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堂上，有这样一位教授：他不是一个音乐家，却受到众多音乐学子的尊敬和爱戴；他既是一位诗文书画俱佳的学者，又对传统文化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思考；他评点百家，融贯中西，三十余载，孜孜不倦地向他的学生们传授着知识和思想，把他们从音乐的象牙塔引向更为广阔的艺术星空，徜徉于人类历史文化的浩瀚海洋之中……这位教授的名字叫李起敏。
初识李起敏先生，还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那时候，我是个学生，他是位老师，我本科期间所修的艺术概论一课，便是由李老师主讲的。讲台上的李起敏老师举止从容而潇洒，讲话的语调总是和缓而又不失顿挫果决，加之颀长的身材和清癯的面容，常常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飘逸之感。他在艺术史论方面渊博的学识以及在美学和艺术问题上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更是令我深深地折服。待我毕业留校之后，便与李老师成为同一教研室的同事和近乎于无话不谈的朋友，对其人其学，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从而愈发从心底里产生出钦佩与敬慕之情。
李起敏先生不仅是一位教书育人的教授和学者，而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在艺术史论、美学、绘画、诗歌、书法等多个领域厚积薄发，成果骄人。作为学者，他博览群书，释古论今，无论是对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的感悟与品藻，还是对文史哲名家论著的点评与批判，均有深刻而独到之处。其著作有《花结与潮声——论音与画的纠葛》《中国古典艺术学概论》《藻鉴集》《历代书法名家技法鉴赏丛书（十卷）》《藻鉴堂扫叶集》《中国美术史》《国外美术史》《清风朗月集》《天风海雨集》等，字以百万计，洋洋洒洒，不拘一格，“不分古今，未别中外”（《藻鉴堂扫叶集·自序》），从中国古典诗词歌赋到西方的现代艺术，从老庄孔孟到王国维、蔡元培，从荷马史诗到尼采、克罗奇、哈耶克，内容涉猎之广，文笔才情之高，无不令人赞佩。作为书画家，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打下了深厚的艺术功底，后经六十余年的修炼，“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不拟古法，不拘流派，自成其“卓然大家之风范”（张攀《艺术人生大家风范》，载《李起敏杂画卷》）。当代书画界有人将李起敏先生的画作归类为“学者画”，并称赞他“是一位颇具诗思的学者，有古文化的学养，又有开明的现代意识”，“在小小的题材中能够塞进经天纬地的艺术精神，也常常把宏大的题材弄成一抹审美的微笑”（刘曦林《味外味——观李起敏君画作小记》）。与其文论和画作相仿，在诗歌及散文的写作上，李起敏先生的作品同样展现出内容广博而形式多样的特点，其诗作既有格律体的古典风韵也有自由体的现代气象，同时又体现出“不尊古法，不学时俗”的洒脱与超然，状物、抒怀、咏志、怡情及至讽喻、警世，无所不包，无所不及，在给人以诗意的美感寻味之余，更带来思想和智慧上的启迪与开悟。
中央音乐学院教学综合楼的第七层是音乐学系的教学区。在这一层的北侧走廊墙壁上悬挂着一幅李起敏先生的书法长卷，所录为中国古代乐论文选。每当我路经这段走廊，目光都会不由自主地被这幅作品所吸引，同时，内心也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感慨。这种感慨一方面是出于对李起敏先生书法功力的赞叹，同时，也包含着些许惋惜和遗憾。在我看来，以李先生之才华学识，倘若能够置身于中央美院或中国画院那样更高的平台之上，其声名成就一定远非今日可比。中央音乐学院虽然是一座艺术的殿堂，但毕竟对于美术专业出身的李起敏先生来说不是英雄用武之地。作为一个在音乐学院里讲授理论共同课的老师，三十多年来，李起敏先生将自己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日常的教学工作之中。除了艺术概论这门传统的必修课之外，他还先后开设了书法美学、乐论概观、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士人格与文化研究、现当代艺术思潮、中西比较艺术学等十余门选修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大大拓展了音乐专业学生的学术视野，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养，丰富了他们在文、史、哲以及书法、绘画等姊妹艺术方面的知识。