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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东那条河叫什么？村里人不想那么多，只以“河”相称。
河是不是一定需要一个名字，不一定。汪曾祺在《一辈古人·靳德斋》中有一段描述：“天王寺在臭河边。‘臭河边’是地名，自北市口至越塘一带属于‘后街’的地方都叫臭河边。有一条河，却不叫‘臭河’，我到现在还没有考察出来应该叫什么河，这一带的居民则简单地称之曰‘河’。”可谓与我们不谋而合。
后来，我知道“河”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名字——郜河，心里觉得有些生分。所以，知道她另有名字，我們也不叫，还只管她叫“河”：河里发水了，河里柳树发芽了，到河里拾柴火。需要说具体方向或者位置时就说：北河哩、东河哩、南河脚（或有人认为应当是南河角）。绝不会说“郜河里发水了，咱到郜河摸虾米去”。
“河”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懒得操这个心。当年觉得北河是她的头，东河是她的腰，南河是她的脚。“河”的北头叫大北河，那是小时候的“北溟”。南头叫南河脚，是小时候的“天涯海角”。长大后听人说“河”的上游叫颍水，颍水的发源地之一箕山就在西北二三十公里处，天气晴好时就能看到。颍水南岸有个村子叫颖南。颍水北岸有个古村叫许由。先贤许由曾在颍水洗耳，至今仍有洗耳溪。有关“唐尧访贤”“拒受尧禅”“颍水洗耳”“巢父问答”等传说，在河里流淌了几千年。《史记》还言之凿凿地记载：“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融入了许由的耳垢，沾过了巢父的牛口，经过了史家的印证，“河”被装扮得像一条神圣的河。可我觉得，“河”无非是我们春天打草捋杨叶、夏天玩水捉沙鸡、秋天点火焖山药、冬天冰下逮小鱼的地方。
“河”不大，“河”不深，平常的夏天，深处可没膝，浅处没脚踝。若发了大水，河面可达百十米宽，水深可没人。冬天，河面只有几米宽，结了冰，过河很方便。“河”没有岸，没有堤，河道与河岸没有边界，浑然一片，河水大了，河滩就是河道，河水小了，河道即是河滩。“河”两侧（我不说两岸，因为没有岸）是白花花的河滩，很宽，很平坦。河滩里都是杨树、柳树。河滩有的地方算湿地吧，长着茂盛的水草，除了马耳朵草、臭蒿子、野小蒜、野小葱，其他的一律叫不上名字，统称为水草。
人们喜欢把河流比作母亲，但这些母亲都是象征性的，而对于我们来说，“河”真的是母亲，因为据说村里的孩子都是从“河”里捡回来的。我曾经郑重其事地问过爹：“我是从哪里来的？”爹也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一天早晨，我在河里割草，听到一个小孩儿在柳树勃（音）子里呱呱哭，走近一看，一个小小儿，我就捡起来放粪筐里背回来了，养大了就是你。”接着爹又很神秘地告诉我：“咱村的大人孩子，都是从河里捡回来的。”所以嘛，村东那条河，真正是我们的母亲。
我可能是“河”的不肖子孙，她生我养我，但我对她，“爱”字却难出口。
