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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晚清思想家龚自珍（1792—1841）提倡“尊史”，认为一切学术皆为史。{1}读研一中音史专业时导师就要求我们多读文献，写读后感、综述作业，尤其应该从学术史角度关注一部新著作的特色。自拜读《嘤鸣集》{2}以来，从朴素淡雅的装帧设计，到犹如作者学术轨迹和人际交往的26帧珍贵图片，再到吸引眼球的“目录”（上编为作者四大板块的评论文章51篇；下编为“被评论”的27篇文章），使笔者置于案头、爱不释手。然而，由于学识浅薄，依然难以找到评论作业的“切入点”。乔建中先生在评论中说：“30年来，再生先生在音乐学界坚守史论两域，纵横捭阖，成就斐然。其治史，以问题为纲，以史料为据，娓娓道来，清晰明畅；其写人论乐，以史实为准则，以作品论短长，不跟风，不奉迎，率性而作，文质两优，本文集虽多为随心所欲之年新论，然其人之才情，其文之用心，却一如往日。读者细细读之，定会多有收获。”{3}
音乐评论文集《嘤鸣集》究竟有怎样的思维特色与写作风格，对于我国音乐评论的影响与发展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嘤鸣集》在音乐批评的学术史上将给予人们哪些启示，是笔者急于从阅读中寻求的答案。“跋”文有句话仿佛醍醐灌顶：“作为音乐评论而言，对评论对象的成功与失败进行彻里彻外的分析，得出规律性结论，乃是一种至高的学术境界；去人情化、去程式化、去空洞化，是音乐评论学风转变的重要途径。”（第622页）该文既有微观分析又有宏观把握，对音乐评论的要害问题分析透彻，时而文辞犀利，直击问题关键；时而笔锋突转，引人深思；文辞精美不失力度，文章精致不失深度。角度，深度，广度，气度，高度尽在其中。正如明言教授所说：“刘再生先生的音乐批评在当代中国音乐批评界具有‘厚积薄发’‘后来居上’的态势。……作为一个‘客串’者，刘先生在自己的批评文本创意写作中没有其他音乐批评家具有的谨小慎微、环顾左右与患得患失的心理特征，使得自己的批评文本具有行文恣意洒脱、观点个性鲜明、解析纵横捭阖的艺术特征。”（第592页）这些论述使我们领略了作者力透纸背的文字魅力，像一把钥匙使我推开了《嘤鸣集》大门。现将笔者阅读学習过程中的几点心得体会就教于学界师长，以期求得批评指正。
视角独特 语出惊人
学术著作的社会属性多数有着曲高和寡的格调，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也常常局限于本专业圈子中，而且带有术语枯燥、学理深奥的特点。我国的音乐批评曾经走过“捧杀”和“棒杀”两个极端化阶段，《嘤鸣集》作为音乐评论文集则使人感受到一种以理为据、如沐春风的亲切感，且富于可读性，其深层根由在于作者音乐评论观念理性与感性认知的高度统一，同时，作者独特的评论视角和出众的语言驾驭能力保证了其音乐评论的质量与质感。《嘤鸣集》中有大量文章是以前学术界很少涉足或是空白领域，如《音乐界一桩历史公案——萧友梅和冼星海、聂耳的是非恩怨》《一位长期“失踪”的钢琴教育家——纪念俞便民先生诞辰100周年》《“向西方乞灵”和“向自然界乞灵”是一对并列概念——解读青主的音乐美学思想》《〈早春二月〉电影音乐创作的前前后后——江定仙遭遇批判折射“共和国”初期的历史曲折》《导向作用与实践检验——“编者按”作为音乐批评之存在方式》《高师音乐史学肇迹钩沉——1982年“中国音乐史暑期讲习班”的时代贡献》《九五飞龙 学界儒宗——在“庆贺李纯一先生九五华诞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等文，都是作者独特学术视角的敏锐体现。萧友梅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的缔造者，聂耳、冼星海是革命音乐家，以往音乐史常常把他们对立起来，使我们难辨是非，不知所措。作者勇闯“禁区”，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文中注释考证引用史料即达73条之多）进行梳理，得出了“对萧友梅和冼星海、聂耳之间的‘是非恩怨’作一次历史梳理，目的在于尽可能还以历史事件一个本来面目，还以萧友梅在这些事件中的一番历史清白”的结论（第44页）。《九五飞龙 学界儒宗——在“庆贺李纯一先生九五华诞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一文是作者为史学界前辈李纯一九五华诞而写的佳作。“贺词”是一篇文言式的短文，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建国初期“乐史三公”（杨荫浏、廖辅叔、李纯一）概念，成为全文的核心思想。第一段指出“历史学家却被历史遗忘，似乎是不应出现的时代文化现象”。第二段详述“乐史三公”史学著作的时代影响，弥补了我们青年一代对学术史认识欠缺的“盲点”。第三段以“历史回眸”展开论述史学和史论的不平衡现象及其根源，引经据典，视野开阔，令人信服，乃是全文精彩之笔。第四段对李纯一先生学术研究与成果进行概括与评价。此文在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
