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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研究影响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几个主观因素以及相关依据。威廉·布莱克是英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以他的作品《天真的预言》第一节译本为例，单独从主观因素的角度分析这一诗歌第一节的翻译策略及其背后的主观依据。本文针对这些译本进行历时和共时研究，在分析该节诗的多个主要译本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理论并发现：宏观上这些译本从文化角度出发分别采取了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中观上是译者们对诗歌形式和词汇意象的翻译方法和技巧的处理;微观上翻译策略背后的主观因素，包括译者的文化态度，译者的翻译目的，译者的语言水平，译者的翻译观，以及译作读者的水平等原因和相关的主观依据。详细的分析目的旨在引导译者加深对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的认识，鼓励进行更丰富的翻译批评与翻译实践。
【关键词】 诗歌翻译;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主观因素;主观依据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2-0108-04
一、引言
威廉·布莱克是18末、19世纪初英国诗人和画家，主要诗集有《纯真之歌》《经验之歌》等，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其一生默默無闻，随着“皮克林手稿”等作品的陆续发表，以及为《神曲》制作的版画作品，奠定了他在艺术界的崇高地位。威廉·布莱克的《纯真之歌》是于1919年由周作人引入中国，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对其诗歌中的想象和感性的创作手法不乏赞美之词，第一节前四句“一粒沙里看出世界，一朵野花里见天国。在你掌里盛住无限，一时间里便是永远”堪称经典，原文是“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And Eternity in an hour.”在他之后，又陆续有田汉、徐志摩、宗白华、梁实秋、宋雪亭等若干译者进行了复译。
二、翻译策略
（一）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
（1）归化策略
于1990年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开启了异化与归化的矛盾之争，这是由于传统的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已经不能解决翻译中文化信息的传递。归化与异化最开始是由德国神学家、哲学家施莱尔马赫首次提出。对于归化的定义施莱尔马赫则是将原作者带向读者。在归化问题上，语言学派的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是对这一翻译策略的回应，即使译文具有相当大的可读性和交际性，但是这种过分强调意义传递的对等观念其实是有害的，如对原文的语言特点被扭曲;原文本的文化特色遭到破坏;对等导致的流畅易读的文学作品译本往往使译者“隐身”，换言之译者的个性面临边缘化的危险，进而确立译者的主体性地位。由于上述三点可能导致文学作品在译入语国家被边缘化，所以这种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策略、归化，是对社会文化语境有害的。
（2）异化策略
施莱尔马赫认为，所谓异化就是：“尽量不要打扰原作者，而是把读者带向原作者”，在翻译具体表现为：尽量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特点，以及异国风味。他认为这不但弥补了归化的不足，同时还能起到丰富译入语读者文化层的作用。正如德语文学对英语和法语文学的吸收，不只是文化层面，更多的是文学语汇的吸收，从而丰富了德语的语言系统。不止如此，异化也让隐形的译者在译入语境中“显形”并且对应的相关文学文本的地位也会重新确立：比如说赛珍珠所翻译的水浒传的二次经典化，因其语言中对带有强烈中国文化内涵的词汇进行忠实的异化表达，从而使这一典籍在美国得到“文本的新生”。但是异化的缺点还是不容忽视的：文本中新的语言形式会对读者的理解力造成挑战，比如说异化策略的零翻译的翻译方法;异化文本的异国风情也许会让某些目标读者或者潜在读者产生不适;译者的主观性难以把握，可能造成译文的个人风格过强影响阅读体验，比如说许渊冲所翻译的唐诗宋词。二度经典化作品的引入可能会面临前作的阻碍，已经接触了旧译本的读者群可能会对新译本产生心理抵触，比如说第三世界国家中圣经的多次重译问题，以及《纯真之歌》的多种译本的被认可和接纳程度。
（二）翻译策略的选择
