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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莫言《酒国》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这部长篇小说对于九十年代商品经济浪潮背景下的消费社会所进行的极端化的建构想象，以及迥异类型的知识分子人物在这一建构想象中需要重新审视的角色身份、话语效用、价值立场。《酒国》里的李一斗、袁双鱼等人在“如何‘食婴’”过程中的言行表现一方面折射出这一时期部分知识分子在人格层面的背离与沦丧，但同时也要看到，正是知识分子在相应专业领域的身份话语权威促成了九十年代商品市场、消费社会的有效运转与持续扩张。
关键词：消费社会 知识分子 有机知识分子 社会分工 身份矛盾
一、九十年代消费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角色悖论
1989年10月，莫言在其自言是“别说是作家的心态，老百姓的心态也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扭转”①的时间点开始了第三部长篇小说《酒国》的写作。这部小说最终在1992年2月完稿。而在这一过程间，莫言时常“陷入一种创作的困惑”“脑子里似乎什么也没有了，找不到文学的语言”。②需要指出的是，《酒国》并未如莫言之前的作品那样旋即获得创作界、批评界、出版界、阅读市场的关注与热捧。由于小说在叙事上触及到的若干敏感因素，《酒国》在完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临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湖南文艺出版社在对书中的“食婴”描写经过甄别后才决定在1993年出版这部长篇小说。③直到新世纪前后《酒国》在欧美文坛的译介传播，以及其法文版荣获2000年“Laure Bataillin”（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相关惨淡境况才有了转变的迹象。“Laure Bataillin”外国文学奖的颁奖词如是写道：“《酒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法国乃至世界读者的阅读经验。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被广泛阅读，但却会为刺激小说的生命力而持久地发挥效应。”④假如反复咀嚼这段话中所言的“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被广泛阅读”，或许也就能解释《酒国》自1993年出版直至新世纪前的若干年里为何会有着同《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或《红蝗》《欢乐》等作品截然不同的反响与命运。
朱伟在评论《酒国》时，格外强调了这部小说在情节设置层面体现出的预知力：“我记得1997年《三联生活周刊》才做了《酒神疯了》的封面故事，说山东疯狂的酿酒业;2003年才做《一年吃掉5000个亿》，深度报道全国各地的奢侈吃喝。也就是说，莫言在九十年代初就锐利地割掉了十年后才让我们都感触到的黑色肿瘤。更令人惊奇的是，小说中种种五花八门的吃法，被象征为逐鹿的‘余一尺’与各种名流女性的荒唐事，居然都成了二十多年后披露的贪官丑闻。这叫什么样的批判现实主义呢？——我感觉是，莫言写了一部《提前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用极其锋利的手段，提前撕开了这血淋淋的黑色病灶。”⑤而与“黑色肿瘤”“《提前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等相关联的，则是莫言在《酒国》当中对于九十年代商品经济浪潮背景下的消费社会所进行的极端化的建构想象，以及迥异类型的知识分子人物在这一建构想象中需要重新审视的角色身份、话语效用、价值立场。
《酒国》虚实难辨的“食婴”描写，在部分评论者看来无疑联系着鲁迅《狂人日记》的“吃人”隐喻，且“延续并转换了这一‘吃人’叙事传统”。⑥但与此同时频频受到忽视的是这部小说基于“食婴”诉求而形成的吊诡却又日趋成熟的消费社会与市场产业链，这也涉及到如何“吃人”、“吃”什么“人”，包括“吃人”的生产资料、生产关系、生产模式。一方面，省人民检察院特級侦查员丁钩儿为了查明酒国市长期存在的“贩婴”“食婴”现象及背后犯罪人员而前往酒国调查，这也构成了《酒国》的叙事主线。但显然又并不能因此就将《酒国》简单理解为一类以“揭秘”“解谜”为宗旨的“本格推理小说”。因为丁钩儿刚进入酒国市就遇到各类荒唐之人、荒唐之事，最终又荒唐地自溺身亡（由始至终他都在真相之外无休止地兜转）。小说真正意义上聚焦“食婴”详细过程的是酒国市酿造学院勾兑专业博士生李一斗与“作家莫言”以信件体形式展开的“对话”，以及小说前九章所附的李一斗请“作家莫言”帮忙转交给《国民文学》杂志社编辑部的“稿件”。尽管《酒国》的日文版（译者藤井省三）将小说副标题取定为“特别检察官丁钩儿的冒险”，但实际上丁钩儿在酒国市的“冒险”却受到了“对话”与“稿件”的引导，甚至是强有力的干扰。在同李一斗的几封来往信件里，“作家莫言”就不时透露出对于自己塑造的特级侦查员丁钩儿的颠簸命运的烦恼。而李一斗相关“稿件”里人物、事件与丁钩儿“冒险”过程中遭遇的人物、事件的重叠或背离，也更趋向于重建一种关乎小说文本“现实/虚构”的价值标准，这也令我们不禁产生相应思考：假如重新调整“对话”与“稿件”的形式、内容，丁钩儿在酒国市“冒险”的结果是否将会出现另一种朝向的可能？
但相较于丁钩儿“冒险”的暧昧不清，难以否认的是，《酒国》内借由“贩婴”“食婴”形成的商品市场与消费社会却具有异常稳固的结构形态。加以探究的话，又可以注意到如酒博士李一斗、酒国市酿造学院袁双鱼教授、烹饪学院特食研究中心主任等人在“食婴”“酒文化”等消费事件中展现出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功能。在以往相关评论文章中，论者显然更为在意的是李一斗、袁双鱼等人在“如何‘食婴’”中的言行表现所折射出的这一时期部分知识分子在人格层面的背离与沦丧，但同时论者似乎又没有意识到正是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象征性、话语权威性、行为自主性促成了相应阶段商品经济与消费社会的有效运转与持续扩张。而九十年代初期“人文精神大讨论”涉及消费社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讨论中，更多学者只是敏感于这组对象显而易见的对抗关系，或是将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信念立场的动摇归咎于“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的不断沦落”⑦，却多少忽视了知识分子同样也是九十年代商品经济与消费社会得以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此之外，酒博士李一斗、袁双鱼教授、烹饪学院特食研究中心主任各自掌握的专业理论知识，包括特定的传播途径、受众对象，也从侧面反映出不同职业类型的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消费社会日趋明晰的社会分工样式与所需履行的职责功能。颇具意味的是，部分知识分子也在消费社会与社会分工的相互作用中，逐渐成为一类进行资源配置的特殊的“服务者”。