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清末“新政”时期，官方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改良社会风习，同时也为确保其统治的稳固，对“私设神坛”、迎神赛会等迷信陋俗进行治理，并得到民间的呼应，取得一些成效。但由于迷信陋俗相沿已久，积习难以骤然革除，加以它在官场依然盛行，这样，使之虽有限禁但难收戒除良效。
[关键词]清末，官方，迷信陋俗，治理，成效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4-0033-03
创刊于1902年的天津《大公报》，以“开风气，牖民智”为宗旨，对各地普遍存在的迷信陋俗进行揭露和批判，其资料十分丰富。本文即主要依据《大公报》的资料，对清末官方治理迷信陋俗的情况作一番考察，以见其事之一斑。
一、重点禁止的迷信事象和陋俗
从《大公报》披露的资料看，清末官方重点禁止的迷信事象和陋俗主要有下述五个方面：
1．“私设神坛”，“妖言惑众”
设坛扶乩是民间秘密结社惯用的仪式，而“妖言惑众”，则指借用迷信言论进行宣传，特别是“妄谈国家祸福，世道盛衰，意在煽惑人心，图谋不轨”。义和团运动期间，山东、直隶等地拳民“拜师传徒，立场设坛，聚而演习。……甚至遍写无名揭帖，捏造谣言……”，使上述两种迷信事象更带上明显的政治色彩。义和团运动后，此种情况经改头换面仍有延续。如1902年从联军手中收复天津后，“又有设立仙坛之举，大街小巷遍帖黄条，上书‘胡七爷、柳三爷有求必应……’等字样”。1903年，京城外某茶肆有供奉木主如天神者，“肆主人直言不讳，并云‘有求必应，京都人无不知之’等语”。1904年，北京安定门外有一棵“妖”树，民人前往焚香求药，后被外务部尚书那桐派人锯去，不料民人仍执迷不悟，“谓此树自被锯后，时常由树根之窟窿内飞出字帖，警教世人，故求药问病之人仍络绎不绝”。有舆论认为：“似此等谣言最易蛊惑人心，若不即早根究，恐妖匪乘机煽动，势必滋成大患云。”因此，鉴于所谓“拳匪之祸”的惨痛教训，为了防范民间秘密结社(清统治者将其视为“邪教”)，清末官方对“私设神坛”和“妖言惑众”特别严行禁止。
2．迎神赛会等祭神活动
清末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开民智”“改良风俗”成为官方和民间十分流行的口号，包括迎神赛会在内的各种祭神活动，被视为一种荒诞不经的陋习，与开民智的潮流背道而驰。像每年七月十五日，为佛教节日盂兰盆节，京师各庙宇“竟日焚香讽经，并以纸制船载以狰狞鬼状(名日法船)”。在警厅看来，“此会毫无实际，徒以怪诞离奇之事印入愚民脑筋，殊于开通民智之宗旨大相悖谬”，因此出示禁止。
3．妇女入庙烧香
妇女入庙烧香的习俗相沿已久，被清统治者视为“败坏风俗”之举，而一直加以限制。天津四乡巡警总局的一份白话告示说，南乡蜂窝庙唱戏出会，良家妇女“与那些游客娼妓们，也一同挤在一堆，以致良莠不分，往往闹出事来，于脸面上很不好看”；江苏清江巡警局针对妇女人庙烧香，特别是住宿尼庵的习俗发布示谕，认为“女人贞淫混杂，难免污秽潜藏”。总之，在官方看来，妇女人庙烧香不仅有碍地方治安的稳定，而且有伤风化，因此对其严行禁止。
4．以巫术治病，骗钱害人
古人一般认为，人得病的原因不是内部生理失调，而是有鬼怪作祟或邪魔入侵，而神和巫师可以擒鬼驱邪，因此，有病求神求巫不求医的并不鲜见，至清末，这种状况仍没有根本改观。道士或巫师用巫术为人治病，不过以谋取钱财为目的，并不能真正医好病人，因此，常常导致病人死亡。天津某女婚后常遭虐待，患病后并不延医，但请巫婆一流，“用符咒疗治，以致耽延身死”。此种事例不胜枚举，亦在官方禁止和对违者惩治之列。
5．燃放花爆及焚烧冥间器物
清末，每届年关、迎神赛会以及丧家出殡等，都要燃放花爆。焚烧冥间器物在清末也依然颇为盛行，如《大公报》载，天津有丧家“用纸扎做各样物件，用火焚烧，说是可以备冥间应用”，“一经焚烧，火焰上冲，远看就像失了火似的”，易于引发火灾事故。有鉴于此，官方对燃放花爆及焚烧冥间器物等，均明令禁止。