没有“河”，春天，我不用?着篮子，到河里爬到高高的杨树、柳树上捋杨叶、柳叶（这是我们春天的“主菜”）。因为我有恐高症，在树上吓得腿直打颤。我大娘，一个六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太，老用网子把稀稀拉拉的花白头发网成一个干瘪的纂子，走路时腰弯得很深，颤巍巍的。她可能具有强大的生存基因，一生艰苦备尝，战乱中颠沛流离，受冻挨饿，20多岁开始守寡，爱女夭折，都打不倒她。她从来没吃过一个药片。她曾说过：“想得一次病，好好歇几天。看到人家在药锅里咕嘟咕嘟熬药，家里摆着大瓶小瓶的药片，我就眼气。”大娘年轻时，虽不能飞檐走壁，上树爬墙却是高手。六十多岁，每年捋杨叶、柳叶，她都会大展身手。若和她在一棵树上，就倒了大霉，她会在高高的树梢上故意晃动树枝吓唬我。每当这时，别说捋杨叶，小命都觉得保不住了。看着我搂住树枝哇哇大叫，她咯咯笑，还骂我是没出息的贼羔子，害得我常常空手而归。还有，捋杨叶时，经常和河对岸村里一帮小子展开遭遇战。他们是我村小孩子们的仇敌，而且是“世仇”。若人少与他们遭遇，明智之举走为上。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爬到远远的树上，扯开嗓子，隔空问候他们村所有的姑娘媳妇。若人多势众或旗鼓相当，可以与他们展开弹弓大战，石子、坷垃一齐上。我的臂力小，石子砸不到他们，却有一次躲闪不急，他们的一个石子砸在我的脚面上，肿了好久。因为结仇，我们从不敢到他们村看电影，他们也不敢到我们村看电影。双方都会欺生、寻仇，借机群殴对方，那是最快乐的事。直到今天，到了那个村子，潜意识还提醒我：不能暴露我是哪个村子的人。
没有“河”，我就不会为寻找喔鸾（一种鸟的土名）而逃学，被老师评为坏典型。“河”里最多的是沙鸡，灰白的身体，黑灰的翅膀，会飞，但不喜欢飞，如果不是被追急了，它只贴着湿漉漉的沙滩小碎步跑，很快，看不到它的脚动，像是踩着小滑轮，欻——一大截，停一停，看一看，欻——又一大截。它叫声不好听，我一点也不喜欢它。如果不是恶作剧，才懒得去追赶它。沙鸡、沙鸡，我认为应当是“傻鸡”。因为听说它不会孵蛋，随意把蛋下在沙滩里，让太阳和沙滩为它孵化，其中许多蛋都被蛇吃掉了。不是傻是什么。黑老鸨（一种鸟的土名），一麻黑的，只有背上有一片白毛，鬼鬼祟祟，缩头缩脑，常常出没在南河脚的苇子地里。密密麻麻的苇子地，里边泥泞不堪，除了端午节，要到苇子地里采粽子叶，谁耐烦去那鬼地方。黑老鸨，又讨厌，正眼也不愿意看它。白蓝串（一种鸟的土名），比麻雀还小一圈，喜欢在高高的杨、柳树的枝缝里蹿上蹿下，人一靠近它，它尖叫着轻快地像波浪一样一起一伏地蹿上蓝天，一下就变成一个小黑点儿。它目标小，蹦跳又快，用弹弓打，休想。最神秘的是传说中的喔鸾，据说它长着灰黄的羽毛，装饰着小黑点儿，最让人着迷的是它长着凤头。说它神秘，是因为它筑巢在湿地中密密麻麻的柳树丛中，而且筑巢的条件很苛刻，非得是四个指头粗细的树枝围成的狭小的空间才行。它都是拣没人的时候飞回巢，但不直接进巢，而是远远落下来，警惕地巡视着，看有没有人监视，确认安全后才慢慢走进巢。所以人们很难发现它。我每年都想见识一下这种神秘高贵的鸟，但从来没有见过。就连臭小这样的掏鸟高手也没有得手，这事他亲自向我承认过。据说，人们对喔鸾是只闻其名，不见其身。村里只有大老黑是逮喔鸾的高手，只要他愿意，总能找到喔鸾的窝。大老黑，个子不高，人们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因为他从来不洗脸，人称“黑锅底”，又称“大老黑”。他爹娘都是瞎子，靠算卦为生，死的时候给他的临终遗言是千万别算卦，都是糊弄人的。