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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当我在路易·威尔先生的公寓内缓缓走动，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经过走廊、门房，在厨房里，在我自己曾安身的卧室那小小的床上坐下来歇息片刻，我推开那扇门后又推开一扇门，进入马塞尔·普鲁斯特先生的卧室，总会想起曾经在这里发生和见过的一切：那个虚弱的脸色苍白的男人长时间躺在一张可以睡两个人的古董木床上，常常几个钟头也不说一句话，不需要一样多余的东西，不发出任何一点声音。我见到他时而闭着眼睛像个沉睡的甚至刚刚去世的人，几乎听不到呼吸声，有时他又睁开眼睛望着同样阴暗的灰色带雕花纹饰的天花板，长时间不会变换一下姿势。他也和我说过，当他躺在床上，除非有明确的需要说出来，否则不要打扰他，不要和他说一句话。他说他在利用那样的时刻回忆和思考一些琐碎的事。有时他也和我谈起对某个人的看法，对某件事情的追忆，他曾不止一次和我提起一位来自英国的年轻男子，告诉我那个人有多么清秀的面孔，干净的脸上没有一丝多余的痕迹，一眼便知是位出身高贵的人，上唇的黑色髭须那么迷人——当他动情地描述那位男子，也会伸出右手，用两根白而修长的手指去由上而下地轻抚自己的胡须——显然，他们有同样的黑色髭须，这被他称为是高贵美男子的必要装饰。
我在普鲁斯特先生寓居的房子里工作有十年，服务他的生活所需……我这个里昂来的乡下人不可能完全理解他这位热情又多变的先生，有时候我会误解他的意思。在他身边生活，虽然不可能像从别人口中听到的关于他年少时长久停留并俯身细嗅一朵花园小路边的玫瑰花那样作出不适合我的行为来——我也不会花很长的时间去欣赏任何一朵盛开的花——但我的生活兴趣和性情多少耳濡目染，受到了他和他那些上流社会朋友们的影响。我很早就喜欢读一些小说，也收藏过两只花瓶，它们现在就摆在我的床头：一只是铜制的，约有一尺高，形状像只仰着头的岩羊，那半张开的羊嘴中可以插入两支月季和牡丹花，看上去是有些让人发憷，但我偏偏觉得它好看。而另一只则是普普通通的瓷花瓶，估计已有些年头，有点像来自遥远的中国雍正年间制作的舶来品。它是我从旧货市场买来的，当时我已经买了当日厨房要用的菜，从那里路过，看到它时也觉得喜欢，就腾出手来买下了。不贵，只花了两个法郎，我还了价，摊主也乐意将它卖给我，多少也是因为他认得我，知道我是为著名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先生长期服务过的。普鲁斯特先生越来越受人尊敬，尤其是在他死后，声誉越来越高，有点快要盖过法国人钟爱的福楼拜先生的风头了。人们敬重他，也对我礼遇有加。
如今他去世已近五年。在他生前的最后十年，也是我作为贴身佣人来到他身边的这十年，他已经完全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从前那些流传甚广的公子哥的奢靡生活完全从他的人生里消失了，留给他的只是思考、阅读、写作和休养衰弱而病态的身体。我照顾他的生活，另外一位先生马洛负责他文学上的对外事务。马塞尔曾认为自己将会是个奄奄一息但长寿的人，他做好了长期的准备，并耐心地在我熟悉自己事务的前几周向我介绍他的状况，生活习惯，身体状况，他的脾性，常用器具的位置，他的书籍——需要我严格整理和按规律摆放的，以及最重要的，尽可能地保持整套公寓的洁净，减少粉尘和空气流动。“普鲁斯特受不了新鲜的空气”，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我知道他对空气中的粉尘的敏感程度超出普通人的想象，我也必须遵照他的吩咐，让整套公寓给人的感觉像地下室一般。在我来到这里，被我的母亲经人引介进入他家之前——实际上那时整套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的父亲母亲已经去世，房子的主人，也就是他的祖父更是早已不在人世，他已经不愿并且不能独自生活——我已经基本听闻了他的情况，知道他是一位沉迷创作的杰出的法国作家，生活富裕，出手阔绰，曾经有很多朋友——但身体羸弱，他不得不终止自己的社交生活，将自己幽闭起来。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当我接受这份工作，而不是像一个年轻的普通妇女那样过安稳辛劳的家庭生活，也就打算在这里长期工作下去，不仅为了我自己的生活，也因为我是他的忠实读者，读过他的那部一直在创作中的小说的前三卷，还有他那些对福楼拜、夏多布里昂等人的文学评论。我甚至读过几封流传出来的据说是他和他的追求和被追求者的情书。可以说，我是他的半个知音，是敬慕他的读者，尽管他从来都不知道这些。
自1916年秋天开始，他的身体慢慢变得更加虚弱，但除了对一切粉尘过敏，并没有特别的疾病。他变得厌人又厌光，无法忍受流动的空气，说话的声音更加缓慢而微弱，在床上度过的时间也更长了。因此我更加频繁地见到他睁开眼睛、双手搭在胸前，长时间一动不动。有时他和我谈到死亡，说也许将不久于人世，之前对自己生命力绵长的估计乐观了。但他不愿说更多，也没有像一些高贵的人那样早早立下遗嘱，因为他认为，一个人说出自己的遗言，也就真正离死不远了，一切的事情都该停歇了。他似乎重新认定了自己人生的价值，作品还没有完结，他说他的时光还没到结束的时候，他笔下的人物还需要生活下去。就这样，我作为佣人加入他的生活，帮助他在幽闭的房间里生活并且去完成自己的写作。整整十年，他只有两次离开过自己的房间，离开过那套位于奥斯曼大街坚固而讲究的公寓，其中一次是为了见一位断绝来往多年的男子，据说是他从前的一位秘书，巴黎人，另一次是随他的文学经纪人马洛先生去法兰西文学协会为他的小说活动，希望以他十分满意的第二卷小说《在少女们身旁》申报他青睐的龚古尔文学奖。1919年，那部被许多出版商和出版经纪人谢绝的小说果真得到了龚古尔奖。他很高兴，但没有召开庆祝会，没有再次出门，只是在自己的房间里播放了瓦格纳的音乐，并邀请我一起共饮了两杯波尔多红酒。那是他人生晚年难得开心的时候，我看到笑容在他白净的脸上绽开，眼角和额头上已经有皱纹了。
2