二、劝导与惩治相结合的治理手段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改良社会风习，同时也为确保其统治的稳固，清末官方对上述迷信事象和陋俗进行治理，其措施大致可分为劝导与惩治两个方面。
对于迷信者，官方往往首先进行劝导，或出示晓谕，或张贴白话告示，述说迷信的危害，劝诫民众毋要从事迷信活动，并提出对违者的警告，其中巡警部门的白话告示，更合乎开民智的宗旨。例如针对迎神赛会，天津南段巡警总局的白话告示这样劝导民众：“况这盂兰会名为施祭无祀的孤魂，实是件杳杳无凭，极可笑、极荒唐的事情，明白道理的人决不可迷信他。现当我们中国力求文明时候，更不可深信这等荒诞无理的事，招外人的笑话。”此外，官方还利用演讲的形式，对迷信者予以劝导。如1907年北京外城巡警总厅鉴于“茶肆评书多半为迷信鬼神”，与学部督学局商议，“采择新译东西洋说部善本，令说书者改良评说，并扫去一切迷信之陋习”。有的巡警还深入居民家中，对迷信者进行说服教育。如天津王庆坨镇某姓园中，“捏称有金丝大王显圣”，远近民人“每日烧香祈祷者不绝于途”，该镇警长陈献廷“以事关迷信，亲去委婉劝导，该园主被化感悟”，立将仙坛平毁。由于迷信风俗相沿已久，若一味采取强迫命令的行政手段，容易激起民众的逆反心理，鉴于清末因治理迷信引发的民变时有发生，官方更注重采取较为稳妥的治理手段，即以出示晓谕和白话告示等形式，进行劝导说服，只有当劝说不起作用，或迷信者触犯法律时，官方才采取强制手段对违者予以惩治。
官方禁止的迷信事象，有两种触犯法律：一是传习邪教，包括私设神坛和“妖言惑众”等。官府对其处治十分严厉。据同治年间修订的《大清律例》的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凡传习白阳、白莲、八卦等邪教，习念荒诞不经咒语，拜师传徒惑众者，为首拟绞立决”。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特申明“严禁妖言惑众，传授邪教等情章程十一条”，其中，“妖言惑众者斩”；“传授邪教及学邪术者，不分首从皆斩”[141。二是以迷信惑人，图谋钱财者。1906年，民政部制定颁布了《违警罪章程》五条，在京师内外城警厅试行。根据该章程的规定，“妄言吉凶祸福或为祈祷符咒等事，仅止惑人图利者”构成违警罪，给予“拘留十日以下一日以上，或科罚一元以上百钱以下之罪金”的处罚。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对于触犯法律的迷信行为，官方依法予以惩治。
例如义和团运动后，京津两地官府严厉打击私设神坛及“妖言惑众”等邪教犯罪。像前边述及的京城外某茶肆设坛供奉木人之事，由肃亲王善耆派人将该肆主人及伙计等交刑部处理。又如天津杨芬港有多年大树，旁涌一泉，“谣传有疾病者饮此水立愈，一时焚香顶祝纷纷若狂”，天 津县衙闻讯后，“立将该处人等拘案审办”。对于巫医行骗者的惩治，江南省份有几例更为典型。如浙江平湖钟某患脾湿症，延妖妇六保来家治病，“夜夜坐堂，病更沉重”，钟某竟命归黄泉。县令苏锦霞闻悉赫然震怒，“签差立提六保究办，一面查明各处佛堂，亦将一律封闭”。
清末官方对迷信陋俗的治理，具有破除迷信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对此应当给予肯定。但官府对某些迷信事象和陋俗进行治理，更多的是从维护其统治利益着眼的，如对民间秘密结社等“异端”的严厉打击。且不说严厉镇压容易激起民众更强烈的反抗，即以治理迷信的效果来说，仅靠行政手段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行政手段仅能奏效于一时，时过境迁，各种迷信事象又会死灰复燃。
三、民间呼应与治理成效