大老黑一生没有别的特长，打鸟逮兔子是一招鲜。秋天，大雁南飞，常常在“河”里过夜。大雁算是大型鸟，人们说一只大雁的肉和一头半大猪差不多，所以人们都想逮一只大雁。但大雁警惕性很高，晚上会轮流站岗，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扑棱扑棱飞起来，所以没有人能得手。一个傍晚，我亲眼见大老黑坐在一辆牛车上，土枪隐藏在车厢里，他佯装成赶车人，慢慢接近大雁过夜的地方。大雁放松了警惕，他一枪下去，居然打死了3只大雁。大老黑是个绝户，看谁也不顺眼，动不动耍活宝，大人们都躲他远远的。对小孩子，大老黑不拿土坷垃怼就是好事了，想和他学逮喔鸾，没门儿。 没有“河”，夏天，我也不会因为在河里摸鱼虾，裤衩让水冲走，光着屁股，难为情不敢进村，饿了多半天，待天黑下来才踅回家。还有我那一双纳底子新鞋，穿着去河滩里割草，忘了脱下来，脚下嗞嗞地往外滋水，鞋底没几天就沤烂了，娘为此狠狠骂了我。那一年，村里在南河脚养了几十只鸭子，让闫洛雨在河里放鸭子。闫洛雨，这名字给人一种湿漉漉的感觉，难怪让他到河里放鸭子。这个瘦瘦的老头儿，个子高高，驼着背，稀稀拉拉的山羊胡子，戴一顶破草帽，拿着一人高的一根破竹竿，跟在一群呱呱乱叫、屁股摇摇晃晃的鸭子后面。这种场面，你会不合适地想到“孤舟蓑笠翁”这句诗。闫洛雨眼神儿不好，经常把鸭子下在河滩上的蛋丢掉，而村里养鸭子不是为了吃烤鸭，是为了卖鸭蛋，丢了鸭蛋就是丢了村里的钱。闫洛雨有一次让我帮他捡鸭蛋，让我背着盛鸭蛋的粪筐，还反复问我：“你背的是什么？”我毫不戒备地反复回答：“鸭蛋。”每次回答完他都哈哈一乐：“好小子。”多少年后，才知道他是在变着法骂我：鸭蛋，压蛋也。还有，那一年放暑假，我从县城回家，河里发了水，我怕河水锈蚀了燕山牌自行车，把自行车扛在肩上过河，到了河中央，河水齐腰深，沙子在脚下打着旋涡，我打了几个趔趄，差点儿就把我冲倒了。冲倒了，命没有了不要紧，车子被水泡了还了得。这事今天想起来还后怕。
没有“河”，就没有树，秋天，秋风就没有落叶可扫。我不用一大早被爹娘从被窝里抻出来，逼着去河滩的背旮旯里搂树叶。那时，“河”里的风很野、很贼，我的手都被冻裂了。更让人气恼的是，平时文文静静的邻居家大姐姐，手头真快，把我发现的一大片厚厚的树叶抢去了大部分。还有一次，我们偷了生产队里的山药，在河滩里挖了一个坑，在里边烧了好多树枝树叶，把山药放进去，埋好沙子焖山药。香喷喷的山药刚刚挖出来，正要大快朵颐，生产队长扛着铁锨找来了，训斥一顿不算，还让我们排好队形，轮流背诵毛主席语录，最后将我们押解到学校交老师处置。那是我唯一一次被老师请上讲台做检查。
没有“河”，冬天，我就不用跟著爹，冒着寒风，去南河脚看河小屋子去睡觉。那个小屋子又矮又小，没有窗户却四处漏风，牛犊子大风吼吼叫，从门缝里把雪花卷进来。小屋盘着土炕，土炕有两个火洞，到了那里，先把树枝抱进来，点着 火洞。 火洞是个技术活。烧树枝少了炕不热，冻得缩成一团，叫做“当团长”。烧多了炕太热，炕席都糊了，有时把被子都能烧着，叫做“吃火烧”。除了树枝量合适外，关键要让树枝慢慢“熰”，否则，前半夜火大，搞不好得“吃火烧”，后半夜火尽了，就得“当团长”。我们算得上“熰”火洞的高手，但一个冬天下来，“火烧”虽然不常吃，“团长”还真没少当。当完“团长”不算完，一大早，爹就把我吼起来，趁着早晨最冷时分，带上一根两三米长，拇指粗细的柳条棍，我们叫做“剪条”，到冻得梆硬的河滩里，双手持住剪条，深深弯下腰，让剪条尽量与地面平行，然后用力猛地左右摆动剪条，欻——欻——河滩上的毛毛草，就会被剪断，用耙子一搂，装进筐里回家积肥或者烧柴。这活儿就得趁冷干，太阳出来一照，毛毛草就发绵，剪条就剪不断了。那年，手上冻了长长的、张着大嘴的裂口，娘用火把一小块猪油烧化了，趁猪油在火苗上嗞嗞叫的时候，将猪油滴在手的裂缝里，嗞的一声。那个疼，钻心啊！