今天上午，我又去了那套公寓。根据马塞尔的遗嘱，我成了那套房子二十年内的管理人。我掌管房子的钥匙，每周都去收拾一次房间，清洁房间里沉积下来的灰尘。他已经从苛刻的姑母那里买下来这套公寓，完全拥有了这套房子。他希望这套房子在他去世后二十年内都无人居住，空着，保持从前的样貌;二十年后，这套房子将交给受赠方巴黎文学之家。和从前不同的是，我被允许每周将房间所有朝南的窗户打开一次，每次两个钟头。他最后告诉我，这套房子是时候被新鲜空气充满了，“马塞尔和那个‘妈妈永远的小马塞尔’都出远门了”。我打开窗户，站在窗口看新巴黎的街景，埃菲尔铁塔在远处，市民公园也在远处，小半个巴黎都在我的眼底。这是他不曾看到过的景象，他的世界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那些他经历过的人与事物上面，那时他可是个精力旺盛的人，巴黎社交界的宠儿，大多数时间都在穿礼服佩胸章的贵族和绅士、穿裙子戴着别有非洲孔雀羽毛的帽子的女士参加的宴会中度过。我整理完公寓的琐碎照例出门坐车回到家中，看到丈夫索恩坐在屋里抽烟。他见我推门进来，以一种半开玩笑的口吻和我说，普鲁斯特的仆人回来给他做晚饭了，真令人感到荣幸。他挥動手边一杆长长的烟枪，要我猜猜它的价值。那是一杆普普通通来自郊区作坊的常见物，既不是古董，也没有精细的做工。我对他笑笑说还不赖，正适合他用。 我已经不愿再去做新的工作。十年来得到的报酬足够我花销后半生，普鲁斯特先生对我是慷慨的，虽然那时他从他那做医生的父亲老普鲁斯特和多病的母亲那里继承来的财产已经渐渐花去小半，仍然从不吝啬支付给我可观的报酬。他也时常给我小费，就像传闻的他从前在社交场合、在聚会上对那些年轻的服务生做的那样，他总是给我超出日常花销的用度，并告诉我当日花销剩下的钱可由我自己留下来。我感激他的好意，也不铺张浪费，无以为报，只会为他做事尽力周到。我去理解他的心思和情绪，为他塑造一个沉静不变的生活环境，甚至在细微处改变了一些他的日常生活。如果不是意外的（但我们都没有找出缘由来）呼吸道感染，他也许真的会活到夏多布里昂那样的年纪。一个大作家需要有绵长的生命力，马塞尔仿佛是在进行一项看不到尽头的创作，虽然他自己说过，一切都早已存在于他的心灵深处，他只是负责按照自己的心意将它们写下来。
他遵循着自己从一位社交宠儿转变为一名严肃作家之初立下的宏愿：伟大的作家一生写出一部书就足够了。“生活只能供我们写出一部书，它就在那里，我要做的只是将它‘翻译’出来”。在这样一个物质丰富、变化多端的时代，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作家认为自己的使命只是为了创作一部作品，过去那些杰出的作家中，我知道的也只有传说中的荷马，以及神圣的但丁，据说做到了这点，更多的人则希望成为著作等身的作家。马塞尔希望自己成为与众不同的作家。在他活着的时候只有少数人真正认识到他的价值，认定他是这个时代法国最好的作家。普鲁斯特就是普鲁斯特，他完成了自己，也让我过上了安稳的生活。我有了读书的时间和经济条件，能欣赏那些从前连翻都不会翻的书籍，也开始自己动笔写一点东西。有时候我也在想：或许我会成为一个二流作家呢。
如果真的希望成为一个作家，那我将会拥有旁人无法复制的优势。只要我愿意，我能将普鲁斯特先生的故事写个三十年，这三十年的写作时光我可以慢慢回忆他一生中最后十年的往事，那已经足够，对一个小作家来说是取之不尽的养分。从前那些认识他的、和他关系很好甚至很亲密的人，他们认识的主要是那个打扮时髦出手阔绰的普鲁斯特家族的公子哥，而我十年来朝夕相处的才是一位真正的大作家。我熟悉他公寓中的一切，不夸张地说，我还熟悉他的思想，他生活中的诸多细节。如果我突然拿出一卷新的小说打字稿，向新闻界宣称那是他那部看上去并没有彻底完结的小说的第八卷，或者说是普鲁斯特早年的练习作品，恐怕也没谁有充分的证据否认它。几年来有无数传记作家、新闻记者来到我那简陋的家，希望我能讲讲普鲁斯特的故事。我见过无数他们带来的精致的小礼物，见过成扎的法郎、英镑甚至美元。我通常总是礼貌地接待他们，但必须对他们说：对不起了，遵普鲁斯特先生嘱托，我无可奉告。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他们打交道、说话，慢慢地我也意识到自己或许有了某些作家的特质，尤其明显的一点是我的记忆力居然好了起来。现在我常常想起以前那些忙碌日常生活中一些从来不会注意也不会想起的事情，我对自己的童年也有了怀念。有时候我低头看看自己那双干活的粗手，不敢相信这双手如今也会敲打一部陈旧的、键盘上的字迹已经磨损的蜂鸟牌打字机，写出一行行文学性的文字。想到马塞尔曾和我说起他最早读到的小说，那是他提前收到的生日礼物，由外祖母转交给他母亲送来的，四本乔治·桑的田园小说。我想起那时见到他在自己房间里走来走去，自言自语说“这些古代的家具真让人着迷”。时间已经超过十年，我也曾在他那满是书的书架上见到过那本《弃儿弗朗沙》。是啊，那已经是一本真正的过时小说了。
马塞尔的三十三本日记暂时由我保管，依然存放在他住过的公寓里，我只是保管着装日记的那个小古董柜的钥匙，却从来没有去打开过那个柜子。我应该信守承诺，这对马塞尔、对我，都是重要的。花边新闻如此盛行，据说还有从美国来的记者希望探听到他的故事，严肃的报纸希望分析他的写作生涯，街头小报的记者们想要写他的桃色新闻。一个作家死后不再续写他的作品哪怕一寸，可这个人的故事在世间似乎才露出冰山一角。多么滑稽。我也希望借这本小小的书劝告那些无聊的人：去读普鲁斯特的作品吧，不要沉迷于他曾经的生活。他的作品不可复制，尽管他的生活也绝不是一般人能重过一次的。
亲爱的读者，我在这里可以告诉你们一件最小的事情：因为马塞尔·普鲁斯特十年没有见过太阳，他的眼睛是灰色的，瞳孔比一般人的要大一些，呈小小的椭圆形。
我还可以告诉你们另外一件可以说出的准确的事：最后一个来探望普鲁斯特的人是位高個子男人，大约五十岁年纪。他来的时候戴着黑色礼帽，穿一件紫色外套。他的名字叫哈恩，是普鲁斯特早年相识，也是他一生的朋友。哈恩先生来的时候是十月的一个上午，他带来一个精致的小盒子，盒子里是一枚金质胸针。他将胸针别到普鲁斯特的衣服上。我为他们准备了午餐，午餐后他们在房间里讨论了一会儿小说。哈恩先生离开的时候是当天傍晚前，普鲁斯特没有挽留。不到半个月后，马塞尔就去世了，大约有三百人参加了他的葬礼。葬礼是在他出生的小城贡布雷圣灵街外花园里的一小块空地上举行的，圣伊莱尔教堂的神父马莱先生为他念了超度经文。
