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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范仲淹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先后三次来浙江任职，不仅清廉治政，而且为发展教育事业不遗余力，在开启教化民智、弘扬国学精粹、传承母语文化方面，功勋卓著。范仲淹博识多才，关心百姓疾苦，奉行“清白而有德义”的官师之规，在浙期间积极兴学，并以儒学为宗，改革时弊，在浙派语文发展史上，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因此被尊称为“百代师表”。
【关键词】范仲淹 浙江 教育 兴学 改革
范仲淹（989～1052）是我国宋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同时也是被尊称为“百代师表”的教育家。他在苏州做官时，有人来套近乎，报告说吴县（范仲淹的家乡）有一块风水宝地，如果在这块土地上建私宅，一定会子孙昌盛，世代高官。范仲淹听了，立即买下这块地，又雇了工匠大兴土木。等到房子造好后，他请大家去参观，只见门框上挂着一块他亲笔题写的匾额——“范氏义学”。人们这才大悟，原来他买地不是用来造私宅，而是建了一所义学，让全县贫苦子弟都可入学读书，这才是真正的“子孙昌盛”之道。由此足见他对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视。
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为何会与浙江的教育有着并不一般的干系？原来在他的官场生涯里，有三个时段是在浙江任职，他不仅清廉治政，而且为教育不遗余力，在浙派语文发展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让浙地老百姓世世代代都忘不了。他第一次来浙江是因为贬官睦州（今浙江建德），曾感叹“风物皆堪喜，民灵独可哀，稀逢贤太守，多是谪官来”。他36岁时写下“素闻前哲道，欲向圣朝行”的诗句，表达了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凡认为不利于北宋王朝的，他必直言进谏，于是屡屡遭到“权相”吕夷简的排挤与打压。当时的浙江地处滨海不毛之地，睦州自然也是“民灵独可哀”的荒野山林。他在睦州不仅治理有方，而且重视教化，关心和启用各类人才。其中严子陵就是一例。严子陵，名光，字子陵，东汉初会稽余姚人（当时浙江的余姚隶属会稽）。严子陵曾与刘秀是同学，博学多才。刘秀即位后，他改名隐居。后被召到京师洛阳，请任谏议大夫，但他不肯接受，归隐于富春江。这样一位傲世奇才，当然在睦州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范仲淹来到睦州，就建造了严子陵祠，让老百姓世代祭祀这位杰出的乡贤。同时，又免除了他后代子孙四家的赋役，让他们管理祭祀的事，并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他第二次来浙江是景佑二年（1035），还是因为直言忤逆了执政的吕夷简而被贬谪到绍兴。范仲淹并不因此意志消沉。他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培养人才，发展教育，以期扭转乱世，开一代太平。
他来绍兴虽然才一年多时间，但政绩卓著，首先抓的是办学。绍兴当时称越州，原先的州学（相当于以后的府学），自唐朝以来屡遭兴废，可在范仲淹手里却日趋旺达。他延聘了社会名流和宿儒前来讲学，一时州学里人才济济。因此带动了绍兴的办学之风大盛，合郡范围内，各县、乡纷纷办起了书院、学塾，而且都请了名士或宿儒来当教席，出现了绍兴历史上第一个办学高潮。
他还在绍兴府城的龙山，办起了规模可观的稽山书院。书院基地9.33亩，拥有学田15.5亩，入学学子踊跃，学风代代相传，成为闻名遐迩的绍兴教育圣地。他聘请名儒石待旦任山长，主持书院教学，弥补了当时州内高等教育之空白。南宋时朱熹也常常在这里讲学。待宋诏天下，郡县皆须设学时，已是稽山书院建立后之第四年（1044）。而新越州州学的建成，则在20年之后。所以，当时越州人民奉范仲淹为“万世师表”。至明嘉靖（1522）年间，南大吉任绍兴太守，他把重修稽山书院作为第一件大事，并为王阳明先生的讲学传道提供了最好的场所。当时书院后面还设了尊经阁，收藏了儒、道、佛各家所有的经典著作，成为天下学人向往的胜地。王阳明居越6年间，倾情传习“致良知”，先后共有三万余人从各地来到稽山书院听讲，影响遍及全国。改革开放之后，绍兴又重建稽山书院。2016年9月下旬，稽山书院还举行了“第二届会稽山论坛”，稽山书院院长范曾作了名为《中国语言文字骈俪之美》的讲演，国学大师叶嘉莹、文学大师莫言等名家出席并作学术报告……饮水思源，看稽山书院的历史沿革，我们怎么能不缅怀范仲淹当时为浙江教育所作出的历史功绩。