官方对迷信陋俗的治理，在民间引起了反响。一些地方士绅对官府治理迷信颇为赞同，其中的开明者尚能身体力行，带头破除婚、丧事中的迷信陋俗，代以文明之举。如1907年刘春霖(清代最后一位状元)的夫人去世后，“其丧仪殡葬一切概从文明办法，不延僧道诵经，不用纸糊楼库，并不选择日期”，这是对官府提倡丧仪文明的呼应。一些士绅还将他们看到的某种迷信的泛滥情况反映给当地政府，为官府治理迷信建言献策。如天津县文童宋崇祺到该县议事会投具说帖，述说天津三太爷庙烧香者男女云集，容易诱发“奸拐事端”，建议天津县议事会转请巡警部门出示严禁。直隶清苑县职绅张国浚认为“烧香皆因有签票所致”，建议保定工巡局“饬查各处庙宇，将签票原板一律收毁，不准再置”。官府也常常会采纳地方士绅的建议，并由于其促迫，加大对迷信陋俗的打击力度。如广东举人黎树勋等“以赛神建醮贻害民生事”具禀，官府认为“所禀不为无见，应再严申禁令，以革浇风”；保定工巡局则接受张国浚的建议，令各庙住持僧道人等“将签票印版悉数检出，就近呈交该管分局，一并销毁”。说明民问在官方治理迷信的过程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地方士绅就起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民间舆论阵地，对官府治理迷信陋俗也多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像《大公报》即颇典型，除称扬治理迷信外，其报道附加的评论还常常提出对官府的期望、忠告甚至建设性批评，如说对妖巫之类人“有司若不早为拿禁”，恐日久不免又酿成祸端，“幸勿谓事小而忽之”。此类言论透出民间对官府的殷切期待，不仅是对官方治理迷信陋俗的Ⅱ乎应，更是对官方的促迫和强力推动。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大公报》以“开民智”为宗旨，尽其所能地批判迷信陋俗，其中有些言论与官方告示的内容相契合，造成与官府治理迷信相呼应的舆论氛围，甚至较官方更广泛地批判迷信陋俗，对于开启民智、官智，尤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此外，民间绅商学界开明人士还开展破除迷信的教育宣传活动。如南开私立第一中学堂举办通俗演说会，由“张日辑演说十月初一日焚化纸钱之迷信”，“听讲者几及千人”。
由于官方治理得到了民间的呼应和配合，使迷信风气在一些地方有所衰落。例如，北京有中秋节“家家请月亮神马供奉”的习俗，1906年“自巡警部设立以来，社会上迷信事如救护(指救护日月食——引者)、庙会等举，均经晓谕，人民亦渐渐开通，此节出售月亮马者亦甚少”，说明京城民众迷信观念逐渐淡漠，而这应归功于巡警部门的宣传开导。又如，江西万载县向以出产爆竹而闻名，至1908年时，因“各处风气逐渐开通，迎神赛会之举亦多革除，鞭爆销路日减一日”，说明迎神赛会经过各地官府的治理，已明显减少。
尽管清末治理迷信陋俗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此也不能估计过高。总的来看，各种迷信事象和陋俗在清末禁而未绝，致使民国年间依然继续存在。如民国年间撰修的直隶《阳原县志》有谓，“至献戏酬神，清代期绝不爽，迄于民国初年，尚能继续”；而《沧县志》则记载，巫觋之事在该县自前“相沿至今，其风未泯”。说明治理迷信陋俗绝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事情。除了迷信风俗积久相沿，不易一朝断绝的惯性原因之外，官方的因素更应注意，它对迷信陋俗的治理局限性很大，甚至官场本身迷信盛行，如时论指出的：“修官署而慎择方向也，办路矿而恐伤风水也，封印开印择吉日吉时也，求雨请铁牌拜龙王也，到任先拜庙也，日月蚀延僧道诵经也”等等。如此看来，治理迷信的关键还在于“开官智”，官场迷信不除，整个社会的迷信观念就难以转变，这是清末迷信陋俗虽有限禁但难收戒除良效的根本原因。
[作者简介]刘宏(1962-)，女，河北师范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博士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