如今那个花园以他的名字命名，就叫作普鲁斯特花园，我也受邀去过两次。花园里的花已经全部换成一种高度不过膝的月季，开着小小的花朵，比玫瑰要小一些，好看但不张扬，春天和夏天吸引蜜蜂采蜜，深秋所有的花就凋零，到了冬天，月季只剩下低矮的枝干——普鲁斯特花园在冬天几乎完全消失了。
3
傍晚做完饭，我们坐在方桌上吃晚饭。给索恩打了洗脚水，我闲着没有什么事，就独自出门来了。我沿着雨后潮湿的小道往前走，从天渐黑时到路灯亮起，我还在往前走。那是一条通往巴黎市区的路，路旁栽种着两排足有百年历史的乌桕树，花色的叶子落在地上很好看。我就一直往前走，两只脚带动身体产生着自主运动性，就像是被召唤，不需要为是否要继续走下去以及要去往哪里作计划，只是顺着脚步往前走。我想到伦敦的作家狄更斯也常常在夜里走路。据说那是他的休息方式，从傍晚时分一直走到第二天早上，一走就是一整夜。走夜路对一位女性来说并不是值得提倡的事，尽管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的巴黎，路边有了电灯，大部分街道都是整洁的，社会革新了，连乡下都是文明世界的人，我还是不免有些紧张。我是一个女人，不能像狄更斯那样从伦敦市中心一直走到郊区，至少那样是不安全的。但我现在确实时常觉得无聊，一天到晚不知道该做点什么好。我已经三年多没有过固定的工作，之前也尝试过另外一份佣人的工作，半年不到就辞掉了。现在我完全是个家庭妇女——至少像个家庭妇女，每天做做饭，洗洗衣服，喂喂家里的几只鸡、鸭、鹅和山羊，余下的时间看看书——我在写作。家里的钱袋子不满也不空，索恩在木料厂工作，他的工资已够我们两个人生活。“为什么不要两个孩子？”有人会问。“因为我们的孩子还没有来。”我回答他们。索恩很爱我，我也爱他。我为他做饭、换洗衣服，上床前我给他打水洗脚，上床后我和他睡觉，将他伺候得舒舒服服，简直可以说像个老爷一般。他无力关心我的精神生活，尽管这样说有些矫情——那也是农夫的通病，将自己的一身力气都使到干活和自己的女人身上，醒着就要卖力，累了就睡觉，礼拜日去教堂做祷告，生活简单直接，不需要文学和哲学。一个人待着太安静了，久而久之，我觉得自己身上有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或勃朗特姐妹笔下那些新女性的气质——是的，我用了“气质”这个词——我变得不太能和我所处的生活相容了。也许这是一种错觉，是我空闲的时间太多的缘故，想想从前，一天到晚在别人眼皮底下做事，即便主人是个心善的人，我也免不了总是紧张，丝毫不敢懈怠，也没有时间去想自己的事情。又或者说，我还有其他“自己的事情”吗？我应该好好问问自己。 在熟悉的路上走，中间也有一段是泥巴路。我穿着短帮皮鞋，看上去像个农场主家的千金，虽然已经三十几岁了。我穿着短帮皮鞋在泥巴路上走，路有两个人那么宽，可以过一辆四轮马车，有些潮湿，但没有泥水，在上面走不费多少力气。铺了煤渣的路两边种着矮矮的松树，这条泥巴路两边则是高大的杨树。风吹着杨树巴掌大的叶子沙沙响，让我想起夏天。去年夏天，在马洛先生的鼓励下我将之前写的几篇很短的随笔和小故事分别投稿给了《指南针周刊》、《巴黎人》和《宴会》等几家刊物。真是没有想到，《巴黎人》和《宴会》分别发表了我的一个随笔和一个关于郊区生活的小故事。令我兴奋的除了发表作品本身，还有《宴会》杂志曾是普鲁斯特先生参与创办的——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我竟能在他的杂志上发表作品，并且没有在作者简历中透露任何我和他的关系，这是我以前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情，也是已故的普鲁斯特先生不会料到的吧。
我想我并不是异想天开爱做白日梦的爱玛小姐。我也可以写作不是吗？想到什么我就写点什么，现在我的心已经一点点打开了，眼睛也变得明亮了，我可以站在教堂门口静静看它一个上午，顺道还可以吃一点随身带的小点心，像那些真正悠闲的住公寓的老妇人。镇上的红松教堂是十五世纪修建的，虽然不是虔敬的中世纪的产物，也没有经历过炮火的洗礼，可它依然散发着幽暗而神圣的光芒。即便是阴天，见到它我内心就会感到平靜，顺便还能想一想最近发生的事情。一百年后人们会像怀念工业文明产物那样怀念从前所知的一切，如果我也能够留下一点什么，除了与普鲁斯特有关的一切以外难道就没有别的了吗？也许没有了。这不过是痴心妄想而已，如今像我这样偶尔在打字机前敲几行小字的人又有多少呢？想想二十年前巴黎几乎没有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也没有值得一提的诗人。现代主义和象征派的火焰似乎已经燃尽，二十年过去了，仅仅一个马塞尔·普鲁斯特，并且是没有得到评论界完全承认、也没有几个读者真正有耐心读下去的。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又算得了什么呢？从前不过是个不值一提的仆役（当然因为跟了独一无二的主人的缘故也一时变得受人关注），如今只是个妄想成为小作家的无所事事的家庭妇女。
想到这些我也觉得有些沮丧。我可能是最好的佣人，总能细心为别人着想，可是终究难以成为最好的作家。成为普鲁斯特那样的作家首先是痴心妄想，时间和毅力对我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即便那些跟在他后面奉承他的法国作家和来到法国的其他二三流作家，我也不能企及。成为一个好作家和做一个好的面包师差不多，都需要时间和经验，没有谁能一下便成为同行中的佼佼者。那么我为什么不继续做我擅长的事情，做一些服务性的事？我有耐心和能力成为不见阳光的普鲁斯特的仆人;我已经了解了如此一个大作家的生活，有着这样珍贵的经历，即便去投奔一位中产阶级的老太太，为她做饭，给她讲讲名人故事，她会满意，我的一天也会觉得充实，不是吗？