陈晓明在《挪用、反抗与重构——消费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审美关联》一文中对“消费社会”有过如下界定：“消费社会是指后工业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消费成为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主导动力和目标。确实，在消费社会里，经济价值与生产都具有文化的含义。”⑧尽管莫言在构思、创作小说《酒国》期间，国内相当一部分地域依旧处于以改革资源配置制度为重心的工业化社会，⑨不过这一期间已能够隐约察觉到因经济体制调整、消费社会日趋扩张、传播媒介变更等因素从而出现了相应知识分子的专业凸显与身份裂变。比如一类知识分子就逐渐意识到自己在消费社会里成为某种商品或消费环节的“服务者”，与此同时，他们又试图通过指向特定消费群体的“服务”行为逻辑，使得其自身的专业价值与话语权威性获得公共领域的普遍接受与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在整个消费体系框架中处于绝对的主导位置，他们在更多时候只不过是通过相应的“服务”行为获取满足自身与家庭所必需的生产资源（包括象征资本），继而成为消费社会的被服务对象。 需要指出，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部分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时常与一种尚未契合现代性语境的消费市场、消费结构、消费规律形成以下几种关系：其一，符号化、模板化、简单化、同质化的二元对抗关系;其二，知识分子（主要是官僚型知识分子人物形象）成为改革开放时代初期中当仁不让的“弄潮儿”;其三，数量不在少数的知识分子在精神层面受到外部社会拜金主义观念的影响，导致人格扭曲分裂，尔后在文本层面生成出一种“批判/被批判”的叙事结构。这通常满足了八十年代前期若干文学思潮的逻辑关系与道德诉求，但这些过于简单粗暴的结构关系，并没有充分指出迥异职业类型、角色立场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反向促成八九十年代之交市场经济背景下消费社会的框架完善与范围扩展。当下学界、批评界在这些方面对于莫言《酒国》的阐释显然是不充分或偏颇的，这也是本文将要进行补充论述之处。
二、“玻璃橱窗”：知识分子的社会分工问题
《酒国》中，李一斗寄给“作家莫言”的第六篇“稿件”题为《烹饪课》。在这篇叙写其岳母烹饪学院特食研究中心主任的文字里，李一斗对其岳母如何在课堂上传授红烧婴儿烹调方法进行了具体描述。如果抛开那些重复于各类评论文章里的的道德声讨与指向知识分子对象的知行批判，烹饪学院特食研究中心主任在课堂上“讲授”与“示范”红烧婴儿（包括其在这一“教学行为”之前对鸭嘴兽的烹调讲解）的“制作流程”，也涉及到消费社会交互实践层面的“玻璃橱窗”形式。波德里亚对于“玻璃橱窗”有过这样的阐述：“玻璃橱窗，所有的玻璃橱窗和广告一样，都是我们消费城市实践的对流辐射源，尤其是这种‘协调程式’、这种交流以及这种使整个社会按照时尚的文静而惊人的逻辑、通过不断的日常文化适应进行同质价值交换场所。玻璃橱窗这种既不内在也不外在、既非私有也不完全公共的特定空间，包括透明玻璃后面的保持着不明确地位和商品距离感的街道，这一特定空间也是一种特定社会关系的场所。”⑩在此，或许可以将烹饪学院特食研究中心主任传授如何烹调鸭嘴兽与红烧婴儿的“教学片段”转换为一种特殊的“玻璃橱窗”呈现形式。特食研究中心主任令人骇然的“教学方式”也是连接商品、销售方、消费者之间的多维度“展示”，而“教学”的“讲台”则形变为特定情境下的“玻璃橱窗”。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试图建立起关于某种具体“商品”的消费准则与分配程序。至于特食研究中心主任本人的角色作用、话语功能则主要指向如下方面：其一，否定婴孩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包括由“人”延伸出的法律条令、伦理规范），而将之设定为具有特殊价值的“商品”;其二，激发消费群体（包括潜在消费群体）的购买欲望，拓展“商品”的流通渠道与消费市场;其三，健全完善从“贩婴”到“食婴”的步骤环节，并通过所谓的“专业知识”“权威话语”扩充“服务阶级”的“后备军”（即烹饪学院的学生）。这也折射出九十年代对应商品经济浪潮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专业性质学院体制模式。如果跳出有关“启蒙”概念的常规认知，其实可以看到特食研究中心主任在课堂上的“示范”也诱发了大众对于某种扭曲的消费观念的“启蒙”。而撇开“食婴”这一极端化的行为设置，特食研究中心主任所包含的身份角色与话语功能也表明九十年代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的前提下相关领域、职业、类型的知识分子的“位置”，这又具有微妙的反差意味——九十年代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视如洪水猛兽的现代消费市场及其结构模式、影响作用，恰恰是通过另一类知识分子得以实现、得以展开。
《酒国》涉及到的“婴孩”“血燕”“猿酒”显然不仅停留于相应的具体事物，同时也加以演变为商品市场当中针对特定消费对象的消费符号。而赋予这些消费符号以形而上内义的，是如袁双鱼教授这样在专业领域掌握话语权威性的知识分子人物。同样是在课堂上，袁双鱼如此讲解“酒”与“酿酒的人”的所指与能指：
我迷迷瞪瞪地坐下，看着我的岳父把酒瓶塞子塞好，用力晃了晃，举起来，对着门外射进来的明亮光鲜，欣赏着瓶中那些纷纷扬扬的泡沫，用优美的音调说：亲爱的同学们，这是一种神圣的液体，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须臾缺少的液体，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它的作用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它，振兴酒国就是一句空话。酒，是阳光，是空气，是血液。酒，是音乐，是绘画，是芭蕾，是诗。酿酒的人，是集诸般艺术于一身的大师。希望你们当中能产生为国争光的酿造大师，到巴塞罗那万国博览会上去摘取金质奖章。前不久我听说，有人鄙薄我们的专业，认为酿酒没出息，同学们，我可以告诉你们，有朝一日地球毁灭了，酒精分子还会在宇宙中飞翔！
这段裹挟着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话语将消费体系中的生产、再加工环节上升到国家/民族的意识“高度”，从而试图为某种违背伦理道德的消费欲望赋予正当性（甚至是神圣性）的话语支撑。当消费者饮用袁双鱼或他学生如李一斗酿造的美酒时，他们即满足基本的生理欲望，也在如上所言的“知识性话语”的引导下，将自我的消费行为视作具备超越生理层面的精神崇高性。而袁双鱼的“专业讲解”（包括通过指明酿酒工艺因受生产周期约束而含有的稀有价值）借助具体条件将购买“猿酒”的消费者与一般消费者区分开来，这也在为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阶层差异化提供某种“标准”（李一斗在写给“作家莫言”的信中提到酒国市准备由其牵头起草《酒法》这一细節，同样也体现出相类似的意图）。这也是现代消费社会中商品（尤其是高档奢侈品）流通、循环的主要动因。另一方面，袁双鱼面向学生的讲解，也是在有意营造出某类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符号美学空间。有学者就指出：“消费社会即符号社会，而一个以符号为主导的社会实质上也就是美学社会。” 袁双鱼、李一斗等人则在其中履行着“编码者”的分工角色。这也涉及到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消费社会针对特定消费对象的“启蒙”功能。