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责任编辑：蔡世华]
[关键词]清末，官方，迷信陋俗，治理，成效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4-0033-03
创刊于1902年的天津《大公报》，以“开风气，牖民智”为宗旨，对各地普遍存在的迷信陋俗进行揭露和批判，其资料十分丰富。本文即主要依据《大公报》的资料，对清末官方治理迷信陋俗的情况作一番考察，以见其事之一斑。
一、重点禁止的迷信事象和陋俗
从《大公报》披露的资料看，清末官方重点禁止的迷信事象和陋俗主要有下述五个方面：
1．“私设神坛”，“妖言惑众”
设坛扶乩是民间秘密结社惯用的仪式，而“妖言惑众”，则指借用迷信言论进行宣传，特别是“妄谈国家祸福，世道盛衰，意在煽惑人心，图谋不轨”。义和团运动期间，山东、直隶等地拳民“拜师传徒，立场设坛，聚而演习。……甚至遍写无名揭帖，捏造谣言……”，使上述两种迷信事象更带上明显的政治色彩。义和团运动后，此种情况经改头换面仍有延续。如1902年从联军手中收复天津后，“又有设立仙坛之举，大街小巷遍帖黄条，上书‘胡七爷、柳三爷有求必应……’等字样”。1903年，京城外某茶肆有供奉木主如天神者，“肆主人直言不讳，并云‘有求必应，京都人无不知之’等语”。1904年，北京安定门外有一棵“妖”树，民人前往焚香求药，后被外务部尚书那桐派人锯去，不料民人仍执迷不悟，“谓此树自被锯后，时常由树根之窟窿内飞出字帖，警教世人，故求药问病之人仍络绎不绝”。有舆论认为：“似此等谣言最易蛊惑人心，若不即早根究，恐妖匪乘机煽动，势必滋成大患云。”因此，鉴于所谓“拳匪之祸”的惨痛教训，为了防范民间秘密结社(清统治者将其视为“邪教”)，清末官方对“私设神坛”和“妖言惑众”特别严行禁止。
2．迎神赛会等祭神活动
清末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开民智”“改良风俗”成为官方和民间十分流行的口号，包括迎神赛会在内的各种祭神活动，被视为一种荒诞不经的陋习，与开民智的潮流背道而驰。像每年七月十五日，为佛教节日盂兰盆节，京师各庙宇“竟日焚香讽经，并以纸制船载以狰狞鬼状(名日法船)”。在警厅看来，“此会毫无实际，徒以怪诞离奇之事印入愚民脑筋，殊于开通民智之宗旨大相悖谬”，因此出示禁止。
3．妇女入庙烧香
妇女入庙烧香的习俗相沿已久，被清统治者视为“败坏风俗”之举，而一直加以限制。天津四乡巡警总局的一份白话告示说，南乡蜂窝庙唱戏出会，良家妇女“与那些游客娼妓们，也一同挤在一堆，以致良莠不分，往往闹出事来，于脸面上很不好看”；江苏清江巡警局针对妇女人庙烧香，特别是住宿尼庵的习俗发布示谕，认为“女人贞淫混杂，难免污秽潜藏”。总之，在官方看来，妇女人庙烧香不仅有碍地方治安的稳定，而且有伤风化，因此对其严行禁止。
4．以巫术治病，骗钱害人
古人一般认为，人得病的原因不是内部生理失调，而是有鬼怪作祟或邪魔入侵，而神和巫师可以擒鬼驱邪，因此，有病求神求巫不求医的并不鲜见，至清末，这种状况仍没有根本改观。道士或巫师用巫术为人治病，不过以谋取钱财为目的，并不能真正医好病人，因此，常常导致病人死亡。天津某女婚后常遭虐待，患病后并不延医，但请巫婆一流，“用符咒疗治，以致耽延身死”。此种事例不胜枚举，亦在官方禁止和对违者惩治之列。
5．燃放花爆及焚烧冥间器物
清末，每届年关、迎神赛会以及丧家出殡等，都要燃放花爆。焚烧冥间器物在清末也依然颇为盛行，如《大公报》载，天津有丧家“用纸扎做各样物件，用火焚烧，说是可以备冥间应用”，“一经焚烧，火焰上冲，远看就像失了火似的”，易于引发火灾事故。有鉴于此，官方对燃放花爆及焚烧冥间器物等，均明令禁止。
二、劝导与惩治相结合的治理手段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改良社会风习，同时也为确保其统治的稳固，清末官方对上述迷信事象和陋俗进行治理，其措施大致可分为劝导与惩治两个方面。