翻译策略是翻译活动中为实现特定的翻译目的所依据的原则和所采纳的方案集合。翻译策略从文化视域上主要分为归化策略和异化策略。在翻译时，选取方法乃至翻译技巧，都要求考虑般包括作者、委托方、译者、接受方以及潜在读者等客观因素。然而客观因素却不止这些：比如操纵学派为代表的勒菲弗尔，特别重视译文的改写策略，尤其强调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力量三大客观因素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以及图里提出的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强弱问题。与此同时。原作文本的性质也决定了翻译策略的选择问题。但是关于翻译策略选择的主观因素却少有人谈起。所谓翻译策略的选择的主观因素主要落脚点在于每个译者的个体上。涉及的译者个体，则是不得不说到译者主体性这一问题，其滥觞源于翻译单一主体论和对忠实观的质疑。换言之，主观因素即是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翻译所带来各种译本的可能性。这点正如本雅明所言翻译是原文文本的“再生”赋予原文以延续的生命。翻译策略的主观原因主要包括译者的文化态度、译者的翻译目的、译者的语言水平、译者的翻译观以及译作读者的水平。而其主观原因背后的主观依据与译者的个人经历和其背后的价值观以及原语译入语的文化态度密不可分。
三、《纯真之歌》的第一节的各类译本及其翻译策略
从1919年周作人对布莱克的这部作品第一次译评，到如今的互联网络涌现的大批新译体现了每个时代独有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文化语境。为了做到客观公正的分析和判断。此处采用历时和共时的研究方法作为切入点，发掘译入语文本背后的翻译策略和相关的主观因素和主观依据。众所周知，翻译活动是由一个个独立的译者进行的，其翻译活动从客观上来说是带有时代的局限性的烙印。以我国历史上两次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划分出《纯真之歌》译本群的三个历史区间：1919至1949;1949至1980;1980至今。 （一）从1919至1949的各种译本
周作人的翻译：一粒沙里看出世界，一朵野花里见天国。在你掌里盛住无限，一时间里便是永远;田汉的表达：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双手握无限，刹那是永恒;徐志摩的诠释：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无限掌中置，刹那成永恒;哲学家宗白华的表述：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君掌盛无边，刹那含永劫。
从中看到田汉、徐志摩和宗白华的译文采用省译法，通过删去动词To see使文章形式更接近当时中国人阅读习惯中经常出现的五言诗格式。这可看作归化的策略范畴，以至于如果读者不知道译文背景甚至会误以为是本土原创作品。而周作人和梁实秋的译文从形式和内容上看，意象的词语有所保留且形式上带有异域的特色。在异域特色上梁实秋的译本由于每行字数无规律可循，显得文本形式尤其突出。且其对原文内容的保留比周译本更胜一筹，这点体现在他将“To”译为“由”。所以梁实秋的译文做到了忠实的原则，且在全译的基础上做到了文化上的文本异化策略，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在韵脚上达到对等。
（二）从1949至1980的译本
建国之后，由于苏联文学的引进和影响，布莱克被赋予了“杰出的进步诗人”“民主作家”和“进步浪漫主义作家”等身份。这是由于其原文中蕴含的反叛精神和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迎合了当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译作出自翻译家宋雪亭之手：“在一粒沙子里看见宇宙，在一朵野花看见天堂，把永恒放进一个钟头，把无限握在你的手掌。”这一译文精彩之处在于其一，从内容上通过换译法把world译为宇宙而不是世界，把hour译为钟头而不是小时。其二，通过改变原文第三和第四句的顺序的直译法。这两种翻译方法旨在达到原文abab韵脚的对等。虽然形式上变化过大，但总的来说由于每个词语以及原文的意象都在译文中有所保留，可以看作是对原文的忠实。即可称之为异化策略。
（三）从1980至今的各种译本
王佐良，中国现代诗人、英国文学研究专家：“从一粒沙看世界，从一朵花看天堂，把永恒纳进一个时辰，把无限握在自己手心”;梁宗岱，中国现代诗人、学者、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张炽恒，诗人，文学翻译家：“在一颗沙粒中见一个世界，在一朵野花中见一片天空，在你的掌心里把握无限，在一个钟点里把握无穷”;陈定家，诗歌爱好者：“微尘见世界，野花隐大千，掌握乾坤小，弹指数千年”。
改革開放以后，学者们对布莱克作品的研究和翻译达到了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学者们更多关注其美学价值背后的神话内涵和作者的深刻思想。学界对布莱克研究的视角也更丰富多元，比如现代批评方法和系统论方法，随之而来的是大批的复译。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译作大多打破了原文本的格式，同时也抛弃了传统中国诗歌的五言要求。但是多元空间也容得下传统格律诗的生存空间。比如王佐良、梁宗岱和张炽恒采取的是现代诗形式。王佐良的译文和宋雪亭的译本一样采取了第三和第四句的位置调换的手段，而且在此处还有变译法的体现，如把your hand 译为自己手心。其出发点是变译法中改译的观点“为了满足译入语文化取向的需要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简言之，基本的忠实观下王佐良的译本更接近异化策略。