相较于晚清以来国内知识分子对应“改良”“革命”等宏大命题的至上而下的启蒙教化，九十年代消费浪潮中的知识分子同样也是通过知识性话语（以及知识性话语的精神想象、对象召唤、目标诉求）达成消费对象之于消费商品的符号化“启蒙”（以及通过购买具体商品从而确立同某种形而上而又具有排他性的消费观念的匹配关系），不过相关职业类型的知识分子在消费社会、消费系统中的“启蒙”行为往往又被限定于局部范畴。 而从九十年代消费社会结构体系与社会分工的角度进行考察，相关知识分子在现代消费社会加以标榜的专业素养与权威话语，恰恰也体现了如埃米尔·涂尔干所指出的“一种义务上的行为模式”。在《社会分工论》的“第二版序言”中，涂尔干指出：“尽管各种社会功能总想共同求得相互间的适应，达成彼此固定的关系，但就另一方面而言，这种适应模式要想成为一种行为规范，就必需要靠某个群体的权威来维持。事实上，所谓规范不仅仅是一种习惯上的行为模式，而是一种义务上的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它在某种程度上不允许个人任意行事。” 包括《酒国》在内的一系列九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在考量知识分子与消费社会的内在关系时，往往在叙事层面趋向于作出严重偏离世俗道德规范的“失控”（这种“失控”又是有意为之的）处理。而相对应的，这些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人物在选择或背弃一种社会消费结构模式的同时，也被强行铆合于某种宣教色彩强烈的观念意识、价值准则。不过书写者（比如莫言）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消费社会的构建必然需要配合知识分子以及其专业素养、理论资源、权威话语所确立的框架次序。祁述裕就曾提到：“在当代商品社会，文化人维护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权和设计权的愿望，不但没有削减，相反，在商品意识对知识分子话语权利的无情蚕食下，变得更加迫切，也更加情绪化，而这种愿望的最终无法实现又反过来确证着知识分子接受商业话语的合理性——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进入90年代，这种情形被再一次重演。” 甚至有理由认为，这是相关领域、专业的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市场经济转型期中理应肩负的职能责任。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正是诸多人文知识分子自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化热”论争以来追求“现代性”的必然结果。
九十年代初期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的“失落”“滑坡”，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完全丧失身份权威性与话语自主性。吉登斯在对涂尔干《社会分工论》进行文本分析时就补充道，个人主义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扩张是相互联系的，而这也是“个人崇拜”的滋生基础。 只是在消费社会加以推动从而更为明晰的社会分工扩张背景下，知识分子的自主性、权威性往往仅对应“生产—消费—再生产”过程中的指定对象或局部流程。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自言的“失落”“滑坡”，源于他们在提供相关专业意见、话语支持的同时，也成为消费社会体系框架中的服从者。且由于消费社会与世俗观念的高度融合，相关知识分子对象在商品消费逻辑关系中的角色功能，很容易被外界指摘为是背离传统知识分子概念定义下身份立场的媚俗行为。同时应该注意到，如上提及的知识分子在消费社会的行为自主与话语权威在相关情况下也联系着工具理性与实用主义，这也导致知识分子有时会选择舍弃指向价值理性的行为独立性（不过正如同陈思和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很长一段时间本身就扮演着“意识形态的工具” ，而所谓“独立”“自由”云云，更趋向于某种从未触及的精神幻象）。毋庸置疑，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必然要面对在传统知识分子观念与有机知识分子角色之间的博弈取舍，以及由之形成的身份错位与生存困境。
三、知识分子或有机知识分子：现实与理念的冲突
莫言在与王尧的对谈中，强调《酒国》的写作动机“还是因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这也使得诸多以道德批判为导向的批评文章看似具有某种“说得通”的合理性。但耐人寻味的是，《酒国》的最后一章，一直以来通过书信交流的李一斗与“作家莫言”最终见面，而更令人感到诧异的则是“作家莫言”在酒国市的遭遇似乎与那个徘徊在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省人民检察院特级侦查员丁钩儿相似。他们难以接近吊诡的权力意志的核心地带，相反，“作家莫言”很快就与权力掌控者在一种暧昧的氛围中把酒言欢。这从叙事层面而言无疑使人感到困惑：莫言为何选择让“作家莫言”前往酒国市？且要重复丁钩儿的命运轨迹？
莫言曾不无愧疚之意地回忆起自己在写完《酒国》之后的处境：“《酒国》写完以后，我搞了一段时间影视，当时也是迫于经济的压力，要养家糊口。我很快就感到很后悔，固然可以赚钱，但丢掉了很多人的完整性。” 这涉及到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作家下海”（相类似的提法还包括“文人下海”“知识分子下海”）这一曾经引发知识界广泛讨论的社会现象。莫言在“军艺”时期的同班同学朱向前于1993年1月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下海”的另一面》一文。在这篇以“王朔现象”为论述核心的短文结尾处，朱向前认为“下海者”假如还想做“回头浪子”就必须要警惕两条：“一是金钱和物欲对人的心灵的毒化;二是商业性的程式化写作对艺术感觉的钝化。前者可能污染一个人的精神天空，后者则可能毁灭一个小说家的操作技巧。” 纵观1993年前后知识界对于“作家下海”的广泛讨论（以及由之催生出的“铜臭/书香”的对立关系 ），朱向前在《“下海”的另一面》这篇文章里表露的态度无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毋庸置疑的是，市场经济、消费社会、资本流动等条件因素，与文学创作、发表、出版之间显然是互相影响，难以真正形成泾渭分明。