对于迷信者，官方往往首先进行劝导，或出示晓谕，或张贴白话告示，述说迷信的危害，劝诫民众毋要从事迷信活动，并提出对违者的警告，其中巡警部门的白话告示，更合乎开民智的宗旨。例如针对迎神赛会，天津南段巡警总局的白话告示这样劝导民众：“况这盂兰会名为施祭无祀的孤魂，实是件杳杳无凭，极可笑、极荒唐的事情，明白道理的人决不可迷信他。现当我们中国力求文明时候，更不可深信这等荒诞无理的事，招外人的笑话。”此外，官方还利用演讲的形式，对迷信者予以劝导。如1907年北京外城巡警总厅鉴于“茶肆评书多半为迷信鬼神”，与学部督学局商议，“采择新译东西洋说部善本，令说书者改良评说，并扫去一切迷信之陋习”。有的巡警还深入居民家中，对迷信者进行说服教育。如天津王庆坨镇某姓园中，“捏称有金丝大王显圣”，远近民人“每日烧香祈祷者不绝于途”，该镇警长陈献廷“以事关迷信，亲去委婉劝导，该园主被化感悟”，立将仙坛平毁。由于迷信风俗相沿已久，若一味采取强迫命令的行政手段，容易激起民众的逆反心理，鉴于清末因治理迷信引发的民变时有发生，官方更注重采取较为稳妥的治理手段，即以出示晓谕和白话告示等形式，进行劝导说服，只有当劝说不起作用，或迷信者触犯法律时，官方才采取强制手段对违者予以惩治。
官方禁止的迷信事象，有两种触犯法律：一是传习邪教，包括私设神坛和“妖言惑众”等。官府对其处治十分严厉。据同治年间修订的《大清律例》的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凡传习白阳、白莲、八卦等邪教，习念荒诞不经咒语，拜师传徒惑众者，为首拟绞立决”。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特申明“严禁妖言惑众，传授邪教等情章程十一条”，其中，“妖言惑众者斩”；“传授邪教及学邪术者，不分首从皆斩”[141。二是以迷信惑人，图谋钱财者。1906年，民政部制定颁布了《违警罪章程》五条，在京师内外城警厅试行。根据该章程的规定，“妄言吉凶祸福或为祈祷符咒等事，仅止惑人图利者”构成违警罪，给予“拘留十日以下一日以上，或科罚一元以上百钱以下之罪金”的处罚。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对于触犯法律的迷信行为，官方依法予以惩治。
例如义和团运动后，京津两地官府严厉打击私设神坛及“妖言惑众”等邪教犯罪。像前边述及的京城外某茶肆设坛供奉木人之事，由肃亲王善耆派人将该肆主人及伙计等交刑部处理。又如天津杨芬港有多年大树，旁涌一泉，“谣传有疾病者饮此水立愈，一时焚香顶祝纷纷若狂”，天 津县衙闻讯后，“立将该处人等拘案审办”。对于巫医行骗者的惩治，江南省份有几例更为典型。如浙江平湖钟某患脾湿症，延妖妇六保来家治病，“夜夜坐堂，病更沉重”，钟某竟命归黄泉。县令苏锦霞闻悉赫然震怒，“签差立提六保究办，一面查明各处佛堂，亦将一律封闭”。
清末官方对迷信陋俗的治理，具有破除迷信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对此应当给予肯定。但官府对某些迷信事象和陋俗进行治理，更多的是从维护其统治利益着眼的，如对民间秘密结社等“异端”的严厉打击。且不说严厉镇压容易激起民众更强烈的反抗，即以治理迷信的效果来说，仅靠行政手段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行政手段仅能奏效于一时，时过境迁，各种迷信事象又会死灰复燃。
三、民间呼应与治理成效
