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据迄今为止发现的资料，半个世纪前就有了第一本关于毛泽东生平的书。自那时以来，有关这位世纪性人物的出版物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仅1993年毛泽东诞辰百周年前后，国内出版的有关图书就达500余种。1996年8月，毛泽东逝世2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一问世，又成为畅销书，头一个月就发行了16万册。
1996年仲秋时节，在北京城西的毛家湾，记者采访了《毛泽东传》的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教授。
记者(以下简称记)：金教授，最近出版的《毛泽东传》，是党中央的专门研究机构编写的第一部毛泽东传记。在一般读者看来，它是“官方”的作品，因而引起国内以至国外的广泛关注。对这部书出版的意义，您能否作个估计?，
金冲及(以下简称金)：关于意义，作为编写者似乎不太好说什么，还是留待读者去评价吧。我可以说说为什么要写这本书。首先，这是我们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任务。中央交给文献研究室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编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和邓小平、陈云等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文选，和专题文集；二是研究他们的生平和思想，包括编写年谱、传记等。《毛泽东传)的编写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谁都无法否认，毛泽东：是20世纪的一位世界伟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好，遇到的曲折和问题也好，都很难同他分开。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很多人在评论他。但要评论、研究二个人，首先得要真正了解这个人。不了解就谈不上评论。西方有位哲人说过：“我不怕后人批评我，就怕后人误解我。”因为建立在误解基础上的批评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了解毛泽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关他的资料浩如烟海，而且还有相当多的档案没有公布(这倒不全是出于保密的需要，也因为它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历史学家陈垣先生说过，研究历史问题要“竭泽而渔”，意思是研究者要穷尽一切有关材料。古代史研究要做到“竭泽而渔”也许还可能，现代史研究恐怕只能“望洋兴叹”了。不过就中央文献研究室来说，条件还是比较有利的，一是能够接触到比较多的档案，二是有一批长年累月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从这点来说，我们也有责任编写这么一本书；向世人比较翔实地介绍毛泽东的一生。现在出版的是建国前部分，建国后部分也在编写中。
当代人能否修当代史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和毛泽东不是同一代人，但毕竟曾经和他同处于一个时代，对那个时代的环境和重大历史事件多少有点亲身感受。拿我自己来说，1947年在上海复旦太学念书时，第一次读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初又读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秘密传阅的油印本。那时关于如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书也看过不少，但总觉得零碎或模糊。读了毛主席的文章才觉得豁然开朗。他讲中国社会的性质，讲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前途等等，条分缕析，提纲挈领，我的脑子一下就变得清晰了，原来纷繁复杂的事情顿时变得井井有条了。这种感受是终生难忘的，有这种感受的人在当时是不少的。
有人说当代人不能修当代史，当代史只能让后人去写，因为有些事隔久一点也许看得更清楚些，后人还能看到更多的材料，也没有什么忌讳，写起来会更客观一些。这话不能说得那样绝对。当代人写当代史确实会有它的时代局限性，但反过来说，后代人写历史难道就没有它的时代局限性吗?他们只能根据保存和流传下来的一些文字记载来写历史，而文字记载往往是不完备的。有时候，越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文字中越少记载；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些事尽人皆知，没有必要写。这就使后人很难了解当时许多复杂、微妙的气氛和情况，很难了解全貌，容易根据自己在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经验去想象和评论多少年前的历史，稍一不慎，就会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就会失真。这也许就是另一种时代局限性。
在今年4月文献研究室召开的“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上，我谈到过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他是个非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对于人的认识强调直觉。他的理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其中也有合理的成分。例如他说；给你看100张巴黎凯旋门的照片，包括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距离的，你还不一定能懂得凯旋门；但只要让你在凯旋门前站上5分钟，你就懂得它了。这话就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凯旋门还有可能再去看一看，历史却是无法再去重新经历的。看档案资料就像看一张张照片，看得再多，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往往不能真切地完整地了解那些历史场景，说起来倒很自由，也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其实同实际生活也许已报隔膜。所以；在同一个时代生活过的人，有责任把自己根据亲身经历得到的认识写出来。当然，历史研究从来是没有止境的，前人不可能代替后人，但它也有着后人难以推进代的作用。
记：您刚才谈到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优势，这很能给人启发。不过，当代人写当代史也有个怎么写的问题，譬如关于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写的人很多，路子都不一样。那么，作为专门的研究机构，你们对于编写《毛泽东传》是如何设想的?
