也是自己生存的选择,这是极其冷酷的。也难怪霍金斯在最后还怒斥多诺万是资本主义的机器,交了一个朋友而又杀掉他。从这一点上来说,多诺万履行自己军人的职责时是没有任何仁爱可言的。
与口口声声说自己职责所系的爱尔兰士兵相比,小说中的两个英国士兵却有着光辉、仁爱的一面。他们对爱尔兰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看守他们的爱尔兰士兵,他们已经习惯了爱尔兰的生活,并“像一根杂草一样开始在这里扎根”,因此无丝毫要逃跑的迹象和想法。霍金斯用激烈的言辞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黑暗,临死时还怀揣一封给自己母亲的信,向往着能一起过快乐、平静的生活。而贝尔切却少言寡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关爱着自己的朋友。身材魁梧的他为老妇人挑水劈柴,忙里忙外;除了在平静的日子里,将赢得的钱交给输钱的霍金斯外,在即将埋葬自己的沼泽地上看到痛苦的霍金斯时,他恳求多诺万再补一枪以减轻霍金斯的痛苦。他甚至还替将要对他实施枪决的爱尔兰士兵着想,对自己临行前的长篇感言表示抱歉。可见贝尔切心中充满仁爱,能引发读者的同情和怜悯。然而,战乱纷争中,个人求生的和平想法终究是无法逃脱军人职责的左右。
四 宗教与命运
宗教信仰可以为人们带来心灵的呵护,西方主流宗教思想一直在试图为人们传递福音,但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却无法用宗教来认识和解释他们所经历的战争和自己的处境,战争现状和他们的精神世界形成了鲜明的矛盾。霍金斯和贝尔切对是否有来世和亚当夏娃的故事不断争吵辩论,而亚当夏娃的故事也正是西方宗教主流思想的体现。在乡村的老妇人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意大利伯爵偷走了日本神庙里的神像所造成的。并且老妇人将爱尔兰久旱无雨解释为是她将爱尔兰革命运动中的流血事件控告给了雨神朱庇特(Jupiter Pluvius),雨神对他们进行了惩罚。在西方古老的宗教道德信条中,朱庇特是众神中地位最高的神,还掌管着下雨一职。老妇人所说的这种不可预见的力量反过来又决定了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客人》中的人物陷入了宗教、道德、职责三者的矛盾冲突之中而痛苦不堪。
霍金斯对资本主义现实始终充满了愤恨和不满,因用宗教道德思想也解释不通自己的处境便不停地对西方的主流宗教思想给予批评。他对战争始终抱有浪漫主义想法,认为朋友是可以同甘共苦的。甚至在最后面对死亡时还在反复对手握军枪的多诺万说明他们是兄弟,兄弟是不可以相互残杀的。他最后甚至提出要加入爱尔兰军队,想以此打动多诺万,同时表明自己是个彻彻底底把他们看做朋友的人,是可以为朋友义无反顾地成为爱尔兰军队中的一员的人。霍金斯不相信有来世的存在,他的精神寄托和存在的思想基础就是现实中的朋友,这几乎是他生存的全部精神动力。当被告知要被枪杀的消息时,他无法释放心理的压力,最后在对自己处境的呐喊、彷徨与幻想中,倒在了爱尔兰军人朋友的面前。
贝尔切表面十分安静,最后面对死亡,他释放出了心头的压力,开怀畅说着自己的妻子带着孩子跟随另外一个男人私奔,而他非常渴望有“家”的感觉,并幻想着自己能平静、安稳地度日,但这一切也同样被毁在战争中。小说开头这样描述他: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习惯了他的风格,进进出出,像个幽灵,不说一句话”。
在接到处决命令的前一天,贝尔切“像往常一样,把腿伸进炭灰里,静静地等待着某种不可预见的事情发生……”。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且是一个会随时对他人施以仁爱的人却像个幽灵,这足以让读者感到窒息,但他却把这一切变成了习惯,其人性早已被时局和处境所扭曲。在临处决前,贝尔切没有任何祈祷,他坚信“祈祷是没有用的,我已做好准备,你们开枪吧。”宗教信仰在战争面前是无力的。
诺波尔、波拿巴特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对他们来说,残杀兄弟是违背道德和宗教信仰的,但作为军人,不执行命令也是要被处决的,他们因而进退两难。为传递军方命令,波拿巴特曾和多诺万激烈争吵,他们也没有勇气向霍金斯和贝尔切作出解释,更无法开枪处决他们,但是在多诺万开枪时他们都拼命地闭眼祈祷。波拿巴特甚至还想着两名英国士兵跟他们打斗一番后逃跑,这样或许还会有另外一个结局;他还试图把朋友比作爱犬,当爱犬年老不中用时送到兽医医院让其安乐死,以此来安慰自己的心灵。但这一切并没有帮助诺波尔和波拿巴特从心理矛盾和重压下解脱出来。相反,在故事的结尾,诺波尔不断祈求上帝的宽恕,脑海中不停浮现埋葬英国士兵的那片沼泽地,而且看到现实中的一切物品似乎都比原来大了十倍。听到枪声,热情好客的老妇人“以上帝的名义,在大门旁边双膝跪地,数起了念珠,在随后的一两分钟里,诺波尔双膝跪倒在壁炉前”,而波拿巴特却像“一个在雪地里迷路的孩子,再也没有原来的感觉”。他们没有亲手杀死“朋友”,也没有违背军队的命令,但是这场暴行给他们留下的却是无尽的忏悔和心灵的折磨。实际上,他们也是当时战争时局的受害者,饱受了心灵的创伤,性格也被扭曲,期望能够通过忏悔让灵魂得以净化。