《酒国》尾章揭示出知识分子与消费市场的悖论关系。那个前往酒国市参加“猿酒节”的“作家莫言”最终违背了现实世界里莫言试图通过作品彰显“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用意，旋即沉湎于酒池肉林，并发出“我好像在恋爱” 的感慨。但这并不意味着《酒国》里的“作家莫言”是区别于现实世界中的莫言而存在的。莫言在写到此处时明显陷入一种精神焦虑与身份矛盾当中，且应该看到，莫言之所以在写作相关章节时受困于进退维谷的处境则是源自他的真誠与清醒——那个发出“我好像在恋爱”的是同李一斗通信的“作家莫言”，也可能是写作《酒国》的莫言。而另一方面，莫言的苦恼也体现出知识分子在八九十年代商品经济浪潮背景下自我身份认知中传统知识分子观念与有机知识分子职能之间的分歧。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有机知识分子”概念，认为有机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新的阶级所彰显的新型社会中部分基本活动的‘专业人员’”，且“知识分子与生产界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与主要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那样直接，其关系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体系的‘调解’，而知识分子恰恰就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另有学者在阐发“何谓知识分子”时则指出，真正的知识分子“至少需要在精神上与日常事务的惯例和压力保持距离” ，以及“知识分子的创造角色要求他远离任何特定的身份和利益” 。对照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事实上也折射出八十年代末以来知识分子在现实状况与理念主张间的错位。 发表于《读书》杂志1994年第5期的讨论文章《道统、学统与政统》中，许纪霖、陈思和、蔡翔、郜元宝四位学者重点辨析了学统、道统、政统对于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产生的影响。一定程度而言，被现今诸多知识分子指认为具有示范性、模仿性的古代士大夫阶层，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呈现为某种依附于权力意志的前现代有机知识分子，但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里，学统、道统、政统又往往是统一的。如许纪霖就指出，“三统分别体现了体（道统）、用（政统）和文（学统）的等级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主张中，他们一直以来都在追求能够“建立一种统驭一切的道统来安邦治国” 。但以《酒国》为例，由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社会结构转型、商品经济扩张、消费社会兴起等缘故，知识分子必然要面对道统、正统、学统的分裂。且因为社会分工在这一过程中的高度明晰与专业化特征，知识分子难以在与世俗社会保持距离的同时，又能够垄断整个社会秩序确立的话语权（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话语形态逻辑的立法权与阐释权）。虽然似乎可以依据通常被确认的道德伦理规范，对《酒国》中李一斗、袁双鱼、烹饪学院特食研究中心主任等人物的“失德”表达明确的批判立场，但相比于对“道统”的宣扬与追求，处于现代性语境下的知识分子更应注意到如何梳理知识结构、专业素养、个体诉求、责任使命之间的关联性。换言之，凸显相应专业素养、理论资源、知识体系在消费社会当中的转换实践与具体运用，是这一时期众多知识分子释缓身份矛盾与角色焦虑的应有之义。
从创作《酒国》之初在创作目标上的明确到小说尾章对于自我身份角色的质疑，莫言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转变很大程度上还是源自其如何理解八九十年代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现代消费社会的日趋成熟。很显然，这一时期的莫言还是将受到市场经济浪潮影响的消费社会视作将会导致知识分子被剥夺身份位置、价值立场、话语权力的空间形态，这也必然导致莫言自1993年投身影视行业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产生难以消解的痛苦——他无法接受自己最终成为另一种职业、身份的李一斗或是袁双鱼，无法接受自己最终成为在小说《酒国》中极力想要否定的消费社会当中的一份子。尽管从另一种角度观察上述矛盾现象，其实更为深刻地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长久以来在身份认知方面带有偏执与傲慢意味的自我想象与自我设定。也因此，他们毫无疑问将是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日益成熟的现代消费社会中受到冲击最为猛烈的对象，或许也可将此看作是知识分子“走下神坛”“失去轰动效应”的始因之一。但假如去分析所谓的“神坛”“轰动效应”，又会注意到相关词汇背后暧昧模糊的内义。由此而言，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在现代性消费时代的具体遭遇与身份悖论，恰恰开启的是一种“止幻”的过程。只有当他们被卷进市场浪潮的时候，或许才能真切地意识到那些由八十年代部分知识分子炮制出的自我陶醉的幻象。
注释：
①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②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③朱伟：《重读八十年代》，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92页。
④李桂玲：《莫言文学年谱（中）》，《东吴学术》，2014年第2期。
⑤朱伟：《重读八十年代》，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91页。
⑥吴义勤、王金胜：《“吃人”叙事的历史变形记——〈狂人日记〉到〈酒国〉》，《文艺研究》，2014年第4期。
⑦陈少明：《把解释具体化——也谈人文气氛的淡漠》，《现代与传统》，1994年第5辑。
⑧陈晓明：《挪用、反抗与重构——消费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审美关联》，《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
⑨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
[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189页。
莫言：《酒國》，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81页。
金惠敏：《消费时代的社会美学》，《文艺研究》，2006年第12期。
[法]埃米尔·涂尔干：《第二版序言》，《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6—17页。
祁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英]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王晓明等：《民间文化·知识分子·文学史》，《上海文学》，1994年第9期。
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朱向前：《“下海”的另一面》，《人民日报》，1993年1月2日。
郭维森：《铜臭与书香》，《人民日报》，1994年7月9日。
莫言：《酒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58页。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第7页。
[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21世纪的庸人主义》，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第26页。
