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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隐性金矿
3年前，当TCL和联想分别收购汤姆逊和IBM个人电脑时，欧美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掘金的主力战场。欧美发达的技术类服务业、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透明稳定的体制，欧美国家成为中国企业理所当然的显形金矿。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对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的需求日益剧增，以制造和服务业擅长的发达国家显然已不能满足中国的“胃口”。于是，能源和矿产资源丰富发展中国家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掘金的新战场，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的已经被中国企业发掘并抢占了先机，有的还待发掘，很可能成为未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隐性金矿。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副秘书长和振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已呈现出两种态势：一是投向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包括家电制造和技术类行业，比如前述TCL和联想的并购，华为收购美国的3COM公司等；一是投向发展中国家，包括石油资源丰富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矿产资源丰富的南美洲国家等。
从不久前举办的“中国企业海外发展论坛”上获悉，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达到733.3亿美元，遍布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6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2%，中国对外投资在全球的排名已从2005年的第17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13位。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彭继民研究员表示，同中国吸收利用外资的地域分布状况类似，前些年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目前還主要以亚洲为主。数据显示，来自港澳台等亚洲地区的外资占据了中国吸收外资总体中的6〜7成。
商务部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额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30%，当年中国对非洲投资额累计达66.4亿美元，比例约为3%。同时，拉美已取代亚洲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第一大目的地，在拉美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60%。
彭继民认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呈现出规模不断扩大，主体趋向多元化，形式向并购变化，投向区域广泛等特点。
彭继民认为，除了传统的亚洲和欧美发达国家以外，非洲、拉丁美洲、南美洲等新兴市场国家将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热点区域，领域将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在内的能源行业，铁矿石、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交通运输、仓储等基建行业，还有零售、金融及软件等服务行业。
“总体说来，海外投资将与中国经济状况和发展战略相匹配。”彭继民认为，中国的企业也应抓住机遇，不断开掘海外投资的新领域，为实施“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做出贡献。
风险仍需警惕
同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相比，中国的对外投资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比如在全球资本流动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仅为2%。
同时，中国在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比例较低，以2005年为例，当年对外投资近70亿美元，而吸收外资605亿美元，两者比例仅为1∶0.1；也就是说，中国每吸收1美元的外资，对外投资仅有0.1美元，远低于发达国家1∶1.4〜１∶1.5的水平，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
“目前来看，（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仍然处于学习和摸索阶段。”彭继民认为，由企业主导的对外投资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历史较短，在国际经营和风险防范上缺乏经验，导致初期投资失败者较多，现在总体盈亏已逐步平衡。
从企业自身来看，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暴露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些企业对投资目标国和地区的政策缺乏了解，企业投资和经营风险加大，企业海外经验不足，防患意识不强，应对经验不足。
企业同行间竞争过度现象的突出，使用违规操作，低价竞争，相互拆台，甚至通过外国政要和舆论相互攻击，造成恶劣影响。企业间缺乏相互沟通，行业和协会协调不够。
经常引发的劳资纠纷，不仅大大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也严重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和形象。
企业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和企业效益，缺乏回馈当地社会、服务社区的意识，企业自身高度封闭，回避本地化，不愿与当地社会进行必要的融合。
有的企业将低端甚至劣质产品向发展中国家出售，给当地产业和就业造成冲击，也损害了中国产品的整体形象。一些企业抱着“捞一把就走”的思想，对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给当地造成严重的环境和生态问题。
由于隐性金矿大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地区本身市场经济不成熟，法律体制不完善，甚至恐怖活动导致政局不稳，因此，中国企业在挖掘隐性金矿时尤其要避免上述情况发生，警惕各种风险。
日本企业的启示
作为亚洲的近邻，中国的对外投资跟日本当年类似。日本从商品输出的贸易国到资本输出的投资国的发展历程中，日本的企业也由向全球倾销商品发展到在全球发掘金矿。对中国企业来说，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和吸取。
以日本银行业为例。20世纪80年代，当时日元大幅升值为银行业的海外扩张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加上融资成本低等优势，日本银行业迅速占领了海外市场。当时轰动一时的收购案例包括收购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MCA唱片公司以及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等。