四、翻译策略的主观因素
（一）译者的文化态度
译者的文化态度，主要内涵包括译者对源语文化的态度和目的语文化的态度，以及译者对目的语文化和源语文化之间关系的态度。这一文化态度会影响译本风格，采取异化的手段，吸收原文化的各种表达元素。如果译者判断目的语文化相对强势，那么译者倾向于使用归化手段处理原文文本。而且也看到了德语相对于当时其他西欧语言来说是弱势的语种，所以其文化亟须从其他语言形式及其文学作品中吸取精华。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采取异化手段。这同时也是我国白话文运动时期文学家和学者们提倡的。他们的一点艺术加工和随意翻译，近乎创译的方式，近乎林纾和庞德的风格，其翻译成就值得推崇，这种翻译文化态度，反映了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权衡。简言之，波斯文学代表的文化在当时是一种弱势文化，译者采取的态度是归化策略的使用。
周作人作为新文学活动中的一员，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那个时代，他引介西方文学的心态是出于救亡图存，使中国和西方文化可以抗衡。在这个基础上他强调西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他期待一种能被中国人接纳的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形式和传统中国文人审美意识的有机结合体。所以在看到他的作品时，仍然会从他的作品的字数整齐程度看到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但是与同时期的译者所写之译文相比较，他的译作已经打破了传统五言诗的格式和韵律要求，在保留完整原诗的意象的基础上实现了诗歌结构的自由精神的表达，整体而言是异化策略的。
而同时期的田汉、宗白华和徐志摩译本则在牺牲了部分意象的基础上达到了符合当时国人审美预期的工整的形式，比较而言算是归化手段。尤其是宗白华译本，原诗歌的抑扬格四音步被改为了标准的五言四行诗。且名词类意象也保留完整。全诗的效果读起来丝毫没有翻译痕迹，完整的做到了译者的“隐身”。他这一译本体现了他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态度。当时的文化运动中出现了新潮派和学衡派。比如以胡适代表的新潮派主张接纳新文化，勇于学习西方优秀的文学成果。这一派的译者们主张异化手段有助于传达异域特色，国人对异国的好奇心正是这一切入点。而学衡派认为大量传播西方文学作品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一种对中国的文化入侵，因为源远流长的汉语作为一种自给自足的语言系统及其文学作品完全可以满足国人的审美需要和交际表达，所以他们主张翻译活动中的归化手段。
（二）译者的翻译目的
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通过特定翻译策略或手段达到交际目的。连贯原则强调译本的连贯性，为达到被译入语读者理解的目的，但是这种由Vermeer提出的翻译理论对于非文学翻译或者应用类文本翻译有较广泛的应用价值，对于文学类文本可能会因改译文造成原文学文本意象的流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翻译不可以运用目的论来指导。诺德在他的《目的性行为——论功能翻译理论》，可以将对等作为文学翻译的基本指导。这一论点并不能广为认可，因为对等的可控范围并不容易把握，因为考虑到内容对等和形式对等。赖斯强调原文的交际目的，这一理论对译者的翻译策略使用是有实际价值的。比如把布莱克的作品介绍到中国读者时，译者可能更偏向归化所带来的可读性。而要介绍与这一文学作品相关的文化因素时，则是需要采纳异化策略。 周作人的翻译目的旨在通过将威廉·布莱克的《纯真之歌》刊登在《少年中国》这一月刊上，将布莱克的诗歌翻译和其背后的浪漫主义、反叛和自由主义精神介绍给中国当时的学者群體，让中国的精英们了解布莱克这一诗人的身份。和周作人类似，梁实秋也是要向中国引入布莱克的《纯真之歌》，所以他们不谋而合地采取了异化策略达到这一目的。后期的王佐良和张炽恒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采取的异化策略。而宗白华、徐志摩和田汉的翻译目的出于对威廉·布莱克的神秘主义元素的认可，他们的译文相对来说比较私人，所以他们的翻译目的旨在与志同道合之人分享译者他们自己的哲学理念。从他们的译作品可以看到，他们的译文放弃了部分形式和意象，而更关注表达原作的神韵，为了表达这种东方的禅意，他们选择了归化的手段。
（三）译作的读者水平
