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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的“君子”理想作为一种人格典范历来备受推崇。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人格典范并不完全契合现代社会的要求。儒家“君子”理想过于偏重“德”的完善，而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是“德才兼备”。儒家的“君子”理想与现代社会要求的不合说明了儒家思想观念仅仅是时代的反映，难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
【关键词】儒家 理想人格 君子 【中图分类号】B235.2 【文献标识码】A
作为儒家的理想人格，“君子”一词几乎凝聚了所有传统美德，自古及今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然而，任何理想人格都仅仅体现了时代对人的要求，都不可避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社会的发展往往对人提出新的要求，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这一传统理想人格，儒家“君子”理想虽然不乏现代价值，但并不完全契合现代标准。
儒家的“君子”理想
关于儒家的起源，冯友兰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所谓儒，是一种有知识有学问之专家，他们散在民间，以为人教书相礼为生。”①这就是说，殷周之际贵族政治崩坏，一些宫廷中的“有知识有学问之专家”失去原先的工作，他们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靠出卖知识谋生，这就是最初的“儒”。由此可见，最初的“儒”是一种讨生活的职业。
“儒”作为一种职业，其职业技能肯定是不可或缺的，但孔子强调的是“儒”的人格修养，他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作为一个儒者，首先应该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学养深厚、德行高洁的“君子”，而不应该满足于一技之长混饭吃，这是孔子对“儒”的期望。孔子指出了“君子儒”是儒者们努力的方向，这也意味着“君子”是儒家的理想人格。
关于“君子”必须兼具的素质，《论语·雍也》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具体明白：“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此处的“文”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文化教养，而与“文”相对的“质”是指人的内在道德品质。在孔子看来，个人不通过文化教养检点自己，有可能流于“任性”的“野”，因此，仅仅拥有内在的道德品质是不够的。相反，个人忽视内在道德品质的提升最终可能流于虚饰，因此，仅仅拥有表面的“光鲜”也是不够的。因为前者有内容而无适当的表现形式，后者则是徒具外表而内涵空疏，所以，孔子认为真正的“君子”必须兼具“文”与“质”的两方面互为修正。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强调内在道德品质是君子不能欠缺的素质，儒者只有不断修养自身的道德品质才能成为君子。因为“克己”、“自省”是成就个人道德品质的基础功夫，所以“儒”在道德修养方面必须不断地“反求诸己”。然而，“君子”仅仅以个人的道德修养见著于世是远远不够的，故而儒学除了“修己”的一面还必须有“治人”的一面。换句话说，君子之道并不囿于成就自我的“安身立命”，同时不能忽视拯救天下的实践活动。所以说，儒家对君子既具有内在的德性要求，又具有外在的功业要求，这就是后世熟知的“内圣外王”之道。
孔子之后，先秦儒家对“君子”理想再作发挥的当推孟子和荀子，然而，孟、荀两家发挥“君子”理想的侧重点颇有不同。孟子毕生的努力主要在发展“仁”的内在根据，即性善论，他对外在的“礼”不像孔子那样重视，所以，孟子的理想“君子”是最有爱心的人。与孟子相较，荀子更注重论证“礼”的必要性，所以，荀子的理想“君子”是那些恪守规矩的人。孟、荀以后，儒家文献论及“君子”理想最为全面精到者当推《中庸》。《中庸》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中庸·二十七章》）在如何成为君子这一问题上，《中庸》所涉及的要件包括内在的道德品质、文化修养，外在的规范遵守、社会担当。必须注意到，所有这些要件中，个人才能问题始终是未被提及的。
儒家“君子”理想的当代审视
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人的要求往往是不同的，比如说，古代的儒家希望读书人成为“谦谦君子”，而西方的贵族则希望他们的子弟成为有教养的“绅士”。时代的不同对人的要求往往也是不同的，古代的儒家坚持“君子”理想，而我们今天则希望世人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才”。实际上，儒家的“君子”和现代社会的“人才”仅仅是一个交叉概念：儒家对“君子”的要求主要偏重于“德”这一方面的内容，而现代人才的基本标准是“德才兼备”，二者的交叉点是对“德”的重视。至于个人才能方面的要求，儒家一直对此有所忽视，持这样一种态度包括先秦原始儒家以及后来的宋明理学。
儒家偏重于“德”不仅见于儒家学者们对“君子”理想的要求，也见于他们对他人的评价。在孔门的诸弟子中，颜回无疑最为孔子赏识。颜回之所以为孔子赏识并非因为他个人能力突出，而是因为他能安贫乐道。至于一些有专业技能的弟子，如善于理财的冉求、善于作战的子路，等等，虽然他们不乏专业才能，但都不是孔子最赏识的弟子。
到了两宋，儒学以“理学”的形式得到复兴。理学家们“退五经，尊四书”，“四书”被推到意识形态的第一线。作为“四书”之首，《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内圣”的意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此同时，专业技能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忽视。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北宋“五子”的司马光、二程等多次嘲笑王安石热衷于“财务”、“兵革”之事。个人才能在当时非但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反而成为理学家取笑的对象。两宋时代，国家的安全以及社会的稳定一直比较吃紧，诸多实实在在的问题亟待解决，然而，当时的理学家一味地迷恋所谓的“境界”、“胸次”，未免有些不切实际，他们未能起到正确引领社会的作用。