随着泡沫经济破灭，日本接着陷入了长达10年的衰退和通货紧缩之中，银行业遭受重大打击。加上在美国的压力，日本央行逐渐放松利率管制，实行利率自由化，国内利率与国际市场利率趋于一致，银行低成本资金优势逐步消失。日本银行资本充足率降低，不良资产迅速增加，市值严重缩水。日本银行不得不调整战略，折价变卖已经收购的“战利品”，从国际市场撤回。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日本银行业海外投资溃败的原因主要有“盲目扩张漠视客户需求，管理不当人力优势难发挥，疏于监管、违规丑闻日增”等。对正欲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这些启示是难得的反面教材，值得好好吸取。
彭继民认为，由于日本一直是市场经济国家，同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相比，这种体制优势很大程度上促进和激发了日本企业大举海外投资。
政策护航
中国“走出去”战略始于2000年，当时“十五”计划建议中首次提出这一战略。之前，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限制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原国家计委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意见》，指出“中国尚不具备大规模到海外投资的条件”,这种政策体系严重制约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数量。
2004年7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奠定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转型的基础，为中国制订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提供了明确的转型方向。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和措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发改委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同建立了境外投资信贷支持机制。根据国家境外投资发展规划，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每年的出口信贷计划中，专门安排一定规模的信贷资金，用于支持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新体系最大的变化在于政府态度的根本转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周煊去年在一篇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开始逐渐放松对企业境外投资的管制，从制约企业境外投资转为鼓励企业境外投资。
中国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虽然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是目前仍然缺乏一部纲领性的、权威性的法案，以便能够从整体上协调中国整体对外投资政策体系。因此周煊呼吁，尽快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法案，以法律性文件取代政策性文件，奠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法律基础。
另外，周煊认为，应进一步明确发改委和商务部的职责划分，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高协调机构；通过政府和服务性商业机构两种途径积极发展境外投资服务；积极构建境外投资担保等制度建设也迫在眉睫。
3年前，当TCL和联想分别收购汤姆逊和IBM个人电脑时，欧美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掘金的主力战场。欧美发达的技术类服务业、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透明稳定的体制，欧美国家成为中国企业理所当然的显形金矿。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对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的需求日益剧增，以制造和服务业擅长的发达国家显然已不能满足中国的“胃口”。于是，能源和矿产资源丰富发展中国家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掘金的新战场，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的已经被中国企业发掘并抢占了先机，有的还待发掘，很可能成为未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隐性金矿。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副秘书长和振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已呈现出两种态势：一是投向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包括家电制造和技术类行业，比如前述TCL和联想的并购，华为收购美国的3COM公司等；一是投向发展中国家，包括石油资源丰富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矿产资源丰富的南美洲国家等。
从不久前举办的“中国企业海外发展论坛”上获悉，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达到733.3亿美元，遍布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6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2%，中国对外投资在全球的排名已从2005年的第17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13位。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彭继民研究员表示，同中国吸收利用外资的地域分布状况类似，前些年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目前還主要以亚洲为主。数据显示，来自港澳台等亚洲地区的外资占据了中国吸收外资总体中的6〜7成。
商务部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额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30%，当年中国对非洲投资额累计达66.4亿美元，比例约为3%。同时，拉美已取代亚洲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第一大目的地，在拉美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60%。
彭继民认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呈现出规模不断扩大，主体趋向多元化，形式向并购变化，投向区域广泛等特点。
彭继民认为，除了传统的亚洲和欧美发达国家以外，非洲、拉丁美洲、南美洲等新兴市场国家将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热点区域，领域将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在内的能源行业，铁矿石、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交通运输、仓储等基建行业，还有零售、金融及软件等服务行业。
