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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41年重组的贵州银行按照股份制公司形式组建、依照现代银行管理模式进行管理。该银行总行设于贵阳，在省内外共设立了30多处分支机构、办事处与通汇处，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广泛的业务网络。贵州银行虽仅经营数载，但对促进贵州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为现代技术的运用、为贵州经济的发展及转型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关键词：贵州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业务网络金融效益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7)02—94—6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大后方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无可质疑的。理论界对抗战后方的经济研究成果也不少，但研究的视角较少投向金融领域，对于金融机构的研究成果较少，尤其对地方银行作个案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因此，本文选择抗战时期设立的官商合办的股份公司制的地方银行——贵州银行进行个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金融机构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本文就该银行从公司治理结构、资本构成、业务经营及绩效等方面试作探讨，透视民间资本、国家资本及国民政府在被迫筹建抗战后方经济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剖析近代贵州股份公司制的发展及效果，探讨贵州金融现代化的历程。
一、贵州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分析
按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形式组建的贵州银行，其公司治理究竟是怎么样的?对此问题，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地进行分析。
首先，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三个层面形成的公司内部治理的机构。1940年7月原清华大学校长，在华北金融、实业界享有较高声誉的周怡春出任贵州省财政厅厅长，并负责筹组“贵州银行”。同年10月，省政府指定省府委员何辑五、贵阳中国银行经理赵宗溥(又名赵雨圃)、贵州企业公司总稽核钱春祺(又名钱景星)及当时独资经营怡兴昌银号贵阳富商戴蕴珊为筹备委员，共同组成贵州银行筹备委员会，由省政府指定周怡春为主任委员，互推钱春祺任总干事。筹备期间，聘任贵州企业公司业务部副经理、曾任南京中国银行会计主任罗良干、贵阳中国银行会计主任赵菊轩、贵阳市会计师事务所高级会计师任可知、贵州企业公司专员、西南财经大学教授丁道谦及筹备会秘书徐礼和等人为设计委员，共同研究制定《贵州银行章程草案》、设计会计制度及其他各项管理章则。筹备委员会根据《贵州银行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依《公司法》的规定进行组织股份公司。于1941年6月7日上午9时，在贵州财政厅举行创立会宣告成立。
当日，到会官股股东代表省政府秘书长郑道儒、民政厅厅长谭克敏、建设厅厅长叶纪元、财政厅厅长周怡春，商股股东代表何辑五、王百雷、钱春祺、戴蕴珊、彭湖、陶桓芬、赵宗溥、薛迪锦、赖贵山、刘航琛及宁芷村等18人，计股数11636股，合3990股权；推周怡春为临时主席，报告到会股东人数，宣读筹备报告书及筹备费用报告书。省政府指定周怡春、叶纪元、郑道儒为官股董事，谭克敏为监察人；商股方面票选结果，彭湖、刘航琛当选为董事，戴蕴珊、何辑五当选为监察人。同日，贵州银行召开首次董事监察人联席会议，推叶纪元、彭湖、周怡春三董事为常务董事，互推周怡春为董事长；何辑五为常务监察人；并一致议决聘任钱春祺为总经理。该行复经第一次常董会通过《组织章程》。
其次，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的权责明确、相互制衡。《章程》规定：股东会分两种，一种为股东常会，每年开会一次，由董事会召集；一种为股东临时会，必要时经董事会半数以上的撞事或监察人的提议或有股份总额1/20以上的股东的请求，由董事会召集。股东每1股有1表决权，一股东有11股以上者，其超过之数每3股递加1权，另数不计。董事会应于股东会开会前10日备置营业报告书、资产负债表、财产目录、损益计算书及公积金、股息、红利分配之议案等曾经监察人查核的各项书表及监察人报告书，以便各股东随时查阅，并于开会时报告股东会。股东会对于书表有疑义时，就选举检查人对它进行检查，如发现董事会提出的书表存在错误或弊端时，必须要求董事会修正或加以否认。董事任期3年，官股董事得连派连任，商股董事得连选连任。董事会设常务董事3人，由董事互推；设董事长1人，由常务董事互推，其任期均为3年。董事会每月开常会一次，如遇紧急事项或董事3人以上的请求，得开临时会议，均以董事长为召集人及主席。董事长不能出席时，推一名常务董事代理。董事长对外代表全行，并与常务董事长期驻行，处理董事会日常事务。董事会的职权范围为，审核各种规章；审定业务方针；决定分支行、处、庄设立、移废；拟定一元券、辅币券发行额；审定预、决算；审核各项开支；审核及决定特殊、重要的款项及契约；审议其他重要事项。总经理综理全行事务，协理协助总经理处理行务，均由董事长提请董事会议通过聘任。经理、襄理襄办行务，由总经理推选，经董事长同意，提请董事会议通过任用。总经理推选秘书、专员办理机要、文书，研究设计等事务，报请董事会备案。贵州银行分设各部、处办事。各部设经理，必要时增设襄理，各处设主任，必要时增设副主任，都要按照总经理、协理的要求分办各部、处事务。各处主任、副主任，各部经、襄理，都由总经理推选，经过董事长的同意，提请董事会议通过任用。其他职员由总经理选派。各部、处的设立及废止，由总经理提请董事会议核定。监察人分官股监察人与商股监察人，宫股监察人由省政府指派，商股监察人于股东会开会时由商股股东就认股在12股以上的股东中推选，并互推常驻监察人。监察人任期1年，官股监察人得连派连任，商股监察人得连选连任。监察人的职责范围是：查核帐目；检查发行；审核决算；其他监察事项。监察人执行职责时，应于股东会开会时提出报告书。