目标读者的阅读水平关乎译文的接受程度。这一点与读者的理解力密切相关。与读者理解力关系紧密的理论是接受理论。根据接受理论，文本的意义并非作者或作品的意图，而是文本意义潜势和读者互相的作用，简言之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的阅读实现的。从翻译角度来说接受理论的第一阶段：首先一名译者是有读者的身份的，他会在阅读过程中发掘原文本的意义。然后他才作为一名译者进行翻译实践。翻译过程中，译者要预设目标读者与文本之间的积极互动的状况，因为这与翻译成果紧密相连。所以译者要考虑到来自两方面的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因素，一是他自己对文本的认识，二是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如果说上述第一个接受阶段是译者和原文以及译文文本之间的互动，下一个接受阶段是译文读者和译文之间的互动。这一阶段的实现要求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不只要考虑其审美经验，还要考虑到接受语境、翻译策略和赞助人目的。译文的读者接受程度取决目标读者的世界观、美学观、价值观和社会经历，也就是说如果译者希望其译本被目标群体接纳，他的作品应该满足以上四个因素。
1919年左右的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白话文意，作为他们一员的周作人，当他第一次阅读威廉·布莱克的《纯真之歌》原作时，他首先是以读者的身份去接受这部作品的。根据他自己的诗学体验，他认为这部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和自由主义的色彩。此时可能由于其译者和文学家的身份，他将他心中这部作品理想的读者，带入了头脑。他期望目标读者也能感受到这部异国诗歌背后的丰富意象和自由精神。所以为了完整的传达这些信息，他采取了异化的策略。而张炽恒、王佐良和梁宗岱的时代已经有了大量的外国文学译入中国，所以他们的读者主要是对西方文学有兴趣的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对于这些读者来说，他们的目的在于了解一个完整的布莱克，两位译者的译文尽最大可能保持了原作的原汁原味，即异化的处理。
而徐志摩和田汉等人的译文旨在再现原文的神秘主义。他们期待的译文接受群体主要是和他们一样欣赏其中的神秘意象的读者，而不是那些欣赏西方文化的学者和学生们。所以，他们的译文越归化，就越会受到那些对形而上学或者宗教感兴趣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青睐。通常译文的前两句话被田汉和徐志摩译为：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而宗白华的译本却改变了这一顺序：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这句诗虽描写重阳节的景色和意象，但是背后的小与大，尘埃与宇宙的辩证法迎合了中国特定读者的心理预期。宗白华的译本在归化上的极致让布莱克的《纯真之歌》在中国重获新生。
（四）译者的语言水平
译者的语言水平与翻译能力是紧密相连的。首先从语言来说，因为翻译涉及至少两个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本文从后一种角度出发论证译者的语言水平这一翻译的基本技能。《纯真之歌》第一节不同译本所体现的译者语言水平体现在包括周作人到李玲在内的大部分翻译家和学者们根据自己的诗歌体验、翻译以及文学功底译出的相对优质的译文。赏读张炽恒的译作，形态工整，惜文字略杂沓，他的译文在异化里是相对来说比较失败的。而梁宗岱的作品不但完整保留了原文中的意象，而且通过使用动词，使译文整体上偏于富有视觉效果。格律上将原文的ABAB的抑扬格尾韵改为了ABBB的自由诗形式，符合转换法的要求。梁宗岱的译本从内容上传达了诗中有画的效果，而原作的反叛和自由精神通过译文格式的转变，与内容相互配合，完整的传达了出来。梁宗岱的译文体现了他作为学者的治学严谨，也体现了作为翻译家和诗人的深厚语言和文学素养，做到了近乎完美的异化处理。归化角度而言，陈定家的译文中仿译和意译的痕迹过多，有过渡归化之嫌。他的译文在归化里算是比较失败的，没有做到一定程度的忠实。
（五）译者的翻译观
译者对翻译的认识，他直接体现了译者对翻译活动的理解。翻译观制约文本选取、翻译策略和翻译目的。许渊冲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出了翻译竞赛观这一理念，基于对语言转换之对等观念的驳斥，强调译文要超越原文。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上尽可能保持原作的原汁原味。从某种程度上讲，翻译竞赛观可能偏于归化，而翻译交流观可能偏于异化。纵观三大时期的《纯真之歌》第一节译本，可以说几乎所有译本都或多或少有翻译竞赛观和翻译交流观的影子。但是在2010年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李玲在《外国语文》上发表了关于《天真的预言》，完美诠释了翻译竞赛观。她在细究原诗的单句和跨句，以及语法情况之后，得出了目的状语的结论，即“我们如果想看见沙粒、野花里的天地”，先需懂得“纳须弥于芥子”和“弹指百年”的道理。
五、结论
