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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7)01—70—2
李金坤先生《风骚比较新论》的问世，是《诗经》研究和《楚辞》研究中集大成的新成果。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诗经》和《楚辞》，一直是文学研究的热门课题，硕果累累。其中许多学者对浪漫文学之源的《楚辞》曾受到现实主义文学源头《诗经》的影响表示认同，但是，在实际研究中，《诗经》与《楚辞》仍然分道而行，进入了一种学术各走阳关道的局面，如何突破目前研究的困境，李金坤先生的《风骚比较新论》作出了成功的尝试。是著以《风》、《骚》异同及有关研究现状为研究对象，有破有立，建构了自己的理论框架。李著重心不在细致地描述前人研究的成果及研究态势，而在提纲挈领，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理性思辨，并由此对《风》、《骚》作出重新解读。
全书由两大部分组成，共分十二章，第一部分(前四章)，主要从北方中原文化与南方楚文化的渊源关系进行宏观考察，认为“风”“骚”并称固有南北地域文化的地理差异。但楚辞的形成又非单一的楚文化影响，而是多元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多元文化相融的过程中，中原文化对楚辞的最终定型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啊。不仅总结综合了前人研究的成果，而且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为楚辞的发展流变提供了更为合理的解释，为：《风》与《骚》传承关系的具体比较研究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事实根据与理论依据。第二部分(后八章)，主要从文学与文化层面具体展开《风》、《骚》比较研究，是李著研究的重心。五到十章，侧重内容方面的比较，主要从忧患意识、山水审美、自然生态意识、龙凤文化、梦幻描写、弃妇情结六个视域进行比较，探测出《风》、《骚》的不同。十一至十二章，侧重于艺术层面从体制和比兴手法的不同探测《风》、《骚》不同的风格特征和艺术表现。是著既对《风》、《骚》产生的起源到发展到二者相比较的整个学术史进程进行了明晰又细致的考察与描述，又对《风》《骚》研究史中重要的学者和学术成果做出归类和得失评判，并以此为基础，进而对历代以至近二十年来的《风》、《骚》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勾勒与评述。既有宏观评述，亦有微观考证。相互交错又相互补充，清晰地说明了《风》、《骚》研究的嬗变。
用最新的学术眼光审视最古老的文学经典，新见叠出，是李著引人注目的特色。《风》、《骚》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持续热点，久盛不衰。但是，传统的《风》、《骚》研究所关注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文字、训活、音韵、考据以及文化、政治、文学、哲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所突出的是关于“人”的问题。而内容磅礴的《风》、《骚》除了“人本”之外，尚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动植物世界，其生态学方面的研究却被忽略了。在环境污染日益危机人类健康，全球气候升高，传染病迅速流行，新病种不断产生的工业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保护环境，保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成为人类生存的当务之急，全球面临着“生存焦虑”。基于上述考虑，李金坤先生将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古典经典的解读之中，认为《风》、《骚》所描绘的动植物王国绝非偶然的文学现象，而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必然反映。自然中的虫鱼鸟兽、花草树木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如《风》、《骚》多以花椒喻妇女多子，人们崇拜花椒，实是希望女子多子。鱼的大量描写则反映了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和生育。《离骚》记载了大量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李金坤先生查阅相关医学著作，以表格形式列举了不同中草药的药用价值，如“杜蘅”，特性“其根火药，辛温无毒”，功能“风寒咳逆，作浴场香人衣体”；“木兰”，特性“花蕾人药，味辛温”，功能“散风通宵，主治头痛鼻塞之风寒”。众多的药用植物对处于生活于今天的人类来说，尤具“惊世”功用。在此基础上，李著梳理了学术史上对于《风》、《骚》的植物训沾，认为《诗经》的最早注释本《毛传》凿开了注释《诗经》动植物名称的先河，中国第一部字典《尔雅》多袭用其注释。到三国时期，诞生了我国第一部生物学著作。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成为后世研究《诗经》动植物的专门著作。近年，台湾潘富俊出版《诗经植物图鉴》，从“今名”、“学明”、“类别”、“别称”等基本生物学知识出发对与植物相关的文学现象、文化意义、习俗与效用等作出闸释。每一植物配以生长期的四幅精美彩图。从博物学层面印证了环境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既具文化价值，也深具学术价值。