第三，公司按照《章程》规定赋予股东一定的经营管理权、享受分配利益等权利。《章程》规定，股东有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并根据股权数的多少拥有表决权。该行决算每年分为上、下两期，上期决算截止6月底止，下期决算截止12月底止；下期决算为全年总决算。每年总决算所得纯益，先提1/10为公积金，次提所得税，再提取股息，其余用百分法分配：红利50％，酬劳20％，职员捐利金20％，其他经董事会议决的公益事业10％。1943年年度决算该年度股东股息及红利为：贵州省政府财政厅股息国币234909.6元、红利469819.3元；贵州企业公司股息96739.7元、红利193479.42元；永岸川盐运销商营业处股息69205.48元、红利138410.96元；重庆川康平民商业银行股息11260.28元、红利22520.54元；渝新企业公司股息10093.16元、红利20186.3元；股东柴素屏股息273.7元、红利547.4元，总计股息422481.92元、红利844963.92元。1946年贵州银行共付出官息国币732564.66元、红利2622405.75元。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贵州银行基本上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这有助于提高投资者的信心、降低资本成本，获得更稳定的资金来源。重组后的贵州银行的公司治理、管理制度的完善性与规范性是以往贵州任 何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这种制度的形成标志着近代贵州金融业的发展朝现代化的方向跨进了一大步。
二、资本构成与增资改组
1941年贵州省政府按照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筹组贵州银行。《章程》明确规定了该银行筹组时的本金的数额与构成。按照《章程》规定初定资本为国币600万元，分为12000股，每股国币500元。《招股章程》还规定：股份先尽商股认购，余数由省政府筹组，都分两期交款；省政府认购的股本得随时转让商民；银行股票为记名式，分1股、10股、100股三种；股息定为周年6厘，自收到股款之次日起算，由盈余项下拨付。但不幸的是，贵州银行筹备期间，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祖国各重要口岸相继沦陷敌手。西南大后方与外界联系的交通线不断被封锁，外来物质极难输入。贵州省商品经济虽说在抗战初期有较大发展，但面对战时大量人口的迁入、消费量增加，市场供给的商品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结果出现了物质匾乏，物价逐步上涨的现象。商业利润优厚，远远高于银行股息。投资者趋向投资商业、对外贸易领域，对投资金融事业缺少动力。加上投资者对历届贵州银行因受财政拖累而经营不善、效率低下、声名狼藉之事早有所闻，他们要与地方政府合办事业，疑虑重重。因此，银行招股工作不能顺利进行。自1940年7月1日起至1941年6月7目筹备会结束之前一日止，仅有私商戴蕴珊认购5万元、泰丰4万元、赖永初3万元等共16.2万元，占全部股金的2.7％；另外贵州企业公司任股100万元、重庆川康平民银行与川盐银行两行各20万元，共计商股3124股，股金国币156.2万元，占全部资本金的23.33％，尚差443.8万元，应由省政府筹足，当时贵州地方财政十分困难，无力缴付。省政府考虑到只有争取国家资本的支持才能顺利组建贵州银行。省主席吴鼎昌出面与“四联总处”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及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等多次磋商，商议由“四联总处”批复“四联总处贵阳分处”，同意由贵阳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以贷款方式，按3.5:3:2:1.5的比率贷给贵州省政府，即中央银行国币70万元、中国银行国币60万元、交通银行国币40万元、中国农民银行国币30万元，合计国币200万元，作为贵州银行专用基金。1941年8月15日该行开业时，实收股金300万元，官、商股均按认购总额的半数缴纳。
贵州银行根据经济环境变迁的要求，自1943年到1947年经过三次增资、改组，资本构成比例发生急剧变化。第一次增资时间为1943年。因为贵州银行属于地方银行，调剂省区金融为该行应有的职责。自1941年8月开业以来就致力于省区各地筹设分支机构，并为拓展汇业，推行押汇业务，对于与本省经济关系较为密切的省外地区，也分别筹设分支机构：1941年12月设大定办事处；1942年设独山、兴义、重庆、惠水办事处；1943年设都匀支行、黔西、湖南衡阳、广西柳州办事处。此外，正在筹划陆续增设的有遵义、镇远、毕节等20余处。叫分支机构的增设，业务范围的扩大，业务量的增加，势必需要更多的资金。同时，自1940以后，物价飞涨，以贵阳零售物价指数为例，假设1937年为100，1938年105，1939年194，1940年448，1941年1029，1942年3711，1943年11088。通货膨胀日益加剧，这就迫使银行增加资本金。因此，1943年3月15日，贵州银行董事会会议决定，在收足原计资本额后，再增资国币400万元，改订资本额为国币1000万元。其中官股402.95万元，商股597.05万元。为什么这一次增资进展得如此顺利呢?那是因为，贵州银行开业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资产总值逐步增长，1942年比1941年实际增长2.5倍，而该行股票面值仍为每股国币500元未变。以帅灿章、伍效高、孙蕴奇、赖永初等为代表的官、商意识到投资银行具有隐形的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把握贵州省政府在银行筹备期间承诺该行股权尽先由商股认购的诺言、放弃对贵州银行按比例增资的机会，纷纷投资于贵州银行。这样，将1941年贵州银行原有官、商股权比例为67.3:32.7改变为40.3:59.7，官、商股的比重由3:2变为2:3，商股超出了官股份额的1/3，使贵州银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成为以私商为投资主体的股份公司。