官方对迷信陋俗的治理，在民间引起了反响。一些地方士绅对官府治理迷信颇为赞同，其中的开明者尚能身体力行，带头破除婚、丧事中的迷信陋俗，代以文明之举。如1907年刘春霖(清代最后一位状元)的夫人去世后，“其丧仪殡葬一切概从文明办法，不延僧道诵经，不用纸糊楼库，并不选择日期”，这是对官府提倡丧仪文明的呼应。一些士绅还将他们看到的某种迷信的泛滥情况反映给当地政府，为官府治理迷信建言献策。如天津县文童宋崇祺到该县议事会投具说帖，述说天津三太爷庙烧香者男女云集，容易诱发“奸拐事端”，建议天津县议事会转请巡警部门出示严禁。直隶清苑县职绅张国浚认为“烧香皆因有签票所致”，建议保定工巡局“饬查各处庙宇，将签票原板一律收毁，不准再置”。官府也常常会采纳地方士绅的建议，并由于其促迫，加大对迷信陋俗的打击力度。如广东举人黎树勋等“以赛神建醮贻害民生事”具禀，官府认为“所禀不为无见，应再严申禁令，以革浇风”；保定工巡局则接受张国浚的建议，令各庙住持僧道人等“将签票印版悉数检出，就近呈交该管分局，一并销毁”。说明民问在官方治理迷信的过程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地方士绅就起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民间舆论阵地，对官府治理迷信陋俗也多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像《大公报》即颇典型，除称扬治理迷信外，其报道附加的评论还常常提出对官府的期望、忠告甚至建设性批评，如说对妖巫之类人“有司若不早为拿禁”，恐日久不免又酿成祸端，“幸勿谓事小而忽之”。此类言论透出民间对官府的殷切期待，不仅是对官方治理迷信陋俗的Ⅱ乎应，更是对官方的促迫和强力推动。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大公报》以“开民智”为宗旨，尽其所能地批判迷信陋俗，其中有些言论与官方告示的内容相契合，造成与官府治理迷信相呼应的舆论氛围，甚至较官方更广泛地批判迷信陋俗，对于开启民智、官智，尤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此外，民间绅商学界开明人士还开展破除迷信的教育宣传活动。如南开私立第一中学堂举办通俗演说会，由“张日辑演说十月初一日焚化纸钱之迷信”，“听讲者几及千人”。
由于官方治理得到了民间的呼应和配合，使迷信风气在一些地方有所衰落。例如，北京有中秋节“家家请月亮神马供奉”的习俗，1906年“自巡警部设立以来，社会上迷信事如救护(指救护日月食——引者)、庙会等举，均经晓谕，人民亦渐渐开通，此节出售月亮马者亦甚少”，说明京城民众迷信观念逐渐淡漠，而这应归功于巡警部门的宣传开导。又如，江西万载县向以出产爆竹而闻名，至1908年时，因“各处风气逐渐开通，迎神赛会之举亦多革除，鞭爆销路日减一日”，说明迎神赛会经过各地官府的治理，已明显减少。
尽管清末治理迷信陋俗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此也不能估计过高。总的来看，各种迷信事象和陋俗在清末禁而未绝，致使民国年间依然继续存在。如民国年间撰修的直隶《阳原县志》有谓，“至献戏酬神，清代期绝不爽，迄于民国初年，尚能继续”；而《沧县志》则记载，巫觋之事在该县自前“相沿至今，其风未泯”。说明治理迷信陋俗绝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事情。除了迷信风俗积久相沿，不易一朝断绝的惯性原因之外，官方的因素更应注意，它对迷信陋俗的治理局限性很大，甚至官场本身迷信盛行，如时论指出的：“修官署而慎择方向也，办路矿而恐伤风水也，封印开印择吉日吉时也，求雨请铁牌拜龙王也，到任先拜庙也，日月蚀延僧道诵经也”等等。如此看来，治理迷信的关键还在于“开官智”，官场迷信不除，整个社会的迷信观念就难以转变，这是清末迷信陋俗虽有限禁但难收戒除良效的根本原因。
[作者简介]刘宏(1962-)，女，河北师范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博士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
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