同时，正如杜甫所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作者许多文章起句都有各种不同写法，有的一言中的，有的气势如虹，读来十分过瘾。如写“街头音乐”一文，第一句就是：“人类音乐的历史是从神坛上一步步走下来的。”（第162页，《走下神坛的音乐——〈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读后感》），一下把音乐史由最初颂神的祭坛仪式穿越时空地拉倒了20世纪中国民间艺人华彦钧和美国街头音乐之中。再如写《〈早春二月〉电影音乐创作的前前后后》：“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的纠结始终是困扰知识分子的头等难题。”此外，（第313页）干净利落地直插文章论述的主题。《嘤鸣集》中的文章对青年学子论文写作产生的帮助也是不言而喻的，尤其在对“视角”和“语言”两个角度发挥的作用体会更为深切。
史学思维 通贯古今
音乐历史研究对象是已经消逝的事件、人物与各种社会现象，纷繁复杂，极难驾驭；音乐评论面对的多为现实生活中的音乐家及其作品、音乐会、学术著作和社会热点问题，同样十分难以掌控，学术思维则在两者研究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作者认为：“现代音乐是传统的延伸与发展，还需要对历史音乐文化具有深刻认知：‘鉴古知今，以史为鉴’，现实与历史犹如火车行进的平行双轨，音乐评论家进行音乐评论，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将如独木难行。”（第621页）正是这样的史学思维，使作者在“史论两域”得心应手，游弋自如。 在古代音乐史研究中不能不提及的是作者考古实践积累的经历，他70年代曾在济南市博物馆从事八年文物考古工作，多次见过考古学界前辈苏秉琦先生，北京大学考古系高明教授曾应邀为博物馆青年同事讲授甲骨文。他还参加了大辛庄早商文化遗址和临沂大范庄龙山文化遗址等发掘工作。正如方建军教授在《考古学中的音乐和音乐史中的考古——评刘再生著〈中国当代音乐史简述〉修订版》所说：“通观全书，可以看出刘再生先生对于音乐考古材料的运用经过严格而精心的筛选，其中贯穿着时贤以及作者本人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书在考古学研究中透露出音乐史的信息，在音乐史撰述中包含着考古学的材料。可以认为，本书是当今中国古代音乐史撰述运用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相结合的范例之一，同时，本书也显示出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方法论导向。”（第487页）将学术研究因果关系阐述得格外清晰。音乐考古一般人看来是十分枯燥的领域，先生笔下考古材料的运用和论述却绘声绘色，这样的研究与叙述方式，让人既了解历史脉络，又明白演变规律。
作者古稀之年将音乐史学的研究延伸到近代音乐史学领域，2009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一书，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其实，这是作者遵循司马迁格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努力追求通贯古今史学思维的必然结果。作者和近现代音乐史学家孙继南先生（1928—2016）有长期密切的学术交往，接受了现代音乐史学熏陶；90年代即请史学家、书法家蓝玉崧先生（1925—1996）写下了“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书名题签，应是作者写作意识的萌芽；2004年应洛秦教授之邀撰写《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是他介入现代音乐史学决心的体现；在《一部重新审视中国近代音乐史的重要史学文献——廖辅叔文集〈乐苑谈往〉的史学特色与现实意义》中较系统地理顺我国近现代音乐学术发展史，是他对现代音乐史学的来龙去脉进行的重要梳理，写作“文会馆唱歌选抄”{4}和传统音乐学家李华萱{5}等文章是作者先期研究成果的积累，如此等等，使《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出版后成为引起史学界“轩然大波”的一部著作。