第二次增资发生于1944年。1944年的这一次增加资本金明显是省政府在财政部的示意下，有意抑制商股，发展官股，加强对银行的控制权。贵州银行在增资过程中重新确定了官、商股增加资本的比例，还将重庆川康平民银行与川盐银行两行及“永岸盐号”应按比例增加的3937股转入省政府名下。结果，1944年5月，贵州银行增加资本额至国币2000万元计4万股，其中官、商股股权比率再次调整为官股1002.95万元、商股997.05万元，官股以微弱的多数再次占据优势，重新掌握银行的领导与监督行务的权力。
第三次为改组增资，时间为1946－1947年。1946年10月，国民政府修正《省银行条例》，财政部随即电饬贵州银行应按规定清退全部商股，改组成立“贵州省银行”。改组后的贵州省银行一度计划增资为国币8亿元，后因币制改革，财政部没有批准而放弃。贵州省银行股金，依照财政部的规定，由省库拨付4/5，各县、市参加1/5。截至1948年止，先后有天柱、惠水等64个县、市，分别认投国币500－800万元不等，总计认股39054万元(按7月份市场价约合银元1640元)。1949年2月，省政府不顾《省银行条例》和《省银行章程》的规定，也不考虑金圆券急剧贬值，就将各县所缴股金本息，折为金圆券119495元(约值银元8角)，分别退还各县了结。至此，贵州省银行全部股权都为贵州省政府所有。这就违背了《章程》与《招股简章》的相关规定，彻底改变了该股份公司的性质。
三、业务经营状况与业务网络分析
贵州银行建立初期，业务范围较小，主要办理存款、放款及少量汇兑业务，且业务量不大。随着经济环境的变迁与银行分支机构的逐渐增设、业务经营范围的扩大，该银行业务量才逐渐增大。1942年又成立了信托部，兼营仓库。贵州银行还参与黄金、外币证券买卖，购置地产。该银行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摆脱了为地方财政垫资的捆扰与羁绊，吸收了现代银行的管理经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为发展业务打下了基础。1944年冬，日军侵入黔南地区，贵州银行总行紧急疏散，业务停顿。不久，战局趋于平定，银行恢复营业，但造成很大损失。1945年3月，该银行在食盐销售量较大的县区，增设办事处以揽收食盐价款收入，赖以调剂资金。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贵州银行在省内增设威宁、盘县、贵筑、桐梓、湄潭、晴隆、黄平、龙里办事处，增设镇远、铜仁、思南支行；在省外增设南京办事处、上海省行联合通汇处贵州组、汉口省行联合通汇处贵州组、广州借行联合通汇处贵州组、重庆省行联合通汇处贵州组。这样，贵州银行与国内其他银行之间，总行与分支行之间形成了覆盖面广阔的金融网络及业务网络，业务经营出现了一个高峰。1947年改组后的贵州省银行，成为纯地方银行，当时通货 膨胀日益加剧，国民政府改革币制，该行业务开展不是那么顺利。1949年5月，贵州省银行呈准省政府改以银元为记帐单位，办理银元存、放、汇兑业务，发行货币，但最终不得不随同国民政权的撤离而消失。限于篇幅，我们仅以存款、放款、汇兑三项对其业务经营范围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从其存款业务方面进行分析。贵州银行灵活利用市场手段，吸纳社会游资增加存款总额，搞活经营，成绩显著。该银行存款业务分为活期存款、特种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往来存款、金库存款等五种。其总行开业之际，存款数额仅只有国币1千余万元，经过一年的发展，1942年，存款数额达到近3千万元。1942年比1941年各项存款余额增加130％，其中往来存款增加200％、活期存款增加70％、特种活期存款增加150％、定期存款增加590％，只有金库存款与同业存款稍有减少。该行以后2年存款都有增加，到1945年底达到国币5.8亿余元。1946年存款额曾一度达到12.6亿余元，到年底仍保持9亿元的存款额。[15]
贵州银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根据金融行市不断进行利率调整，有时甚至使用高利率手段吸收存款。1942年5月贵州银行存款利率月息最高为5‰，最低为4‰，平均为4.5‰，其中往来存款利率最高为年息5‰，最低为3‰。1943年9月特种存款利率年息，同业存款最高为14.4‰，最低为4.5‰；特别往来存款最高为10.8‰，最低为7.2‰；一年以内存款最高为10‰，最低为8‰；一年以上定期存款为15‰，最低为12‰。1946年，贵州银行为增强资力、吸收高利存款，制定《内部办法》17条，在政府规定的利率标准以外，另付部分利息，同时提高服务质量，深得社会各界人士的信赖，使该银行在当年公库存款比上年下降6.13％的情况下，普通存款余-额则上升1.76倍。
其次我们从其放款业务方面进行分析。贵州银行秉承扶掖工商业、发展地方经济目的，确定放款对象主要是工商领域。20世纪30－40年代，贵州所设的国家银行对于普通放款极少单独承做，商业银行虽做比期放款，但利息高昂，期限很短，请求贷款者深感不便。贵州银行开业以后，秉承开发本地经济的目的，严格审核贷款各方面的条件(如有助长囤积民生日用必需品之嫌者，不予贷款)，深得贷款者的信赖，先后请求贷款的人很多。1941年12月，贵州银行放款余额达到国币383万元，其中工业放款243万元，占放款额的60％以上，可以看出该行求发展工矿企业心之切。
贵州银行始终以发展地方经济为目的，而非以赢利为主要目标，放款利率总是保持在适度范围内，让客户“贷得起”款。该行1942年5月放款利率月息最高为20％。最低为10‰，平均为‰。1943年9月特种放款利率月息，同业放款最高为18％，最低为4.5‰；活期信用放款最高为20‰，最低也是20‰；活期抵押放款最高为28‰，最低为25‰；信用透支最高为20‰，最低为10‰；透押最高为28‰，最低为27‰；贴现最高为30‰，最低为20‰。
最后我们从其汇兑业务方面进行分析。贵州银行积极探索与分支机构及他行开展汇兑业务，致力于增加业务量。1941年，贵州银行开业不久，虽曾积极筹设分支机构，但由于时间紧迫、人力限制，多数尚未能开业，因此，汇兑业务量较小。到年底，该行汇兑总额仅国币883426.09元。1942年，贵州银行设立的大定、独山、兴义、重庆、惠水等处的分支机构逐渐开展汇兑业务，也已经与外省市的川康银行重庆总行订立通汇合约，并谋求本省与川、康两省畅通汇兑，又与江西裕民银行、富滇新银行、广西省银行先后通汇。事实上，到1942年，贵州银行已经实现了与重庆，四川的成都、内江，湖南的衡阳、常德、沅陵、长沙、洪江，广西的桂林、柳州、梧州，西安，(昆明)，曲江等处通汇。