范仲淹第三次到浙江是庆历以后的事了。庆历三年，范仲淹因自请到延州，在西北边陲屡建军功而奉召入京，任参知政事。他凭着多年的地方官经历，形成了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政治改良思想，對北宋腐败的官僚制度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而且他的政治主张还涉及当时的文风、武备等多方面的问题。想不到的是奸臣当道，范仲淹又以勾结朋党的莫须有罪名而遭贬，谪官至饶州，复徙邓州之后到了杭州。范仲淹在杭州也一样大力加强州府县办学，支持创办书院学塾，使宋代理学得到极大弘扬。应当说，北宋时的书院培养了不少名士和才子，这里也有着范仲淹的一腔心血。
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但浙江的一些名人录、教育志、地方史上多有记载他的事迹，表彰褒扬他的贡献。正是因为他三次贬浙，虽为时不长，但在开启教化民智、弘扬国学精粹、传承母语文化方面，却是功勋卓著。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贫苦的童年造就了范仲淹的勤奋好学、博识多才
范仲淹出身贫寒，两岁时父亲去世，留下孤儿寡母，让家庭更是雪上加霜。母亲无法维持生活，就带着他改嫁到长山朱家。到了上学的年龄，因无钱入学，母亲就折树枝画沙教他识字。贫穷的生活，锤炼了他勤奋好学的意志，当时朱氏兄弟不好读书，他就多次劝说。朱氏兄弟不知好意，反说：“我吃朱家的饭，穿朱家的衣，与你何干？”听了此话，范仲淹又惊又疑。后来别人告诉他母亲改嫁的事，为此他感愤自立，告别母亲，住进长山醴泉寺的僧房苦读。这时他才十来岁，在艰难的生活中坚持自学。他每天熬稀粥一锅，等冷了凝冻之后，就划成四块以备三餐。菜更是简单，只切几根咸菜就食。这就是著名的“断齑划粥”的故事。苦读三年后，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他风餐露宿，不远千里赶到南都（今河南商丘）寻师访友，进了当时著名的南都学舍，仍像以前一样食粥苦读。有一次宋真宗驾临应天府，满城人都去目睹皇帝的威严，范仲淹却不为所动，还在安心读书。别人好奇地问他为何不去。范仲淹回答道：来日朝廷相见，不晚。青年时期，他更以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勉励自己。孔子给士阶层的定位是“士志于道”，孟子也主张“士尚志”，正是因为这种“士”的意识在中国历史中有着重要地位，范仲淹以一介书生参政之后，才会一直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旨，十分重视开启民智，为母语文化的沿递流布而不遗余力。 二、积极兴学、教化民众源于范仲淹对人民疾苦的关心
范仲淹不只是在谪迁浙江时积极兴学，为浙江人民带来福祉。在他的一生中，重教化、兴学堂是一贯的作为。因为他自己从小勤学苦读，立志有成，深知教育对人民大众的重要性。天圣五年时，他曾应晏殊之请，在南京（指河南商丘市，不是现在的南京市）掌管府学，便十分热心地投入。他“勤劳恭谨”地全心操持，在许多方面往往能“以身先之”，致使办学卓有成效，令“四方从学者辐辏”。在第二次贬黜后，范仲淹由睦州又迁徙到苏州任太守。到职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在苏州奏请立郡学”。在他的重视和指导下，这个郡学的声望竟达到“甲于东南”的境地。第三次贬黜，范仲淹又到了饶州（今江西鄱阳，之后又到杭州），虽然当时的饶州也是百废待兴，但是他首先“迁建饒之郡学”到了风景秀拔的“妙果院”，没有多久这个郡学就生徒骤增，进入兴盛时期。范仲淹再徙润州时，又想方设法为郡学增加特色、延聘名教授，给当时的著名学者李泰伯（李觏）写信：“今润州初建郡学，可能屈节教授？……请先示音为幸。”他在家乡办义学，并聘请名儒胡瑗为教官。由于胡瑗所立的教规严格，有些人很不习惯，他就让长子范纯祐入学，带头执行所立的学规。