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美国的建国大业，我们总是想起莱克星顿清脆的枪声。但是美国之特色，不在于“枪杆子里出政权”，而是“笔杆子里出政权”(或者说“嘴皮子里出政权”)。1775年，莱克星顿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1776年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通过《独立宣言》，成为开国十三州；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八年抗战”宣告结束。
　　战争结束，海晏河清的景象却没有立即出现。《独立宣言》宣告十三州独立于英国之外，但十三州各自为政，还是紧密团结在中央政权周围，成为新的问题。《邦联条例》决定设立邦联国会，可是邦联国会的权力遭到重重限制，没有军队，不能征税，十三州保持相对独立。
　　独立自主的美国，一度比在大不列颠统治之下还要混乱。1787年，在通过《独立宣言》的旧址召开了制宪会议，最初准备修订《邦联条例》，后来发现仅仅修订《邦联条例》已经是杯水车薪，开始起草宪法。一边扩大中央政府的权力，一边以三权分立避免过度的中央集权，构建一个联邦制、总统制的共和国。1789年，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也就是说，美国宣告独立之后长达十三年的时间里，没有总统。
　　没有1787年的制宪会议，就没有美利坚合众国的大国崛起。如今看来，制宪会议是胜利的大会，奠定了美利坚合众国长治久安的基石，但当时看去，制宪会议绝不是团结的大会，围绕建国大业中的种种棘手问题，代表们从5月争论到9月。在《如彗星划过夜空》和《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里，林达和易中天向中国读者普及了制宪会议的过程。
　　如果说制宪会议是“嘴皮子里出政权”，制宪会议之后报纸上对联邦制的激烈争论，则可以称作“笔杆子里出政权”。制宪会议发起人之一的麦迪逊在百忙之中记下会议过程，结集为《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在报纸上力挺联邦制的文章，结集为《联邦论》(又名《联邦党人文集》)——尹宣先生先后翻译了这两本书，前者2003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先后被林达和易中天在写作时参考，后者刚刚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借用我们熟悉的框架，《联邦论》主要讨论美国应该统一还是分裂，但是统一/分裂的框架不足以描述双方的分歧。如果认为联邦论者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反联邦论者坚持分裂、反对统一，就把双方的观点极端化、简单化了。联邦论者主张建立一个拥有一定权力的联邦政府，反联邦论者更为强调各州的独立性，但是前者并不否认地方自治的重要性，后者也不否认需要存在一个中央政府。
　　一个专制国家。经常放大无政府状态下的混乱，为自己的暴力统治寻求合法性，这种宣传特别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同，“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反联邦论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对于一个无所不能的中央政府保持高度警惕，政府会以行善为南谋求最大权力，一旦获得不加限制的权力，作恶的可能性远远超出行善。反联邦论者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不反对政府的存在，只是对无所不能的政府表示恐惧。在一个稳定得几乎停滞的国家，公民可能像动物一样，只有生存权，没有其他公民权，暴力维护的太平盛世，不见得比乱世更好。所以，联邦论者不仅要正面论述建立联邦政府的必要性，还要向对方辩友说明联邦政府如何与中央集权划清界限。双方拥有一定的共识，既要避免一个独裁君主式的中央政府，又要避免一盘散沙式的无政府状态。
　　联邦论者和反联邦论者不是在“太平犬”和“乱世人”里二选一，不是以“乱世人”的命运恐吓公众安于“太平犬”的生活。虽然他们的具体观点存在巨大分歧，但讨论的焦点是，如何建立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不仅可以保障国家富强，更重要的是，它保障公民权利不被国家以公共利益为名随意侵犯。
　　英美政治体制常被并称为“英美模式”，可是从《联邦论》来看，美国的建国大业不是一边山寨、一边排外，而是坚持本国国情和学习他国模式并存。虽然英美刚刚交战，但以此为由彻底否定英国宪政的观点，几乎看不到。历史也足以说明，如果因此否定宪政，那不是跟敌国过不去，而是跟自己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