随着分支机构的不断增设、汇兑范围的扩大及汇兑种类的增加，贵州银行的汇兑业务量逐渐扩大。1945年下半年，就重庆贵州银行一处而言，汇入汇款国币2.12亿元，汇出汇款1.82亿元，汇入、汇出汇款总额达到3.94亿元。1946年，贵州供应局委托贵州银行免费承汇军款，由中央银行贵阳分行免费调拨。贵州银行头寸办理原则及手续为：贵州银行可免费代贵州供应局汇款至三行两局及贵州省不通汇各处；贵州银行免费代贵州供应局所汇的款额，可由中央银行代免费调拨至贵州银行指定的地点(当时上海一地必须先治谈)。至于各行要收受贵州银行没有设立其分支机构县份的普通汇款，可劝汇款人用汇票到邻近设有贵州银行分支机构的县份提取，或者劝客户经向邻局承汇，否则应予婉拒。正是因为如此，贵州银行的汇兑业务量迅速扩大。1946年1月，该行汇出总额为国币4亿余元，继则直线上升，12月份全月汇出额增加至19亿余元，全年汇出总额达119.4亿余元。贵州银行在省外设立的办事处依据财政部的规定专营汇兑业务，如重庆办事处1946年度共汇出款额国币2997524300.79元，衡阳办事处1946年度汇出款额552737200元，柳州办事处1946年度汇出款额1206439622．18元。
贵州银行自1941年重组到1947年改组为贵州省银行前夕，共设立了35个分支行、办事处与省行联合通汇处贵州组。其中本省内设立了贵定、遵义、安顺等3个分行，独山、都匀、毕节、镇远、铜仁、思南等6个支行，大定、兴义(1946年4月改为分理处)、惠水、黔西、马厂坪(1944年冬撤消，1946年9月复业并该为分理处)、赤水(后升为支行)、织金、金沙(后改为分理处)、威宁、盘县、桐梓、贵筑、湄潭、晴隆、黄平、龙里、茅台等17处办事处；普定、榕江等2处分理处；在省外设立了衡阳、柳州、南京等3处办事处，上海、汉口、广州、重庆等4个省行联合通汇处贵州组。贵州银行从总行到分行、支行再到办事处，上自省会城市贵阳，下至众多的县城、镇，形成了广泛的银行网络，基本建成了省内的通汇网络，并与贵州省金融贸易关系较密切的沪、汉、穗、渝、衡、柳等大中城市实现了直接通汇，对西北、华北、东南等地区，也可通过特约机构代办汇兑业务。贵州银行的经营范围几乎覆盖了全省、遍及大半个中国。
四、绩效综合分析
国民政府入黔之前，贵州银行曾数度改组，但每一次存在的时间都很短，业务量非常有限，并且当时的贵州银行实际上多为军阀筹措军费的机关，不能履行银行本身的职责，起不到现代银行的作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贵州银行在政府的督导之下重组并设立分支机构，完成地方金融网，推行中央战时金融政策，协助地方经济建设，业务经营一直维持到解放前夕。那么，贵州银行的经营效益究竟怎么样呢?它在地方经济建设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从其本身经营效益方面进行分析。前面已经分析过，贵州银行的存款总额到1942年达到国币3千万元，已经超过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等重要银行驻贵州分行而居首位。放款与汇兑业务量也在逐年上升，其他业务经营也基本正常进行。贵州银行在不同的经济形势下业务经营效益有亏有赢，总体上看仍赢 利更多。在战乱纷纷，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日益加剧的年代，贵州能够多次度过危机，并实现经营略有赢余，实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该行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十分重视体制与经营作风建设。贵州银行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公开招收官商股份，实行股份制管理体制，凡业务方针、规章制度等重要事项都必须经过董事会的审议决定，使该行集体管理与自主经营权得到保证，避免历届贵州银行依附地方财政，滥发纸币，因长期垫付财政大量欠款而资金周转不灵，业务不能顺利进行的现象。该行接受财政当局管理、监督，树立银行信誉，取得民众信任。
第二，审时度势，灵活经营，恪守信用。贵州银行针对1942年、1943年活期存款余额仅占当年收存各项存款累计的15.5％和9.6％，即存款流动性大的特点，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除照章缴纳存款准备金外，经常保留大量头寸，供支付各项存款及汇入汇款之用。特别是1944年年末日军入侵黔南时期，贵州银行面临严峻的考验，当时能够及时压缩贷款规模，留有大大超过一般商业行庄留存标准的准备金，对客户的存、汇款能恪守信用，如期定额支付，取得了民众的信任。正因为如此，该行不但能够安然度过多次出现的市场危机，而且战时各项存款余额逐渐上升。
第三，虽以发展地方经济而非以赢利为目的，但仍通过采取各种措施提高金融效率。贵州银行运用良好的公司治理、严格的管理制度；对员工不断进行业务培训、提高业务能力；采用当时银行通用的银行会计结算制度；使用电报、电话等现代通信设备；利用广泛的金融网络，快速获取市场信息等举措，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益。同时，该行严格执行奖惩制度，以调动各级机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该行在每届决算后，视业务量、利润多寡与社会地位及影响等因素，对分支行处机构给予升级或降格处理。如属连年亏损或无发展前途的行处，酌情降级或予以裁撤。
贵州银行尽管存在的时间不到十年，但它能够通过发挥动员储蓄、配置资源、便于市场交易等作用，运用现代银行的管理制度及现代交通、通讯技术，极大地推动了贵州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了金融现代化的进程。它的发展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作者简介：萧良武(1966—)，男，湖南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贵阳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史、金融史研究。