刚刚我弯下腰重新系好踩在地上的鞋带时，心口偏左的部位抽筋一般持续了好几秒。我没有立刻直起身来，而是用右手按住那个部位，慢慢朝下按压，就像将自己一根弯曲的手指头掰直那样。我又一面慢慢直起腰来，就那样持续了约两分钟，才恢复了正常。这种状况已经不止一次发生了。一开始，我左边的腰部出现抽筋，过了几个月，来到了心窝附近。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心里既害怕，又有点兴奋。长年照顾一位不能吹风不能见光的生病的作家的起居，我对人的病态有了更加入微的理解。树木要落叶，石头要被风化，万物都慢慢改变自己的模样，一个人身体或精神上的创伤和病变不也是自然而然的吗？疼痛，焦虑，兴奋，这都是人的感觉，感冒令人发烧咳嗽，结核病人对一切粉尘都可能有超出常人的敏感，有的人身体上并无任何缺损，但他的心灵——那也许是人心和头脑在体内的投影——出现了波动，他心灵的倒影变得沉重，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感觉。有人就那样无疾而终……我啰嗦这些是想说明什么呢？当我察觉到自己身体的异样，我就告诉自己这些突然的变化也许是种种暗示，是我的身体和精神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反应。这难道不是一种应该珍视的事情吗？当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一次一次地产生痉挛和痛感，我就告诉自己：安静下来，细细体会，只要不是致命的，就好好地感受这种感觉的到来和消逝吧。当我的心脏附近部位产生从未有过的痉挛，我就小心翼翼将自己蜷缩起来，更加清晰地感受到心的存在——它就在我的右手抚摸的地方附近。我觉得生病或病态对一个作家来说不是坏事，它带来新的感受，还会令人对自己所处的人与事物、自然环境的表象和变化更为敏感。在我低下头、蜷缩着身体的时候，分明也感受到风停了，阴云变低了，万物都配合着我的感受。当我直起身子往前走，看到远处的巴黎在这个变潮的傍晚呈现出一片灰白过渡的氛围，我觉得自己更熟悉它了，就像我曾那么熟悉的奥斯曼大街那样。我想，这些就是我如今面对和应该去面对的事物：逝去的马塞尔·普鲁斯特，活生生的索恩，时远时近的里昂和巴黎，还有我的过去和现在，十年与普鲁斯特先生朝夕相处的时光塑造了过去和现在的我——和如今多么受人尊敬的过去作家普鲁斯特先生一样，我也拿起了笔，我也坐在一台时兴的、但即便是最优秀的里昂家庭妇女也不会去碰的打字机前面。过去的五年中我陆陆续续所做的一些正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家塞莱斯特·阿巴莱在做的事情——
她曾是一个地道的里昂乡下姑娘，十四岁开始学习仆役的工作，十七岁经人介绍成为那位病中的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唯一的家庭佣人。她作为一个掌握了这位法国大作家最多密码的人，差点成为一名终生的仆役，除了懂得照顾他人什么也不去尝试。现在她正走在一个写作新人会走的路上。她已经完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在这本还没有和出版商确定好名字、也许就叫《普鲁斯特花园》的书里，她写下了十几个与她熟悉的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有关的故事。那些故事可以说都是普鲁斯特最忠实的读者会感兴趣的，完全使用了只有她一个人在场时发生的普鲁斯特生活的点滴。她保证这些故事完全出自她的个人经历、感受和观察，用她习得和掌握的法语写成，即便添油加醋，也绝没有一丝不切实际的虚构。她曾经的主人马塞尔·普鲁斯特去世时曾留给她一纸遗言，现在，这本小书的作者，也是那则遗言的被授予者，怀着最恭敬的心将遗言抄录在此，并附上一张照片为证。 4
附录：
马塞尔·浦鲁斯特遗嘱之一
（给塞莱斯特·阿巴莱）
令我感激并且尊敬的塞莱斯特·阿巴莱，陪我度过了最后十年的来自里昂的女士：
谢谢你多年的付出。就像你见到的这样，你熟悉的马塞尔恐怕已经走完了他一生。十多年来，我威严的父亲和挚爱的母亲陆续去世了，我最熟悉的严谨而苛刻的姑母也追随她富有的丈夫死去了;我深爱过一些人，他们有的也已经不在了，也有人依然好好地活着，今年以来我还有幸见到过其中的两位。塞莱斯特，很快你就会轻松下来了，至少，你可以毫无负担地从这间公寓走出去，在白天多看看太阳了。替我去闻闻巴黎和贡布雷那些花园或路边花朵的香气吧，替我再去布涝涅多的森林走走吧，那是我年轻时熟悉的地方。亲爱的塞莱斯特，我将我书桌上那本法语德语字典连同那台蜂鸟牌打字机赠送给你，尽管它们不是什么珍贵的礼物，可你知道，它们陪伴我多年，正如你对我一般熟悉。我还打算将最后一件你可能认为很难完成的任務交给你：
为我保存我的全部日记，时间是二十年。
二十年内，任何人不得打开这些日记，它们依然属于我自己。二十年后，如果你还活着，塞莱斯特，你可以将日记转赠给一家巴黎可靠的博物馆，请它们代为保管。日记有三十三本，放在书架上邻近放置我读过的书的左边一格。你不必挪动它们，只需要确保它们在那里，和这套公寓一起——我已经买下了这套公寓的永久所有权。我没有也不打算更换钥匙。钥匙分作两套，一套留给你，另一套则在别处，互不相干。请你答应我承担着最后一项工作，每周一次打开公寓的门，你可以给它通通风，也要保持它的干净。我为你准备了一次性的工资，工资分作两份，一半存在瑞士国家银行，另一半放在一个木箱内，就在我床头，你打开便看见了。
我写了几个纸条，分别装在几个信封里，放在床头小抽屉内。请你按信封上所写人名，将信封送到他们手上。如果有人的地址变动，还请代为打听到确信的新地址，并将书信分别交给他们。
亲爱的塞莱斯特，请在以后的梦境中告诉我你在做些什么。
你的 马塞尔·普鲁斯特于
1921年11月的第一个周末
在你熟悉的奥斯曼大街
但是这本书，我的亲爱的读者，当你亲眼见到时，已经是我写完它十年以后的事情了。这十年间又发生了什么，对我来说，也是关于未来的秘密，我又怎么会提前知道呢——即便现在知道了，也已经晚啦！因为我最希望带给你们的，也是一本关于过去的小册子，它已经早早完成，搁在抽屉最深处已有多年了。
（责任编辑：钱益清）