一般说来，社会的进步必然带来分工日趋细密以及专业化程度日趋提升。时代的进步会对人们提出新要求，人们只有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发展自身的专业技能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在才与德的问题上，南宋的朱子虽然因循儒家旧说，但或多或少有所突破：“君子者，才德出众之名。德者，体也；才者，用也。”②
相比较而言，南宋陆象山的态度比朱子极端。据《慈湖先生遗书》记述，陆象山路过富阳，身为富阳主簿的杨简向陆当面请教“何谓本心”。陆象山曾经目睹杨简审案，面对杨简的求教，陆象说：“且彼讼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见得孰是孰非，即决定谓某甲是、某乙非矣。非本心而何？”③以陆象山的看法，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专业素养是无足轻重的，审判者只要有一个“本心”便足够了。这一故事《宋元学案》也有记载，人们虽然常常以此为陆象山点拨杨简神悟机发的美谈，但是以现代眼光审视这一事件，则可以视为蛊惑法官蔑视专业素养的反面教材。
事实上，儒家重德轻才的理念在其创发时期就受到世人的质疑。根据论语《论语·子罕》的记载，孔子在世时就有人嘲笑他“博学而无所成名”。听到世人的质疑之声，孔子依然“独持偏见”，他对弟子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论语·子罕》）随着时代的进步，知识分子们渐渐对此有所反省。面对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清初的读书人公开批评宋明理学空谈道德理想。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④顾炎武批评对象是宋明理学，其实整个儒学何尝不是如此！降及近代，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批评儒家忽视才能培养的观点更是随处可见。
儒家重视“德性”有其积极意义，但将其视为无坚不摧的大杀器、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是不合理的。现代社会对人的要求是全面的，既要有较高的道德素质，也要有良好的专业素质。换言之只有德才兼备方能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
（作者为忻州师范学院思政部副教授）
【注释】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2页。
②（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78页。
③（宋）杨简：《慈湖先生遗书》（四明丛书本），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
④黄汝成：《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240、78页。
责编/张蕾 美编/杨玲玲
【关键词】儒家 理想人格 君子 【中图分类号】B235.2 【文献标识码】A
作为儒家的理想人格，“君子”一词几乎凝聚了所有传统美德，自古及今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然而，任何理想人格都仅仅体现了时代对人的要求，都不可避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社会的发展往往对人提出新的要求，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这一传统理想人格，儒家“君子”理想虽然不乏现代价值，但并不完全契合现代标准。
儒家的“君子”理想
关于儒家的起源，冯友兰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所谓儒，是一种有知识有学问之专家，他们散在民间，以为人教书相礼为生。”①这就是说，殷周之际贵族政治崩坏，一些宫廷中的“有知识有学问之专家”失去原先的工作，他们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靠出卖知识谋生，这就是最初的“儒”。由此可见，最初的“儒”是一种讨生活的职业。
“儒”作为一种职业，其职业技能肯定是不可或缺的，但孔子强调的是“儒”的人格修养，他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作为一个儒者，首先应该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学养深厚、德行高洁的“君子”，而不应该满足于一技之长混饭吃，这是孔子对“儒”的期望。孔子指出了“君子儒”是儒者们努力的方向，这也意味着“君子”是儒家的理想人格。
关于“君子”必须兼具的素质，《论语·雍也》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具体明白：“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此处的“文”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文化教养，而与“文”相对的“质”是指人的内在道德品质。在孔子看来，个人不通过文化教养检点自己，有可能流于“任性”的“野”，因此，仅仅拥有内在的道德品质是不够的。相反，个人忽视内在道德品质的提升最终可能流于虚饰，因此，仅仅拥有表面的“光鲜”也是不够的。因为前者有内容而无适当的表现形式，后者则是徒具外表而内涵空疏，所以，孔子认为真正的“君子”必须兼具“文”与“质”的两方面互为修正。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强调内在道德品质是君子不能欠缺的素质，儒者只有不断修养自身的道德品质才能成为君子。因为“克己”、“自省”是成就个人道德品质的基础功夫，所以“儒”在道德修养方面必须不断地“反求诸己”。然而，“君子”仅仅以个人的道德修养见著于世是远远不够的，故而儒学除了“修己”的一面还必须有“治人”的一面。换句话说，君子之道并不囿于成就自我的“安身立命”，同时不能忽视拯救天下的实践活动。所以说，儒家对君子既具有内在的德性要求，又具有外在的功业要求，这就是后世熟知的“内圣外王”之道。