五 结语
弗兰克·奥康纳以战争为背景,在《国家的客人》中深刻地刻画出人物复杂的心理矛盾和冲突,并通过对人物处境的描写,控诉了战争的残酷性。小说的结尾更让读者震撼,题目中告诉读者的是“客人”,然而,在结尾中,“客人”却被主人杀戮。战争中的五个士兵,尝尽了悲欢离合,最终却逃脱不了战争中军人职责的左右。人性、道德、宗教以及朴实的生活思想和观点在战争面前都不堪一击,并终将化为乌有。
参考文献:
[1] Cirder,J.R.Jupiter Pluvius in “Guests of the Nations” [J].Studies in Short Fiction,1990,(3).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ank_O’Connor.
[3] Liberman,Michael.Unforseen Duty in Frank O’Connor’s “Guests of the Nation” [J].Studies in Short Fiction,1991,(4).
[4] 李维屏:《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 O'Connor,Frank.“Guests of the Nation.”The Story And Its Writer. Sixth ed[M].Ed.Ann Charters.Boston:Bedford/St.Martins,2003.
作者简介:肖爱萍,女,1974—,陕西勉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与文学,工作单位:上海电机学院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国家的客人》朋友 职责 矛盾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1903-1966)是爱尔兰著名作家,以其变幻多样、思想深刻的短篇小说而闻名文坛。1918年,弗兰克·奥康纳加入爱尔兰共和军并参加了爱尔兰独立战争和爱尔兰内战。后因反对爱尔兰与英国签订的《盎格鲁-爱尔兰条约》被爱尔兰自由政府军俘虏并监禁一年。这些战争中的亲身经历为弗兰克·奥康纳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
《国家的客人》(Guests of the Nation)是弗兰克·奥康纳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爱尔兰独立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发生在三个爱尔兰士兵多诺万(Jeremiah Donovan)、诺波尔(Noble)、和故事的叙述者波拿巴特(Bonaparte)与霍金斯(Hawkins)、贝尔切(Belcher)两名被俘的英国士兵之间的故事。小说中的多诺万、诺波尔、波拿巴特接到上级的命令负责看押霍金斯、贝尔切。然而,他们经过观察发现两名英国士兵非常喜欢爱尔兰的乡村生活,并无逃跑的迹象,因此,多诺万等并没有对两位英国士兵采取战俘营式的管理。相反,五人却像兄弟一样生活在一农妇的小屋里,用打牌、聊天及对宗教的争论来消磨时间,并逐渐产生了友情。但身为军官的多诺万却突然在某天再次接到上级命令,要求处死霍金斯和贝尔切,原因是英军杀害了四名爱尔兰俘虏。这一命令打破了他们暂时的宁静生活,小说中的人物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在饱受精神折磨和良心的谴责之后,他们各自为了自己的存在而不得不做出选择,但最终还是难逃悲惨的命运。
弗兰克·奥康纳在《国家的客人》中所塑造的人物具有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社会动荡不安,危机重重,“人与人的关系遭到极大的破坏,人性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扭曲,人们的自尊自信每况愈下,而人的绝望感(despair)、焦虑感(anxiety)和异化感(alienation)却与日俱增。因此,深入探索一个痛苦的‘自我’,着重表现西方人的悲观情绪和复杂心理,揭示痛苦的‘自我’来反映社会现实成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共同特征。”(李维屏,1998:54)在《国家的客人》中,贝尔切对自己的处境是绝望的,霍金斯为了生存想融入爱尔兰军队但被拒绝,而执行完军队命令后的波拿巴特和诺波尔因备受宗教道德的谴责而“再也找不到以前的感觉”。因此,小说中人物的处境值得深思和探讨。