那时候，我常想，没有“河”该多好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河”逐渐干涸。杨树、柳树渐渐都旱死了，人们连根都刨走了。沙滩上毛毛草也不长了。讨厌的沙鸡不见了。神秘的喔鸾没有了藏身之处。乌鸦再不来啄我们的山药了。南河脚那片泥泞的苇子地后来改种玉米了，丑陋的黑老鸨不知道滚哪里去了。“河”，这个阻隔我村与外界联通的天然屏障，终于去除了，过河再不用脱鞋了。原来每次过河脱鞋脱袜，特别是深秋，冷水浞脚不说，鞋袜都穿不上。现在，桥？我们不需要！
河里没水了，人们开始改造河滩。村里把沙滩承包给农户，有的种上了花生，有的种上了黄豆。经过多年的改造，河滩早已不是原来的河滩，都成了庄稼地。近年，经济发展了，人们给“河”砌上了漂亮的石堤，修了平展展的堤顶公路，叫做观光公路。“河”上修建了大桥，叫做惠民大桥。只是，河里一滴水也没有。人们在河堤中间的河道里开了荒，夏季收麦子，秋季收玉米，也有不错的收成。看到这些，你才能真正理解什么叫沧海桑田。
“河”有水，没有堤，没有桥。“河”在村东。“河”没水了，有了堤，有了桥，有了观光公路。“河”在哪里？
（左志国，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见于《当代人》《散文百家》等报刊。著有散文集《逝去的甜甜根——早年印象》，并入选河北省农家书屋采购书目。）
编辑：刘亚荣
河是不是一定需要一个名字，不一定。汪曾祺在《一辈古人·靳德斋》中有一段描述：“天王寺在臭河边。‘臭河边’是地名，自北市口至越塘一带属于‘后街’的地方都叫臭河边。有一条河，却不叫‘臭河’，我到现在还没有考察出来应该叫什么河，这一带的居民则简单地称之曰‘河’。”可谓与我们不谋而合。
后来，我知道“河”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名字——郜河，心里觉得有些生分。所以，知道她另有名字，我們也不叫，还只管她叫“河”：河里发水了，河里柳树发芽了，到河里拾柴火。需要说具体方向或者位置时就说：北河哩、东河哩、南河脚（或有人认为应当是南河角）。绝不会说“郜河里发水了，咱到郜河摸虾米去”。
“河”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懒得操这个心。当年觉得北河是她的头，东河是她的腰，南河是她的脚。“河”的北头叫大北河，那是小时候的“北溟”。南头叫南河脚，是小时候的“天涯海角”。长大后听人说“河”的上游叫颍水，颍水的发源地之一箕山就在西北二三十公里处，天气晴好时就能看到。颍水南岸有个村子叫颖南。颍水北岸有个古村叫许由。先贤许由曾在颍水洗耳，至今仍有洗耳溪。有关“唐尧访贤”“拒受尧禅”“颍水洗耳”“巢父问答”等传说，在河里流淌了几千年。《史记》还言之凿凿地记载：“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融入了许由的耳垢，沾过了巢父的牛口，经过了史家的印证，“河”被装扮得像一条神圣的河。可我觉得，“河”无非是我们春天打草捋杨叶、夏天玩水捉沙鸡、秋天点火焖山药、冬天冰下逮小鱼的地方。