正如洛秦在《嘤鸣集·序》中说：“作者谦逊地称之为‘简述’，这仅为与其另一部重要著述《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在书名上‘一脉相承’，而事实上从史料挖掘、史学思想、史论撰写上都是一部中国近代音乐史的鼎力之作，其中几乎每一篇都是独立的专题研究性质的学术成果，同时又按照历史结构的不同侧重，给予了这些论题恰当的定位。从而，成为了屈指可数的精通‘古今’中国音乐史学的大家。也因此，古今贯通的学术功底、学理思考、学科意识是真正体现了刘氏《简述》的分量。”（第11页）郭树群教授以长文评价了新著的价值，从“历史体验之新”“叙事方式之新”“知识内容之新”“史学观念之新”四个方面论述了本书创新特色，并升华到“中国现代音乐史学转型”理论创建高度予以总结。（第490—500页，郭树群《读刘再生的鼎新力作〈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兼评“中国现代音乐史学转型”理论的创建》）见之于正式发表的书评即在十篇以上，这是学術界难得一见的对一部著作进行广泛评论的热潮。两部《简述》的学术影响在《嘤鸣集》中均有“被评论”之好评。作者音乐评论文章渗透的史学思维，以《导向作用与实践检验——“编者按”作为音乐批评之存在方式》一文极富代表性。正如作者所说：“在历史与现实音乐期刊中，都不难看到‘编者按’这样一种音乐批评方式之存在。同时，由于其文体短小、文思敏锐、文风直白、文笔犀利，人们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极其丰富的内涵信息，社会效应甚至于为洋洋洒洒之万言长文所不及。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战争或和平时代，意识形态冲突或学术氛围宽松时期，‘编者按’均有着异常鲜明的时代属性，某种程度上成为音乐批评领域时代意识的‘晴雨表’。正视这样一种音乐批评方式所起到的作用，由此进行历史回顾与反思，是撰写本文之目的。”（第371页）作者以六个“编者按”个案，从1928年“国立音乐院来稿”编者志，一直写到《音乐研究》2009年第1期“编者附言”，反映了近百年间我国音乐批评的发展历程，犹如一部浓缩的音乐批评学术史，充分体现了作者史学思维的创新特色。在《嘤鸣集》“被评论”板块中，许多评论使笔者深受教益，如田青先生为《中国音乐的历史形态——刘再生音乐文集》“序”所写一首诗：“当年夫子叹喟然，风乎舞雩浴沂南。春风不必春三月，水自青兮天自蓝。”（第566页）读来一气呵成，才气逼人，意味深长。宫宏宇博士说：“刘再生先生虽是音乐学界的宿儒，但其研究取向之独特和论述方法之新颖却并不输当今以方法论为口头禅的年轻学者。……刘先生能见别人所不见，能惜人之不惜，又一次得以证明。”（第576页，宫宏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司冰琳老师说：“先生学术个性是一个‘既不愿意重复别人，也不喜欢重复自己的人’。”（第599页，司冰琳：《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刘再生文论著述折射学术之路》）”等等，都使我再三回味，获益匪浅。读《嘤鸣集》后更加体会到先生两部《简述》和音乐评论文章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与评价的缘由所在，每读一遍都会产生新的心得体会，思路开阔，结构精致，文笔凝练，意味深长。
结 语
《嘤鸣集》著作之特色，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认识：1.在布局结构上，以上编51篇音乐评论和下编27篇“被评论”文章组成，编著风格体现了“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思路，有着一种学术著作暖色调的亲切感，在音乐批评论著中别具一格，使读者对于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学术论著有更为真切的认知，颠覆了对音乐批评板着面孔冷冰冰说话的印象；2.在音乐评论内涵方面，“人文精神”最能体现文集的特色。如同门师姐吴艺楠所说：“《嘤鸣集》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无处不在，甚至已经成为了先生本人及其学术成就的代表特点……‘人文情怀’再进一步的升华便是‘人文精神’。”{6}3.视角独特，文风犀利是先生音乐评论独有风格，不写违心话，不迎逢权贵，成为《嘤鸣集》极为显著的批评风骨体现；4.贯通古今的史学思维成为先生文论著作的灵魂，任何学者的著作在学术史上衡量其价值都有纵向与横向、现实与历史两个视角标准。先生两部《简述》在中国音乐史著作中具有观点新颖，史料翔实，文笔朴素，通畅易读的独特性格，在众多学子中有着广泛影响，开一代之新风，推进了音乐史学的发展。《嘤鸣集》中的音乐评论作为一种文体，在音乐批评领域有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实意义。作者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修订版）“后记”中说：“中国音乐史学事业的发展总是要寄希望于后来居上的青年学者。著作一如人生，既不会有长生不老的生命存在，也没有永不退出时代学术舞台的著作。著作和人生，都是大千世界里匆匆来去的过客而已。”{7}反映了先生豁达的学术胸襟。无论如何，先生作为“史论两域”的守望者，正在完成着他音乐生涯的历史使命。我们青年学子应该学习先生锲而不舍、孜孜不倦投身于学术的精神，敏锐地观察问题捕捉关键的方法，史料翔实运用的一丝不苟态度和前沿性的学术思维。笔者相信，《嘤鸣集》将会是一部经得住历史检验的音乐评论文集。