许纪霖、陈思和、蔡翔、郜元宝：《道统、学统与政统》，《读书》，1994年第5期。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ZDA277。]
关键词：消费社会 知识分子 有机知识分子 社会分工 身份矛盾
一、九十年代消费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角色悖论
1989年10月，莫言在其自言是“别说是作家的心态，老百姓的心态也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扭转”①的时间点开始了第三部长篇小说《酒国》的写作。这部小说最终在1992年2月完稿。而在这一过程间，莫言时常“陷入一种创作的困惑”“脑子里似乎什么也没有了，找不到文学的语言”。②需要指出的是，《酒国》并未如莫言之前的作品那样旋即获得创作界、批评界、出版界、阅读市场的关注与热捧。由于小说在叙事上触及到的若干敏感因素，《酒国》在完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临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湖南文艺出版社在对书中的“食婴”描写经过甄别后才决定在1993年出版这部长篇小说。③直到新世纪前后《酒国》在欧美文坛的译介传播，以及其法文版荣获2000年“Laure Bataillin”（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相关惨淡境况才有了转变的迹象。“Laure Bataillin”外国文学奖的颁奖词如是写道：“《酒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法国乃至世界读者的阅读经验。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被广泛阅读，但却会为刺激小说的生命力而持久地发挥效应。”④假如反复咀嚼这段话中所言的“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被广泛阅读”，或许也就能解释《酒国》自1993年出版直至新世纪前的若干年里为何会有着同《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或《红蝗》《欢乐》等作品截然不同的反响与命运。
朱伟在评论《酒国》时，格外强调了这部小说在情节设置层面体现出的预知力：“我记得1997年《三联生活周刊》才做了《酒神疯了》的封面故事，说山东疯狂的酿酒业;2003年才做《一年吃掉5000个亿》，深度报道全国各地的奢侈吃喝。也就是说，莫言在九十年代初就锐利地割掉了十年后才让我们都感触到的黑色肿瘤。更令人惊奇的是，小说中种种五花八门的吃法，被象征为逐鹿的‘余一尺’与各种名流女性的荒唐事，居然都成了二十多年后披露的贪官丑闻。这叫什么样的批判现实主义呢？——我感觉是，莫言写了一部《提前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用极其锋利的手段，提前撕开了这血淋淋的黑色病灶。”⑤而与“黑色肿瘤”“《提前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等相关联的，则是莫言在《酒国》当中对于九十年代商品经济浪潮背景下的消费社会所进行的极端化的建构想象，以及迥异类型的知识分子人物在这一建构想象中需要重新审视的角色身份、话语效用、价值立场。
《酒国》虚实难辨的“食婴”描写，在部分评论者看来无疑联系着鲁迅《狂人日记》的“吃人”隐喻，且“延续并转换了这一‘吃人’叙事传统”。⑥但与此同时频频受到忽视的是这部小说基于“食婴”诉求而形成的吊诡却又日趋成熟的消费社会与市场产业链，这也涉及到如何“吃人”、“吃”什么“人”，包括“吃人”的生产资料、生产关系、生产模式。一方面，省人民检察院特級侦查员丁钩儿为了查明酒国市长期存在的“贩婴”“食婴”现象及背后犯罪人员而前往酒国调查，这也构成了《酒国》的叙事主线。但显然又并不能因此就将《酒国》简单理解为一类以“揭秘”“解谜”为宗旨的“本格推理小说”。因为丁钩儿刚进入酒国市就遇到各类荒唐之人、荒唐之事，最终又荒唐地自溺身亡（由始至终他都在真相之外无休止地兜转）。小说真正意义上聚焦“食婴”详细过程的是酒国市酿造学院勾兑专业博士生李一斗与“作家莫言”以信件体形式展开的“对话”，以及小说前九章所附的李一斗请“作家莫言”帮忙转交给《国民文学》杂志社编辑部的“稿件”。尽管《酒国》的日文版（译者藤井省三）将小说副标题取定为“特别检察官丁钩儿的冒险”，但实际上丁钩儿在酒国市的“冒险”却受到了“对话”与“稿件”的引导，甚至是强有力的干扰。在同李一斗的几封来往信件里，“作家莫言”就不时透露出对于自己塑造的特级侦查员丁钩儿的颠簸命运的烦恼。而李一斗相关“稿件”里人物、事件与丁钩儿“冒险”过程中遭遇的人物、事件的重叠或背离，也更趋向于重建一种关乎小说文本“现实/虚构”的价值标准，这也令我们不禁产生相应思考：假如重新调整“对话”与“稿件”的形式、内容，丁钩儿在酒国市“冒险”的结果是否将会出现另一种朝向的可能？
但相较于丁钩儿“冒险”的暧昧不清，难以否认的是，《酒国》内借由“贩婴”“食婴”形成的商品市场与消费社会却具有异常稳固的结构形态。加以探究的话，又可以注意到如酒博士李一斗、酒国市酿造学院袁双鱼教授、烹饪学院特食研究中心主任等人在“食婴”“酒文化”等消费事件中展现出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功能。在以往相关评论文章中，论者显然更为在意的是李一斗、袁双鱼等人在“如何‘食婴’”中的言行表现所折射出的这一时期部分知识分子在人格层面的背离与沦丧，但同时论者似乎又没有意识到正是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象征性、话语权威性、行为自主性促成了相应阶段商品经济与消费社会的有效运转与持续扩张。而九十年代初期“人文精神大讨论”涉及消费社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讨论中，更多学者只是敏感于这组对象显而易见的对抗关系，或是将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信念立场的动摇归咎于“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的不断沦落”⑦，却多少忽视了知识分子同样也是九十年代商品经济与消费社会得以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此之外，酒博士李一斗、袁双鱼教授、烹饪学院特食研究中心主任各自掌握的专业理论知识，包括特定的传播途径、受众对象，也从侧面反映出不同职业类型的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消费社会日趋明晰的社会分工样式与所需履行的职责功能。颇具意味的是，部分知识分子也在消费社会与社会分工的相互作用中，逐渐成为一类进行资源配置的特殊的“服务者”。陈晓明在《挪用、反抗与重构——消费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审美关联》一文中对“消费社会”有过如下界定：“消费社会是指后工业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消费成为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主导动力和目标。确实，在消费社会里，经济价值与生产都具有文化的含义。”