之后还专门派人总结他的“苏湖教学法”，以求推广……范仲淹兴办府学热心，一方面当然希望能教化更多人才，为国家所用，另一方面又是针对当时朝廷重科举轻学校的倾向，希望能够由国家来普遍兴建地方官学，整顿发展太学，让更多像自己这样出身贫寒的平民能有深造的机会。国家若能把培养人才的基点放在地方官学，则能“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宋会要辑稿》）。他认为若“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宋史·选举志》）。所有这一切，其背后无疑是同情与自己一样出身贫寒的普通当地平民，希望他们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范仲淹历来关心人民疾苦，体恤贫、弱、寡、孤。据《宋人轶事汇编》载：他在越杭任职时，有个叫孙居中的百姓死了，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幼子，他即“以俸钱百缗赒之”，其他郡官在范仲淹的带领下也纷纷解囊相助。他又为孤儿寡妇准备舟船并派人护送返回故里，并写了一首诗：“一叶轻帆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凉天。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妇船。”告诫护送者若过关防“以吾诗示之”。
三、以儒学为宗，改革时弊，形成了范仲淹鲜明的教学思想
范仲淹主张教学要重在发挥义理，奉行儒学。学校教学应从吟诗作赋转向攻读“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他认为“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机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学子学经的目的，在“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机，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成为“王佐之器”。显然，这在当时是完全符合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的。
此外，他也有不少革新的意见，如呼吁改变重文轻武的国策，在教育上应建立“武学”，选择武臣子弟入学，学习制胜御敌之术。兴国必先强国，文治虽然重要，但武备也不可松懈，从强身到强军，无疑是实现强国不能缺失的举措。
在文风方面，他大力提倡朴实无华的古文，反对“雕章丽句”的“杨（亿）刘（筠）风采”，认为“国文之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于文章”（《奏上事务书》）。对于当时的太学生及士人竞相学习“杨刘体”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这种文风观，也深刻反映在他的写作实践之中。他的散文具有丰富的政治内容，而且论理之逻辑严密，颇有哲思。他也工诗，部分作品反映了当时农民生活的痛苦；还擅长填词，为后世所称。如范仲淹的名作《岳阳楼记》，就足以彪炳文学史册，为后人仰慕称颂。在这篇文章里既有扼要的纪事，又有生动的写景，还有简明的议论，而且条理清楚，层次分明，充分表现出作者剪裁得宜和用语精练的写作才能。特别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作者借“古仁人之心”来表达他自己的观点，成为千古传诵的锦言佳句。须知作者表达出这样鲜明的观点正是在因直言得祸而被贬为“迁客”之时。显然，他所倡导的文风和写作实践在他三次谪居浙江时也对浙派语文的历史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
他的教育主张，在他执政期间（为相或为地方太守），曾一度付诸实施。如庆历四年（1044），令州县皆立学；规定应科举考试者在学日数以优化质量；废除帖经、墨义，增加策论以便所学的知识能经世致用；扩建太学，并重视教学质量，曾派人去湖州总结胡瑗的“苏湖教学法”，试图借此改革太学教学，史称“庆历兴学”；等等。当然，因为权党作乱，范仲淹屡遭贬谪，这些教学思想也遭非议，许多有益的改革举措也就不免被中途罢废了。
四、名士典范，“修齐治平”，彰显了“清白”的人格精神
