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十二五”难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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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取以往产业政策因脱离市场实际而屡屡落空的教训,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的《钢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弱化了行政控制色彩,强化了政策引导概念,意图实现“十一五”期间钢铁行业的未尽之业。
  这是继2005年颁布《钢铁产业发展政策》、2009年颁布《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以来,中国政府第三次出台钢铁行业纲领性文件。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对此前的行业政策都颇有微辞,认为其未脱计划经济色彩,与市场真实情况相背离。
  谈到钢铁“十二五”规划,多数受访者认为,尽管弱化行政色彩昭示着行业主管部门的调控思路悄然生变,但钢铁行业粗放发展、结构性过剩的痼疾,却很难因此得到解决。
  
  从控制到引导
  过去十年,中国钢铁经历了令世界羡妒的规模扩张。
  1981年中国粗钢产量仅有3560万吨,2000年达到1.3亿吨,年均增速为7%。而2009年中国粗钢产量已较2000年增加4.4亿吨,年均增速27.2%。
  从投资方面来看,1981年以来,中国钢铁总投资完成25661亿元。其中,2001年以来完成20830亿元,占81.2%。钢铁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达到30.6%。这也使得中国钢铁产能迅速提升至7亿吨以上,年均增速19%。
  但是,过度追求规模经济的粗放发展模式也使行业遭遇资源、环境瓶颈,加之经济增长减速引发钢铁消费降温,钢铁行业在十年华章之后跌入微利时代。
  另一方面,中国钢铁产业规划一直延续着计划经济时代方式,致使针对行业规模的规划目标与实际总量产生严重偏差。“十五”期间,中国规划粗钢产量为1.4亿吨,而2005年实际产量达到3.5亿吨。
  产量的快速增长与产能的不断增加,被认为是过剩的信号。行业主管部门指出,正是钢铁产能过剩的矛盾,导致中国钢材市场价格大幅波动。
  2003年12月,为遏制投资过热,国家要求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快速扩张的民营企业被推向风尖浪口。2004年铁本事发,常州“钢铁大王”戴国芳锒铛入狱。
  2005年7月出台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第一条即提出“钢铁生产能力保持合理规模”。但国内钢铁扩张并未因此减速。“十一五”时期,我国粗钢产量由3.5亿吨增加到6.3亿吨,年均增长12.2%。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于2009年初出台了《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力图将“总量恢复到合理水平”。
  这份规划明确将当年粗钢产量定为4.6亿吨,同比下降8%,表观消费量维持在4.3亿吨,下降5%。
  规划还预测,到2011年,粗钢产量为5亿吨,表观消费量为4.5亿吨。但是,2009年中国实际粗钢产量达到5.7亿吨,翌年达到6.3亿吨。
  “十年来,产业政策制定部门对经济发展估计不足。在严重低估需求的基础上,国家对钢铁进行了控制性发展,但却越控制越多。”一位业内人士如此评价。
  钢铁“十二五”规划制定前,有关部门针对之前的历次规划失误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最终,在继续以严控产能扩张作为基本原则的同时,新五年规划取消了对钢铁总量的量化概念,对此的描述仅为“使钢铁总量基本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求”。新规划还淡化政策了的限制作用,加强了政策的引导性。
  在粗钢消费预测方面,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坦言,对2015年、2020年的需求预测,业内争议很大。因此新规划分别采用行业消费调研法、地区消费平衡法、消费系数和回归分析法三种方法对2015年国内粗钢消费量进行了预测,最后综合预计2015年消费量达到7.5亿吨。
  “这个数据比较保守,今年我国钢产量有望达到7亿吨,以此来看,未来钢铁工业还有适当的发展空间。”李新创对《财经》记者说。
  上海钢之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文章则对《财经》记者表示,最终需求是市场变化修正后的结果,7.5亿吨的预测应属于较为中性的判断。
  