二 朋友与敌人
小说中的五个人作为个体,他们是朋友,但在政治层面上,他们代表的两个国家是政治冲突中的敌人,他们处在这一对矛盾之中。在战争状态下,故事中的多诺万、波拿巴特和诺波尔代表着爱尔兰的利益,他们应该把英国俘虏霍金斯和贝尔切当作敌人。但是,在两名英国士兵被关押期间,看守者、俘虏和房屋的女主人之间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老妇人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位爱尔兰当地人,却能容纳并招待来自英国的俘虏,这足以显示出爱尔兰人热情好客的天性。打牌消磨时间的同时也消除了战争在他们之间的隔阂。贝尔切是个玩牌好手,经常把赢来的钱交给输钱的霍金斯,这样大家就公平了,其乐融融地享受着拥有朋友、分享友谊的快乐。三名爱尔兰士兵中,多诺万是一名军官,在他过来监督士兵和俘虏时,也禁不住被这融洽的场面所吸引,并不停地为霍金斯出错牌而大喊生气。
远离战场,居住在偏远村落里的五个人完全忘记了自己代表的是正在交战的两个国家的利益,友谊消除了他们之间的戒心和警惕。但小范围内平静的背后却是波澜壮阔的武装斗争,因此,他们五个人都处在个体与所处时局的矛盾和冲突之中。两个政治集团的摩擦与矛盾终究是要作用在个体身上来释放的,局部总要受到总体的牵制。敌我双方在武装冲突力量的作用下是无法用朋友之礼相待的。直到爱尔兰士兵接到枪决俘虏的命令时,波拿巴特才有所醒悟但又万般无奈地埋怨多诺万,“难道你真没有预见什么吗?一开始就没有警告诺波尔和我与他们要保持距离。” 士兵和俘虏已经成为“朋友”,又远离交战前线,但因战争士兵却不得不亲手处决已经成为朋友的俘虏,这对他们来说,谈何容易。但是个体的生存处境是无法与自己所代表的国家利益相互分开的,他们都必须要面对这一进退两难的矛盾。
三 职责与仁爱
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而朋友的前提是相互施以仁爱。但《国家的客人》的主要人物都是军人,这决定了他们之间的仁爱不能是相互的,只能是矛盾的。小说中“职责”一词的出现是在马上要处决两个英国士兵的刑场上。面对“朋友”,波拿巴特和诺波尔深觉自己无法向他们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枪决他们,身为爱尔兰军官的多诺万向霍金斯解释是“职责”所系。霍金斯反问道:“你们觉得我会杀死我的朋友吗?”多诺万坚定地回答说:“是的,你会向你的朋友开枪的,如果你不开枪,你也会因为不开枪而被击毙的。”多诺万作为一个军官在刑场上执行了自己作为军人的职责,其实也是自己生存的选择,这是极其冷酷的。也难怪霍金斯在最后还怒斥多诺万是资本主义的机器,交了一个朋友而又杀掉他。从这一点上来说,多诺万履行自己军人的职责时是没有任何仁爱可言的。
与口口声声说自己职责所系的爱尔兰士兵相比,小说中的两个英国士兵却有着光辉、仁爱的一面。他们对爱尔兰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看守他们的爱尔兰士兵,他们已经习惯了爱尔兰的生活,并“像一根杂草一样开始在这里扎根”,因此无丝毫要逃跑的迹象和想法。霍金斯用激烈的言辞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黑暗,临死时还怀揣一封给自己母亲的信,向往着能一起过快乐、平静的生活。而贝尔切却少言寡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关爱着自己的朋友。身材魁梧的他为老妇人挑水劈柴,忙里忙外;除了在平静的日子里,将赢得的钱交给输钱的霍金斯外,在即将埋葬自己的沼泽地上看到痛苦的霍金斯时,他恳求多诺万再补一枪以减轻霍金斯的痛苦。他甚至还替将要对他实施枪决的爱尔兰士兵着想,对自己临行前的长篇感言表示抱歉。可见贝尔切心中充满仁爱,能引发读者的同情和怜悯。然而,战乱纷争中,个人求生的和平想法终究是无法逃脱军人职责的左右。
四 宗教与命运
宗教信仰可以为人们带来心灵的呵护,西方主流宗教思想一直在试图为人们传递福音,但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却无法用宗教来认识和解释他们所经历的战争和自己的处境,战争现状和他们的精神世界形成了鲜明的矛盾。霍金斯和贝尔切对是否有来世和亚当夏娃的故事不断争吵辩论,而亚当夏娃的故事也正是西方宗教主流思想的体现。在乡村的老妇人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意大利伯爵偷走了日本神庙里的神像所造成的。并且老妇人将爱尔兰久旱无雨解释为是她将爱尔兰革命运动中的流血事件控告给了雨神朱庇特(Jupiter Pluvius),雨神对他们进行了惩罚。在西方古老的宗教道德信条中,朱庇特是众神中地位最高的神,还掌管着下雨一职。老妇人所说的这种不可预见的力量反过来又决定了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客人》中的人物陷入了宗教、道德、职责三者的矛盾冲突之中而痛苦不堪。