“河”不大，“河”不深，平常的夏天，深处可没膝，浅处没脚踝。若发了大水，河面可达百十米宽，水深可没人。冬天，河面只有几米宽，结了冰，过河很方便。“河”没有岸，没有堤，河道与河岸没有边界，浑然一片，河水大了，河滩就是河道，河水小了，河道即是河滩。“河”两侧（我不说两岸，因为没有岸）是白花花的河滩，很宽，很平坦。河滩里都是杨树、柳树。河滩有的地方算湿地吧，长着茂盛的水草，除了马耳朵草、臭蒿子、野小蒜、野小葱，其他的一律叫不上名字，统称为水草。
人们喜欢把河流比作母亲，但这些母亲都是象征性的，而对于我们来说，“河”真的是母亲，因为据说村里的孩子都是从“河”里捡回来的。我曾经郑重其事地问过爹：“我是从哪里来的？”爹也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一天早晨，我在河里割草，听到一个小孩儿在柳树勃（音）子里呱呱哭，走近一看，一个小小儿，我就捡起来放粪筐里背回来了，养大了就是你。”接着爹又很神秘地告诉我：“咱村的大人孩子，都是从河里捡回来的。”所以嘛，村东那条河，真正是我们的母亲。
我可能是“河”的不肖子孙，她生我养我，但我对她，“爱”字却难出口。
没有“河”，春天，我不用?着篮子，到河里爬到高高的杨树、柳树上捋杨叶、柳叶（这是我们春天的“主菜”）。因为我有恐高症，在树上吓得腿直打颤。我大娘，一个六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太，老用网子把稀稀拉拉的花白头发网成一个干瘪的纂子，走路时腰弯得很深，颤巍巍的。她可能具有强大的生存基因，一生艰苦备尝，战乱中颠沛流离，受冻挨饿，20多岁开始守寡，爱女夭折，都打不倒她。她从来没吃过一个药片。她曾说过：“想得一次病，好好歇几天。看到人家在药锅里咕嘟咕嘟熬药，家里摆着大瓶小瓶的药片，我就眼气。”大娘年轻时，虽不能飞檐走壁，上树爬墙却是高手。六十多岁，每年捋杨叶、柳叶，她都会大展身手。若和她在一棵树上，就倒了大霉，她会在高高的树梢上故意晃动树枝吓唬我。每当这时，别说捋杨叶，小命都觉得保不住了。看着我搂住树枝哇哇大叫，她咯咯笑，还骂我是没出息的贼羔子，害得我常常空手而归。还有，捋杨叶时，经常和河对岸村里一帮小子展开遭遇战。他们是我村小孩子们的仇敌，而且是“世仇”。若人少与他们遭遇，明智之举走为上。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爬到远远的树上，扯开嗓子，隔空问候他们村所有的姑娘媳妇。若人多势众或旗鼓相当，可以与他们展开弹弓大战，石子、坷垃一齐上。我的臂力小，石子砸不到他们，却有一次躲闪不急，他们的一个石子砸在我的脚面上，肿了好久。因为结仇，我们从不敢到他们村看电影，他们也不敢到我们村看电影。双方都会欺生、寻仇，借机群殴对方，那是最快乐的事。直到今天，到了那个村子，潜意识还提醒我：不能暴露我是哪个村子的人。