责任编辑 俞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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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贵州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业务网络金融效益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7)02—94—6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大后方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无可质疑的。理论界对抗战后方的经济研究成果也不少，但研究的视角较少投向金融领域，对于金融机构的研究成果较少，尤其对地方银行作个案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因此，本文选择抗战时期设立的官商合办的股份公司制的地方银行——贵州银行进行个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金融机构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本文就该银行从公司治理结构、资本构成、业务经营及绩效等方面试作探讨，透视民间资本、国家资本及国民政府在被迫筹建抗战后方经济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剖析近代贵州股份公司制的发展及效果，探讨贵州金融现代化的历程。
一、贵州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分析
按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形式组建的贵州银行，其公司治理究竟是怎么样的?对此问题，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地进行分析。
首先，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三个层面形成的公司内部治理的机构。1940年7月原清华大学校长，在华北金融、实业界享有较高声誉的周怡春出任贵州省财政厅厅长，并负责筹组“贵州银行”。同年10月，省政府指定省府委员何辑五、贵阳中国银行经理赵宗溥(又名赵雨圃)、贵州企业公司总稽核钱春祺(又名钱景星)及当时独资经营怡兴昌银号贵阳富商戴蕴珊为筹备委员，共同组成贵州银行筹备委员会，由省政府指定周怡春为主任委员，互推钱春祺任总干事。筹备期间，聘任贵州企业公司业务部副经理、曾任南京中国银行会计主任罗良干、贵阳中国银行会计主任赵菊轩、贵阳市会计师事务所高级会计师任可知、贵州企业公司专员、西南财经大学教授丁道谦及筹备会秘书徐礼和等人为设计委员，共同研究制定《贵州银行章程草案》、设计会计制度及其他各项管理章则。筹备委员会根据《贵州银行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依《公司法》的规定进行组织股份公司。于1941年6月7日上午9时，在贵州财政厅举行创立会宣告成立。
当日，到会官股股东代表省政府秘书长郑道儒、民政厅厅长谭克敏、建设厅厅长叶纪元、财政厅厅长周怡春，商股股东代表何辑五、王百雷、钱春祺、戴蕴珊、彭湖、陶桓芬、赵宗溥、薛迪锦、赖贵山、刘航琛及宁芷村等18人，计股数11636股，合3990股权；推周怡春为临时主席，报告到会股东人数，宣读筹备报告书及筹备费用报告书。省政府指定周怡春、叶纪元、郑道儒为官股董事，谭克敏为监察人；商股方面票选结果，彭湖、刘航琛当选为董事，戴蕴珊、何辑五当选为监察人。同日，贵州银行召开首次董事监察人联席会议，推叶纪元、彭湖、周怡春三董事为常务董事，互推周怡春为董事长；何辑五为常务监察人；并一致议决聘任钱春祺为总经理。该行复经第一次常董会通过《组织章程》。
其次，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的权责明确、相互制衡。《章程》规定：股东会分两种，一种为股东常会，每年开会一次，由董事会召集；一种为股东临时会，必要时经董事会半数以上的撞事或监察人的提议或有股份总额1/20以上的股东的请求，由董事会召集。股东每1股有1表决权，一股东有11股以上者，其超过之数每3股递加1权，另数不计。董事会应于股东会开会前10日备置营业报告书、资产负债表、财产目录、损益计算书及公积金、股息、红利分配之议案等曾经监察人查核的各项书表及监察人报告书，以便各股东随时查阅，并于开会时报告股东会。股东会对于书表有疑义时，就选举检查人对它进行检查，如发现董事会提出的书表存在错误或弊端时，必须要求董事会修正或加以否认。董事任期3年，官股董事得连派连任，商股董事得连选连任。董事会设常务董事3人，由董事互推；设董事长1人，由常务董事互推，其任期均为3年。董事会每月开常会一次，如遇紧急事项或董事3人以上的请求，得开临时会议，均以董事长为召集人及主席。董事长不能出席时，推一名常务董事代理。董事长对外代表全行，并与常务董事长期驻行，处理董事会日常事务。董事会的职权范围为，审核各种规章；审定业务方针；决定分支行、处、庄设立、移废；拟定一元券、辅币券发行额；审定预、决算；审核各项开支；审核及决定特殊、重要的款项及契约；审议其他重要事项。总经理综理全行事务，协理协助总经理处理行务，均由董事长提请董事会议通过聘任。经理、襄理襄办行务，由总经理推选，经董事长同意，提请董事会议通过任用。总经理推选秘书、专员办理机要、文书，研究设计等事务，报请董事会备案。贵州银行分设各部、处办事。各部设经理，必要时增设襄理，各处设主任，必要时增设副主任，都要按照总经理、协理的要求分办各部、处事务。各处主任、副主任，各部经、襄理，都由总经理推选，经过董事长的同意，提请董事会议通过任用。其他职员由总经理选派。各部、处的设立及废止，由总经理提请董事会议核定。监察人分官股监察人与商股监察人，宫股监察人由省政府指派，商股监察人于股东会开会时由商股股东就认股在12股以上的股东中推选，并互推常驻监察人。监察人任期1年，官股监察人得连派连任，商股监察人得连选连任。监察人的职责范围是：查核帐目；检查发行；审核决算；其他监察事项。监察人执行职责时，应于股东会开会时提出报告书。