本文研究了威廉·布莱克的《天真的预言》第一节译本中影响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几个主观因素以及相关依据。他的诗歌以其独特的浪漫主义、神秘主义、自由精神以及反叛精神著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很多学者对布莱克的诗歌中蕴涵的历史、宗教以及文学价值做了深刻分析。布莱克的作品《纯真之歌》的第一节，自1949年第一次被周作人翻译至今，它已被多位译者以及文学爱好者翻译出至少20种不同的译本。本文针对这些译本进行历时和共时研究，在分析该节诗的多个主要译本的基础上发现，宏观上这些译本分别采取了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中观上译者们对诗歌形式和词汇意象的不同技巧处理，微观上翻译策略背后的译者文化态度、翻译目的、文化修养，以及读者的理解等原因为主观依据，都可以做到近乎完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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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诗歌翻译;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主观因素;主观依据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2-0108-04
一、引言
威廉·布莱克是18末、19世纪初英国诗人和画家，主要诗集有《纯真之歌》《经验之歌》等，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其一生默默無闻，随着“皮克林手稿”等作品的陆续发表，以及为《神曲》制作的版画作品，奠定了他在艺术界的崇高地位。威廉·布莱克的《纯真之歌》是于1919年由周作人引入中国，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对其诗歌中的想象和感性的创作手法不乏赞美之词，第一节前四句“一粒沙里看出世界，一朵野花里见天国。在你掌里盛住无限，一时间里便是永远”堪称经典，原文是“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And Eternity in an hour.”在他之后，又陆续有田汉、徐志摩、宗白华、梁实秋、宋雪亭等若干译者进行了复译。
二、翻译策略
（一）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
（1）归化策略
于1990年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开启了异化与归化的矛盾之争，这是由于传统的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已经不能解决翻译中文化信息的传递。归化与异化最开始是由德国神学家、哲学家施莱尔马赫首次提出。对于归化的定义施莱尔马赫则是将原作者带向读者。在归化问题上，语言学派的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是对这一翻译策略的回应，即使译文具有相当大的可读性和交际性，但是这种过分强调意义传递的对等观念其实是有害的，如对原文的语言特点被扭曲;原文本的文化特色遭到破坏;对等导致的流畅易读的文学作品译本往往使译者“隐身”，换言之译者的个性面临边缘化的危险，进而确立译者的主体性地位。由于上述三点可能导致文学作品在译入语国家被边缘化，所以这种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策略、归化，是对社会文化语境有害的。
（2）异化策略
施莱尔马赫认为，所谓异化就是：“尽量不要打扰原作者，而是把读者带向原作者”，在翻译具体表现为：尽量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特点，以及异国风味。他认为这不但弥补了归化的不足，同时还能起到丰富译入语读者文化层的作用。正如德语文学对英语和法语文学的吸收，不只是文化层面，更多的是文学语汇的吸收，从而丰富了德语的语言系统。不止如此，异化也让隐形的译者在译入语境中“显形”并且对应的相关文学文本的地位也会重新确立：比如说赛珍珠所翻译的水浒传的二次经典化，因其语言中对带有强烈中国文化内涵的词汇进行忠实的异化表达，从而使这一典籍在美国得到“文本的新生”。但是异化的缺点还是不容忽视的：文本中新的语言形式会对读者的理解力造成挑战，比如说异化策略的零翻译的翻译方法;异化文本的异国风情也许会让某些目标读者或者潜在读者产生不适;译者的主观性难以把握，可能造成译文的个人风格过强影响阅读体验，比如说许渊冲所翻译的唐诗宋词。二度经典化作品的引入可能会面临前作的阻碍，已经接触了旧译本的读者群可能会对新译本产生心理抵触，比如说第三世界国家中圣经的多次重译问题，以及《纯真之歌》的多种译本的被认可和接纳程度。
（二）翻译策略的选择
翻译策略是翻译活动中为实现特定的翻译目的所依据的原则和所采纳的方案集合。翻译策略从文化视域上主要分为归化策略和异化策略。在翻译时，选取方法乃至翻译技巧，都要求考虑般包括作者、委托方、译者、接受方以及潜在读者等客观因素。然而客观因素却不止这些：比如操纵学派为代表的勒菲弗尔，特别重视译文的改写策略，尤其强调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力量三大客观因素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以及图里提出的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强弱问题。与此同时。原作文本的性质也决定了翻译策略的选择问题。但是关于翻译策略选择的主观因素却少有人谈起。所谓翻译策略的选择的主观因素主要落脚点在于每个译者的个体上。涉及的译者个体，则是不得不说到译者主体性这一问题，其滥觞源于翻译单一主体论和对忠实观的质疑。换言之，主观因素即是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翻译所带来各种译本的可能性。这点正如本雅明所言翻译是原文文本的“再生”赋予原文以延续的生命。翻译策略的主观原因主要包括译者的文化态度、译者的翻译目的、译者的语言水平、译者的翻译观以及译作读者的水平。而其主观原因背后的主观依据与译者的个人经历和其背后的价值观以及原语译入语的文化态度密不可分。