{1} 龚自珍（1792—1841）此语出于其四篇《古史钩沉论》之二，原文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页。应是其承继章学诚（1738—1801）“六经皆史”之说。龚自珍不独视六经为史，而且认为，古时一切文字记载都属史的范围。——笔者根据“百度”龚自珍“一切学术皆为史”条目整理。
{2} 刘再生编著《嘤鸣集——刘再生音乐评论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
{3} （新书推介）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嘤鸣集：刘再生音乐评论文集》，2015-10-26，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微信城。
{4} 刘再生《我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登州《文会馆志》和“文会馆唱歌选抄”之史料初探》，《音乐研究》2006年第3期。
{5} 刘再生《〈王光祈致李华萱〉书信五则新浮现——李华萱〈音乐奇零〉一书初探》，《音乐研究》2007年第4期。
{6} 吴艺楠《人文精神 史家之笔——读刘再生〈嘤鸣集〉兼论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人文精神》，《音乐研究》2017年第1期。
{7} 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修订版）“后记”，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页。
田蕾 山东大学艺术学院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荣英涛）
晚清思想家龚自珍（1792—1841）提倡“尊史”，认为一切学术皆为史。{1}读研一中音史专业时导师就要求我们多读文献，写读后感、综述作业，尤其应该从学术史角度关注一部新著作的特色。自拜读《嘤鸣集》{2}以来，从朴素淡雅的装帧设计，到犹如作者学术轨迹和人际交往的26帧珍贵图片，再到吸引眼球的“目录”（上编为作者四大板块的评论文章51篇；下编为“被评论”的27篇文章），使笔者置于案头、爱不释手。然而，由于学识浅薄，依然难以找到评论作业的“切入点”。乔建中先生在评论中说：“30年来，再生先生在音乐学界坚守史论两域，纵横捭阖，成就斐然。其治史，以问题为纲，以史料为据，娓娓道来，清晰明畅；其写人论乐，以史实为准则，以作品论短长，不跟风，不奉迎，率性而作，文质两优，本文集虽多为随心所欲之年新论，然其人之才情，其文之用心，却一如往日。读者细细读之，定会多有收获。”{3}
音乐评论文集《嘤鸣集》究竟有怎样的思维特色与写作风格，对于我国音乐评论的影响与发展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嘤鸣集》在音乐批评的学术史上将给予人们哪些启示，是笔者急于从阅读中寻求的答案。“跋”文有句话仿佛醍醐灌顶：“作为音乐评论而言，对评论对象的成功与失败进行彻里彻外的分析，得出规律性结论，乃是一种至高的学术境界；去人情化、去程式化、去空洞化，是音乐评论学风转变的重要途径。”（第622页）该文既有微观分析又有宏观把握，对音乐评论的要害问题分析透彻，时而文辞犀利，直击问题关键；时而笔锋突转，引人深思；文辞精美不失力度，文章精致不失深度。角度，深度，广度，气度，高度尽在其中。正如明言教授所说：“刘再生先生的音乐批评在当代中国音乐批评界具有‘厚积薄发’‘后来居上’的态势。……作为一个‘客串’者，刘先生在自己的批评文本创意写作中没有其他音乐批评家具有的谨小慎微、环顾左右与患得患失的心理特征，使得自己的批评文本具有行文恣意洒脱、观点个性鲜明、解析纵横捭阖的艺术特征。”（第592页）这些论述使我们领略了作者力透纸背的文字魅力，像一把钥匙使我推开了《嘤鸣集》大门。现将笔者阅读学習过程中的几点心得体会就教于学界师长，以期求得批评指正。
视角独特 语出惊人
