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研究‘三农’问题最权威专家”的帽子戴在温铁军的头上，也许有点言过其实，但要说“之一”便毫不夸张了。他独到的视角、新颖的见解、深刻的思想以及充盈在字里行间的忧国忧民之情，让不少中国人牢牢记住了这位经济学人——温铁军。通过采访，我们再次感受到这位著名“三农专家”的思想精华。
　　
　　转换角色，温铁军为破解“三农”难题独辟蹊径
　　
　　1995年，温铁军提出以“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政府建议，得到中央主要领导肯定并成为国家重大政策；1996年，他首次提出并全面阐述“三农”这一概念及其内涵，成为亿万农民的代言人。
　　温铁军对“三农”问题的理解从概念上就体现出独到见解：“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而应是“农民、农村、农业”。农民主体的问题、关注农村发展问题应该得到更多关注，农业问题是由此派生的。
　　谈到“三农”话题，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很低调的温铁军打开了话匣子，言辞犀利地为农民处境疾呼。
　　“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现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是5个亿。在这个正式公布的劳动年龄人口基础之上，恐怕还得加个30％，因为还有半劳动力，这么算下来，农村的劳动力就有6个多亿。我们的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大概需要1.5亿的劳动力，也就是说，还有将近5个亿的剩余劳动力。这是就业问题。”
　　“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内在的基本矛盾制约下，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农村外部条件的改善。”
　　“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是个农民大国。经历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今天已成为现实。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这个特殊群体仍然相对贫困。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下功夫，也要在‘三农’之内找出路。”
　　席间的谈话没有任何间断。面对温铁军，他一身职业的西服和一番精辟的陈说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个一门心思做学问的学者，对农民的一腔热情和看待农民问题的“农民视角”又让人感到他是农民中的一员。
　　
　　置身于农民之中的“三农”专家
　　
　　2004年元旦，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CCTV2003年度经济人物颁奖会上动情地说：“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而温铁军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站在一旁的温铁军厚重中透出几分腼腆，很诚挚地表白：“我不敢称自己是农民的代言人，党才是。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调查而已。”
　　已经56岁的温铁军，15岁时赶上“文化大革命”。在人民大学的院里，他看着大哥哥大姐姐们，穿上用铁皮做成的盔甲，里面垫上厚厚的精装本图书，戴上柳条帽，用磨尖的螺纹钢，在校园里捅来捅去。楼上用床架子绑上自行车的橡胶内胎，把鹅卵石射来射去。这段乱世之战给年幼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7岁的温铁军又被安排到山西汾阳插队。温铁军回忆：“有一次，带队进山搞副业，想给大家搞点活钱，结果人还没有出发，那边的批斗会已经准备好了，批斗我走资本主义道路。批斗会正在进行的时候，是当地的大队干部把我给保了。从那以后我就完全跟当地的农民们在一起了。”
　　命运总是有着巧妙的安排。之后的几年内，温铁军不仅当了“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听话”的好战士，又当了3年“学好技术”的工人。在社会底层的滚爬，温铁军滚出了一身“泥巴”，不再是一个传统读书人出身的小知识分子，也正是从那时起，他懂得了农民，懂得了士兵，懂得了工人。这11年工农兵的特殊经历，形成了温铁军从农村基层出发看问题的角度和关注农民的感情。
　　1987年，温铁军调入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素材积累，使这位新闻系的高材生把自己的奋斗目标明确定位在了“研究农村问题”上。温铁军先后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调查研究所(ISR)、世界银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到康奈尔大学和南加州大学讲学交流，并攻读了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学位。“为文不说民疾苦，再作诗书也枉然。”温铁军一边不断地充电，一边走出书斋，到农民中去求解“三农”难题。他对全国21个省164个市县的30个试验区进行立项调研、方案设计、跟踪监测和成果评估等科研工作，走遍了农村的山山岭岭，把第一手材料写成文章。这位很少呆在研究室里的“研究员”成果多多；《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认识误区》《当“三农”遭遇WTO》《半个世纪农村制度的变迁》……这些论著有具体例证、有抽样调查、有确凿数据，具有振聋发聩的说服力。说起自己研究“三农”问题的经历，温铁军说：“我在用双脚做学问。”