有时候，当我在路易·威尔先生的公寓内缓缓走动，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经过走廊、门房，在厨房里，在我自己曾安身的卧室那小小的床上坐下来歇息片刻，我推开那扇门后又推开一扇门，进入马塞尔·普鲁斯特先生的卧室，总会想起曾经在这里发生和见过的一切：那个虚弱的脸色苍白的男人长时间躺在一张可以睡两个人的古董木床上，常常几个钟头也不说一句话，不需要一样多余的东西，不发出任何一点声音。我见到他时而闭着眼睛像个沉睡的甚至刚刚去世的人，几乎听不到呼吸声，有时他又睁开眼睛望着同样阴暗的灰色带雕花纹饰的天花板，长时间不会变换一下姿势。他也和我说过，当他躺在床上，除非有明确的需要说出来，否则不要打扰他，不要和他说一句话。他说他在利用那样的时刻回忆和思考一些琐碎的事。有时他也和我谈起对某个人的看法，对某件事情的追忆，他曾不止一次和我提起一位来自英国的年轻男子，告诉我那个人有多么清秀的面孔，干净的脸上没有一丝多余的痕迹，一眼便知是位出身高贵的人，上唇的黑色髭须那么迷人——当他动情地描述那位男子，也会伸出右手，用两根白而修长的手指去由上而下地轻抚自己的胡须——显然，他们有同样的黑色髭须，这被他称为是高贵美男子的必要装饰。
我在普鲁斯特先生寓居的房子里工作有十年，服务他的生活所需……我这个里昂来的乡下人不可能完全理解他这位热情又多变的先生，有时候我会误解他的意思。在他身边生活，虽然不可能像从别人口中听到的关于他年少时长久停留并俯身细嗅一朵花园小路边的玫瑰花那样作出不适合我的行为来——我也不会花很长的时间去欣赏任何一朵盛开的花——但我的生活兴趣和性情多少耳濡目染，受到了他和他那些上流社会朋友们的影响。我很早就喜欢读一些小说，也收藏过两只花瓶，它们现在就摆在我的床头：一只是铜制的，约有一尺高，形状像只仰着头的岩羊，那半张开的羊嘴中可以插入两支月季和牡丹花，看上去是有些让人发憷，但我偏偏觉得它好看。而另一只则是普普通通的瓷花瓶，估计已有些年头，有点像来自遥远的中国雍正年间制作的舶来品。它是我从旧货市场买来的，当时我已经买了当日厨房要用的菜，从那里路过，看到它时也觉得喜欢，就腾出手来买下了。不贵，只花了两个法郎，我还了价，摊主也乐意将它卖给我，多少也是因为他认得我，知道我是为著名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先生长期服务过的。普鲁斯特先生越来越受人尊敬，尤其是在他死后，声誉越来越高，有点快要盖过法国人钟爱的福楼拜先生的风头了。人们敬重他，也对我礼遇有加。
如今他去世已近五年。在他生前的最后十年，也是我作为贴身佣人来到他身边的这十年，他已经完全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从前那些流传甚广的公子哥的奢靡生活完全从他的人生里消失了，留给他的只是思考、阅读、写作和休养衰弱而病态的身体。我照顾他的生活，另外一位先生马洛负责他文学上的对外事务。马塞尔曾认为自己将会是个奄奄一息但长寿的人，他做好了长期的准备，并耐心地在我熟悉自己事务的前几周向我介绍他的状况，生活习惯，身体状况，他的脾性，常用器具的位置，他的书籍——需要我严格整理和按规律摆放的，以及最重要的，尽可能地保持整套公寓的洁净，减少粉尘和空气流动。“普鲁斯特受不了新鲜的空气”，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我知道他对空气中的粉尘的敏感程度超出普通人的想象，我也必须遵照他的吩咐，让整套公寓给人的感觉像地下室一般。在我来到这里，被我的母亲经人引介进入他家之前——实际上那时整套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的父亲母亲已经去世，房子的主人，也就是他的祖父更是早已不在人世，他已经不愿并且不能独自生活——我已经基本听闻了他的情况，知道他是一位沉迷创作的杰出的法国作家，生活富裕，出手阔绰，曾经有很多朋友——但身体羸弱，他不得不终止自己的社交生活，将自己幽闭起来。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当我接受这份工作，而不是像一个年轻的普通妇女那样过安稳辛劳的家庭生活，也就打算在这里长期工作下去，不仅为了我自己的生活，也因为我是他的忠实读者，读过他的那部一直在创作中的小说的前三卷，还有他那些对福楼拜、夏多布里昂等人的文学评论。我甚至读过几封流传出来的据说是他和他的追求和被追求者的情书。可以说，我是他的半个知音，是敬慕他的读者，尽管他从来都不知道这些。
自1916年秋天开始，他的身体慢慢变得更加虚弱，但除了对一切粉尘过敏，并没有特别的疾病。他变得厌人又厌光，无法忍受流动的空气，说话的声音更加缓慢而微弱，在床上度过的时间也更长了。因此我更加频繁地见到他睁开眼睛、双手搭在胸前，长时间一动不动。有时他和我谈到死亡，说也许将不久于人世，之前对自己生命力绵长的估计乐观了。但他不愿说更多，也没有像一些高贵的人那样早早立下遗嘱，因为他认为，一个人说出自己的遗言，也就真正离死不远了，一切的事情都该停歇了。他似乎重新认定了自己人生的价值，作品还没有完结，他说他的时光还没到结束的时候，他笔下的人物还需要生活下去。就这样，我作为佣人加入他的生活，帮助他在幽闭的房间里生活并且去完成自己的写作。整整十年，他只有两次离开过自己的房间，离开过那套位于奥斯曼大街坚固而讲究的公寓，其中一次是为了见一位断绝来往多年的男子，据说是他从前的一位秘书，巴黎人，另一次是随他的文学经纪人马洛先生去法兰西文学协会为他的小说活动，希望以他十分满意的第二卷小说《在少女们身旁》申报他青睐的龚古尔文学奖。1919年，那部被许多出版商和出版经纪人谢绝的小说果真得到了龚古尔奖。他很高兴，但没有召开庆祝会，没有再次出门，只是在自己的房间里播放了瓦格纳的音乐，并邀请我一起共饮了两杯波尔多红酒。那是他人生晚年难得开心的时候，我看到笑容在他白净的脸上绽开，眼角和额头上已经有皱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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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我又去了那套公寓。