学术著作的社会属性多数有着曲高和寡的格调，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也常常局限于本专业圈子中，而且带有术语枯燥、学理深奥的特点。我国的音乐批评曾经走过“捧杀”和“棒杀”两个极端化阶段，《嘤鸣集》作为音乐评论文集则使人感受到一种以理为据、如沐春风的亲切感，且富于可读性，其深层根由在于作者音乐评论观念理性与感性认知的高度统一，同时，作者独特的评论视角和出众的语言驾驭能力保证了其音乐评论的质量与质感。《嘤鸣集》中有大量文章是以前学术界很少涉足或是空白领域，如《音乐界一桩历史公案——萧友梅和冼星海、聂耳的是非恩怨》《一位长期“失踪”的钢琴教育家——纪念俞便民先生诞辰100周年》《“向西方乞灵”和“向自然界乞灵”是一对并列概念——解读青主的音乐美学思想》《〈早春二月〉电影音乐创作的前前后后——江定仙遭遇批判折射“共和国”初期的历史曲折》《导向作用与实践检验——“编者按”作为音乐批评之存在方式》《高师音乐史学肇迹钩沉——1982年“中国音乐史暑期讲习班”的时代贡献》《九五飞龙 学界儒宗——在“庆贺李纯一先生九五华诞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等文，都是作者独特学术视角的敏锐体现。萧友梅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的缔造者，聂耳、冼星海是革命音乐家，以往音乐史常常把他们对立起来，使我们难辨是非，不知所措。作者勇闯“禁区”，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文中注释考证引用史料即达73条之多）进行梳理，得出了“对萧友梅和冼星海、聂耳之间的‘是非恩怨’作一次历史梳理，目的在于尽可能还以历史事件一个本来面目，还以萧友梅在这些事件中的一番历史清白”的结论（第44页）。《九五飞龙 学界儒宗——在“庆贺李纯一先生九五华诞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一文是作者为史学界前辈李纯一九五华诞而写的佳作。“贺词”是一篇文言式的短文，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建国初期“乐史三公”（杨荫浏、廖辅叔、李纯一）概念，成为全文的核心思想。第一段指出“历史学家却被历史遗忘，似乎是不应出现的时代文化现象”。第二段详述“乐史三公”史学著作的时代影响，弥补了我们青年一代对学术史认识欠缺的“盲点”。第三段以“历史回眸”展开论述史学和史论的不平衡现象及其根源，引经据典，视野开阔，令人信服，乃是全文精彩之笔。第四段对李纯一先生学术研究与成果进行概括与评价。此文在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
同时，正如杜甫所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作者许多文章起句都有各种不同写法，有的一言中的，有的气势如虹，读来十分过瘾。如写“街头音乐”一文，第一句就是：“人类音乐的历史是从神坛上一步步走下来的。”（第162页，《走下神坛的音乐——〈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读后感》），一下把音乐史由最初颂神的祭坛仪式穿越时空地拉倒了20世纪中国民间艺人华彦钧和美国街头音乐之中。再如写《〈早春二月〉电影音乐创作的前前后后》：“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的纠结始终是困扰知识分子的头等难题。”此外，（第313页）干净利落地直插文章论述的主题。《嘤鸣集》中的文章对青年学子论文写作产生的帮助也是不言而喻的，尤其在对“视角”和“语言”两个角度发挥的作用体会更为深切。
史学思维 通贯古今
音乐历史研究对象是已经消逝的事件、人物与各种社会现象，纷繁复杂，极难驾驭；音乐评论面对的多为现实生活中的音乐家及其作品、音乐会、学术著作和社会热点问题，同样十分难以掌控，学术思维则在两者研究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作者认为：“现代音乐是传统的延伸与发展，还需要对历史音乐文化具有深刻认知：‘鉴古知今，以史为鉴’，现实与历史犹如火车行进的平行双轨，音乐评论家进行音乐评论，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将如独木难行。”（第621页）正是这样的史学思维，使作者在“史论两域”得心应手，游弋自如。 在古代音乐史研究中不能不提及的是作者考古实践积累的经历，他70年代曾在济南市博物馆从事八年文物考古工作，多次见过考古学界前辈苏秉琦先生，北京大学考古系高明教授曾应邀为博物馆青年同事讲授甲骨文。他还参加了大辛庄早商文化遗址和临沂大范庄龙山文化遗址等发掘工作。正如方建军教授在《考古学中的音乐和音乐史中的考古——评刘再生著〈中国当代音乐史简述〉修订版》所说：“通观全书，可以看出刘再生先生对于音乐考古材料的运用经过严格而精心的筛选，其中贯穿着时贤以及作者本人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书在考古学研究中透露出音乐史的信息，在音乐史撰述中包含着考古学的材料。可以认为，本书是当今中国古代音乐史撰述运用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相结合的范例之一，同时，本书也显示出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方法论导向。”（第487页）将学术研究因果关系阐述得格外清晰。音乐考古一般人看来是十分枯燥的领域，先生笔下考古材料的运用和论述却绘声绘色，这样的研究与叙述方式，让人既了解历史脉络，又明白演变规律。