尤其重要的是，这些课程对于补充和完善中央音乐学院的课程体系，提升中央音乐学院这样一所专业音乐院校的人文品格，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过对于李起敏先生自身而言，这些教学成果的取得，却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创作时间为代价的。在谈及自己的书画艺术生涯时，李起敏先生曾经不无感慨地说到：“涂涂抹抹已近六十个岁月。可惜，时代没有给我在这个领域始终专一的机遇。书画生涯也就如古老的黄河曲曲折折，文章亦如秋风吹动的流云般时断时续。在我的艺术历程里故有60年代研究文学，70年代研究书画，80年代研究音乐美学、国学与世界文化学的被动轨迹。……回首往事，对于人生，对于艺术，我想起了不知哪个歌星的成名曲’想说爱你不容易！’”（李起敏《画集自序》）
诚如斯言，李起敏先生一生钟爱书画艺术，爱得执着，但也爱得辛苦。直到古稀之年，他才得以从繁重的教学工作中脱身出来，专心于书画创作。而就其职业生涯而言，他却是一个在音乐学院里做了半辈子教授的画家。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始终“行走在边缘”。在音乐学院里，他是个卓尔不群的书画家；在书画家群里，他是个著作等身的学者；在学者之中，他又是一位充满浪漫气质的诗人。然而，恰恰是这种“边缘化”的身份，赋予了李起敏先生的学术思想和艺术创作以独特的面貌。正是由于这种“边缘”的特性，使得李起敏先生能够超越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界线，超越美学理论与艺术实践之间的界线，文心画境，融会贯通，实现了学术研究与诗文书画创作的双重“跨界”，从而进入到一种更高更广的空间里去，成就了他“习以文，践于画，止于乐，……立足于美学，跨学科打通艺术诸门类的治学之路”（李起敏《筚路褴褛的音乐美学之旅——我与我的音乐美学教研室的同事们》）。在题为《边缘宇宙》的诗作中，李起敏先生为他的“边缘”生涯作了这样一番写照：
我走在宇宙的边缘，我走在历史的边缘。
我走在大地的边缘，我走在世界的边缘。
我走在人类的边缘，我走在文明的边缘。
我走在大潮的边缘，我走在心灵的边缘。
我走在地平线的边缘，像个苦行僧般盘亘在朝霞与落霞之间。 这是个边缘的空间，
可我的心却在宇宙中心建起了金汤城垣。
（《李起敏诗词选集·掇英拾羽卷》）
与其思想上、艺术上豪放不羁的气派相映衬，生活中的李起敏先生却是一个平和而低调的人。他从来不事张扬，不务虚名，真正是“懒与世人争高下，且将浮名抛云间”（《李起敏诗词选集·掇英拾羽卷》），在世俗的名利面前，展现出一个真正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风骨与胸怀。上世纪90年代初，他所在的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教研室荣获“高等学校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在这样的荣誉面前，李起敏先生默默地退避三舍，主动把有限的名额让给比自己资力浅、年纪轻的同事，而且事后从未在任何人面前提及这一细节，以至于多年以后有人在回顾这段往事时，竟然完全忘记了李起敏先生当时也是这个优秀教学集体中的一员。反观李起敏先生，他对于自己所在的这个教学集体以及这个教学集体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充满了深厚的情感。就在他离别这个世界的前一年，他以《筚路褴褛的音乐美学之旅——我与我的音乐美学教研室的同事们》这样一篇长文，饱含深情而又客观、严谨、全面地回顾了这个教学集体从创建到壮大并取得突出成就的发展历程，追述了何乾三、于润洋、蔡仲德、张前等前辈诸君的思想理论和学术贡献，字里行间浸透着他对这些同事，师友们的爱戴之意，也倾注了对后学晚辈们的殷殷期望之情。文中写道：“音乐美学教研室有一批为学术献身素质甚高的学人，有着极纯正的学风。他们为人大中至正，团结无间，虽各自分工，但互相关怀，互相激励，真正建立了一种非常默契的朋友与同事的情谊，尽管学术取向、理路、观点不尽一致，但始终坚持着和而不同，……他们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没有假‘爱国主义’扭曲之名而固步自封。世界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被视为人类共同的财富，绝不以中西之别而依附俗议。这里运行的是合乎天道与人道的多元互济，而不是一元独尊。旧传统的文人相轻，新传统的人人恶斗在这里渺无踪迹，没有谁区分我是内行，他是外行的浅薄之见，真正建立了一种非常默契的新型关系。”李起敏先生坦言，正是因为这个充满感召力的学术团队使他早年打消了回归美术创作队伍的念头，放弃了世俗的名利，最终“把一生最好的年华安放在音乐美学教研室这个小小的环境里，埋头耕耘，无心去计较收获”，且一干就是36个年头。