根据马塞尔的遗嘱，我成了那套房子二十年内的管理人。我掌管房子的钥匙，每周都去收拾一次房间，清洁房间里沉积下来的灰尘。他已经从苛刻的姑母那里买下来这套公寓，完全拥有了这套房子。他希望这套房子在他去世后二十年内都无人居住，空着，保持从前的样貌;二十年后，这套房子将交给受赠方巴黎文学之家。和从前不同的是，我被允许每周将房间所有朝南的窗户打开一次，每次两个钟头。他最后告诉我，这套房子是时候被新鲜空气充满了，“马塞尔和那个‘妈妈永远的小马塞尔’都出远门了”。我打开窗户，站在窗口看新巴黎的街景，埃菲尔铁塔在远处，市民公园也在远处，小半个巴黎都在我的眼底。这是他不曾看到过的景象，他的世界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那些他经历过的人与事物上面，那时他可是个精力旺盛的人，巴黎社交界的宠儿，大多数时间都在穿礼服佩胸章的贵族和绅士、穿裙子戴着别有非洲孔雀羽毛的帽子的女士参加的宴会中度过。我整理完公寓的琐碎照例出门坐车回到家中，看到丈夫索恩坐在屋里抽烟。他见我推门进来，以一种半开玩笑的口吻和我说，普鲁斯特的仆人回来给他做晚饭了，真令人感到荣幸。他挥動手边一杆长长的烟枪，要我猜猜它的价值。那是一杆普普通通来自郊区作坊的常见物，既不是古董，也没有精细的做工。我对他笑笑说还不赖，正适合他用。 我已经不愿再去做新的工作。十年来得到的报酬足够我花销后半生，普鲁斯特先生对我是慷慨的，虽然那时他从他那做医生的父亲老普鲁斯特和多病的母亲那里继承来的财产已经渐渐花去小半，仍然从不吝啬支付给我可观的报酬。他也时常给我小费，就像传闻的他从前在社交场合、在聚会上对那些年轻的服务生做的那样，他总是给我超出日常花销的用度，并告诉我当日花销剩下的钱可由我自己留下来。我感激他的好意，也不铺张浪费，无以为报，只会为他做事尽力周到。我去理解他的心思和情绪，为他塑造一个沉静不变的生活环境，甚至在细微处改变了一些他的日常生活。如果不是意外的（但我们都没有找出缘由来）呼吸道感染，他也许真的会活到夏多布里昂那样的年纪。一个大作家需要有绵长的生命力，马塞尔仿佛是在进行一项看不到尽头的创作，虽然他自己说过，一切都早已存在于他的心灵深处，他只是负责按照自己的心意将它们写下来。
他遵循着自己从一位社交宠儿转变为一名严肃作家之初立下的宏愿：伟大的作家一生写出一部书就足够了。“生活只能供我们写出一部书，它就在那里，我要做的只是将它‘翻译’出来”。在这样一个物质丰富、变化多端的时代，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作家认为自己的使命只是为了创作一部作品，过去那些杰出的作家中，我知道的也只有传说中的荷马，以及神圣的但丁，据说做到了这点，更多的人则希望成为著作等身的作家。马塞尔希望自己成为与众不同的作家。在他活着的时候只有少数人真正认识到他的价值，认定他是这个时代法国最好的作家。普鲁斯特就是普鲁斯特，他完成了自己，也让我过上了安稳的生活。我有了读书的时间和经济条件，能欣赏那些从前连翻都不会翻的书籍，也开始自己动笔写一点东西。有时候我也在想：或许我会成为一个二流作家呢。
如果真的希望成为一个作家，那我将会拥有旁人无法复制的优势。只要我愿意，我能将普鲁斯特先生的故事写个三十年，这三十年的写作时光我可以慢慢回忆他一生中最后十年的往事，那已经足够，对一个小作家来说是取之不尽的养分。从前那些认识他的、和他关系很好甚至很亲密的人，他们认识的主要是那个打扮时髦出手阔绰的普鲁斯特家族的公子哥，而我十年来朝夕相处的才是一位真正的大作家。我熟悉他公寓中的一切，不夸张地说，我还熟悉他的思想，他生活中的诸多细节。如果我突然拿出一卷新的小说打字稿，向新闻界宣称那是他那部看上去并没有彻底完结的小说的第八卷，或者说是普鲁斯特早年的练习作品，恐怕也没谁有充分的证据否认它。几年来有无数传记作家、新闻记者来到我那简陋的家，希望我能讲讲普鲁斯特的故事。我见过无数他们带来的精致的小礼物，见过成扎的法郎、英镑甚至美元。我通常总是礼貌地接待他们，但必须对他们说：对不起了，遵普鲁斯特先生嘱托，我无可奉告。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他们打交道、说话，慢慢地我也意识到自己或许有了某些作家的特质，尤其明显的一点是我的记忆力居然好了起来。现在我常常想起以前那些忙碌日常生活中一些从来不会注意也不会想起的事情，我对自己的童年也有了怀念。有时候我低头看看自己那双干活的粗手，不敢相信这双手如今也会敲打一部陈旧的、键盘上的字迹已经磨损的蜂鸟牌打字机，写出一行行文学性的文字。想到马塞尔曾和我说起他最早读到的小说，那是他提前收到的生日礼物，由外祖母转交给他母亲送来的，四本乔治·桑的田园小说。我想起那时见到他在自己房间里走来走去，自言自语说“这些古代的家具真让人着迷”。时间已经超过十年，我也曾在他那满是书的书架上见到过那本《弃儿弗朗沙》。是啊，那已经是一本真正的过时小说了。
马塞尔的三十三本日记暂时由我保管，依然存放在他住过的公寓里，我只是保管着装日记的那个小古董柜的钥匙，却从来没有去打开过那个柜子。我应该信守承诺，这对马塞尔、对我，都是重要的。花边新闻如此盛行，据说还有从美国来的记者希望探听到他的故事，严肃的报纸希望分析他的写作生涯，街头小报的记者们想要写他的桃色新闻。一个作家死后不再续写他的作品哪怕一寸，可这个人的故事在世间似乎才露出冰山一角。多么滑稽。我也希望借这本小小的书劝告那些无聊的人：去读普鲁斯特的作品吧，不要沉迷于他曾经的生活。他的作品不可复制，尽管他的生活也绝不是一般人能重过一次的。
亲爱的读者，我在这里可以告诉你们一件最小的事情：因为马塞尔·普鲁斯特十年没有见过太阳，他的眼睛是灰色的，瞳孔比一般人的要大一些，呈小小的椭圆形。
我还可以告诉你们另外一件可以说出的准确的事：最后一个来探望普鲁斯特的人是位高個子男人，大约五十岁年纪。他来的时候戴着黑色礼帽，穿一件紫色外套。他的名字叫哈恩，是普鲁斯特早年相识，也是他一生的朋友。哈恩先生来的时候是十月的一个上午，他带来一个精致的小盒子，盒子里是一枚金质胸针。他将胸针别到普鲁斯特的衣服上。我为他们准备了午餐，午餐后他们在房间里讨论了一会儿小说。哈恩先生离开的时候是当天傍晚前，普鲁斯特没有挽留。不到半个月后，马塞尔就去世了，大约有三百人参加了他的葬礼。葬礼是在他出生的小城贡布雷圣灵街外花园里的一小块空地上举行的，圣伊莱尔教堂的神父马莱先生为他念了超度经文。