没有“河”，我就不会为寻找喔鸾（一种鸟的土名）而逃学，被老师评为坏典型。“河”里最多的是沙鸡，灰白的身体，黑灰的翅膀，会飞，但不喜欢飞，如果不是被追急了，它只贴着湿漉漉的沙滩小碎步跑，很快，看不到它的脚动，像是踩着小滑轮，欻——一大截，停一停，看一看，欻——又一大截。它叫声不好听，我一点也不喜欢它。如果不是恶作剧，才懒得去追赶它。沙鸡、沙鸡，我认为应当是“傻鸡”。因为听说它不会孵蛋，随意把蛋下在沙滩里，让太阳和沙滩为它孵化，其中许多蛋都被蛇吃掉了。不是傻是什么。黑老鸨（一种鸟的土名），一麻黑的，只有背上有一片白毛，鬼鬼祟祟，缩头缩脑，常常出没在南河脚的苇子地里。密密麻麻的苇子地，里边泥泞不堪，除了端午节，要到苇子地里采粽子叶，谁耐烦去那鬼地方。黑老鸨，又讨厌，正眼也不愿意看它。白蓝串（一种鸟的土名），比麻雀还小一圈，喜欢在高高的杨、柳树的枝缝里蹿上蹿下，人一靠近它，它尖叫着轻快地像波浪一样一起一伏地蹿上蓝天，一下就变成一个小黑点儿。它目标小，蹦跳又快，用弹弓打，休想。最神秘的是传说中的喔鸾，据说它长着灰黄的羽毛，装饰着小黑点儿，最让人着迷的是它长着凤头。说它神秘，是因为它筑巢在湿地中密密麻麻的柳树丛中，而且筑巢的条件很苛刻，非得是四个指头粗细的树枝围成的狭小的空间才行。它都是拣没人的时候飞回巢，但不直接进巢，而是远远落下来，警惕地巡视着，看有没有人监视，确认安全后才慢慢走进巢。所以人们很难发现它。我每年都想见识一下这种神秘高贵的鸟，但从来没有见过。就连臭小这样的掏鸟高手也没有得手，这事他亲自向我承认过。据说，人们对喔鸾是只闻其名，不见其身。村里只有大老黑是逮喔鸾的高手，只要他愿意，总能找到喔鸾的窝。大老黑，个子不高，人们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因为他从来不洗脸，人称“黑锅底”，又称“大老黑”。他爹娘都是瞎子，靠算卦为生，死的时候给他的临终遗言是千万别算卦，都是糊弄人的。大老黑一生没有别的特长，打鸟逮兔子是一招鲜。秋天，大雁南飞，常常在“河”里过夜。大雁算是大型鸟，人们说一只大雁的肉和一头半大猪差不多，所以人们都想逮一只大雁。但大雁警惕性很高，晚上会轮流站岗，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扑棱扑棱飞起来，所以没有人能得手。一个傍晚，我亲眼见大老黑坐在一辆牛车上，土枪隐藏在车厢里，他佯装成赶车人，慢慢接近大雁过夜的地方。大雁放松了警惕，他一枪下去，居然打死了3只大雁。大老黑是个绝户，看谁也不顺眼，动不动耍活宝，大人们都躲他远远的。对小孩子，大老黑不拿土坷垃怼就是好事了，想和他学逮喔鸾，没门儿。 没有“河”，夏天，我也不会因为在河里摸鱼虾，裤衩让水冲走，光着屁股，难为情不敢进村，饿了多半天，待天黑下来才踅回家。还有我那一双纳底子新鞋，穿着去河滩里割草，忘了脱下来，脚下嗞嗞地往外滋水，鞋底没几天就沤烂了，娘为此狠狠骂了我。那一年，村里在南河脚养了几十只鸭子，让闫洛雨在河里放鸭子。闫洛雨，这名字给人一种湿漉漉的感觉，难怪让他到河里放鸭子。这个瘦瘦的老头儿，个子高高，驼着背，稀稀拉拉的山羊胡子，戴一顶破草帽，拿着一人高的一根破竹竿，跟在一群呱呱乱叫、屁股摇摇晃晃的鸭子后面。这种场面，你会不合适地想到“孤舟蓑笠翁”这句诗。闫洛雨眼神儿不好，经常把鸭子下在河滩上的蛋丢掉，而村里养鸭子不是为了吃烤鸭，是为了卖鸭蛋，丢了鸭蛋就是丢了村里的钱。闫洛雨有一次让我帮他捡鸭蛋，让我背着盛鸭蛋的粪筐，还反复问我：“你背的是什么？”我毫不戒备地反复回答：“鸭蛋。”每次回答完他都哈哈一乐：“好小子。”多少年后，才知道他是在变着法骂我：鸭蛋，压蛋也。还有，那一年放暑假，我从县城回家，河里发了水，我怕河水锈蚀了燕山牌自行车，把自行车扛在肩上过河，到了河中央，河水齐腰深，沙子在脚下打着旋涡，我打了几个趔趄，差点儿就把我冲倒了。冲倒了，命没有了不要紧，车子被水泡了还了得。这事今天想起来还后怕。