⑧尽管莫言在构思、创作小说《酒国》期间，国内相当一部分地域依旧处于以改革资源配置制度为重心的工业化社会，⑨不过这一期间已能够隐约察觉到因经济体制调整、消费社会日趋扩张、传播媒介变更等因素从而出现了相应知识分子的专业凸显与身份裂变。比如一类知识分子就逐渐意识到自己在消费社会里成为某种商品或消费环节的“服务者”，与此同时，他们又试图通过指向特定消费群体的“服务”行为逻辑，使得其自身的专业价值与话语权威性获得公共领域的普遍接受与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在整个消费体系框架中处于绝对的主导位置，他们在更多时候只不过是通过相应的“服务”行为获取满足自身与家庭所必需的生产资源（包括象征资本），继而成为消费社会的被服务对象。 需要指出，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部分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时常与一种尚未契合现代性语境的消费市场、消费结构、消费规律形成以下几种关系：其一，符号化、模板化、简单化、同质化的二元对抗关系;其二，知识分子（主要是官僚型知识分子人物形象）成为改革开放时代初期中当仁不让的“弄潮儿”;其三，数量不在少数的知识分子在精神层面受到外部社会拜金主义观念的影响，导致人格扭曲分裂，尔后在文本层面生成出一种“批判/被批判”的叙事结构。这通常满足了八十年代前期若干文学思潮的逻辑关系与道德诉求，但这些过于简单粗暴的结构关系，并没有充分指出迥异职业类型、角色立场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反向促成八九十年代之交市场经济背景下消费社会的框架完善与范围扩展。当下学界、批评界在这些方面对于莫言《酒国》的阐释显然是不充分或偏颇的，这也是本文将要进行补充论述之处。
二、“玻璃橱窗”：知识分子的社会分工问题
《酒国》中，李一斗寄给“作家莫言”的第六篇“稿件”题为《烹饪课》。在这篇叙写其岳母烹饪学院特食研究中心主任的文字里，李一斗对其岳母如何在课堂上传授红烧婴儿烹调方法进行了具体描述。如果抛开那些重复于各类评论文章里的的道德声讨与指向知识分子对象的知行批判，烹饪学院特食研究中心主任在课堂上“讲授”与“示范”红烧婴儿（包括其在这一“教学行为”之前对鸭嘴兽的烹调讲解）的“制作流程”，也涉及到消费社会交互实践层面的“玻璃橱窗”形式。波德里亚对于“玻璃橱窗”有过这样的阐述：“玻璃橱窗，所有的玻璃橱窗和广告一样，都是我们消费城市实践的对流辐射源，尤其是这种‘协调程式’、这种交流以及这种使整个社会按照时尚的文静而惊人的逻辑、通过不断的日常文化适应进行同质价值交换场所。玻璃橱窗这种既不内在也不外在、既非私有也不完全公共的特定空间，包括透明玻璃后面的保持着不明确地位和商品距离感的街道，这一特定空间也是一种特定社会关系的场所。”⑩在此，或许可以将烹饪学院特食研究中心主任传授如何烹调鸭嘴兽与红烧婴儿的“教学片段”转换为一种特殊的“玻璃橱窗”呈现形式。特食研究中心主任令人骇然的“教学方式”也是连接商品、销售方、消费者之间的多维度“展示”，而“教学”的“讲台”则形变为特定情境下的“玻璃橱窗”。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试图建立起关于某种具体“商品”的消费准则与分配程序。至于特食研究中心主任本人的角色作用、话语功能则主要指向如下方面：其一，否定婴孩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包括由“人”延伸出的法律条令、伦理规范），而将之设定为具有特殊价值的“商品”;其二，激发消费群体（包括潜在消费群体）的购买欲望，拓展“商品”的流通渠道与消费市场;其三，健全完善从“贩婴”到“食婴”的步骤环节，并通过所谓的“专业知识”“权威话语”扩充“服务阶级”的“后备军”（即烹饪学院的学生）。这也折射出九十年代对应商品经济浪潮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专业性质学院体制模式。如果跳出有关“启蒙”概念的常规认知，其实可以看到特食研究中心主任在课堂上的“示范”也诱发了大众对于某种扭曲的消费观念的“启蒙”。而撇开“食婴”这一极端化的行为设置，特食研究中心主任所包含的身份角色与话语功能也表明九十年代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的前提下相关领域、职业、类型的知识分子的“位置”，这又具有微妙的反差意味——九十年代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视如洪水猛兽的现代消费市场及其结构模式、影响作用，恰恰是通过另一类知识分子得以实现、得以展开。
《酒国》涉及到的“婴孩”“血燕”“猿酒”显然不仅停留于相应的具体事物，同时也加以演变为商品市场当中针对特定消费对象的消费符号。而赋予这些消费符号以形而上内义的，是如袁双鱼教授这样在专业领域掌握话语权威性的知识分子人物。同样是在课堂上，袁双鱼如此讲解“酒”与“酿酒的人”的所指与能指：
我迷迷瞪瞪地坐下，看着我的岳父把酒瓶塞子塞好，用力晃了晃，举起来，对着门外射进来的明亮光鲜，欣赏着瓶中那些纷纷扬扬的泡沫，用优美的音调说：亲爱的同学们，这是一种神圣的液体，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须臾缺少的液体，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它的作用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它，振兴酒国就是一句空话。酒，是阳光，是空气，是血液。酒，是音乐，是绘画，是芭蕾，是诗。酿酒的人，是集诸般艺术于一身的大师。希望你们当中能产生为国争光的酿造大师，到巴塞罗那万国博览会上去摘取金质奖章。前不久我听说，有人鄙薄我们的专业，认为酿酒没出息，同学们，我可以告诉你们，有朝一日地球毁灭了，酒精分子还会在宇宙中飞翔！
这段裹挟着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话语将消费体系中的生产、再加工环节上升到国家/民族的意识“高度”，从而试图为某种违背伦理道德的消费欲望赋予正当性（甚至是神圣性）的话语支撑。当消费者饮用袁双鱼或他学生如李一斗酿造的美酒时，他们即满足基本的生理欲望，也在如上所言的“知识性话语”的引导下，将自我的消费行为视作具备超越生理层面的精神崇高性。而袁双鱼的“专业讲解”（包括通过指明酿酒工艺因受生产周期约束而含有的稀有价值）借助具体条件将购买“猿酒”的消费者与一般消费者区分开来，这也在为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阶层差异化提供某种“标准”（李一斗在写给“作家莫言”的信中提到酒国市准备由其牵头起草《酒法》这一细節，同样也体现出相类似的意图）。这也是现代消费社会中商品（尤其是高档奢侈品）流通、循环的主要动因。另一方面，袁双鱼面向学生的讲解，也是在有意营造出某类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符号美学空间。有学者就指出：“消费社会即符号社会，而一个以符号为主导的社会实质上也就是美学社会。” 袁双鱼、李一斗等人则在其中履行着“编码者”的分工角色。这也涉及到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消费社会针对特定消费对象的“启蒙”功能。相较于晚清以来国内知识分子对应“改良”“革命”等宏大命题的至上而下的启蒙教化，九十年代消费浪潮中的知识分子同样也是通过知识性话语（以及知识性话语的精神想象、对象召唤、目标诉求）达成消费对象之于消费商品的符号化“启蒙”（以及通过购买具体商品从而确立同某种形而上而又具有排他性的消费观念的匹配关系），不过相关职业类型的知识分子在消费社会、消费系统中的“启蒙”行为往往又被限定于局部范畴。 