第三，公司按照《章程》规定赋予股东一定的经营管理权、享受分配利益等权利。《章程》规定，股东有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并根据股权数的多少拥有表决权。该行决算每年分为上、下两期，上期决算截止6月底止，下期决算截止12月底止；下期决算为全年总决算。每年总决算所得纯益，先提1/10为公积金，次提所得税，再提取股息，其余用百分法分配：红利50％，酬劳20％，职员捐利金20％，其他经董事会议决的公益事业10％。1943年年度决算该年度股东股息及红利为：贵州省政府财政厅股息国币234909.6元、红利469819.3元；贵州企业公司股息96739.7元、红利193479.42元；永岸川盐运销商营业处股息69205.48元、红利138410.96元；重庆川康平民商业银行股息11260.28元、红利22520.54元；渝新企业公司股息10093.16元、红利20186.3元；股东柴素屏股息273.7元、红利547.4元，总计股息422481.92元、红利844963.92元。1946年贵州银行共付出官息国币732564.66元、红利2622405.75元。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贵州银行基本上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这有助于提高投资者的信心、降低资本成本，获得更稳定的资金来源。重组后的贵州银行的公司治理、管理制度的完善性与规范性是以往贵州任 何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这种制度的形成标志着近代贵州金融业的发展朝现代化的方向跨进了一大步。
二、资本构成与增资改组
1941年贵州省政府按照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筹组贵州银行。《章程》明确规定了该银行筹组时的本金的数额与构成。按照《章程》规定初定资本为国币600万元，分为12000股，每股国币500元。《招股章程》还规定：股份先尽商股认购，余数由省政府筹组，都分两期交款；省政府认购的股本得随时转让商民；银行股票为记名式，分1股、10股、100股三种；股息定为周年6厘，自收到股款之次日起算，由盈余项下拨付。但不幸的是，贵州银行筹备期间，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祖国各重要口岸相继沦陷敌手。西南大后方与外界联系的交通线不断被封锁，外来物质极难输入。贵州省商品经济虽说在抗战初期有较大发展，但面对战时大量人口的迁入、消费量增加，市场供给的商品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结果出现了物质匾乏，物价逐步上涨的现象。商业利润优厚，远远高于银行股息。投资者趋向投资商业、对外贸易领域，对投资金融事业缺少动力。加上投资者对历届贵州银行因受财政拖累而经营不善、效率低下、声名狼藉之事早有所闻，他们要与地方政府合办事业，疑虑重重。因此，银行招股工作不能顺利进行。自1940年7月1日起至1941年6月7目筹备会结束之前一日止，仅有私商戴蕴珊认购5万元、泰丰4万元、赖永初3万元等共16.2万元，占全部股金的2.7％；另外贵州企业公司任股100万元、重庆川康平民银行与川盐银行两行各20万元，共计商股3124股，股金国币156.2万元，占全部资本金的23.33％，尚差443.8万元，应由省政府筹足，当时贵州地方财政十分困难，无力缴付。省政府考虑到只有争取国家资本的支持才能顺利组建贵州银行。省主席吴鼎昌出面与“四联总处”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及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等多次磋商，商议由“四联总处”批复“四联总处贵阳分处”，同意由贵阳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以贷款方式，按3.5:3:2:1.5的比率贷给贵州省政府，即中央银行国币70万元、中国银行国币60万元、交通银行国币40万元、中国农民银行国币30万元，合计国币200万元，作为贵州银行专用基金。1941年8月15日该行开业时，实收股金300万元，官、商股均按认购总额的半数缴纳。
贵州银行根据经济环境变迁的要求，自1943年到1947年经过三次增资、改组，资本构成比例发生急剧变化。第一次增资时间为1943年。因为贵州银行属于地方银行，调剂省区金融为该行应有的职责。自1941年8月开业以来就致力于省区各地筹设分支机构，并为拓展汇业，推行押汇业务，对于与本省经济关系较为密切的省外地区，也分别筹设分支机构：1941年12月设大定办事处；1942年设独山、兴义、重庆、惠水办事处；1943年设都匀支行、黔西、湖南衡阳、广西柳州办事处。此外，正在筹划陆续增设的有遵义、镇远、毕节等20余处。叫分支机构的增设，业务范围的扩大，业务量的增加，势必需要更多的资金。同时，自1940以后，物价飞涨，以贵阳零售物价指数为例，假设1937年为100，1938年105，1939年194，1940年448，1941年1029，1942年3711，1943年11088。通货膨胀日益加剧，这就迫使银行增加资本金。因此，1943年3月15日，贵州银行董事会会议决定，在收足原计资本额后，再增资国币400万元，改订资本额为国币1000万元。其中官股402.95万元，商股597.05万元。为什么这一次增资进展得如此顺利呢?那是因为，贵州银行开业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资产总值逐步增长，1942年比1941年实际增长2.5倍，而该行股票面值仍为每股国币500元未变。以帅灿章、伍效高、孙蕴奇、赖永初等为代表的官、商意识到投资银行具有隐形的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把握贵州省政府在银行筹备期间承诺该行股权尽先由商股认购的诺言、放弃对贵州银行按比例增资的机会，纷纷投资于贵州银行。这样，将1941年贵州银行原有官、商股权比例为67.3:32.7改变为40.3:59.7，官、商股的比重由3:2变为2:3，商股超出了官股份额的1/3，使贵州银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成为以私商为投资主体的股份公司。