金：这是一部人物传记，它跟党史、军史、国史不同。传主总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从童年、少年、青年到中年、老年，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有自己对问题的种种思考和判断，有顺利发展的时候，也有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写人物传记总要努力写出这个人来，写他一步步成长的过程，写他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奋斗，写他怎样思考和处理各种问题，又取得了怎样的结果。我们写《毛泽东传(1893～1949)》，就把重点放在他从青少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探索过程上。他一直在为寻求中华民族的解放道路而不停地探索着：早年是个人的探索，后来是集体探索；探索中有成功；也有过失误，最终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创立了新中国。这中间，留下了许多可以发人深思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努力写出这个过程来。
毛泽东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的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这话当然是对的，但只说这一句还不够。小平同志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写《毛泽东传》，就得回答这样的问题：中国在近代以来，有那样多志士仁人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其中不乏杰出的人物，为什么没有毛泽东的话，中国人还会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毛泽东又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的?
一本书，总得有个贯穿全书的主题。胡绳同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撰写时，胡乔木同志说 要把一本书当作一篇长的论文来写，当作一篇长的讲演来写，不能像有些教科书那样，一章一节都自成段落，把文章做死了。我们写《毛泽东传》，大体上也有个追求，就是要努力写出在当年的客观环境下，在众多的先进分子中，他是怎么进行探索的。尤其是现在出版的这部分历史，经过实践的检验，已经充分证明他是正确的，是取得了成功的。
有人说，搞历史的人就是整天在故纸堆里爬梳。也可以这样说，问题在于怎么对待这些“故纸”。我们不能只看到它们是一张张“死”的陈旧的纸片，而要透过它们重新看到它所反映的一幅幅活生生的历史画面，看到跌宕起伏的斗争场景，看到不同力量之间激烈复杂的较量状况，再现历史的真实，否则就失败了。我不是说《毛泽东传》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我们是以此作为目标来努力的。
再现历史必须十分慎重。写历史不是写小说，必须以事实和材料说话，写成信史。现在有些称为“纪实文学”的作品，凭空编造，让人真假难辨，造成很坏的影响。我们在写作时，对材料的取舍、叙述的详略自然要进行选择，任何一本书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写上去。个别事实也可能因考辨不够而弄错了。但有一点敢于自信的：书中绝没有任何编造和虚构的地方。如果出于某种需要而有意地歪曲事实，我们认为是可鄙的。
记：也就是力求“无一字无来历”吧。
金：是的。另外，我们在写作中还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一个是个人与背景。写历史人物的活动总离不开他所处的客观环境，他所面对的种种棘手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存在什么不同看法，然后再写他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这样才有立体感，人物形象才能立起来。如果只是简单地写“他指出”、“他强调”、“他认为”，那就会显得很贫乏。但写背景要紧紧扣住人物。这毕竟是人物传记，写背景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他当时为什么这样想、这样做，他的活动又受到客观条件的哪些制约。因此，对历史背景要下大力气去研究，但文字上不能离开上面所说的这些要求而去大段大段地描写历史背景，因为写《毛泽东传》毕竟不是写党史、中国现代史，否则就成了喧宾夺主。
二是重点与一般。每本书都有重点，书中的每一段也有重点。面面俱到，结果只能是每个问题都讲不清楚。下笔前，要先分清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这还要考虑到毛本人的特点。毛泽东是战略家，每个时期他对形势都有全盘的分析，对于解决问题的重点和决定性环节都有准确的判断。在军事上他主张集中兵力，而不是“两个拳头打人”，处理其他问题也是如此。写《毛泽东传》就要把握好重点。当然，也不能只有重点，别的都不写。毛泽东讲工作方法像“弹钢琴”，十个指头既不能同时按下去，又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而是要有节奏地相互配合。这就是重点与一般的关系。写人物传也要正确地处理哪些是要用重笔写的，哪些只要点到就可以了。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前后相续而有着内在联系的过程，重点与重点之间必须有衔接、有呼应，不能各章互不关联，而是有一条主线贯串着。前一章收尾时，后一章就呼之欲出了。这样，读者才能一口气看下去。
写不写毛的缺点和失误
三是正确与失误，或者说长处与弱点。要处理好这个关系不容易。一般说，写正确的不难，但要写好也不容易，光堆上许多夸张的形容词是无济于事的。比如《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是一件大事。怎么从当时的环境来说明它的意义，就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外界处于隔绝的状态，相当多的人对它并不那么了解。抗战发生，在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国共产党表明愿为彻底实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努力；到武汉后，蒋介石又搞起“一个主义”、“一个党”，甚至提出要取消共产党。这时，中国共产党必须把自己的旗帜更加鲜明地打出来，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理论和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建立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前途。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正在这时，毛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三篇文章，举起了新民主主义这面大旗。这个理论又有个发展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到《论联合政府》又提出了它的具体纲领；再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提出了没收官僚资本、建立民主共和国和组织政府的问题；到九月政治局会议又更清楚更完备了。所以，写正确的东西不是靠拔高的办法，而要把它放在当时的环境和发展的过程里来把它说清楚。
