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画话 丁聪配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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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献
著译者言    这本书起名《中国民权哲学》,是要表示,它既是关于中国的,也是中国的。编写这本书,有农民工拉车爬坡时步履维艰的痛沉,也有建筑师精心绘制蓝图时踌躇满志的愉悦。一九九二年,《人权概念起源》出版后,我把更多的精力用来“接地气”。在乡村行走,与乡民接触和交谈,的确使我这个自幼长于农村但离去甚久的人受到极大的震撼,并增添了前行的力量。  在中国,“农村”既是个地域概念,又是个政治概念。“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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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我国愈趋严重的结构性失业, 劳动的社会组织和再组织成为一个主要的政策挑战。在劳动力总体过剩、工业和技术又不断进步的中国,全部就业恐怕已不再是现实的目标。取而代之的是许多以前不熟悉的非正规就业及社会参与形式。大量社会性生产和服务的参加者已经或即将不是有以往意义上“工作”、“职业”和工资的人。这一重大变化正在颠覆一个现代社会赖以安身立命的自我意识和制度定式。  重新组织劳动意味着对生产、服务、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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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诗在字前”说文抄    杨竹剑  《读书》二○○三年十期“口头传统专辑”目下,刊发四位作者宏文。其中“无文字社会文化传统中的诗学”(20页)、“口头诗学”(21页)等说法,颇与我心有戚戚焉。因而想起了金圣叹的“诗在字前”之说,不识与“口头传统”有否可相通处。现摘抄其要,聊备参酌。所抄俱见浙江古籍出版社《金圣叹评点唐诗六百首·圣叹尺牍》。  “昨读尊教,云诗在字前。只此一语,而弟听之,直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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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而日常的《中国》    乐颜  一九七二年,影像大师安东尼奥尼应中国政府邀请,拍摄了纪录片《中国》。此后,这部电影被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政治目的的人或者政府加以利用,轰动整个世界。从而,安东尼奥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是以一位卓越的影像大师而是以一位反社会主义的外国导演身份在“文革”时的中国被人所知。历史有时候就是如此地捉弄人。这位对中国怀有善意并被称之为左派的电影人,因为这样一部纪录片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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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决定印行“余英时作品系列”六种,我想借此机会说明一下这六种著作的性质。  《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和《朱熹的历史世界》是三部史学专著,各自成一独立的单元。这三部专著虽都标举了个别思想家的大名,但研究的重心则投注在他们所代表的时代。《晚节考》详细追溯了方以智晚年的活动和他最后自沉于惶恐滩,但仍然不是一般意义的传记研究。我是希望通过他在明亡后的生活与思想,试图揭开当时遗民士大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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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霉”与“王帽子”    在梅贻琦一九三一年接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前,清华在一年之内,接连发生三起倒校长的风波,罗家伦、乔万选和吴南轩先后被师生倒掉轰走。可是自梅出掌清华之后,“倒风”遂止,梅一直在校长位置上安安稳稳地坐到了江山易色之时。梅自己对此解释说,这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倒霉(梅)。其实,这只是玩笑而已,倒是梅贻琦的另一个说法道出了他长治久安的秘密,在西南联大期间,在清华师生为他服务清华二十五年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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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核心论点是:有台湾主体意识的民主运动必定要清理与美国帝国主义的关系。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以下简称“台社”)在一九八八年发刊时,以站在民间社会的立场参与台湾的民主运动来自我定位,这个立场在过去十六年没有改变,所以台社也不会像某些团体一样因为政权的移转而变成御用,更不会像以前民主运动圈的一些朋友那样,现在会说台湾的民主已经完成,不要用高标准来衡量。作为永远的反对派,我们认为民主是永远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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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将是万隆会议召开五十周年。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纪念它,但它的确是人类社会在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万隆会议集中体现了当时亚非拉世界的两个思想,一个是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一个是对民族国家作为反殖民反霸权、发展本土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的信仰。这两个思想在理论上并不完全一致,因为按马克思的设想,民族国家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应该基本消亡。但是在五十年代,亚非拉世界面临的最根本的实际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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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英国的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美国的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具有英国和新西兰双重国籍的莫里斯·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以奖励他们在核酸分子结构方面的发现及其在生物体的信息传递中的意义”。虽然授奖词没有直接提到这三位科学家在一九五三年证明了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DNA)的双螺旋结构,但科学界公认,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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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出的教训    温铁军  读史,非史学界的文人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民间所喜闻乐见之野史、“戏说”,平头百姓更是“庸者见庸,俗者见俗”。当李亚平把那本《帝国政界往事——公元一一二七年大宋实录》的草稿交到我手上的时候,让我写一句话作为封底文字。这对我这个没有做过古代史研究的人来说有些难,但好歹同事一场!几次婉拒不成,便接了这活儿。  书稿到手之后正赶上去东北出差,没想到的是,路上一翻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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