作者古稀之年将音乐史学的研究延伸到近代音乐史学领域，2009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一书，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其实，这是作者遵循司马迁格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努力追求通贯古今史学思维的必然结果。作者和近现代音乐史学家孙继南先生（1928—2016）有长期密切的学术交往，接受了现代音乐史学熏陶；90年代即请史学家、书法家蓝玉崧先生（1925—1996）写下了“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书名题签，应是作者写作意识的萌芽；2004年应洛秦教授之邀撰写《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是他介入现代音乐史学决心的体现；在《一部重新审视中国近代音乐史的重要史学文献——廖辅叔文集〈乐苑谈往〉的史学特色与现实意义》中较系统地理顺我国近现代音乐学术发展史，是他对现代音乐史学的来龙去脉进行的重要梳理，写作“文会馆唱歌选抄”{4}和传统音乐学家李华萱{5}等文章是作者先期研究成果的积累，如此等等，使《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出版后成为引起史学界“轩然大波”的一部著作。正如洛秦在《嘤鸣集·序》中说：“作者谦逊地称之为‘简述’，这仅为与其另一部重要著述《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在书名上‘一脉相承’，而事实上从史料挖掘、史学思想、史论撰写上都是一部中国近代音乐史的鼎力之作，其中几乎每一篇都是独立的专题研究性质的学术成果，同时又按照历史结构的不同侧重，给予了这些论题恰当的定位。从而，成为了屈指可数的精通‘古今’中国音乐史学的大家。也因此，古今贯通的学术功底、学理思考、学科意识是真正体现了刘氏《简述》的分量。”（第11页）郭树群教授以长文评价了新著的价值，从“历史体验之新”“叙事方式之新”“知识内容之新”“史学观念之新”四个方面论述了本书创新特色，并升华到“中国现代音乐史学转型”理论创建高度予以总结。（第490—500页，郭树群《读刘再生的鼎新力作〈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兼评“中国现代音乐史学转型”理论的创建》）见之于正式发表的书评即在十篇以上，这是学術界难得一见的对一部著作进行广泛评论的热潮。两部《简述》的学术影响在《嘤鸣集》中均有“被评论”之好评。作者音乐评论文章渗透的史学思维，以《导向作用与实践检验——“编者按”作为音乐批评之存在方式》一文极富代表性。正如作者所说：“在历史与现实音乐期刊中，都不难看到‘编者按’这样一种音乐批评方式之存在。同时，由于其文体短小、文思敏锐、文风直白、文笔犀利，人们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极其丰富的内涵信息，社会效应甚至于为洋洋洒洒之万言长文所不及。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战争或和平时代，意识形态冲突或学术氛围宽松时期，‘编者按’均有着异常鲜明的时代属性，某种程度上成为音乐批评领域时代意识的‘晴雨表’。正视这样一种音乐批评方式所起到的作用，由此进行历史回顾与反思，是撰写本文之目的。”（第371页）作者以六个“编者按”个案，从1928年“国立音乐院来稿”编者志，一直写到《音乐研究》2009年第1期“编者附言”，反映了近百年间我国音乐批评的发展历程，犹如一部浓缩的音乐批评学术史，充分体现了作者史学思维的创新特色。在《嘤鸣集》“被评论”板块中，许多评论使笔者深受教益，如田青先生为《中国音乐的历史形态——刘再生音乐文集》“序”所写一首诗：“当年夫子叹喟然，风乎舞雩浴沂南。春风不必春三月，水自青兮天自蓝。”（第566页）读来一气呵成，才气逼人，意味深长。宫宏宇博士说：“刘再生先生虽是音乐学界的宿儒，但其研究取向之独特和论述方法之新颖却并不输当今以方法论为口头禅的年轻学者。……刘先生能见别人所不见，能惜人之不惜，又一次得以证明。”（第576页，宫宏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司冰琳老师说：“先生学术个性是一个‘既不愿意重复别人，也不喜欢重复自己的人’。”（第599页，司冰琳：《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刘再生文论著述折射学术之路》）”等等，都使我再三回味，获益匪浅。读《嘤鸣集》后更加体会到先生两部《简述》和音乐评论文章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与评价的缘由所在，每读一遍都会产生新的心得体会，思路开阔，结构精致，文笔凝练，意味深长。