范仲淹是一位一生都在干大事的大儒，践行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理想，堪称中国传统士阶层的典范。（参见2014年6月13日《中国教育报》，王北雷文）中国传统历史社会称为四民社会，四民就是士、农、工、商。士阶层实际上就是文人、读书人。读书人参与国家的政治治理就演变成各级官员。由于中国的传统政治是文治政治，文治政府自然就要重用读书人。当然，在士阶层难免有争名逐利、私欲熏心、腐败堕落的小人，但也有“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孔子语）的贤士，用曾子的话来说，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认为自强和弘毅便是士阶层的一种精神感召：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正是这样一位名士。他主张“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在越州任职时，卧龙山（今绍兴市府山）的西北方向，原有一凉堂，凉堂西有一口废井。范仲淹命人除去藤蔓杂草，经发掘疏浚之后，发现“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当大暑时，饮之若饵白雪，嚼轻冰，凛如也。当严冬时，若遇爱日，得阳春，温如也”，于是便命名凉堂为“清白堂”，在它的旁边又建造了一座“清白亭”，把这口井命名为“清白泉”，并特地写了一篇《清白堂记》，借此伸张“昔圣人有言，井有德，所守不迁；井有义，所施不私”。范仲淹这样做就是一心期望后来者能爱其清白而有德义，并能引为官师之规。这不仅隐喻了对不清不白，不以国家为重，且又中饱私囊、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的谴责，同时也希望为改革时弊开出一剂伸张道德正义的良药。虽然这对腐朽没落的封建官僚制度不能起多少救治作用，但确实也昭示了他奉行“清白”，决不同流合污的人格精神。这就难怪在他一年半后离开绍兴时，越州人民为了永远纪念他而建起了“希范亭”，还在郡署前立了一座牌坊，上书“百代师表”四个大字。一位籍贯苏州吴县的外地人，先后三次来浙江三地任职，虽为时短暂，且又是谪贬，但一样尽心尽力，深刻影响了浙地的文化政治和母语教育事业。为此，我们也就特别值得写上一笔了。
（浙江省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集团和畅堂校区312000）
【关键词】范仲淹 浙江 教育 兴学 改革
范仲淹（989～1052）是我国宋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同时也是被尊称为“百代师表”的教育家。他在苏州做官时，有人来套近乎，报告说吴县（范仲淹的家乡）有一块风水宝地，如果在这块土地上建私宅，一定会子孙昌盛，世代高官。范仲淹听了，立即买下这块地，又雇了工匠大兴土木。等到房子造好后，他请大家去参观，只见门框上挂着一块他亲笔题写的匾额——“范氏义学”。人们这才大悟，原来他买地不是用来造私宅，而是建了一所义学，让全县贫苦子弟都可入学读书，这才是真正的“子孙昌盛”之道。由此足见他对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视。
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为何会与浙江的教育有着并不一般的干系？原来在他的官场生涯里，有三个时段是在浙江任职，他不仅清廉治政，而且为教育不遗余力，在浙派语文发展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让浙地老百姓世世代代都忘不了。他第一次来浙江是因为贬官睦州（今浙江建德），曾感叹“风物皆堪喜，民灵独可哀，稀逢贤太守，多是谪官来”。他36岁时写下“素闻前哲道，欲向圣朝行”的诗句，表达了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凡认为不利于北宋王朝的，他必直言进谏，于是屡屡遭到“权相”吕夷简的排挤与打压。当时的浙江地处滨海不毛之地，睦州自然也是“民灵独可哀”的荒野山林。他在睦州不仅治理有方，而且重视教化，关心和启用各类人才。其中严子陵就是一例。严子陵，名光，字子陵，东汉初会稽余姚人（当时浙江的余姚隶属会稽）。严子陵曾与刘秀是同学，博学多才。刘秀即位后，他改名隐居。