从李起敏先生对音乐美学教研室的评价以及对其身边人与事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位学者型艺术家的内心世界里，有着一种坚定而顽强的信念，那就是：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无论外部的压力与诱惑有多么强大，身为知识分子，身为文明的继承者与传播者，都要不惜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的精神，用真善美的“玉石”，在人类的精神领域，筑起一道“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城堡，这个城堡“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友可以进，情可以进，唯独洗脑的软暴力不可以进。”（李起敏《筚路褴褛的音乐美学之旅——我与我的音乐美学教研室的同事们》）在这种信念的驱动下，李起敏先生义无反顾，三十余年弘毅于音乐学府，“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在一篇回顾蔡仲德先生学术思想的纪念文章中，李起敏先生对蔡仲德先生有这样一番评价：“他的学术研究不为时俗所左右，不为权威所趋同，不唯古圣马首是瞻；他的处世不为时宜所迁就，为了理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李起敏《蔡仲德的学术立场与人物品藻》，《人民音乐》2014年第7期）我想，这一评价若用在李起敏先生自己身上，也同样是十分恰当的。李起敏与蔡仲德两位先生有一最为可贵的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同样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今称“国学”）底蕴，同时，又都能够“出乎其外”，站立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更高层级上，对这种文化予以清醒的反思和积极的扬弃。蔡仲德先生辞世后，李起敏先生接续了蔡先生生前开设的最重要的一门课——“士人格与文化研究”，不仅承传了蔡仲德先生的学术思想，而且坚守了蔡先生所倡导的“人本主义”的学术立场和价值观念。在当今“国学热”“儒家文化救世论”一片沸沸扬扬的时代，他们的观点和主张愈发显得特立独行，而这样两位特立独行的学人同时出现在中央音乐学院并同处音乐美学教研室这一小小的学术集体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正如李起敏先生所总结的，首先应当得益于中央音乐学院素有兼容并包、自由宽容的学术传统，特别是改革开放早期的十几年里，学院和系领导层的开明、仁厚，为人才的聚拢、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为学科研究提供了自由、自觉的发展空间，使之有可能创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域——这也为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美学研究成为国内先驱创造了条件”（李起敏《筚路褴褛的音乐美学之旅——我与我的音乐美学教研室的同事们》）。其次，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教研室所特有的人际环境和人才知识结构，也为蔡、李这样出类拔萃的学者得以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中西融汇，古今贯通，开放、无私、务实的学术争鸣，互学、互助、互利的学术风气都成为他们立德立言的良好土壤与优质的局部气候环境。
如今，李起敏先生已然匆匆的离去，阴阳两隔，竟只在转瞬之间！生者无不为之惋惜，为之愕然。我们从此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画家和诗人，更失去了一位纯真率性，可亲可敬的师长。李老师带着他的才学和满腹经纶，怀着对书画艺术的不舍，怀着对亲人故友的不舍，怀着对齐鲁大地东平湖畔家乡的不舍，驾鹤西去。我虽然不是有神论者，但此时此刻，我宁愿相信人的灵魂不灭，相信在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安放着先生这样智慧而高贵的灵魂。那里不再有世俗的喧哗与嘈杂，不再有权力的束缚和羁绊，任由心灵自由自在地飞翔，就像李起敏先生一生所追求和向往的那样……