三、《纯真之歌》的第一节的各类译本及其翻译策略
从1919年周作人对布莱克的这部作品第一次译评，到如今的互联网络涌现的大批新译体现了每个时代独有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文化语境。为了做到客观公正的分析和判断。此处采用历时和共时的研究方法作为切入点，发掘译入语文本背后的翻译策略和相关的主观因素和主观依据。众所周知，翻译活动是由一个个独立的译者进行的，其翻译活动从客观上来说是带有时代的局限性的烙印。以我国历史上两次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划分出《纯真之歌》译本群的三个历史区间：1919至1949;1949至1980;1980至今。 （一）从1919至1949的各种译本
周作人的翻译：一粒沙里看出世界，一朵野花里见天国。在你掌里盛住无限，一时间里便是永远;田汉的表达：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双手握无限，刹那是永恒;徐志摩的诠释：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无限掌中置，刹那成永恒;哲学家宗白华的表述：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君掌盛无边，刹那含永劫。
从中看到田汉、徐志摩和宗白华的译文采用省译法，通过删去动词To see使文章形式更接近当时中国人阅读习惯中经常出现的五言诗格式。这可看作归化的策略范畴，以至于如果读者不知道译文背景甚至会误以为是本土原创作品。而周作人和梁实秋的译文从形式和内容上看，意象的词语有所保留且形式上带有异域的特色。在异域特色上梁实秋的译本由于每行字数无规律可循，显得文本形式尤其突出。且其对原文内容的保留比周译本更胜一筹，这点体现在他将“To”译为“由”。所以梁实秋的译文做到了忠实的原则，且在全译的基础上做到了文化上的文本异化策略，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在韵脚上达到对等。
（二）从1949至1980的译本
建国之后，由于苏联文学的引进和影响，布莱克被赋予了“杰出的进步诗人”“民主作家”和“进步浪漫主义作家”等身份。这是由于其原文中蕴含的反叛精神和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迎合了当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译作出自翻译家宋雪亭之手：“在一粒沙子里看见宇宙，在一朵野花看见天堂，把永恒放进一个钟头，把无限握在你的手掌。”这一译文精彩之处在于其一，从内容上通过换译法把world译为宇宙而不是世界，把hour译为钟头而不是小时。其二，通过改变原文第三和第四句的顺序的直译法。这两种翻译方法旨在达到原文abab韵脚的对等。虽然形式上变化过大，但总的来说由于每个词语以及原文的意象都在译文中有所保留，可以看作是对原文的忠实。即可称之为异化策略。
（三）从1980至今的各种译本
王佐良，中国现代诗人、英国文学研究专家：“从一粒沙看世界，从一朵花看天堂，把永恒纳进一个时辰，把无限握在自己手心”;梁宗岱，中国现代诗人、学者、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张炽恒，诗人，文学翻译家：“在一颗沙粒中见一个世界，在一朵野花中见一片天空，在你的掌心里把握无限，在一个钟点里把握无穷”;陈定家，诗歌爱好者：“微尘见世界，野花隐大千，掌握乾坤小，弹指数千年”。
改革開放以后，学者们对布莱克作品的研究和翻译达到了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学者们更多关注其美学价值背后的神话内涵和作者的深刻思想。学界对布莱克研究的视角也更丰富多元，比如现代批评方法和系统论方法，随之而来的是大批的复译。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译作大多打破了原文本的格式，同时也抛弃了传统中国诗歌的五言要求。但是多元空间也容得下传统格律诗的生存空间。比如王佐良、梁宗岱和张炽恒采取的是现代诗形式。王佐良的译文和宋雪亭的译本一样采取了第三和第四句的位置调换的手段，而且在此处还有变译法的体现，如把your hand 译为自己手心。其出发点是变译法中改译的观点“为了满足译入语文化取向的需要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简言之，基本的忠实观下王佐良的译本更接近异化策略。
四、翻译策略的主观因素
（一）译者的文化态度