后被召到京师洛阳，请任谏议大夫，但他不肯接受，归隐于富春江。这样一位傲世奇才，当然在睦州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范仲淹来到睦州，就建造了严子陵祠，让老百姓世代祭祀这位杰出的乡贤。同时，又免除了他后代子孙四家的赋役，让他们管理祭祀的事，并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他第二次来浙江是景佑二年（1035），还是因为直言忤逆了执政的吕夷简而被贬谪到绍兴。范仲淹并不因此意志消沉。他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培养人才，发展教育，以期扭转乱世，开一代太平。
他来绍兴虽然才一年多时间，但政绩卓著，首先抓的是办学。绍兴当时称越州，原先的州学（相当于以后的府学），自唐朝以来屡遭兴废，可在范仲淹手里却日趋旺达。他延聘了社会名流和宿儒前来讲学，一时州学里人才济济。因此带动了绍兴的办学之风大盛，合郡范围内，各县、乡纷纷办起了书院、学塾，而且都请了名士或宿儒来当教席，出现了绍兴历史上第一个办学高潮。
他还在绍兴府城的龙山，办起了规模可观的稽山书院。书院基地9.33亩，拥有学田15.5亩，入学学子踊跃，学风代代相传，成为闻名遐迩的绍兴教育圣地。他聘请名儒石待旦任山长，主持书院教学，弥补了当时州内高等教育之空白。南宋时朱熹也常常在这里讲学。待宋诏天下，郡县皆须设学时，已是稽山书院建立后之第四年（1044）。而新越州州学的建成，则在20年之后。所以，当时越州人民奉范仲淹为“万世师表”。至明嘉靖（1522）年间，南大吉任绍兴太守，他把重修稽山书院作为第一件大事，并为王阳明先生的讲学传道提供了最好的场所。当时书院后面还设了尊经阁，收藏了儒、道、佛各家所有的经典著作，成为天下学人向往的胜地。王阳明居越6年间，倾情传习“致良知”，先后共有三万余人从各地来到稽山书院听讲，影响遍及全国。改革开放之后，绍兴又重建稽山书院。2016年9月下旬，稽山书院还举行了“第二届会稽山论坛”，稽山书院院长范曾作了名为《中国语言文字骈俪之美》的讲演，国学大师叶嘉莹、文学大师莫言等名家出席并作学术报告……饮水思源，看稽山书院的历史沿革，我们怎么能不缅怀范仲淹当时为浙江教育所作出的历史功绩。
范仲淹第三次到浙江是庆历以后的事了。庆历三年，范仲淹因自请到延州，在西北边陲屡建军功而奉召入京，任参知政事。他凭着多年的地方官经历，形成了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政治改良思想，對北宋腐败的官僚制度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而且他的政治主张还涉及当时的文风、武备等多方面的问题。想不到的是奸臣当道，范仲淹又以勾结朋党的莫须有罪名而遭贬，谪官至饶州，复徙邓州之后到了杭州。范仲淹在杭州也一样大力加强州府县办学，支持创办书院学塾，使宋代理学得到极大弘扬。应当说，北宋时的书院培养了不少名士和才子，这里也有着范仲淹的一腔心血。
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但浙江的一些名人录、教育志、地方史上多有记载他的事迹，表彰褒扬他的贡献。正是因为他三次贬浙，虽为时不长，但在开启教化民智、弘扬国学精粹、传承母语文化方面，却是功勋卓著。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贫苦的童年造就了范仲淹的勤奋好学、博识多才
范仲淹出身贫寒，两岁时父亲去世，留下孤儿寡母，让家庭更是雪上加霜。母亲无法维持生活，就带着他改嫁到长山朱家。到了上学的年龄，因无钱入学，母亲就折树枝画沙教他识字。贫穷的生活，锤炼了他勤奋好学的意志，当时朱氏兄弟不好读书，他就多次劝说。朱氏兄弟不知好意，反说：“我吃朱家的饭，穿朱家的衣，与你何干？”听了此话，范仲淹又惊又疑。后来别人告诉他母亲改嫁的事，为此他感愤自立，告别母亲，住进长山醴泉寺的僧房苦读。这时他才十来岁，在艰难的生活中坚持自学。他每天熬稀粥一锅，等冷了凝冻之后，就划成四块以备三餐。菜更是简单，只切几根咸菜就食。这就是著名的“断齑划粥”的故事。苦读三年后，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他风餐露宿，不远千里赶到南都（今河南商丘）寻师访友，进了当时著名的南都学舍，仍像以前一样食粥苦读。有一次宋真宗驾临应天府，满城人都去目睹皇帝的威严，范仲淹却不为所动，还在安心读书。别人好奇地问他为何不去。范仲淹回答道：来日朝廷相见，不晚。青年时期，他更以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勉励自己。孔子给士阶层的定位是“士志于道”，孟子也主张“士尚志”，正是因为这种“士”的意识在中国历史中有着重要地位，范仲淹以一介书生参政之后，才会一直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旨，十分重视开启民智，为母语文化的沿递流布而不遗余力。 二、积极兴学、教化民众源于范仲淹对人民疾苦的关心