“总体说来，海外投资将与中国经济状况和发展战略相匹配。”彭继民认为，中国的企业也应抓住机遇，不断开掘海外投资的新领域，为实施“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做出贡献。
风险仍需警惕
同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相比，中国的对外投资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比如在全球资本流动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仅为2%。
同时，中国在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比例较低，以2005年为例，当年对外投资近70亿美元，而吸收外资605亿美元，两者比例仅为1∶0.1；也就是说，中国每吸收1美元的外资，对外投资仅有0.1美元，远低于发达国家1∶1.4〜１∶1.5的水平，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
“目前来看，（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仍然处于学习和摸索阶段。”彭继民认为，由企业主导的对外投资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历史较短，在国际经营和风险防范上缺乏经验，导致初期投资失败者较多，现在总体盈亏已逐步平衡。
从企业自身来看，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暴露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些企业对投资目标国和地区的政策缺乏了解，企业投资和经营风险加大，企业海外经验不足，防患意识不强，应对经验不足。
企业同行间竞争过度现象的突出，使用违规操作，低价竞争，相互拆台，甚至通过外国政要和舆论相互攻击，造成恶劣影响。企业间缺乏相互沟通，行业和协会协调不够。
经常引发的劳资纠纷，不仅大大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也严重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和形象。
企业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和企业效益，缺乏回馈当地社会、服务社区的意识，企业自身高度封闭，回避本地化，不愿与当地社会进行必要的融合。
有的企业将低端甚至劣质产品向发展中国家出售，给当地产业和就业造成冲击，也损害了中国产品的整体形象。一些企业抱着“捞一把就走”的思想，对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给当地造成严重的环境和生态问题。
由于隐性金矿大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地区本身市场经济不成熟，法律体制不完善，甚至恐怖活动导致政局不稳，因此，中国企业在挖掘隐性金矿时尤其要避免上述情况发生，警惕各种风险。
日本企业的启示
作为亚洲的近邻，中国的对外投资跟日本当年类似。日本从商品输出的贸易国到资本输出的投资国的发展历程中，日本的企业也由向全球倾销商品发展到在全球发掘金矿。对中国企业来说，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和吸取。
以日本银行业为例。20世纪80年代，当时日元大幅升值为银行业的海外扩张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加上融资成本低等优势，日本银行业迅速占领了海外市场。当时轰动一时的收购案例包括收购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MCA唱片公司以及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等。
随着泡沫经济破灭，日本接着陷入了长达10年的衰退和通货紧缩之中，银行业遭受重大打击。加上在美国的压力，日本央行逐渐放松利率管制，实行利率自由化，国内利率与国际市场利率趋于一致，银行低成本资金优势逐步消失。日本银行资本充足率降低，不良资产迅速增加，市值严重缩水。日本银行不得不调整战略，折价变卖已经收购的“战利品”，从国际市场撤回。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日本银行业海外投资溃败的原因主要有“盲目扩张漠视客户需求，管理不当人力优势难发挥，疏于监管、违规丑闻日增”等。对正欲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这些启示是难得的反面教材，值得好好吸取。
彭继民认为，由于日本一直是市场经济国家，同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相比，这种体制优势很大程度上促进和激发了日本企业大举海外投资。
政策护航
中国“走出去”战略始于2000年，当时“十五”计划建议中首次提出这一战略。之前，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限制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原国家计委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意见》，指出“中国尚不具备大规模到海外投资的条件”,这种政策体系严重制约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数量。
2004年7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奠定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转型的基础，为中国制订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提供了明确的转型方向。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和措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发改委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同建立了境外投资信贷支持机制。根据国家境外投资发展规划，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每年的出口信贷计划中，专门安排一定规模的信贷资金，用于支持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新体系最大的变化在于政府态度的根本转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周煊去年在一篇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开始逐渐放松对企业境外投资的管制，从制约企业境外投资转为鼓励企业境外投资。
中国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虽然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是目前仍然缺乏一部纲领性的、权威性的法案，以便能够从整体上协调中国整体对外投资政策体系。因此周煊呼吁，尽快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法案，以法律性文件取代政策性文件，奠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法律基础。
另外，周煊认为，应进一步明确发改委和商务部的职责划分，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高协调机构；通过政府和服务性商业机构两种途径积极发展境外投资服务；积极构建境外投资担保等制度建设也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