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事件的北大百年校庆1998和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1999,在传媒无孔不入的当代,都算得上当年度轰轰烈烈的文化热点。有意思的是,蔡元培在这两次事件中都被作为话题,在众多文章中成为频频出现的关键词——当然主要是在民间和站在民间立场的言论中。
　　说起蔡元培改造旧北大、促成五四运动的发生,当然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至少梁漱溟就曾经在《忆往谈旧录·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中,表述过这样的因果关系: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当时的北京大学,因而就不会有当时的五四运动出现,因而也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会有新中国。梁氏的推论容可商榷,但却代表了一个思考方向。事实上,我在三联书店责编的《北大旧事》,和陈平原、夏晓虹先生等一起合作撰写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里面凸显出来的蔡元培的身影,就隐隐印证了梁氏所表述的推论逻辑。
　　当年曾经有人很奇怪地问过冯友兰这样的话:“北大的学生都很高傲,怎么到了蔡先生面前都成了小学生?”《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这话细细揣摩,颇耐人寻味,或许能让人想起古人“高山仰止”一说。究其原因,当然是因为执掌北大期间的贡献,其中最为当年和当下论者称道的,自然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虽然蔡元培推崇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之说古已有之,而“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也几乎是欧洲现代教育的常识性础石,但它们毕竟是经由蔡元培之手,才如春风化雨一样深入人心,而且开创了北大的新局面。所以,我们常常把他们视为有蔡氏特色的不二法门。清华校长梅贻琦在蔡元培去世五年以后1945的日记里就写下过这么一段话:
　　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的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转眼之间,蔡元培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旧年人物”了,这不能不让人感叹白云苍狗、世事沧桑。但我以为,蔡元培当年兼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和黄侃、刘师培的雅量,并包新与旧、左与右、国学与西学、共和派和保皇党的器局,不应仅仅成为一段佳话和美谈;其思路背后的理念、行动背后的精神,更应该作为一种现代思想资源,在当代和以后被继承、光大。古人说“道贯古今”,蔡元培思想中的“兼容并包”,就是相当于那种超越时代与国家性质的“道”。没有这种“道”,北大不会成其为北大,蔡元培不会成其为蔡元培。
　　反观近年来发生在文坛、学界或社会思想领域的诸多纷争,一开始或许是为问题商榷,但几乎无一不迅速转向意气之争,甚或泄私愤、揭阴私、党同伐异,徒逞口舌之利,浑忘论争主题,让壁上观者越看越觉得像是闹剧,相信“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之言不虚。回头看看当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等,不由得佩服民国时代论争双方的雅量和器局。当然,网络空间里的良莠混杂和不负文责,客观上使得一些论争很容易导向混乱无序,但不管怎么说,当事人缺乏“兼容并包”的精神,因而缺少对对方应有的宽容、理解和尊重态度,无疑是当代一些热点论争仅仅是新闻炒作的热点,而无法导向深入、有序和有效的重要原因。
　　这也是我所以重提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主张,并认为它绝不应仅仅只在文章中被张扬、其意义也绝不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的原因。作为一项普适原则,它的知名度似乎远远逊于被我们狭义理解的鲁迅的遗言“一个也不宽恕”。
　　可惜的是,渐行渐远的蔡元培和只剩下纸上抽象谈论的兼容并包,已经像红楼遗物一样,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物。在北大校友、师生自编自演的话剧《蔡元培》中,有一句震撼人心的台词:“人人都尊崇我蔡元培,可又有谁真正与我同道啊!”蔡先生有蔡先生的孤独,每一个先行者都难免那种如影随身的孤独。但蔡元培身后的孤独,却是中国教育和思想、文化的悲哀。
　　香港学人金耀基就说:“蔡先生实不止属于北大的,他是属于整个学术界文化界的。对于蔡先生,只要是读书人,都不能没有一份好感与敬意。”《蔡元培先生象征的学术世界—一蔡元培先生新墓碑落成有感》而林语堂在蔡氏去世后的文章中,这样说出许多人共同的感受:
　　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人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有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也没人称他为蔡校长。做北大校长也好、中央研究院院长也好、教育部长也好,总是给人心悦诚服的。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想念蔡元培先生》。援引这段话似乎有些离题,不过是为了表达个人的一点感受:想念蔡元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