没有“河”，就没有树，秋天，秋风就没有落叶可扫。我不用一大早被爹娘从被窝里抻出来，逼着去河滩的背旮旯里搂树叶。那时，“河”里的风很野、很贼，我的手都被冻裂了。更让人气恼的是，平时文文静静的邻居家大姐姐，手头真快，把我发现的一大片厚厚的树叶抢去了大部分。还有一次，我们偷了生产队里的山药，在河滩里挖了一个坑，在里边烧了好多树枝树叶，把山药放进去，埋好沙子焖山药。香喷喷的山药刚刚挖出来，正要大快朵颐，生产队长扛着铁锨找来了，训斥一顿不算，还让我们排好队形，轮流背诵毛主席语录，最后将我们押解到学校交老师处置。那是我唯一一次被老师请上讲台做检查。
没有“河”，冬天，我就不用跟著爹，冒着寒风，去南河脚看河小屋子去睡觉。那个小屋子又矮又小，没有窗户却四处漏风，牛犊子大风吼吼叫，从门缝里把雪花卷进来。小屋盘着土炕，土炕有两个火洞，到了那里，先把树枝抱进来，点着 火洞。 火洞是个技术活。烧树枝少了炕不热，冻得缩成一团，叫做“当团长”。烧多了炕太热，炕席都糊了，有时把被子都能烧着，叫做“吃火烧”。除了树枝量合适外，关键要让树枝慢慢“熰”，否则，前半夜火大，搞不好得“吃火烧”，后半夜火尽了，就得“当团长”。我们算得上“熰”火洞的高手，但一个冬天下来，“火烧”虽然不常吃，“团长”还真没少当。当完“团长”不算完，一大早，爹就把我吼起来，趁着早晨最冷时分，带上一根两三米长，拇指粗细的柳条棍，我们叫做“剪条”，到冻得梆硬的河滩里，双手持住剪条，深深弯下腰，让剪条尽量与地面平行，然后用力猛地左右摆动剪条，欻——欻——河滩上的毛毛草，就会被剪断，用耙子一搂，装进筐里回家积肥或者烧柴。这活儿就得趁冷干，太阳出来一照，毛毛草就发绵，剪条就剪不断了。那年，手上冻了长长的、张着大嘴的裂口，娘用火把一小块猪油烧化了，趁猪油在火苗上嗞嗞叫的时候，将猪油滴在手的裂缝里，嗞的一声。那个疼，钻心啊！
那时候，我常想，没有“河”该多好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河”逐渐干涸。杨树、柳树渐渐都旱死了，人们连根都刨走了。沙滩上毛毛草也不长了。讨厌的沙鸡不见了。神秘的喔鸾没有了藏身之处。乌鸦再不来啄我们的山药了。南河脚那片泥泞的苇子地后来改种玉米了，丑陋的黑老鸨不知道滚哪里去了。“河”，这个阻隔我村与外界联通的天然屏障，终于去除了，过河再不用脱鞋了。原来每次过河脱鞋脱袜，特别是深秋，冷水浞脚不说，鞋袜都穿不上。现在，桥？我们不需要！
河里没水了，人们开始改造河滩。村里把沙滩承包给农户，有的种上了花生，有的种上了黄豆。经过多年的改造，河滩早已不是原来的河滩，都成了庄稼地。近年，经济发展了，人们给“河”砌上了漂亮的石堤，修了平展展的堤顶公路，叫做观光公路。“河”上修建了大桥，叫做惠民大桥。只是，河里一滴水也没有。人们在河堤中间的河道里开了荒，夏季收麦子，秋季收玉米，也有不错的收成。看到这些，你才能真正理解什么叫沧海桑田。
“河”有水，没有堤，没有桥。“河”在村东。“河”没水了，有了堤，有了桥，有了观光公路。“河”在哪里？
（左志国，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见于《当代人》《散文百家》等报刊。著有散文集《逝去的甜甜根——早年印象》，并入选河北省农家书屋采购书目。）
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