结 语
《嘤鸣集》著作之特色，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认识：1.在布局结构上，以上编51篇音乐评论和下编27篇“被评论”文章组成，编著风格体现了“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思路，有着一种学术著作暖色调的亲切感，在音乐批评论著中别具一格，使读者对于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学术论著有更为真切的认知，颠覆了对音乐批评板着面孔冷冰冰说话的印象；2.在音乐评论内涵方面，“人文精神”最能体现文集的特色。如同门师姐吴艺楠所说：“《嘤鸣集》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无处不在，甚至已经成为了先生本人及其学术成就的代表特点……‘人文情怀’再进一步的升华便是‘人文精神’。”{6}3.视角独特，文风犀利是先生音乐评论独有风格，不写违心话，不迎逢权贵，成为《嘤鸣集》极为显著的批评风骨体现；4.贯通古今的史学思维成为先生文论著作的灵魂，任何学者的著作在学术史上衡量其价值都有纵向与横向、现实与历史两个视角标准。先生两部《简述》在中国音乐史著作中具有观点新颖，史料翔实，文笔朴素，通畅易读的独特性格，在众多学子中有着广泛影响，开一代之新风，推进了音乐史学的发展。《嘤鸣集》中的音乐评论作为一种文体，在音乐批评领域有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实意义。作者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修订版）“后记”中说：“中国音乐史学事业的发展总是要寄希望于后来居上的青年学者。著作一如人生，既不会有长生不老的生命存在，也没有永不退出时代学术舞台的著作。著作和人生，都是大千世界里匆匆来去的过客而已。”{7}反映了先生豁达的学术胸襟。无论如何，先生作为“史论两域”的守望者，正在完成着他音乐生涯的历史使命。我们青年学子应该学习先生锲而不舍、孜孜不倦投身于学术的精神，敏锐地观察问题捕捉关键的方法，史料翔实运用的一丝不苟态度和前沿性的学术思维。笔者相信，《嘤鸣集》将会是一部经得住历史检验的音乐评论文集。
{1} 龚自珍（1792—1841）此语出于其四篇《古史钩沉论》之二，原文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页。应是其承继章学诚（1738—1801）“六经皆史”之说。龚自珍不独视六经为史，而且认为，古时一切文字记载都属史的范围。——笔者根据“百度”龚自珍“一切学术皆为史”条目整理。
{2} 刘再生编著《嘤鸣集——刘再生音乐评论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
{3} （新书推介）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嘤鸣集：刘再生音乐评论文集》，2015-10-26，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微信城。
{4} 刘再生《我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登州《文会馆志》和“文会馆唱歌选抄”之史料初探》，《音乐研究》2006年第3期。
{5} 刘再生《〈王光祈致李华萱〉书信五则新浮现——李华萱〈音乐奇零〉一书初探》，《音乐研究》2007年第4期。
{6} 吴艺楠《人文精神 史家之笔——读刘再生〈嘤鸣集〉兼论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人文精神》，《音乐研究》2017年第1期。
{7} 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修订版）“后记”，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页。
田蕾 山东大学艺术学院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