译者的文化态度，主要内涵包括译者对源语文化的态度和目的语文化的态度，以及译者对目的语文化和源语文化之间关系的态度。这一文化态度会影响译本风格，采取异化的手段，吸收原文化的各种表达元素。如果译者判断目的语文化相对强势，那么译者倾向于使用归化手段处理原文文本。而且也看到了德语相对于当时其他西欧语言来说是弱势的语种，所以其文化亟须从其他语言形式及其文学作品中吸取精华。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采取异化手段。这同时也是我国白话文运动时期文学家和学者们提倡的。他们的一点艺术加工和随意翻译，近乎创译的方式，近乎林纾和庞德的风格，其翻译成就值得推崇，这种翻译文化态度，反映了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权衡。简言之，波斯文学代表的文化在当时是一种弱势文化，译者采取的态度是归化策略的使用。
周作人作为新文学活动中的一员，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那个时代，他引介西方文学的心态是出于救亡图存，使中国和西方文化可以抗衡。在这个基础上他强调西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他期待一种能被中国人接纳的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形式和传统中国文人审美意识的有机结合体。所以在看到他的作品时，仍然会从他的作品的字数整齐程度看到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但是与同时期的译者所写之译文相比较，他的译作已经打破了传统五言诗的格式和韵律要求，在保留完整原诗的意象的基础上实现了诗歌结构的自由精神的表达，整体而言是异化策略的。
而同时期的田汉、宗白华和徐志摩译本则在牺牲了部分意象的基础上达到了符合当时国人审美预期的工整的形式，比较而言算是归化手段。尤其是宗白华译本，原诗歌的抑扬格四音步被改为了标准的五言四行诗。且名词类意象也保留完整。全诗的效果读起来丝毫没有翻译痕迹，完整的做到了译者的“隐身”。他这一译本体现了他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态度。当时的文化运动中出现了新潮派和学衡派。比如以胡适代表的新潮派主张接纳新文化，勇于学习西方优秀的文学成果。这一派的译者们主张异化手段有助于传达异域特色，国人对异国的好奇心正是这一切入点。而学衡派认为大量传播西方文学作品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一种对中国的文化入侵，因为源远流长的汉语作为一种自给自足的语言系统及其文学作品完全可以满足国人的审美需要和交际表达，所以他们主张翻译活动中的归化手段。
（二）译者的翻译目的
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通过特定翻译策略或手段达到交际目的。连贯原则强调译本的连贯性，为达到被译入语读者理解的目的，但是这种由Vermeer提出的翻译理论对于非文学翻译或者应用类文本翻译有较广泛的应用价值，对于文学类文本可能会因改译文造成原文学文本意象的流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翻译不可以运用目的论来指导。诺德在他的《目的性行为——论功能翻译理论》，可以将对等作为文学翻译的基本指导。这一论点并不能广为认可，因为对等的可控范围并不容易把握，因为考虑到内容对等和形式对等。赖斯强调原文的交际目的，这一理论对译者的翻译策略使用是有实际价值的。比如把布莱克的作品介绍到中国读者时，译者可能更偏向归化所带来的可读性。而要介绍与这一文学作品相关的文化因素时，则是需要采纳异化策略。 周作人的翻译目的旨在通过将威廉·布莱克的《纯真之歌》刊登在《少年中国》这一月刊上，将布莱克的诗歌翻译和其背后的浪漫主义、反叛和自由主义精神介绍给中国当时的学者群體，让中国的精英们了解布莱克这一诗人的身份。和周作人类似，梁实秋也是要向中国引入布莱克的《纯真之歌》，所以他们不谋而合地采取了异化策略达到这一目的。后期的王佐良和张炽恒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采取的异化策略。而宗白华、徐志摩和田汉的翻译目的出于对威廉·布莱克的神秘主义元素的认可，他们的译文相对来说比较私人，所以他们的翻译目的旨在与志同道合之人分享译者他们自己的哲学理念。从他们的译作品可以看到，他们的译文放弃了部分形式和意象，而更关注表达原作的神韵，为了表达这种东方的禅意，他们选择了归化的手段。
（三）译作的读者水平
目标读者的阅读水平关乎译文的接受程度。这一点与读者的理解力密切相关。与读者理解力关系紧密的理论是接受理论。根据接受理论，文本的意义并非作者或作品的意图，而是文本意义潜势和读者互相的作用，简言之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的阅读实现的。从翻译角度来说接受理论的第一阶段：首先一名译者是有读者的身份的，他会在阅读过程中发掘原文本的意义。然后他才作为一名译者进行翻译实践。翻译过程中，译者要预设目标读者与文本之间的积极互动的状况，因为这与翻译成果紧密相连。所以译者要考虑到来自两方面的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因素，一是他自己对文本的认识，二是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如果说上述第一个接受阶段是译者和原文以及译文文本之间的互动，下一个接受阶段是译文读者和译文之间的互动。这一阶段的实现要求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不只要考虑其审美经验，还要考虑到接受语境、翻译策略和赞助人目的。译文的读者接受程度取决目标读者的世界观、美学观、价值观和社会经历，也就是说如果译者希望其译本被目标群体接纳，他的作品应该满足以上四个因素。