如今那个花园以他的名字命名，就叫作普鲁斯特花园，我也受邀去过两次。花园里的花已经全部换成一种高度不过膝的月季，开着小小的花朵，比玫瑰要小一些，好看但不张扬，春天和夏天吸引蜜蜂采蜜，深秋所有的花就凋零，到了冬天，月季只剩下低矮的枝干——普鲁斯特花园在冬天几乎完全消失了。
3
傍晚做完饭，我们坐在方桌上吃晚饭。给索恩打了洗脚水，我闲着没有什么事，就独自出门来了。我沿着雨后潮湿的小道往前走，从天渐黑时到路灯亮起，我还在往前走。那是一条通往巴黎市区的路，路旁栽种着两排足有百年历史的乌桕树，花色的叶子落在地上很好看。我就一直往前走，两只脚带动身体产生着自主运动性，就像是被召唤，不需要为是否要继续走下去以及要去往哪里作计划，只是顺着脚步往前走。我想到伦敦的作家狄更斯也常常在夜里走路。据说那是他的休息方式，从傍晚时分一直走到第二天早上，一走就是一整夜。走夜路对一位女性来说并不是值得提倡的事，尽管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的巴黎，路边有了电灯，大部分街道都是整洁的，社会革新了，连乡下都是文明世界的人，我还是不免有些紧张。我是一个女人，不能像狄更斯那样从伦敦市中心一直走到郊区，至少那样是不安全的。但我现在确实时常觉得无聊，一天到晚不知道该做点什么好。我已经三年多没有过固定的工作，之前也尝试过另外一份佣人的工作，半年不到就辞掉了。现在我完全是个家庭妇女——至少像个家庭妇女，每天做做饭，洗洗衣服，喂喂家里的几只鸡、鸭、鹅和山羊，余下的时间看看书——我在写作。家里的钱袋子不满也不空，索恩在木料厂工作，他的工资已够我们两个人生活。“为什么不要两个孩子？”有人会问。“因为我们的孩子还没有来。”我回答他们。索恩很爱我，我也爱他。我为他做饭、换洗衣服，上床前我给他打水洗脚，上床后我和他睡觉，将他伺候得舒舒服服，简直可以说像个老爷一般。他无力关心我的精神生活，尽管这样说有些矫情——那也是农夫的通病，将自己的一身力气都使到干活和自己的女人身上，醒着就要卖力，累了就睡觉，礼拜日去教堂做祷告，生活简单直接，不需要文学和哲学。一个人待着太安静了，久而久之，我觉得自己身上有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或勃朗特姐妹笔下那些新女性的气质——是的，我用了“气质”这个词——我变得不太能和我所处的生活相容了。也许这是一种错觉，是我空闲的时间太多的缘故，想想从前，一天到晚在别人眼皮底下做事，即便主人是个心善的人，我也免不了总是紧张，丝毫不敢懈怠，也没有时间去想自己的事情。又或者说，我还有其他“自己的事情”吗？我应该好好问问自己。 在熟悉的路上走，中间也有一段是泥巴路。我穿着短帮皮鞋，看上去像个农场主家的千金，虽然已经三十几岁了。我穿着短帮皮鞋在泥巴路上走，路有两个人那么宽，可以过一辆四轮马车，有些潮湿，但没有泥水，在上面走不费多少力气。铺了煤渣的路两边种着矮矮的松树，这条泥巴路两边则是高大的杨树。风吹着杨树巴掌大的叶子沙沙响，让我想起夏天。去年夏天，在马洛先生的鼓励下我将之前写的几篇很短的随笔和小故事分别投稿给了《指南针周刊》、《巴黎人》和《宴会》等几家刊物。真是没有想到，《巴黎人》和《宴会》分别发表了我的一个随笔和一个关于郊区生活的小故事。令我兴奋的除了发表作品本身，还有《宴会》杂志曾是普鲁斯特先生参与创办的——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我竟能在他的杂志上发表作品，并且没有在作者简历中透露任何我和他的关系，这是我以前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情，也是已故的普鲁斯特先生不会料到的吧。
我想我并不是异想天开爱做白日梦的爱玛小姐。我也可以写作不是吗？想到什么我就写点什么，现在我的心已经一点点打开了，眼睛也变得明亮了，我可以站在教堂门口静静看它一个上午，顺道还可以吃一点随身带的小点心，像那些真正悠闲的住公寓的老妇人。镇上的红松教堂是十五世纪修建的，虽然不是虔敬的中世纪的产物，也没有经历过炮火的洗礼，可它依然散发着幽暗而神圣的光芒。即便是阴天，见到它我内心就会感到平靜，顺便还能想一想最近发生的事情。一百年后人们会像怀念工业文明产物那样怀念从前所知的一切，如果我也能够留下一点什么，除了与普鲁斯特有关的一切以外难道就没有别的了吗？也许没有了。这不过是痴心妄想而已，如今像我这样偶尔在打字机前敲几行小字的人又有多少呢？想想二十年前巴黎几乎没有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也没有值得一提的诗人。现代主义和象征派的火焰似乎已经燃尽，二十年过去了，仅仅一个马塞尔·普鲁斯特，并且是没有得到评论界完全承认、也没有几个读者真正有耐心读下去的。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又算得了什么呢？从前不过是个不值一提的仆役（当然因为跟了独一无二的主人的缘故也一时变得受人关注），如今只是个妄想成为小作家的无所事事的家庭妇女。
想到这些我也觉得有些沮丧。我可能是最好的佣人，总能细心为别人着想，可是终究难以成为最好的作家。成为普鲁斯特那样的作家首先是痴心妄想，时间和毅力对我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即便那些跟在他后面奉承他的法国作家和来到法国的其他二三流作家，我也不能企及。成为一个好作家和做一个好的面包师差不多，都需要时间和经验，没有谁能一下便成为同行中的佼佼者。那么我为什么不继续做我擅长的事情，做一些服务性的事？我有耐心和能力成为不见阳光的普鲁斯特的仆人;我已经了解了如此一个大作家的生活，有着这样珍贵的经历，即便去投奔一位中产阶级的老太太，为她做饭，给她讲讲名人故事，她会满意，我的一天也会觉得充实，不是吗？