统计学方法的适时运用，是李著又一显著特色。鉴于《风》、《骚》研究资料过多过滥，无从穷尽和难以取舍，李著采取文化观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对《风》、《骚》加以观照和考察，由定量分析进入定位，深层次地揭示出《诗经》《楚辞》的生态学面貌和后世研究状况。如考证楚辞产生缘由时，李著将较有代表性的六种派别、代表人物、朝代、研究方法、优缺点等进行类比列表，楚文化产生的渊源和各种探索一目了然。经过比较，李著得出自己的结论；楚文化绝非某一文化的影响，而是复杂多元的。由此，为下文的《风》、《骚》比较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李著考证出《离骚》所涉及的28种植物中具有药用价值共有23种，并以表格形式，对植物该的类别、别称、特性、药用功能及在《离骚》中的出处做了排列，凸显了《离骚》的文化意义。补足了《风》、《骚》研究史的完整和严密，同时也为后即《风》、《骚》研究者及古典文学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和参照。这是著者将文理研究方法打通的成功创获，反映了著者理论思考的精深和学术视野的闳阔。
李金坤先生立足于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审视、反思，针对研究中存在的缺失进行补救。辨析和探讨。著作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深刻的洞察力化为精采的思辨在书中随处闪光。如对《离骚》山水景物所具有的“感伤性色彩”、“游览性特征”、“亲和性情感”、“虚幻兴手法”等审美价值的归纳，皆超越前贤，新人耳目。又将自然生态学方法引入《风》、《骚》比较，以博物学的功能符号、社会学的文化符号、文艺学的情感符号、教育学的启蒙符号等方面全面审察《风》、《骚》生态学的意义与价值，对孔子“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经典之论作了全新的诠释，使《风》、《骚》研究成为跨学科的学术领域。
《风》、《骚》比较，是李著始终坚持的科学方法。对《风》、《骚》的文化背景、思想意识、诗歌体式、表现手法等进行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立体化的综合比较，并由此窥见《骚》对《风》的传承与演进。同时，李著又“能结合宏观与微观，考与论，用文学、史学、哲学、心理学、美学、民俗学、宗教神话学、文化人类学及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等多学科知识，系统观照与研究《风》、《骚》比较之诸问题”(褚斌杰《序》)，体现了著者深厚的学术涵养。
文献的整理发掘，是李著贯彻如一的原则。著者具有较深厚的文献功底，其研究是在占有丰富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从书中所引文献看，几乎对《风》、《骚》的研究资料作了竭泽而渔的挖掘，体现出李著的博大精深。
李金坤先生《风骚比较新论》，处处体现其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之“新”，上述文字尚不足以窥豹一斑。笔者深信，李著所建构起的《风》、《骚》研究框架将引领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的诞生。
责任编辑：张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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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7)01—70—2
李金坤先生《风骚比较新论》的问世，是《诗经》研究和《楚辞》研究中集大成的新成果。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诗经》和《楚辞》，一直是文学研究的热门课题，硕果累累。其中许多学者对浪漫文学之源的《楚辞》曾受到现实主义文学源头《诗经》的影响表示认同，但是，在实际研究中，《诗经》与《楚辞》仍然分道而行，进入了一种学术各走阳关道的局面，如何突破目前研究的困境，李金坤先生的《风骚比较新论》作出了成功的尝试。是著以《风》、《骚》异同及有关研究现状为研究对象，有破有立，建构了自己的理论框架。李著重心不在细致地描述前人研究的成果及研究态势，而在提纲挈领，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理性思辨，并由此对《风》、《骚》作出重新解读。
全书由两大部分组成，共分十二章，第一部分(前四章)，主要从北方中原文化与南方楚文化的渊源关系进行宏观考察，认为“风”“骚”并称固有南北地域文化的地理差异。但楚辞的形成又非单一的楚文化影响，而是多元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多元文化相融的过程中，中原文化对楚辞的最终定型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啊。不仅总结综合了前人研究的成果，而且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为楚辞的发展流变提供了更为合理的解释，为：《风》与《骚》传承关系的具体比较研究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事实根据与理论依据。第二部分(后八章)，主要从文学与文化层面具体展开《风》、《骚》比较研究，是李著研究的重心。五到十章，侧重内容方面的比较，主要从忧患意识、山水审美、自然生态意识、龙凤文化、梦幻描写、弃妇情结六个视域进行比较，探测出《风》、《骚》的不同。十一至十二章，侧重于艺术层面从体制和比兴手法的不同探测《风》、《骚》不同的风格特征和艺术表现。是著既对《风》、《骚》产生的起源到发展到二者相比较的整个学术史进程进行了明晰又细致的考察与描述，又对《风》《骚》研究史中重要的学者和学术成果做出归类和得失评判，并以此为基础，进而对历代以至近二十年来的《风》、《骚》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勾勒与评述。既有宏观评述，亦有微观考证。相互交错又相互补充，清晰地说明了《风》、《骚》研究的嬗变。