范仲淹不只是在谪迁浙江时积极兴学，为浙江人民带来福祉。在他的一生中，重教化、兴学堂是一贯的作为。因为他自己从小勤学苦读，立志有成，深知教育对人民大众的重要性。天圣五年时，他曾应晏殊之请，在南京（指河南商丘市，不是现在的南京市）掌管府学，便十分热心地投入。他“勤劳恭谨”地全心操持，在许多方面往往能“以身先之”，致使办学卓有成效，令“四方从学者辐辏”。在第二次贬黜后，范仲淹由睦州又迁徙到苏州任太守。到职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在苏州奏请立郡学”。在他的重视和指导下，这个郡学的声望竟达到“甲于东南”的境地。第三次贬黜，范仲淹又到了饶州（今江西鄱阳，之后又到杭州），虽然当时的饶州也是百废待兴，但是他首先“迁建饒之郡学”到了风景秀拔的“妙果院”，没有多久这个郡学就生徒骤增，进入兴盛时期。范仲淹再徙润州时，又想方设法为郡学增加特色、延聘名教授，给当时的著名学者李泰伯（李觏）写信：“今润州初建郡学，可能屈节教授？……请先示音为幸。”他在家乡办义学，并聘请名儒胡瑗为教官。由于胡瑗所立的教规严格，有些人很不习惯，他就让长子范纯祐入学，带头执行所立的学规。之后还专门派人总结他的“苏湖教学法”，以求推广……范仲淹兴办府学热心，一方面当然希望能教化更多人才，为国家所用，另一方面又是针对当时朝廷重科举轻学校的倾向，希望能够由国家来普遍兴建地方官学，整顿发展太学，让更多像自己这样出身贫寒的平民能有深造的机会。国家若能把培养人才的基点放在地方官学，则能“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宋会要辑稿》）。他认为若“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宋史·选举志》）。所有这一切，其背后无疑是同情与自己一样出身贫寒的普通当地平民，希望他们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范仲淹历来关心人民疾苦，体恤贫、弱、寡、孤。据《宋人轶事汇编》载：他在越杭任职时，有个叫孙居中的百姓死了，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幼子，他即“以俸钱百缗赒之”，其他郡官在范仲淹的带领下也纷纷解囊相助。他又为孤儿寡妇准备舟船并派人护送返回故里，并写了一首诗：“一叶轻帆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凉天。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妇船。”告诫护送者若过关防“以吾诗示之”。
三、以儒学为宗，改革时弊，形成了范仲淹鲜明的教学思想
范仲淹主张教学要重在发挥义理，奉行儒学。学校教学应从吟诗作赋转向攻读“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他认为“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机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学子学经的目的，在“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机，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成为“王佐之器”。显然，这在当时是完全符合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的。
此外，他也有不少革新的意见，如呼吁改变重文轻武的国策，在教育上应建立“武学”，选择武臣子弟入学，学习制胜御敌之术。兴国必先强国，文治虽然重要，但武备也不可松懈，从强身到强军，无疑是实现强国不能缺失的举措。