刚刚我弯下腰重新系好踩在地上的鞋带时，心口偏左的部位抽筋一般持续了好几秒。我没有立刻直起身来，而是用右手按住那个部位，慢慢朝下按压，就像将自己一根弯曲的手指头掰直那样。我又一面慢慢直起腰来，就那样持续了约两分钟，才恢复了正常。这种状况已经不止一次发生了。一开始，我左边的腰部出现抽筋，过了几个月，来到了心窝附近。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心里既害怕，又有点兴奋。长年照顾一位不能吹风不能见光的生病的作家的起居，我对人的病态有了更加入微的理解。树木要落叶，石头要被风化，万物都慢慢改变自己的模样，一个人身体或精神上的创伤和病变不也是自然而然的吗？疼痛，焦虑，兴奋，这都是人的感觉，感冒令人发烧咳嗽，结核病人对一切粉尘都可能有超出常人的敏感，有的人身体上并无任何缺损，但他的心灵——那也许是人心和头脑在体内的投影——出现了波动，他心灵的倒影变得沉重，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感觉。有人就那样无疾而终……我啰嗦这些是想说明什么呢？当我察觉到自己身体的异样，我就告诉自己这些突然的变化也许是种种暗示，是我的身体和精神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反应。这难道不是一种应该珍视的事情吗？当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一次一次地产生痉挛和痛感，我就告诉自己：安静下来，细细体会，只要不是致命的，就好好地感受这种感觉的到来和消逝吧。当我的心脏附近部位产生从未有过的痉挛，我就小心翼翼将自己蜷缩起来，更加清晰地感受到心的存在——它就在我的右手抚摸的地方附近。我觉得生病或病态对一个作家来说不是坏事，它带来新的感受，还会令人对自己所处的人与事物、自然环境的表象和变化更为敏感。在我低下头、蜷缩着身体的时候，分明也感受到风停了，阴云变低了，万物都配合着我的感受。当我直起身子往前走，看到远处的巴黎在这个变潮的傍晚呈现出一片灰白过渡的氛围，我觉得自己更熟悉它了，就像我曾那么熟悉的奥斯曼大街那样。我想，这些就是我如今面对和应该去面对的事物：逝去的马塞尔·普鲁斯特，活生生的索恩，时远时近的里昂和巴黎，还有我的过去和现在，十年与普鲁斯特先生朝夕相处的时光塑造了过去和现在的我——和如今多么受人尊敬的过去作家普鲁斯特先生一样，我也拿起了笔，我也坐在一台时兴的、但即便是最优秀的里昂家庭妇女也不会去碰的打字机前面。过去的五年中我陆陆续续所做的一些正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家塞莱斯特·阿巴莱在做的事情——
她曾是一个地道的里昂乡下姑娘，十四岁开始学习仆役的工作，十七岁经人介绍成为那位病中的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唯一的家庭佣人。她作为一个掌握了这位法国大作家最多密码的人，差点成为一名终生的仆役，除了懂得照顾他人什么也不去尝试。现在她正走在一个写作新人会走的路上。她已经完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在这本还没有和出版商确定好名字、也许就叫《普鲁斯特花园》的书里，她写下了十几个与她熟悉的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有关的故事。那些故事可以说都是普鲁斯特最忠实的读者会感兴趣的，完全使用了只有她一个人在场时发生的普鲁斯特生活的点滴。她保证这些故事完全出自她的个人经历、感受和观察，用她习得和掌握的法语写成，即便添油加醋，也绝没有一丝不切实际的虚构。她曾经的主人马塞尔·普鲁斯特去世时曾留给她一纸遗言，现在，这本小书的作者，也是那则遗言的被授予者，怀着最恭敬的心将遗言抄录在此，并附上一张照片为证。 4
附录：
马塞尔·浦鲁斯特遗嘱之一
（给塞莱斯特·阿巴莱）
令我感激并且尊敬的塞莱斯特·阿巴莱，陪我度过了最后十年的来自里昂的女士：
谢谢你多年的付出。就像你见到的这样，你熟悉的马塞尔恐怕已经走完了他一生。十多年来，我威严的父亲和挚爱的母亲陆续去世了，我最熟悉的严谨而苛刻的姑母也追随她富有的丈夫死去了;我深爱过一些人，他们有的也已经不在了，也有人依然好好地活着，今年以来我还有幸见到过其中的两位。塞莱斯特，很快你就会轻松下来了，至少，你可以毫无负担地从这间公寓走出去，在白天多看看太阳了。替我去闻闻巴黎和贡布雷那些花园或路边花朵的香气吧，替我再去布涝涅多的森林走走吧，那是我年轻时熟悉的地方。亲爱的塞莱斯特，我将我书桌上那本法语德语字典连同那台蜂鸟牌打字机赠送给你，尽管它们不是什么珍贵的礼物，可你知道，它们陪伴我多年，正如你对我一般熟悉。我还打算将最后一件你可能认为很难完成的任務交给你：
为我保存我的全部日记，时间是二十年。
二十年内，任何人不得打开这些日记，它们依然属于我自己。二十年后，如果你还活着，塞莱斯特，你可以将日记转赠给一家巴黎可靠的博物馆，请它们代为保管。日记有三十三本，放在书架上邻近放置我读过的书的左边一格。你不必挪动它们，只需要确保它们在那里，和这套公寓一起——我已经买下了这套公寓的永久所有权。我没有也不打算更换钥匙。钥匙分作两套，一套留给你，另一套则在别处，互不相干。请你答应我承担着最后一项工作，每周一次打开公寓的门，你可以给它通通风，也要保持它的干净。我为你准备了一次性的工资，工资分作两份，一半存在瑞士国家银行，另一半放在一个木箱内，就在我床头，你打开便看见了。
我写了几个纸条，分别装在几个信封里，放在床头小抽屉内。请你按信封上所写人名，将信封送到他们手上。如果有人的地址变动，还请代为打听到确信的新地址，并将书信分别交给他们。
亲爱的塞莱斯特，请在以后的梦境中告诉我你在做些什么。
你的 马塞尔·普鲁斯特于
1921年11月的第一个周末
在你熟悉的奥斯曼大街
但是这本书，我的亲爱的读者，当你亲眼见到时，已经是我写完它十年以后的事情了。这十年间又发生了什么，对我来说，也是关于未来的秘密，我又怎么会提前知道呢——即便现在知道了，也已经晚啦！因为我最希望带给你们的，也是一本关于过去的小册子，它已经早早完成，搁在抽屉最深处已有多年了。
（责任编辑：钱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