  结构调整缺乏新意
  “十二五”被认为是钢铁行业“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
  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副司长骆铁军指出,为引导钢铁行业解决结构性过剩矛盾,钢铁“十二五”规划重点提出改变目前“北重南轻”的局面,环渤海、长三角地区原则上不再布局新建钢铁厂。
  规划同时要求,河北、山东、江苏、辽宁、山西等钢铁大省要减量调整区域内钢铁产业布局,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西等中部地区不增加钢铁产量,西部相对独立的市场区域结合区域差别化政策适度发展钢铁产业,新疆、云南等沿边地区,要积极探索利用境外矿产、能源和市场,发展钢铁产业。
  骆铁军认为,钢铁工业规模已经很大,并已具备由大到强的转变基础。钢铁行业要实现由注重规模扩张,向注重品种质量效益提高、依靠技术进步、科学管理、人才成长转变。
  不同于以往政策,钢铁“十二五”规划将品种质量作为规划目标首条。
  对此,李新创解释说,为适应产业转型升级需要,钢企要将产品升级放在首位,将提高量大面广的钢材产品质量、档次和稳定性作为产品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
  同时,加快发展关键钢材品种,鼓励有实力的钢企开发高端钢材品种,同时避免投资浪费和高端产品的无序竞争。
  对产品升级的重点,骆铁军的看法与李新创一致。他也提到了应避免高端产品同质化竞争造成资金浪费,办法是“由少部分有实力的企业承担高精尖的品种的开发,以满足新兴产业需求”。
  在品种质量之外,联合重组、淘汰落后是实现钢铁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对此,钢铁“十二五”规划设定了到2015年实现前十大企业集中度达到60%的目标。
  新规划重点支持优势大型钢铁企业开展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充分发挥大型优势钢铁企业集团的带动作用,形成3-5家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较强国际影响的企业集团;积极支持区域优势钢铁企业兼并重组,促进区域钢铁企业加快产业升级,形成6-7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企业集团。
  业内人士表示,之所以选择若干重组项目实施重点突破,主要是希望能够借此以点带面,促进全行业重组。
  2009年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首次将规划具体到了项目,提出发挥宝钢、鞍本、武钢等大型企业集团的带动作用,推动鞍本与攀钢、东北特钢,宝钢与包钢、宁波钢铁等一系列兼并重组。
  “十一五”期间,前十家钢铁企业的产量集中度从2005年的34.7%提高到2010年的48.6%。区域重组的进展较快。受地方经济影响,各地钢企迅速通过重组并购壮大,成为我国钢铁重组的主力军,但以提升竞争力为目的的重组也开始变味。
  全国人大代表、德龙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丁立国曾于今年“两会”期间表示,此前与河北钢铁集团进行渐进式重组的12家民营企业,无论是从管理、技术、资源、资金,还是审批立项,都存在明显的问题。而这些企业主要是想通过跟河钢进行重组来解决生存问题。
  在行业进行结构调整过程中,地方利益成为最大障碍。钢铁企业作为地方纳税大户,往往受到地方政府保护,致使兼并重组与淘汰落后阻碍重重。
  对此,钢铁“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强财税、金融、贸易、土地、节能、环保、安全生产等各项政策与钢铁产业政策的衔接,制定钢铁工业兼并重组指导意见,指导地方和企业开展兼并重组工作。
  实际上,这一思路已提出多年,至今并未形成重大突破。
  
  行业转型艰难
  规模高速膨胀与利润水平连年降低的巨大反差,让占世界一半产量的中国钢铁行业难诉其苦。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中国钢铁行业的销售收入利润率从2004年的8.11%一路下滑。
  2010年年底,这一指标已降至2.91%,处于全国工业领域最低水平。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钢铁行业利润率一直处于3%左右的低谷。
  李新创坦言,由于目前行业整体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加之原燃料价格处于高位,因此中国钢铁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行业进入低盈利时代。
  中国冶金报11月近期的《钢铁工业“十二五”发展调查报告》(下称《调查报告》)显示,82.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钢铁业未来十年将经历残酷的市场竞争。
  报告称,生产热轧宽带钢的企业,仅被重点统计的生产企业就有30家,其中产量占比重超过3%的有10家;在冷轧宽带钢领域,被重点统计的生产企业共有29家,产量占比重超过3%的共14家。
  上述两种钢材一度被定义为行业“高端产品”,但随即成为过去5年钢铁企业竞相扩张的重点项目。
  虽然主管部门“十一五”期间在淘汰落后、兼并重组、布局调整等方面做了多种尝试,但在一系列公布的指标背后,行业痼疾依然难以动摇。
  一位不具名的业内人士评价说,产能淘汰的政策标准实际上已经成为产能扩张助推器,每一次淘汰标准的提高,都成为企业新一轮产能扩张的开始。
  2006年,国家发改委发文规定淘汰全部200立方米以下的小高炉。翌年,淘汰标准提高至300立方米,随后又在金融危机后升至400立方米。
  但是,地方利益与钢铁企业求生的意愿不谋而合,一批以“品种调整”、“技改”为名的产能扩张新项目不断上马,致使行业陷入越淘越多的怪圈。
  《调查报告》显示,79%的受访者认为提高产业集中度被赋予了太多期望,兼并重组在淘汰落后和避免无序竞争两个方面贡献有限。
  业内对主管部门过于重视沿海钢铁基地建设也有质疑之声。对此,李新创表示,内陆地区的产能规模让行业布局调整陷入困境。
  由于这些地区产能庞大并有继续扩张的冲动,因此武钢防城港、宝钢湛江项目陷入停滞状态。“现在内地在建钢铁项目还有5000多万吨。”李称。
  近年来,中国钢铁工业主管部门一直致力于建立过剩产能的退出机制,但在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并无完善的情况下,尤其是地方政府对于严格执行节能、土地、环保等法律法规的不作为,致使中央政府的努力收效甚微。
  “目前行业转型面临诸多挑战,企业效益普遍不好,继续增加钢铁行业的投资显然不是慎重的选择。”李新创警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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