孔子之后，先秦儒家对“君子”理想再作发挥的当推孟子和荀子，然而，孟、荀两家发挥“君子”理想的侧重点颇有不同。孟子毕生的努力主要在发展“仁”的内在根据，即性善论，他对外在的“礼”不像孔子那样重视，所以，孟子的理想“君子”是最有爱心的人。与孟子相较，荀子更注重论证“礼”的必要性，所以，荀子的理想“君子”是那些恪守规矩的人。孟、荀以后，儒家文献论及“君子”理想最为全面精到者当推《中庸》。《中庸》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中庸·二十七章》）在如何成为君子这一问题上，《中庸》所涉及的要件包括内在的道德品质、文化修养，外在的规范遵守、社会担当。必须注意到，所有这些要件中，个人才能问题始终是未被提及的。
儒家“君子”理想的当代审视
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人的要求往往是不同的，比如说，古代的儒家希望读书人成为“谦谦君子”，而西方的贵族则希望他们的子弟成为有教养的“绅士”。时代的不同对人的要求往往也是不同的，古代的儒家坚持“君子”理想，而我们今天则希望世人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才”。实际上，儒家的“君子”和现代社会的“人才”仅仅是一个交叉概念：儒家对“君子”的要求主要偏重于“德”这一方面的内容，而现代人才的基本标准是“德才兼备”，二者的交叉点是对“德”的重视。至于个人才能方面的要求，儒家一直对此有所忽视，持这样一种态度包括先秦原始儒家以及后来的宋明理学。
儒家偏重于“德”不仅见于儒家学者们对“君子”理想的要求，也见于他们对他人的评价。在孔门的诸弟子中，颜回无疑最为孔子赏识。颜回之所以为孔子赏识并非因为他个人能力突出，而是因为他能安贫乐道。至于一些有专业技能的弟子，如善于理财的冉求、善于作战的子路，等等，虽然他们不乏专业才能，但都不是孔子最赏识的弟子。
到了两宋，儒学以“理学”的形式得到复兴。理学家们“退五经，尊四书”，“四书”被推到意识形态的第一线。作为“四书”之首，《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内圣”的意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此同时，专业技能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忽视。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北宋“五子”的司马光、二程等多次嘲笑王安石热衷于“财务”、“兵革”之事。个人才能在当时非但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反而成为理学家取笑的对象。两宋时代，国家的安全以及社会的稳定一直比较吃紧，诸多实实在在的问题亟待解决，然而，当时的理学家一味地迷恋所谓的“境界”、“胸次”，未免有些不切实际，他们未能起到正确引领社会的作用。
一般说来，社会的进步必然带来分工日趋细密以及专业化程度日趋提升。时代的进步会对人们提出新要求，人们只有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发展自身的专业技能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在才与德的问题上，南宋的朱子虽然因循儒家旧说，但或多或少有所突破：“君子者，才德出众之名。德者，体也；才者，用也。”②
相比较而言，南宋陆象山的态度比朱子极端。据《慈湖先生遗书》记述，陆象山路过富阳，身为富阳主簿的杨简向陆当面请教“何谓本心”。陆象山曾经目睹杨简审案，面对杨简的求教，陆象说：“且彼讼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见得孰是孰非，即决定谓某甲是、某乙非矣。非本心而何？”③以陆象山的看法，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专业素养是无足轻重的，审判者只要有一个“本心”便足够了。这一故事《宋元学案》也有记载，人们虽然常常以此为陆象山点拨杨简神悟机发的美谈，但是以现代眼光审视这一事件，则可以视为蛊惑法官蔑视专业素养的反面教材。
事实上，儒家重德轻才的理念在其创发时期就受到世人的质疑。根据论语《论语·子罕》的记载，孔子在世时就有人嘲笑他“博学而无所成名”。听到世人的质疑之声，孔子依然“独持偏见”，他对弟子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论语·子罕》）随着时代的进步，知识分子们渐渐对此有所反省。面对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清初的读书人公开批评宋明理学空谈道德理想。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④顾炎武批评对象是宋明理学，其实整个儒学何尝不是如此！降及近代，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批评儒家忽视才能培养的观点更是随处可见。
儒家重视“德性”有其积极意义，但将其视为无坚不摧的大杀器、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是不合理的。现代社会对人的要求是全面的，既要有较高的道德素质，也要有良好的专业素质。换言之只有德才兼备方能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
（作者为忻州师范学院思政部副教授）
【注释】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2页。
②（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78页。
③（宋）杨简：《慈湖先生遗书》（四明丛书本），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
④黄汝成：《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240、78页。
责编/张蕾 美编/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