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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濮议之争，一场关于别子入继大宗之礼仪规范的论战。曾巩据礼论述宗族内部大宗小宗的伦理次序，表明大宗是宗族内部的轴心地位，同时以五服礼制强调为人后者须降亲亲之服而尊大宗，以突显大宗对宗族发展的重要意义，由此反映曾巩对此事件持否定态度。
【关键词】濮议之争；曾巩；大宗
一、濮议之争
“嘉祐八年仁宗崩，无后嗣，英宗自藩邸而入继皇位。英宗治平二年，濮议之争起：英宗欲称其生父濮安懿王为皇考，与仁宗并列。”即北宋嘉祐八年宋仁宗驾崩后无子嗣，英宗由濮王之子而入继皇位，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欲称其生父濮安懿王为皇考，与仁宗并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濮议之争”。
宋廷朝堂为此争议四起，众臣反对。大部分官员都据礼直言英宗的做法不合礼数，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云：“陛下践阼以来，克谨政理，继志述事，孝诚已至。唯濮安懿王一事，不合典礼，未副人心，甚为陛下惜之。” “濮议之争”持续发酵，治平三年（1066年），以吕诲为首的反对派，代百官请求治欧阳修、韩琦等支持派之大罪。“乞以臣此章下百官共议欧阳修首恶、韩琦令高居简等眩惑母后之罪。不然，天下之疑不能释，君父之谤无以辨。”但最终此事件以英宗达成目的，称其生父为皇考，且激进的反对派大都受到贬黜而结束。“上犹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责之太重也。」诲罢侍御史知杂事，以工部员外郎知蕲州；纯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监察御史里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宁县。”
濮议之争的发生，实际上就是传统宗法制度式微，皇族内部对尊卑等级、宗法礼数和宗子地位的的漠视而引起的。该事件也使得一心捍卫纲常伦理制度的有识之士，要求强化宗法制度的呼声愈加强烈。
二、曾巩对“濮议之争”的态度
针对这场持续十八个月的，称皇考还是皇伯的争议，曾巩对此事件专门写《为人后议》、《公族议》两文，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主张立场。“天子之适子继世以为天子，其别子皆为诸侯。诸侯之适子继世以为诸侯，其别子各为其国之卿大夫，皆有采地。……诸侯之适子继世以为诸侯，其别子各为其国之卿大夫，世食采地，皆传于无穷。”由此理清天子诸侯大宗小宗的关系顺序，表明天子大宗是宗族发展的重心，大小宗族只有按照此顺序合理的发展，才能传于无穷。所以，当时情况下，仁宗是天子大宗，濮王是属于诸侯小宗。
巩以古礼为据，论述从小宗入继大宗的宗子，必须以大宗为重，“<礼>，大宗无子，则族人以支子为之后。为之后者，为所后服斩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礼>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谓人之所知者近，则知亲爱其父母而已；所知者远，则知有严父之义。”同时，作为入继的宗子，须知晓大宗在整个宗族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明白宗子对于宗族发展的责任重担，“知尊祖，则知大宗者上以继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绝，故有以支子为之后者。”作为宗族中的大宗，是宗族的轴心，承担着宗族兴荣的使命，入继的支子不能着眼于狭隘的亲亲之情，应看到自身为大宗繁衍兴盛的责任，这才是支子入继后该有的觉悟。因此，当时的情形是英宗为濮王之子，属于小宗，后过继于仁宗之大宗一脉，英宗由此成为大宗，须称仁宗为皇考，而诸侯小宗的濮王，英宗应当称其为皇伯，这是英宗作为别子入继大宗该有的礼数称呼，不可以因为狭隘的血缘私情而扰乱大宗的等级次序，忘记入继的使命是为了大宗的繁荣发展。
五服礼制等级严明，规定精细，象征着宗族内族人的亲疏远近关系。曾巩援引五服礼制，以明昭穆顺序，上下尊卑，使支子明白入继大宗之后，与自己最亲的生身之父母的关系降于大宗父母之后，更加懂得作为大宗之后的重任。“为之后者，以受重于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为之降己亲之服，则犹恐未足以明所后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为之降己亲之服，然后以谓可以明所后者之重，而继祖之道尽，此圣人制礼之意也。”依此类推至天子皇室大宗，“是特诸侯别子之大宗，而严之如此。况如，<礼>所称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為天地、宗庙、百神祭祀之主，族人万世之所依归，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曾巩此文结合濮议之争事件，表明英宗应该称仁宗为皇考，对生父濮王应尽皇伯之礼仪的态度。
三、总结
曾巩援引《礼》等儒家传统古籍，对“濮议之争”事件表达出否定的态度。对于复杂而夹杂亲情因素的关系，只要根据礼仪规范，就能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不能局限于个人的私情而置国家大纲道德规范于不顾，地位越高的人越应该为下面的人做好榜样，这才是国家健康和谐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零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15.