霍金斯对资本主义现实始终充满了愤恨和不满,因用宗教道德思想也解释不通自己的处境便不停地对西方的主流宗教思想给予批评。他对战争始终抱有浪漫主义想法,认为朋友是可以同甘共苦的。甚至在最后面对死亡时还在反复对手握军枪的多诺万说明他们是兄弟,兄弟是不可以相互残杀的。他最后甚至提出要加入爱尔兰军队,想以此打动多诺万,同时表明自己是个彻彻底底把他们看做朋友的人,是可以为朋友义无反顾地成为爱尔兰军队中的一员的人。霍金斯不相信有来世的存在,他的精神寄托和存在的思想基础就是现实中的朋友,这几乎是他生存的全部精神动力。当被告知要被枪杀的消息时,他无法释放心理的压力,最后在对自己处境的呐喊、彷徨与幻想中,倒在了爱尔兰军人朋友的面前。
贝尔切表面十分安静,最后面对死亡,他释放出了心头的压力,开怀畅说着自己的妻子带着孩子跟随另外一个男人私奔,而他非常渴望有“家”的感觉,并幻想着自己能平静、安稳地度日,但这一切也同样被毁在战争中。小说开头这样描述他: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习惯了他的风格,进进出出,像个幽灵,不说一句话”。
在接到处决命令的前一天,贝尔切“像往常一样,把腿伸进炭灰里,静静地等待着某种不可预见的事情发生……”。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且是一个会随时对他人施以仁爱的人却像个幽灵,这足以让读者感到窒息,但他却把这一切变成了习惯,其人性早已被时局和处境所扭曲。在临处决前,贝尔切没有任何祈祷,他坚信“祈祷是没有用的,我已做好准备,你们开枪吧。”宗教信仰在战争面前是无力的。
诺波尔、波拿巴特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对他们来说,残杀兄弟是违背道德和宗教信仰的,但作为军人,不执行命令也是要被处决的,他们因而进退两难。为传递军方命令,波拿巴特曾和多诺万激烈争吵,他们也没有勇气向霍金斯和贝尔切作出解释,更无法开枪处决他们,但是在多诺万开枪时他们都拼命地闭眼祈祷。波拿巴特甚至还想着两名英国士兵跟他们打斗一番后逃跑,这样或许还会有另外一个结局;他还试图把朋友比作爱犬,当爱犬年老不中用时送到兽医医院让其安乐死,以此来安慰自己的心灵。但这一切并没有帮助诺波尔和波拿巴特从心理矛盾和重压下解脱出来。相反,在故事的结尾,诺波尔不断祈求上帝的宽恕,脑海中不停浮现埋葬英国士兵的那片沼泽地,而且看到现实中的一切物品似乎都比原来大了十倍。听到枪声,热情好客的老妇人“以上帝的名义,在大门旁边双膝跪地,数起了念珠,在随后的一两分钟里,诺波尔双膝跪倒在壁炉前”,而波拿巴特却像“一个在雪地里迷路的孩子,再也没有原来的感觉”。他们没有亲手杀死“朋友”,也没有违背军队的命令,但是这场暴行给他们留下的却是无尽的忏悔和心灵的折磨。实际上,他们也是当时战争时局的受害者,饱受了心灵的创伤,性格也被扭曲,期望能够通过忏悔让灵魂得以净化。
五 结语
弗兰克·奥康纳以战争为背景,在《国家的客人》中深刻地刻画出人物复杂的心理矛盾和冲突,并通过对人物处境的描写,控诉了战争的残酷性。小说的结尾更让读者震撼,题目中告诉读者的是“客人”,然而,在结尾中,“客人”却被主人杀戮。战争中的五个士兵,尝尽了悲欢离合,最终却逃脱不了战争中军人职责的左右。人性、道德、宗教以及朴实的生活思想和观点在战争面前都不堪一击,并终将化为乌有。
参考文献:
[1] Cirder,J.R.Jupiter Pluvius in “Guests of the Nations” [J].Studies in Short Fiction,1990,(3).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ank_O’Connor.
[3] Liberman,Michael.Unforseen Duty in Frank O’Connor’s “Guests of the Nation” [J].Studies in Short Fiction,1991,(4).
[4] 李维屏:《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 O'Connor,Frank.“Guests of the Nation.”The Story And Its Writer. Sixth ed[M].Ed.Ann Charters.Boston:Bedford/St.Martins,2003.
作者简介:肖爱萍,女,1974—,陕西勉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与文学,工作单位:上海电机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