仅以此文，深切怀念与我亦师亦友、同道同心的李起敏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
初识李起敏先生，还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那时候，我是个学生，他是位老师，我本科期间所修的艺术概论一课，便是由李老师主讲的。讲台上的李起敏老师举止从容而潇洒，讲话的语调总是和缓而又不失顿挫果决，加之颀长的身材和清癯的面容，常常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飘逸之感。他在艺术史论方面渊博的学识以及在美学和艺术问题上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更是令我深深地折服。待我毕业留校之后，便与李老师成为同一教研室的同事和近乎于无话不谈的朋友，对其人其学，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从而愈发从心底里产生出钦佩与敬慕之情。
李起敏先生不仅是一位教书育人的教授和学者，而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在艺术史论、美学、绘画、诗歌、书法等多个领域厚积薄发，成果骄人。作为学者，他博览群书，释古论今，无论是对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的感悟与品藻，还是对文史哲名家论著的点评与批判，均有深刻而独到之处。其著作有《花结与潮声——论音与画的纠葛》《中国古典艺术学概论》《藻鉴集》《历代书法名家技法鉴赏丛书（十卷）》《藻鉴堂扫叶集》《中国美术史》《国外美术史》《清风朗月集》《天风海雨集》等，字以百万计，洋洋洒洒，不拘一格，“不分古今，未别中外”（《藻鉴堂扫叶集·自序》），从中国古典诗词歌赋到西方的现代艺术，从老庄孔孟到王国维、蔡元培，从荷马史诗到尼采、克罗奇、哈耶克，内容涉猎之广，文笔才情之高，无不令人赞佩。作为书画家，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打下了深厚的艺术功底，后经六十余年的修炼，“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不拟古法，不拘流派，自成其“卓然大家之风范”（张攀《艺术人生大家风范》，载《李起敏杂画卷》）。当代书画界有人将李起敏先生的画作归类为“学者画”，并称赞他“是一位颇具诗思的学者，有古文化的学养，又有开明的现代意识”，“在小小的题材中能够塞进经天纬地的艺术精神，也常常把宏大的题材弄成一抹审美的微笑”（刘曦林《味外味——观李起敏君画作小记》）。与其文论和画作相仿，在诗歌及散文的写作上，李起敏先生的作品同样展现出内容广博而形式多样的特点，其诗作既有格律体的古典风韵也有自由体的现代气象，同时又体现出“不尊古法，不学时俗”的洒脱与超然，状物、抒怀、咏志、怡情及至讽喻、警世，无所不包，无所不及，在给人以诗意的美感寻味之余，更带来思想和智慧上的启迪与开悟。
中央音乐学院教学综合楼的第七层是音乐学系的教学区。在这一层的北侧走廊墙壁上悬挂着一幅李起敏先生的书法长卷，所录为中国古代乐论文选。每当我路经这段走廊，目光都会不由自主地被这幅作品所吸引，同时，内心也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感慨。这种感慨一方面是出于对李起敏先生书法功力的赞叹，同时，也包含着些许惋惜和遗憾。在我看来，以李先生之才华学识，倘若能够置身于中央美院或中国画院那样更高的平台之上，其声名成就一定远非今日可比。中央音乐学院虽然是一座艺术的殿堂，但毕竟对于美术专业出身的李起敏先生来说不是英雄用武之地。作为一个在音乐学院里讲授理论共同课的老师，三十多年来，李起敏先生将自己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日常的教学工作之中。除了艺术概论这门传统的必修课之外，他还先后开设了书法美学、乐论概观、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士人格与文化研究、现当代艺术思潮、中西比较艺术学等十余门选修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大大拓展了音乐专业学生的学术视野，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养，丰富了他们在文、史、哲以及书法、绘画等姊妹艺术方面的知识。