第二次增资发生于1944年。1944年的这一次增加资本金明显是省政府在财政部的示意下，有意抑制商股，发展官股，加强对银行的控制权。贵州银行在增资过程中重新确定了官、商股增加资本的比例，还将重庆川康平民银行与川盐银行两行及“永岸盐号”应按比例增加的3937股转入省政府名下。结果，1944年5月，贵州银行增加资本额至国币2000万元计4万股，其中官、商股股权比率再次调整为官股1002.95万元、商股997.05万元，官股以微弱的多数再次占据优势，重新掌握银行的领导与监督行务的权力。
第三次为改组增资，时间为1946－1947年。1946年10月，国民政府修正《省银行条例》，财政部随即电饬贵州银行应按规定清退全部商股，改组成立“贵州省银行”。改组后的贵州省银行一度计划增资为国币8亿元，后因币制改革，财政部没有批准而放弃。贵州省银行股金，依照财政部的规定，由省库拨付4/5，各县、市参加1/5。截至1948年止，先后有天柱、惠水等64个县、市，分别认投国币500－800万元不等，总计认股39054万元(按7月份市场价约合银元1640元)。1949年2月，省政府不顾《省银行条例》和《省银行章程》的规定，也不考虑金圆券急剧贬值，就将各县所缴股金本息，折为金圆券119495元(约值银元8角)，分别退还各县了结。至此，贵州省银行全部股权都为贵州省政府所有。这就违背了《章程》与《招股简章》的相关规定，彻底改变了该股份公司的性质。
三、业务经营状况与业务网络分析
贵州银行建立初期，业务范围较小，主要办理存款、放款及少量汇兑业务，且业务量不大。随着经济环境的变迁与银行分支机构的逐渐增设、业务经营范围的扩大，该银行业务量才逐渐增大。1942年又成立了信托部，兼营仓库。贵州银行还参与黄金、外币证券买卖，购置地产。该银行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摆脱了为地方财政垫资的捆扰与羁绊，吸收了现代银行的管理经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为发展业务打下了基础。1944年冬，日军侵入黔南地区，贵州银行总行紧急疏散，业务停顿。不久，战局趋于平定，银行恢复营业，但造成很大损失。1945年3月，该银行在食盐销售量较大的县区，增设办事处以揽收食盐价款收入，赖以调剂资金。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贵州银行在省内增设威宁、盘县、贵筑、桐梓、湄潭、晴隆、黄平、龙里办事处，增设镇远、铜仁、思南支行；在省外增设南京办事处、上海省行联合通汇处贵州组、汉口省行联合通汇处贵州组、广州借行联合通汇处贵州组、重庆省行联合通汇处贵州组。这样，贵州银行与国内其他银行之间，总行与分支行之间形成了覆盖面广阔的金融网络及业务网络，业务经营出现了一个高峰。1947年改组后的贵州省银行，成为纯地方银行，当时通货 膨胀日益加剧，国民政府改革币制，该行业务开展不是那么顺利。1949年5月，贵州省银行呈准省政府改以银元为记帐单位，办理银元存、放、汇兑业务，发行货币，但最终不得不随同国民政权的撤离而消失。限于篇幅，我们仅以存款、放款、汇兑三项对其业务经营范围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从其存款业务方面进行分析。贵州银行灵活利用市场手段，吸纳社会游资增加存款总额，搞活经营，成绩显著。该银行存款业务分为活期存款、特种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往来存款、金库存款等五种。其总行开业之际，存款数额仅只有国币1千余万元，经过一年的发展，1942年，存款数额达到近3千万元。1942年比1941年各项存款余额增加130％，其中往来存款增加200％、活期存款增加70％、特种活期存款增加150％、定期存款增加590％，只有金库存款与同业存款稍有减少。该行以后2年存款都有增加，到1945年底达到国币5.8亿余元。1946年存款额曾一度达到12.6亿余元，到年底仍保持9亿元的存款额。[15]
贵州银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根据金融行市不断进行利率调整，有时甚至使用高利率手段吸收存款。1942年5月贵州银行存款利率月息最高为5‰，最低为4‰，平均为4.5‰，其中往来存款利率最高为年息5‰，最低为3‰。1943年9月特种存款利率年息，同业存款最高为14.4‰，最低为4.5‰；特别往来存款最高为10.8‰，最低为7.2‰；一年以内存款最高为10‰，最低为8‰；一年以上定期存款为15‰，最低为12‰。1946年，贵州银行为增强资力、吸收高利存款，制定《内部办法》17条，在政府规定的利率标准以外，另付部分利息，同时提高服务质量，深得社会各界人士的信赖，使该银行在当年公库存款比上年下降6.13％的情况下，普通存款余-额则上升1.76倍。
其次我们从其放款业务方面进行分析。贵州银行秉承扶掖工商业、发展地方经济目的，确定放款对象主要是工商领域。20世纪30－40年代，贵州所设的国家银行对于普通放款极少单独承做，商业银行虽做比期放款，但利息高昂，期限很短，请求贷款者深感不便。贵州银行开业以后，秉承开发本地经济的目的，严格审核贷款各方面的条件(如有助长囤积民生日用必需品之嫌者，不予贷款)，深得贷款者的信赖，先后请求贷款的人很多。1941年12月，贵州银行放款余额达到国币383万元，其中工业放款243万元，占放款额的60％以上，可以看出该行求发展工矿企业心之切。
贵州银行始终以发展地方经济为目的，而非以赢利为主要目标，放款利率总是保持在适度范围内，让客户“贷得起”款。该行1942年5月放款利率月息最高为20％。最低为10‰，平均为‰。1943年9月特种放款利率月息，同业放款最高为18％，最低为4.5‰；活期信用放款最高为20‰，最低也是20‰；活期抵押放款最高为28‰，最低为25‰；信用透支最高为20‰，最低为10‰；透押最高为28‰，最低为27‰；贴现最高为30‰，最低为20‰。
最后我们从其汇兑业务方面进行分析。贵州银行积极探索与分支机构及他行开展汇兑业务，致力于增加业务量。1941年，贵州银行开业不久，虽曾积极筹设分支机构，但由于时间紧迫、人力限制，多数尚未能开业，因此，汇兑业务量较小。到年底，该行汇兑总额仅国币883426.09元。1942年，贵州银行设立的大定、独山、兴义、重庆、惠水等处的分支机构逐渐开展汇兑业务，也已经与外省市的川康银行重庆总行订立通汇合约，并谋求本省与川、康两省畅通汇兑，又与江西裕民银行、富滇新银行、广西省银行先后通汇。事实上，到1942年，贵州银行已经实现了与重庆，四川的成都、内江，湖南的衡阳、常德、沅陵、长沙、洪江，广西的桂林、柳州、梧州，西安，(昆明)，曲江等处通汇。