在文风方面，他大力提倡朴实无华的古文，反对“雕章丽句”的“杨（亿）刘（筠）风采”，认为“国文之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于文章”（《奏上事务书》）。对于当时的太学生及士人竞相学习“杨刘体”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这种文风观，也深刻反映在他的写作实践之中。他的散文具有丰富的政治内容，而且论理之逻辑严密，颇有哲思。他也工诗，部分作品反映了当时农民生活的痛苦；还擅长填词，为后世所称。如范仲淹的名作《岳阳楼记》，就足以彪炳文学史册，为后人仰慕称颂。在这篇文章里既有扼要的纪事，又有生动的写景，还有简明的议论，而且条理清楚，层次分明，充分表现出作者剪裁得宜和用语精练的写作才能。特别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作者借“古仁人之心”来表达他自己的观点，成为千古传诵的锦言佳句。须知作者表达出这样鲜明的观点正是在因直言得祸而被贬为“迁客”之时。显然，他所倡导的文风和写作实践在他三次谪居浙江时也对浙派语文的历史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
他的教育主张，在他执政期间（为相或为地方太守），曾一度付诸实施。如庆历四年（1044），令州县皆立学；规定应科举考试者在学日数以优化质量；废除帖经、墨义，增加策论以便所学的知识能经世致用；扩建太学，并重视教学质量，曾派人去湖州总结胡瑗的“苏湖教学法”，试图借此改革太学教学，史称“庆历兴学”；等等。当然，因为权党作乱，范仲淹屡遭贬谪，这些教学思想也遭非议，许多有益的改革举措也就不免被中途罢废了。
四、名士典范，“修齐治平”，彰显了“清白”的人格精神
范仲淹是一位一生都在干大事的大儒，践行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理想，堪称中国传统士阶层的典范。（参见2014年6月13日《中国教育报》，王北雷文）中国传统历史社会称为四民社会，四民就是士、农、工、商。士阶层实际上就是文人、读书人。读书人参与国家的政治治理就演变成各级官员。由于中国的传统政治是文治政治，文治政府自然就要重用读书人。当然，在士阶层难免有争名逐利、私欲熏心、腐败堕落的小人，但也有“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孔子语）的贤士，用曾子的话来说，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认为自强和弘毅便是士阶层的一种精神感召：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正是这样一位名士。他主张“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在越州任职时，卧龙山（今绍兴市府山）的西北方向，原有一凉堂，凉堂西有一口废井。范仲淹命人除去藤蔓杂草，经发掘疏浚之后，发现“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当大暑时，饮之若饵白雪，嚼轻冰，凛如也。当严冬时，若遇爱日，得阳春，温如也”，于是便命名凉堂为“清白堂”，在它的旁边又建造了一座“清白亭”，把这口井命名为“清白泉”，并特地写了一篇《清白堂记》，借此伸张“昔圣人有言，井有德，所守不迁；井有义，所施不私”。范仲淹这样做就是一心期望后来者能爱其清白而有德义，并能引为官师之规。这不仅隐喻了对不清不白，不以国家为重，且又中饱私囊、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的谴责，同时也希望为改革时弊开出一剂伸张道德正义的良药。虽然这对腐朽没落的封建官僚制度不能起多少救治作用，但确实也昭示了他奉行“清白”，决不同流合污的人格精神。这就难怪在他一年半后离开绍兴时，越州人民为了永远纪念他而建起了“希范亭”，还在郡署前立了一座牌坊，上书“百代师表”四个大字。一位籍贯苏州吴县的外地人，先后三次来浙江三地任职，虽为时短暂，且又是谪贬，但一样尽心尽力，深刻影响了浙地的文化政治和母语教育事业。为此，我们也就特别值得写上一笔了。
（浙江省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集团和畅堂校区31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