[3][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零七[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015.
作者简介：代维（1989-），女，汉族，四川广安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思想史。
【关键词】濮议之争；曾巩；大宗
一、濮议之争
“嘉祐八年仁宗崩，无后嗣，英宗自藩邸而入继皇位。英宗治平二年，濮议之争起：英宗欲称其生父濮安懿王为皇考，与仁宗并列。”即北宋嘉祐八年宋仁宗驾崩后无子嗣，英宗由濮王之子而入继皇位，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欲称其生父濮安懿王为皇考，与仁宗并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濮议之争”。
宋廷朝堂为此争议四起，众臣反对。大部分官员都据礼直言英宗的做法不合礼数，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云：“陛下践阼以来，克谨政理，继志述事，孝诚已至。唯濮安懿王一事，不合典礼，未副人心，甚为陛下惜之。” “濮议之争”持续发酵，治平三年（1066年），以吕诲为首的反对派，代百官请求治欧阳修、韩琦等支持派之大罪。“乞以臣此章下百官共议欧阳修首恶、韩琦令高居简等眩惑母后之罪。不然，天下之疑不能释，君父之谤无以辨。”但最终此事件以英宗达成目的，称其生父为皇考，且激进的反对派大都受到贬黜而结束。“上犹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责之太重也。」诲罢侍御史知杂事，以工部员外郎知蕲州；纯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监察御史里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宁县。”
濮议之争的发生，实际上就是传统宗法制度式微，皇族内部对尊卑等级、宗法礼数和宗子地位的的漠视而引起的。该事件也使得一心捍卫纲常伦理制度的有识之士，要求强化宗法制度的呼声愈加强烈。
二、曾巩对“濮议之争”的态度
针对这场持续十八个月的，称皇考还是皇伯的争议，曾巩对此事件专门写《为人后议》、《公族议》两文，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主张立场。“天子之适子继世以为天子，其别子皆为诸侯。诸侯之适子继世以为诸侯，其别子各为其国之卿大夫，皆有采地。……诸侯之适子继世以为诸侯，其别子各为其国之卿大夫，世食采地，皆传于无穷。”由此理清天子诸侯大宗小宗的关系顺序，表明天子大宗是宗族发展的重心，大小宗族只有按照此顺序合理的发展，才能传于无穷。所以，当时情况下，仁宗是天子大宗，濮王是属于诸侯小宗。
巩以古礼为据，论述从小宗入继大宗的宗子，必须以大宗为重，“<礼>，大宗无子，则族人以支子为之后。为之后者，为所后服斩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礼>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谓人之所知者近，则知亲爱其父母而已；所知者远，则知有严父之义。”同时，作为入继的宗子，须知晓大宗在整个宗族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明白宗子对于宗族发展的责任重担，“知尊祖，则知大宗者上以继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绝，故有以支子为之后者。”作为宗族中的大宗，是宗族的轴心，承担着宗族兴荣的使命，入继的支子不能着眼于狭隘的亲亲之情，应看到自身为大宗繁衍兴盛的责任，这才是支子入继后该有的觉悟。因此，当时的情形是英宗为濮王之子，属于小宗，后过继于仁宗之大宗一脉，英宗由此成为大宗，须称仁宗为皇考，而诸侯小宗的濮王，英宗应当称其为皇伯，这是英宗作为别子入继大宗该有的礼数称呼，不可以因为狭隘的血缘私情而扰乱大宗的等级次序，忘记入继的使命是为了大宗的繁荣发展。
五服礼制等级严明，规定精细，象征着宗族内族人的亲疏远近关系。曾巩援引五服礼制，以明昭穆顺序，上下尊卑，使支子明白入继大宗之后，与自己最亲的生身之父母的关系降于大宗父母之后，更加懂得作为大宗之后的重任。“为之后者，以受重于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为之降己亲之服，则犹恐未足以明所后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为之降己亲之服，然后以谓可以明所后者之重，而继祖之道尽，此圣人制礼之意也。”依此类推至天子皇室大宗，“是特诸侯别子之大宗，而严之如此。况如，<礼>所称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為天地、宗庙、百神祭祀之主，族人万世之所依归，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曾巩此文结合濮议之争事件，表明英宗应该称仁宗为皇考，对生父濮王应尽皇伯之礼仪的态度。
三、总结
曾巩援引《礼》等儒家传统古籍，对“濮议之争”事件表达出否定的态度。对于复杂而夹杂亲情因素的关系，只要根据礼仪规范，就能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不能局限于个人的私情而置国家大纲道德规范于不顾，地位越高的人越应该为下面的人做好榜样，这才是国家健康和谐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零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15.
[3][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零七[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015.
作者简介：代维（1989-），女，汉族，四川广安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