尤其重要的是，这些课程对于补充和完善中央音乐学院的课程体系，提升中央音乐学院这样一所专业音乐院校的人文品格，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过对于李起敏先生自身而言，这些教学成果的取得，却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创作时间为代价的。在谈及自己的书画艺术生涯时，李起敏先生曾经不无感慨地说到：“涂涂抹抹已近六十个岁月。可惜，时代没有给我在这个领域始终专一的机遇。书画生涯也就如古老的黄河曲曲折折，文章亦如秋风吹动的流云般时断时续。在我的艺术历程里故有60年代研究文学，70年代研究书画，80年代研究音乐美学、国学与世界文化学的被动轨迹。……回首往事，对于人生，对于艺术，我想起了不知哪个歌星的成名曲’想说爱你不容易！’”（李起敏《画集自序》）
诚如斯言，李起敏先生一生钟爱书画艺术，爱得执着，但也爱得辛苦。直到古稀之年，他才得以从繁重的教学工作中脱身出来，专心于书画创作。而就其职业生涯而言，他却是一个在音乐学院里做了半辈子教授的画家。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始终“行走在边缘”。在音乐学院里，他是个卓尔不群的书画家；在书画家群里，他是个著作等身的学者；在学者之中，他又是一位充满浪漫气质的诗人。然而，恰恰是这种“边缘化”的身份，赋予了李起敏先生的学术思想和艺术创作以独特的面貌。正是由于这种“边缘”的特性，使得李起敏先生能够超越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界线，超越美学理论与艺术实践之间的界线，文心画境，融会贯通，实现了学术研究与诗文书画创作的双重“跨界”，从而进入到一种更高更广的空间里去，成就了他“习以文，践于画，止于乐，……立足于美学，跨学科打通艺术诸门类的治学之路”（李起敏《筚路褴褛的音乐美学之旅——我与我的音乐美学教研室的同事们》）。在题为《边缘宇宙》的诗作中，李起敏先生为他的“边缘”生涯作了这样一番写照：
我走在宇宙的边缘，我走在历史的边缘。
我走在大地的边缘，我走在世界的边缘。
我走在人类的边缘，我走在文明的边缘。
我走在大潮的边缘，我走在心灵的边缘。
我走在地平线的边缘，像个苦行僧般盘亘在朝霞与落霞之间。 这是个边缘的空间，
可我的心却在宇宙中心建起了金汤城垣。
（《李起敏诗词选集·掇英拾羽卷》）
与其思想上、艺术上豪放不羁的气派相映衬，生活中的李起敏先生却是一个平和而低调的人。他从来不事张扬，不务虚名，真正是“懒与世人争高下，且将浮名抛云间”（《李起敏诗词选集·掇英拾羽卷》），在世俗的名利面前，展现出一个真正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风骨与胸怀。上世纪90年代初，他所在的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教研室荣获“高等学校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在这样的荣誉面前，李起敏先生默默地退避三舍，主动把有限的名额让给比自己资力浅、年纪轻的同事，而且事后从未在任何人面前提及这一细节，以至于多年以后有人在回顾这段往事时，竟然完全忘记了李起敏先生当时也是这个优秀教学集体中的一员。反观李起敏先生，他对于自己所在的这个教学集体以及这个教学集体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充满了深厚的情感。就在他离别这个世界的前一年，他以《筚路褴褛的音乐美学之旅——我与我的音乐美学教研室的同事们》这样一篇长文，饱含深情而又客观、严谨、全面地回顾了这个教学集体从创建到壮大并取得突出成就的发展历程，追述了何乾三、于润洋、蔡仲德、张前等前辈诸君的思想理论和学术贡献，字里行间浸透着他对这些同事，师友们的爱戴之意，也倾注了对后学晚辈们的殷殷期望之情。文中写道：“音乐美学教研室有一批为学术献身素质甚高的学人，有着极纯正的学风。他们为人大中至正，团结无间，虽各自分工，但互相关怀，互相激励，真正建立了一种非常默契的朋友与同事的情谊，尽管学术取向、理路、观点不尽一致，但始终坚持着和而不同，……他们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没有假‘爱国主义’扭曲之名而固步自封。世界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被视为人类共同的财富，绝不以中西之别而依附俗议。这里运行的是合乎天道与人道的多元互济，而不是一元独尊。旧传统的文人相轻，新传统的人人恶斗在这里渺无踪迹，没有谁区分我是内行，他是外行的浅薄之见，真正建立了一种非常默契的新型关系。”李起敏先生坦言，正是因为这个充满感召力的学术团队使他早年打消了回归美术创作队伍的念头，放弃了世俗的名利，最终“把一生最好的年华安放在音乐美学教研室这个小小的环境里，埋头耕耘，无心去计较收获”，且一干就是36个年头。