而从九十年代消费社会结构体系与社会分工的角度进行考察，相关知识分子在现代消费社会加以标榜的专业素养与权威话语，恰恰也体现了如埃米尔·涂尔干所指出的“一种义务上的行为模式”。在《社会分工论》的“第二版序言”中，涂尔干指出：“尽管各种社会功能总想共同求得相互间的适应，达成彼此固定的关系，但就另一方面而言，这种适应模式要想成为一种行为规范，就必需要靠某个群体的权威来维持。事实上，所谓规范不仅仅是一种习惯上的行为模式，而是一种义务上的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它在某种程度上不允许个人任意行事。” 包括《酒国》在内的一系列九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在考量知识分子与消费社会的内在关系时，往往在叙事层面趋向于作出严重偏离世俗道德规范的“失控”（这种“失控”又是有意为之的）处理。而相对应的，这些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人物在选择或背弃一种社会消费结构模式的同时，也被强行铆合于某种宣教色彩强烈的观念意识、价值准则。不过书写者（比如莫言）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消费社会的构建必然需要配合知识分子以及其专业素养、理论资源、权威话语所确立的框架次序。祁述裕就曾提到：“在当代商品社会，文化人维护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权和设计权的愿望，不但没有削减，相反，在商品意识对知识分子话语权利的无情蚕食下，变得更加迫切，也更加情绪化，而这种愿望的最终无法实现又反过来确证着知识分子接受商业话语的合理性——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进入90年代，这种情形被再一次重演。” 甚至有理由认为，这是相关领域、专业的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市场经济转型期中理应肩负的职能责任。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正是诸多人文知识分子自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化热”论争以来追求“现代性”的必然结果。
九十年代初期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的“失落”“滑坡”，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完全丧失身份权威性与话语自主性。吉登斯在对涂尔干《社会分工论》进行文本分析时就补充道，个人主义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扩张是相互联系的，而这也是“个人崇拜”的滋生基础。 只是在消费社会加以推动从而更为明晰的社会分工扩张背景下，知识分子的自主性、权威性往往仅对应“生产—消费—再生产”过程中的指定对象或局部流程。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自言的“失落”“滑坡”，源于他们在提供相关专业意见、话语支持的同时，也成为消费社会体系框架中的服从者。且由于消费社会与世俗观念的高度融合，相关知识分子对象在商品消费逻辑关系中的角色功能，很容易被外界指摘为是背离传统知识分子概念定义下身份立场的媚俗行为。同时应该注意到，如上提及的知识分子在消费社会的行为自主与话语权威在相关情况下也联系着工具理性与实用主义，这也导致知识分子有时会选择舍弃指向价值理性的行为独立性（不过正如同陈思和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很长一段时间本身就扮演着“意识形态的工具” ，而所谓“独立”“自由”云云，更趋向于某种从未触及的精神幻象）。毋庸置疑，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必然要面对在传统知识分子观念与有机知识分子角色之间的博弈取舍，以及由之形成的身份错位与生存困境。
三、知识分子或有机知识分子：现实与理念的冲突
莫言在与王尧的对谈中，强调《酒国》的写作动机“还是因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这也使得诸多以道德批判为导向的批评文章看似具有某种“说得通”的合理性。但耐人寻味的是，《酒国》的最后一章，一直以来通过书信交流的李一斗与“作家莫言”最终见面，而更令人感到诧异的则是“作家莫言”在酒国市的遭遇似乎与那个徘徊在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省人民检察院特级侦查员丁钩儿相似。他们难以接近吊诡的权力意志的核心地带，相反，“作家莫言”很快就与权力掌控者在一种暧昧的氛围中把酒言欢。这从叙事层面而言无疑使人感到困惑：莫言为何选择让“作家莫言”前往酒国市？且要重复丁钩儿的命运轨迹？
莫言曾不无愧疚之意地回忆起自己在写完《酒国》之后的处境：“《酒国》写完以后，我搞了一段时间影视，当时也是迫于经济的压力，要养家糊口。我很快就感到很后悔，固然可以赚钱，但丢掉了很多人的完整性。” 这涉及到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作家下海”（相类似的提法还包括“文人下海”“知识分子下海”）这一曾经引发知识界广泛讨论的社会现象。莫言在“军艺”时期的同班同学朱向前于1993年1月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下海”的另一面》一文。在这篇以“王朔现象”为论述核心的短文结尾处，朱向前认为“下海者”假如还想做“回头浪子”就必须要警惕两条：“一是金钱和物欲对人的心灵的毒化;二是商业性的程式化写作对艺术感觉的钝化。前者可能污染一个人的精神天空，后者则可能毁灭一个小说家的操作技巧。” 纵观1993年前后知识界对于“作家下海”的广泛讨论（以及由之催生出的“铜臭/书香”的对立关系 ），朱向前在《“下海”的另一面》这篇文章里表露的态度无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毋庸置疑的是，市场经济、消费社会、资本流动等条件因素，与文学创作、发表、出版之间显然是互相影响，难以真正形成泾渭分明。
《酒国》尾章揭示出知识分子与消费市场的悖论关系。那个前往酒国市参加“猿酒节”的“作家莫言”最终违背了现实世界里莫言试图通过作品彰显“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用意，旋即沉湎于酒池肉林，并发出“我好像在恋爱” 的感慨。但这并不意味着《酒国》里的“作家莫言”是区别于现实世界中的莫言而存在的。莫言在写到此处时明显陷入一种精神焦虑与身份矛盾当中，且应该看到，莫言之所以在写作相关章节时受困于进退维谷的处境则是源自他的真誠与清醒——那个发出“我好像在恋爱”的是同李一斗通信的“作家莫言”，也可能是写作《酒国》的莫言。而另一方面，莫言的苦恼也体现出知识分子在八九十年代商品经济浪潮背景下自我身份认知中传统知识分子观念与有机知识分子职能之间的分歧。