随着分支机构的不断增设、汇兑范围的扩大及汇兑种类的增加，贵州银行的汇兑业务量逐渐扩大。1945年下半年，就重庆贵州银行一处而言，汇入汇款国币2.12亿元，汇出汇款1.82亿元，汇入、汇出汇款总额达到3.94亿元。1946年，贵州供应局委托贵州银行免费承汇军款，由中央银行贵阳分行免费调拨。贵州银行头寸办理原则及手续为：贵州银行可免费代贵州供应局汇款至三行两局及贵州省不通汇各处；贵州银行免费代贵州供应局所汇的款额，可由中央银行代免费调拨至贵州银行指定的地点(当时上海一地必须先治谈)。至于各行要收受贵州银行没有设立其分支机构县份的普通汇款，可劝汇款人用汇票到邻近设有贵州银行分支机构的县份提取，或者劝客户经向邻局承汇，否则应予婉拒。正是因为如此，贵州银行的汇兑业务量迅速扩大。1946年1月，该行汇出总额为国币4亿余元，继则直线上升，12月份全月汇出额增加至19亿余元，全年汇出总额达119.4亿余元。贵州银行在省外设立的办事处依据财政部的规定专营汇兑业务，如重庆办事处1946年度共汇出款额国币2997524300.79元，衡阳办事处1946年度汇出款额552737200元，柳州办事处1946年度汇出款额1206439622．18元。
贵州银行自1941年重组到1947年改组为贵州省银行前夕，共设立了35个分支行、办事处与省行联合通汇处贵州组。其中本省内设立了贵定、遵义、安顺等3个分行，独山、都匀、毕节、镇远、铜仁、思南等6个支行，大定、兴义(1946年4月改为分理处)、惠水、黔西、马厂坪(1944年冬撤消，1946年9月复业并该为分理处)、赤水(后升为支行)、织金、金沙(后改为分理处)、威宁、盘县、桐梓、贵筑、湄潭、晴隆、黄平、龙里、茅台等17处办事处；普定、榕江等2处分理处；在省外设立了衡阳、柳州、南京等3处办事处，上海、汉口、广州、重庆等4个省行联合通汇处贵州组。贵州银行从总行到分行、支行再到办事处，上自省会城市贵阳，下至众多的县城、镇，形成了广泛的银行网络，基本建成了省内的通汇网络，并与贵州省金融贸易关系较密切的沪、汉、穗、渝、衡、柳等大中城市实现了直接通汇，对西北、华北、东南等地区，也可通过特约机构代办汇兑业务。贵州银行的经营范围几乎覆盖了全省、遍及大半个中国。
四、绩效综合分析
国民政府入黔之前，贵州银行曾数度改组，但每一次存在的时间都很短，业务量非常有限，并且当时的贵州银行实际上多为军阀筹措军费的机关，不能履行银行本身的职责，起不到现代银行的作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贵州银行在政府的督导之下重组并设立分支机构，完成地方金融网，推行中央战时金融政策，协助地方经济建设，业务经营一直维持到解放前夕。那么，贵州银行的经营效益究竟怎么样呢?它在地方经济建设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从其本身经营效益方面进行分析。前面已经分析过，贵州银行的存款总额到1942年达到国币3千万元，已经超过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等重要银行驻贵州分行而居首位。放款与汇兑业务量也在逐年上升，其他业务经营也基本正常进行。贵州银行在不同的经济形势下业务经营效益有亏有赢，总体上看仍赢 利更多。在战乱纷纷，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日益加剧的年代，贵州能够多次度过危机，并实现经营略有赢余，实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该行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十分重视体制与经营作风建设。贵州银行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公开招收官商股份，实行股份制管理体制，凡业务方针、规章制度等重要事项都必须经过董事会的审议决定，使该行集体管理与自主经营权得到保证，避免历届贵州银行依附地方财政，滥发纸币，因长期垫付财政大量欠款而资金周转不灵，业务不能顺利进行的现象。该行接受财政当局管理、监督，树立银行信誉，取得民众信任。
第二，审时度势，灵活经营，恪守信用。贵州银行针对1942年、1943年活期存款余额仅占当年收存各项存款累计的15.5％和9.6％，即存款流动性大的特点，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除照章缴纳存款准备金外，经常保留大量头寸，供支付各项存款及汇入汇款之用。特别是1944年年末日军入侵黔南时期，贵州银行面临严峻的考验，当时能够及时压缩贷款规模，留有大大超过一般商业行庄留存标准的准备金，对客户的存、汇款能恪守信用，如期定额支付，取得了民众的信任。正因为如此，该行不但能够安然度过多次出现的市场危机，而且战时各项存款余额逐渐上升。
第三，虽以发展地方经济而非以赢利为目的，但仍通过采取各种措施提高金融效率。贵州银行运用良好的公司治理、严格的管理制度；对员工不断进行业务培训、提高业务能力；采用当时银行通用的银行会计结算制度；使用电报、电话等现代通信设备；利用广泛的金融网络，快速获取市场信息等举措，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益。同时，该行严格执行奖惩制度，以调动各级机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该行在每届决算后，视业务量、利润多寡与社会地位及影响等因素，对分支行处机构给予升级或降格处理。如属连年亏损或无发展前途的行处，酌情降级或予以裁撤。
贵州银行尽管存在的时间不到十年，但它能够通过发挥动员储蓄、配置资源、便于市场交易等作用，运用现代银行的管理制度及现代交通、通讯技术，极大地推动了贵州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了金融现代化的进程。它的发展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作者简介：萧良武(1966—)，男，湖南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贵阳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史、金融史研究。
责任编辑 俞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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