从李起敏先生对音乐美学教研室的评价以及对其身边人与事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位学者型艺术家的内心世界里，有着一种坚定而顽强的信念，那就是：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无论外部的压力与诱惑有多么强大，身为知识分子，身为文明的继承者与传播者，都要不惜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的精神，用真善美的“玉石”，在人类的精神领域，筑起一道“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城堡，这个城堡“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友可以进，情可以进，唯独洗脑的软暴力不可以进。”（李起敏《筚路褴褛的音乐美学之旅——我与我的音乐美学教研室的同事们》）在这种信念的驱动下，李起敏先生义无反顾，三十余年弘毅于音乐学府，“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在一篇回顾蔡仲德先生学术思想的纪念文章中，李起敏先生对蔡仲德先生有这样一番评价：“他的学术研究不为时俗所左右，不为权威所趋同，不唯古圣马首是瞻；他的处世不为时宜所迁就，为了理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李起敏《蔡仲德的学术立场与人物品藻》，《人民音乐》2014年第7期）我想，这一评价若用在李起敏先生自己身上，也同样是十分恰当的。李起敏与蔡仲德两位先生有一最为可贵的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同样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今称“国学”）底蕴，同时，又都能够“出乎其外”，站立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更高层级上，对这种文化予以清醒的反思和积极的扬弃。蔡仲德先生辞世后，李起敏先生接续了蔡先生生前开设的最重要的一门课——“士人格与文化研究”，不仅承传了蔡仲德先生的学术思想，而且坚守了蔡先生所倡导的“人本主义”的学术立场和价值观念。在当今“国学热”“儒家文化救世论”一片沸沸扬扬的时代，他们的观点和主张愈发显得特立独行，而这样两位特立独行的学人同时出现在中央音乐学院并同处音乐美学教研室这一小小的学术集体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正如李起敏先生所总结的，首先应当得益于中央音乐学院素有兼容并包、自由宽容的学术传统，特别是改革开放早期的十几年里，学院和系领导层的开明、仁厚，为人才的聚拢、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为学科研究提供了自由、自觉的发展空间，使之有可能创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域——这也为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美学研究成为国内先驱创造了条件”（李起敏《筚路褴褛的音乐美学之旅——我与我的音乐美学教研室的同事们》）。其次，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教研室所特有的人际环境和人才知识结构，也为蔡、李这样出类拔萃的学者得以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中西融汇，古今贯通，开放、无私、务实的学术争鸣，互学、互助、互利的学术风气都成为他们立德立言的良好土壤与优质的局部气候环境。
如今，李起敏先生已然匆匆的离去，阴阳两隔，竟只在转瞬之间！生者无不为之惋惜，为之愕然。我们从此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画家和诗人，更失去了一位纯真率性，可亲可敬的师长。李老师带着他的才学和满腹经纶，怀着对书画艺术的不舍，怀着对亲人故友的不舍，怀着对齐鲁大地东平湖畔家乡的不舍，驾鹤西去。我虽然不是有神论者，但此时此刻，我宁愿相信人的灵魂不灭，相信在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安放着先生这样智慧而高贵的灵魂。那里不再有世俗的喧哗与嘈杂，不再有权力的束缚和羁绊，任由心灵自由自在地飞翔，就像李起敏先生一生所追求和向往的那样……
仅以此文，深切怀念与我亦师亦友、同道同心的李起敏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