　　20多年田间地头的行走，给了温铁军纵论“三农”问题的深厚底蕴和自信。他的大声疾呼“没有农民，谁能活在天地间”给人的醍醐灌顶般的警醒，他那发自肺腑的呐喊，唤起世人将视线重新投向其实一直张目可及的苦难，也令一度逡巡的决策者找到了果断的落点。
　　
　　农民智则中国兴，乡村建设学院播下中国农民希望的种子
　　
　　对关心中国农民及农村问题的人来说，这应该是难以忽略的一页。
　　1926年，以晏阳初为干事长的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选址定县为实验区，进行了为期10年的平民教育实验工作。晏阳初针对中国“愚、穷、弱、私”四大问题提出“四大教育”，即识字(文艺、文化)教育、生计(生产)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及以此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乡村建设运动。数十年来，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其中不乏赵元任、俞平伯、张学良、斯诺等著名人士，定县因此成为闻名世界的乡村建设实验区。至今，遗风犹存，口碑尚在。
　　2003年初，温铁军带领大学生来到河北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开展乡村建设论坛和乡村建设活动的社会调查。让温铁军没想到的是，翟城村老百姓自愿贷款30多万元，把村里的废弃中学买了下来，免费提供给温铁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这与温铁军的思想不谋而合。早在3年前，温铁军就一直在酝酿一个诺亚方舟式的乡村建设实验基地一一在那里，人、动物、自然协调生存……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完整和理想的社会，更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2002年10月，他发起组建“中国乡村建设中心”，先后为300多名有志于农村建设的人提供了培训，这些接受培训的“种子”转而又为福建、四川、云南、贵州、江西等省区的贫困山区 培训了第二代的“扶贫种子”3万多人。温铁军这种建设方式，与晏阳初的思想一脉相承，旨在达到重建乡村改良社会的目的，继承晏氏遗风的心愿不言而喻。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城乡居民、农民带头人、乡村医生、农技人员、基层农村干部、志愿为乡村社区服务的青年志愿者，都有着对乡村建设理念的认同，都怀着建设乡村、改变乡村面貌的共同理想。他们在学院免费接受农民学、农村学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理论；政治经济学常识与农村(农业)合作社教程，可持续生计、生态、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历史及国外乡村建设与另类经济的理论及实践；现代科学发展概要、文化艺术常识；参与式农村工作方法、传播与沟通；社会心理学与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的社会心理现象等全面的学习培训。一目了然，这与晏阳初的“治愚、治穷、治弱、治私”，已不可同日而语，不是“定县实验”的简单复制。
　　为了学院的开办与发展，温铁军先后筹集各类捐赠9万元用于启动经费，并把自己的所有的奖金、稿费、讲课费等建立了专门的账号，以备乡村建设学院专款专用。
　　温铁军一再强调，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是农民办的学校，自己，不过是一个跟从者，是坚定的实验主义者的跟从者：“不做实验你怎么知道哪个观点是对的?不做实验你又怎么知道哪个观点能够符合中国国情?”温铁军深信实验的结果既是做学问的必须，也毫不怀疑实验的过程会给一乡一地一人一户带来点滴的积极改变。
　　独树一帜的乡村建设学院，是温铁军在中国农村鲜活的土壤中悉心培育的一棵幼苗。“这不仅仅是在见证某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秉承了老前辈费孝通、恩师杜润生“要扎扎实实地调查农村每一个问题，一个一个地帮助农民解决问题”精神的温铁军，话语至此，发出了语重心长地慨叹。
　　温铁军在倾力建造中国第一个免费培训农民基地的同时，积极筹款投入“大学生支农调研”和“劳动者免费培训”计划，试图帮助广大农民提高合作精神和组织化程度，融入乡村建设理念而努力。
　　“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绕不开的坎，是中国近百年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是到了比较严重、亟须解决的关口。春天孕育着希望，温铁军期待着，中国的农村改革再次迎来沉甸甸的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