用最新的学术眼光审视最古老的文学经典，新见叠出，是李著引人注目的特色。《风》、《骚》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持续热点，久盛不衰。但是，传统的《风》、《骚》研究所关注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文字、训活、音韵、考据以及文化、政治、文学、哲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所突出的是关于“人”的问题。而内容磅礴的《风》、《骚》除了“人本”之外，尚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动植物世界，其生态学方面的研究却被忽略了。在环境污染日益危机人类健康，全球气候升高，传染病迅速流行，新病种不断产生的工业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保护环境，保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成为人类生存的当务之急，全球面临着“生存焦虑”。基于上述考虑，李金坤先生将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古典经典的解读之中，认为《风》、《骚》所描绘的动植物王国绝非偶然的文学现象，而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必然反映。自然中的虫鱼鸟兽、花草树木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如《风》、《骚》多以花椒喻妇女多子，人们崇拜花椒，实是希望女子多子。鱼的大量描写则反映了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和生育。《离骚》记载了大量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李金坤先生查阅相关医学著作，以表格形式列举了不同中草药的药用价值，如“杜蘅”，特性“其根火药，辛温无毒”，功能“风寒咳逆，作浴场香人衣体”；“木兰”，特性“花蕾人药，味辛温”，功能“散风通宵，主治头痛鼻塞之风寒”。众多的药用植物对处于生活于今天的人类来说，尤具“惊世”功用。在此基础上，李著梳理了学术史上对于《风》、《骚》的植物训沾，认为《诗经》的最早注释本《毛传》凿开了注释《诗经》动植物名称的先河，中国第一部字典《尔雅》多袭用其注释。到三国时期，诞生了我国第一部生物学著作。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成为后世研究《诗经》动植物的专门著作。近年，台湾潘富俊出版《诗经植物图鉴》，从“今名”、“学明”、“类别”、“别称”等基本生物学知识出发对与植物相关的文学现象、文化意义、习俗与效用等作出闸释。每一植物配以生长期的四幅精美彩图。从博物学层面印证了环境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既具文化价值，也深具学术价值。
统计学方法的适时运用，是李著又一显著特色。鉴于《风》、《骚》研究资料过多过滥，无从穷尽和难以取舍，李著采取文化观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对《风》、《骚》加以观照和考察，由定量分析进入定位，深层次地揭示出《诗经》《楚辞》的生态学面貌和后世研究状况。如考证楚辞产生缘由时，李著将较有代表性的六种派别、代表人物、朝代、研究方法、优缺点等进行类比列表，楚文化产生的渊源和各种探索一目了然。经过比较，李著得出自己的结论；楚文化绝非某一文化的影响，而是复杂多元的。由此，为下文的《风》、《骚》比较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李著考证出《离骚》所涉及的28种植物中具有药用价值共有23种，并以表格形式，对植物该的类别、别称、特性、药用功能及在《离骚》中的出处做了排列，凸显了《离骚》的文化意义。补足了《风》、《骚》研究史的完整和严密，同时也为后即《风》、《骚》研究者及古典文学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和参照。这是著者将文理研究方法打通的成功创获，反映了著者理论思考的精深和学术视野的闳阔。
李金坤先生立足于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审视、反思，针对研究中存在的缺失进行补救。辨析和探讨。著作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深刻的洞察力化为精采的思辨在书中随处闪光。如对《离骚》山水景物所具有的“感伤性色彩”、“游览性特征”、“亲和性情感”、“虚幻兴手法”等审美价值的归纳，皆超越前贤，新人耳目。又将自然生态学方法引入《风》、《骚》比较，以博物学的功能符号、社会学的文化符号、文艺学的情感符号、教育学的启蒙符号等方面全面审察《风》、《骚》生态学的意义与价值，对孔子“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经典之论作了全新的诠释，使《风》、《骚》研究成为跨学科的学术领域。
《风》、《骚》比较，是李著始终坚持的科学方法。对《风》、《骚》的文化背景、思想意识、诗歌体式、表现手法等进行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立体化的综合比较，并由此窥见《骚》对《风》的传承与演进。同时，李著又“能结合宏观与微观，考与论，用文学、史学、哲学、心理学、美学、民俗学、宗教神话学、文化人类学及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等多学科知识，系统观照与研究《风》、《骚》比较之诸问题”(褚斌杰《序》)，体现了著者深厚的学术涵养。
文献的整理发掘，是李著贯彻如一的原则。著者具有较深厚的文献功底，其研究是在占有丰富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从书中所引文献看，几乎对《风》、《骚》的研究资料作了竭泽而渔的挖掘，体现出李著的博大精深。
李金坤先生《风骚比较新论》，处处体现其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之“新”，上述文字尚不足以窥豹一斑。笔者深信，李著所建构起的《风》、《骚》研究框架将引领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的诞生。
责任编辑：张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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