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有机知识分子”概念，认为有机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新的阶级所彰显的新型社会中部分基本活动的‘专业人员’”，且“知识分子与生产界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与主要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那样直接，其关系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体系的‘调解’，而知识分子恰恰就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另有学者在阐发“何谓知识分子”时则指出，真正的知识分子“至少需要在精神上与日常事务的惯例和压力保持距离” ，以及“知识分子的创造角色要求他远离任何特定的身份和利益” 。对照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事实上也折射出八十年代末以来知识分子在现实状况与理念主张间的错位。 发表于《读书》杂志1994年第5期的讨论文章《道统、学统与政统》中，许纪霖、陈思和、蔡翔、郜元宝四位学者重点辨析了学统、道统、政统对于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产生的影响。一定程度而言，被现今诸多知识分子指认为具有示范性、模仿性的古代士大夫阶层，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呈现为某种依附于权力意志的前现代有机知识分子，但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里，学统、道统、政统又往往是统一的。如许纪霖就指出，“三统分别体现了体（道统）、用（政统）和文（学统）的等级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主张中，他们一直以来都在追求能够“建立一种统驭一切的道统来安邦治国” 。但以《酒国》为例，由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社会结构转型、商品经济扩张、消费社会兴起等缘故，知识分子必然要面对道统、正统、学统的分裂。且因为社会分工在这一过程中的高度明晰与专业化特征，知识分子难以在与世俗社会保持距离的同时，又能够垄断整个社会秩序确立的话语权（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话语形态逻辑的立法权与阐释权）。虽然似乎可以依据通常被确认的道德伦理规范，对《酒国》中李一斗、袁双鱼、烹饪学院特食研究中心主任等人物的“失德”表达明确的批判立场，但相比于对“道统”的宣扬与追求，处于现代性语境下的知识分子更应注意到如何梳理知识结构、专业素养、个体诉求、责任使命之间的关联性。换言之，凸显相应专业素养、理论资源、知识体系在消费社会当中的转换实践与具体运用，是这一时期众多知识分子释缓身份矛盾与角色焦虑的应有之义。
从创作《酒国》之初在创作目标上的明确到小说尾章对于自我身份角色的质疑，莫言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转变很大程度上还是源自其如何理解八九十年代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现代消费社会的日趋成熟。很显然，这一时期的莫言还是将受到市场经济浪潮影响的消费社会视作将会导致知识分子被剥夺身份位置、价值立场、话语权力的空间形态，这也必然导致莫言自1993年投身影视行业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产生难以消解的痛苦——他无法接受自己最终成为另一种职业、身份的李一斗或是袁双鱼，无法接受自己最终成为在小说《酒国》中极力想要否定的消费社会当中的一份子。尽管从另一种角度观察上述矛盾现象，其实更为深刻地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长久以来在身份认知方面带有偏执与傲慢意味的自我想象与自我设定。也因此，他们毫无疑问将是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日益成熟的现代消费社会中受到冲击最为猛烈的对象，或许也可将此看作是知识分子“走下神坛”“失去轰动效应”的始因之一。但假如去分析所谓的“神坛”“轰动效应”，又会注意到相关词汇背后暧昧模糊的内义。由此而言，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在现代性消费时代的具体遭遇与身份悖论，恰恰开启的是一种“止幻”的过程。只有当他们被卷进市场浪潮的时候，或许才能真切地意识到那些由八十年代部分知识分子炮制出的自我陶醉的幻象。
注释：
①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②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③朱伟：《重读八十年代》，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92页。
④李桂玲：《莫言文学年谱（中）》，《东吴学术》，2014年第2期。
⑤朱伟：《重读八十年代》，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91页。
⑥吴义勤、王金胜：《“吃人”叙事的历史变形记——〈狂人日记〉到〈酒国〉》，《文艺研究》，2014年第4期。
⑦陈少明：《把解释具体化——也谈人文气氛的淡漠》，《现代与传统》，1994年第5辑。
⑧陈晓明：《挪用、反抗与重构——消费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审美关联》，《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
⑨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
[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189页。
莫言：《酒國》，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81页。
金惠敏：《消费时代的社会美学》，《文艺研究》，2006年第12期。
[法]埃米尔·涂尔干：《第二版序言》，《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6—17页。
祁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英]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王晓明等：《民间文化·知识分子·文学史》，《上海文学》，1994年第9期。
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朱向前：《“下海”的另一面》，《人民日报》，1993年1月2日。
郭维森：《铜臭与书香》，《人民日报》，1994年7月9日。
莫言：《酒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58页。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第7页。
[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21世纪的庸人主义》，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第26页。
许纪霖、陈思和、蔡翔、郜元宝：《道统、学统与政统》，《读书》，1994年第5期。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ZDA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