1919年左右的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白话文意，作为他们一员的周作人，当他第一次阅读威廉·布莱克的《纯真之歌》原作时，他首先是以读者的身份去接受这部作品的。根据他自己的诗学体验，他认为这部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和自由主义的色彩。此时可能由于其译者和文学家的身份，他将他心中这部作品理想的读者，带入了头脑。他期望目标读者也能感受到这部异国诗歌背后的丰富意象和自由精神。所以为了完整的传达这些信息，他采取了异化的策略。而张炽恒、王佐良和梁宗岱的时代已经有了大量的外国文学译入中国，所以他们的读者主要是对西方文学有兴趣的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对于这些读者来说，他们的目的在于了解一个完整的布莱克，两位译者的译文尽最大可能保持了原作的原汁原味，即异化的处理。
而徐志摩和田汉等人的译文旨在再现原文的神秘主义。他们期待的译文接受群体主要是和他们一样欣赏其中的神秘意象的读者，而不是那些欣赏西方文化的学者和学生们。所以，他们的译文越归化，就越会受到那些对形而上学或者宗教感兴趣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青睐。通常译文的前两句话被田汉和徐志摩译为：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而宗白华的译本却改变了这一顺序：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这句诗虽描写重阳节的景色和意象，但是背后的小与大，尘埃与宇宙的辩证法迎合了中国特定读者的心理预期。宗白华的译本在归化上的极致让布莱克的《纯真之歌》在中国重获新生。
（四）译者的语言水平
译者的语言水平与翻译能力是紧密相连的。首先从语言来说，因为翻译涉及至少两个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本文从后一种角度出发论证译者的语言水平这一翻译的基本技能。《纯真之歌》第一节不同译本所体现的译者语言水平体现在包括周作人到李玲在内的大部分翻译家和学者们根据自己的诗歌体验、翻译以及文学功底译出的相对优质的译文。赏读张炽恒的译作，形态工整，惜文字略杂沓，他的译文在异化里是相对来说比较失败的。而梁宗岱的作品不但完整保留了原文中的意象，而且通过使用动词，使译文整体上偏于富有视觉效果。格律上将原文的ABAB的抑扬格尾韵改为了ABBB的自由诗形式，符合转换法的要求。梁宗岱的译本从内容上传达了诗中有画的效果，而原作的反叛和自由精神通过译文格式的转变，与内容相互配合，完整的传达了出来。梁宗岱的译文体现了他作为学者的治学严谨，也体现了作为翻译家和诗人的深厚语言和文学素养，做到了近乎完美的异化处理。归化角度而言，陈定家的译文中仿译和意译的痕迹过多，有过渡归化之嫌。他的译文在归化里算是比较失败的，没有做到一定程度的忠实。
（五）译者的翻译观
译者对翻译的认识，他直接体现了译者对翻译活动的理解。翻译观制约文本选取、翻译策略和翻译目的。许渊冲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出了翻译竞赛观这一理念，基于对语言转换之对等观念的驳斥，强调译文要超越原文。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上尽可能保持原作的原汁原味。从某种程度上讲，翻译竞赛观可能偏于归化，而翻译交流观可能偏于异化。纵观三大时期的《纯真之歌》第一节译本，可以说几乎所有译本都或多或少有翻译竞赛观和翻译交流观的影子。但是在2010年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李玲在《外国语文》上发表了关于《天真的预言》，完美诠释了翻译竞赛观。她在细究原诗的单句和跨句，以及语法情况之后，得出了目的状语的结论，即“我们如果想看见沙粒、野花里的天地”，先需懂得“纳须弥于芥子”和“弹指百年”的道理。
五、结论
本文研究了威廉·布莱克的《天真的预言》第一节译本中影响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几个主观因素以及相关依据。他的诗歌以其独特的浪漫主义、神秘主义、自由精神以及反叛精神著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很多学者对布莱克的诗歌中蕴涵的历史、宗教以及文学价值做了深刻分析。布莱克的作品《纯真之歌》的第一节，自1949年第一次被周作人翻译至今，它已被多位译者以及文学爱好者翻译出至少20种不同的译本。本文针对这些译本进行历时和共时研究，在分析该节诗的多个主要译本的基础上发现，宏观上这些译本分别采取了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中观上译者们对诗歌形式和词汇意象的不同技巧处理，微观上翻译策略背后的译者文化态度、翻译目的、文化修养，以及读者的理解等原因为主观依据，都可以做到近乎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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