写失误更不容易。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写不写毛的缺点和失误。其实，任何人，包括取得巨大成功的人，总也是会有失误的，这是客观存在。只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失误就不应回避。就毛泽东而言，解放战争时期是他十分成熟的阶段，但是不是对每件事情所作的判断都全对呢?也不是这样。书中讲到：抗战胜利后，毛提出了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这个基本方针，但不久也曾对形势做过偏于乐观的估计。刘少奇说过，我们党在一个短时间里也曾“糊涂了一下”，毛也有过类似的总结。当然党没有完全陷入对和平的幻想中，这不是大失误，但也说明对复杂事物的认识有个过程，不可能一次完成。再比如全面内战爆发之初，毛泽东对我军在北线和南线分别提出了“三路四城”的计划和三军进击津浦路然后渡淮向南的外线出击计划，这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该说时机尚未成熟。后来他根据形势和南线领导人的意见，对原定计划作了修改，北线也在实践过程中作了调整。我们在书里写了这些，但这无损于毛泽东作为战略家的形象，因为从根本上讲，国民党几百万军队最终被打垮了，这是最基本的事实。假如回避这中间发生过的失误，人们反倒觉得不可信了。
四是个人与集体。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很突出，但他又很注重集体的力量。他早年是一个人在探索，追求“精神上之个人主义”，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就强调个人的作用。后来就不同了，他越来越注意结交朋友，还以“二十八划生”征友，并特别写了《民众的大联合》，以后又组织新民学会，直到参与创建共产党。这以后，毛一直是作为集体的一员为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他又十分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所以，要把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处理好。当然，一部革命史中，究竟哪些是集体的功劳，哪些是个人的功劳，有时候也分不那么清楚。有会议记录的好办一点，但有些记录也不一定就能把问题都说清楚，因为还会有会前酝酿和会后的发展变化，不是那么简单的。
毛泽东的个人性格与特色
写个人，要写出他的性格、他的情感。对一个影响着时代的政治家来说，写性格不能只从生活小事上反映(当然这也是需要的)，更重要的体现还应该在大事上，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比如写周恩来，从处理西 安事变那么复杂的局面中，就很能表现他的性格。如果只写他对人如何关心，对工作怎么辛勤，那就是写雷锋而不是写周恩来了。
记：转战陕北就很能看出毛泽东的性格。
金：是的。对关键时刻毛的活动，在传记中要用重笔作些刻划，体现出他个人的性格特征。林克同志这样评论过毛的性格：他敢想别人不敢想的问题，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他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要求主观符合客观，反对本本主义。他善于审时度势，“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他从不服输，但不服输又不等于蛮干。这类性格就要通过大事来表现。
记：作为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您怎么看毛泽东的个人特色？
金：我在前面讲的已经涉及这个问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几点。一个是重视客观实际。毛泽东说过，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他一生注重实际，不断在实际生活中探索。比如他总结的红军三大任务，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出来了。秋收起义后，他带队伍上井冈山，队伍中有农民，有旧式军队官兵。打下茶陵后，成立了人民委员会，县长由部队派去，其他人员仍是旧的，他们依然坐堂审案，派款派捐靠商会，群众很不满。毛从这一教训中认识到，军队不做群众工作不行，于是才提出军队既要打仗，又要做群众工作，成为对人民军队建设的重大思想贡献。毛的另一个特色是从不停留于就事论事。他注重实际，同时又注重将经验上升到理论，善于从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再用来指导实践。这反映了他的思维特点。他曾说，感觉到了的东西不一定能够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够更。好地感觉它。他青年时代就努力探求事物的“大本大原”，强调抓住根本。他一生总是致力于从纷繁芜杂的事物中抓住本质的东西，而不是枝枝节节地解决问题。再有一个特色，就是对于看准了的事情，要紧的事情，一定抓住不放，一抓到底，订出一系列政策措施，然后一步一步落实。他不是有句名言吗：“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他确实就是这样做的。
记：毛泽东是领袖，但他也有父子之情、夫妻之情、兄弟之情，这些在《毛泽东传》中是如何反映的?
金：这部“毛传”总的说来是一部政治传记，但也要反映他的父子、夫妻、兄弟关系。比如写他的早年就比较多地写了他的家庭。但在全书中，他的家庭生活只用了很少的笔墨。原因有两个：一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又长期处在极端紧张激烈的生死搏斗中，家庭生活在他整个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本来很小；二是这方面留下的资料实在也太少。
记：您今天所谈对读者了解《毛泽东传》的编写及了解毛泽东都很有帮助。感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我们期待着早日读到《毛泽东传》的后半部分，这应该也是广大读者的期盼。
1996年仲秋时节，在北京城西的毛家湾，记者采访了《毛泽东传》的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教授。
记者(以下简称记)：金教授，最近出版的《毛泽东传》，是党中央的专门研究机构编写的第一部毛泽东传记。在一般读者看来，它是“官方”的作品，因而引起国内以至国外的广泛关注。对这部书出版的意义，您能否作个估计?，
金冲及(以下简称金)：关于意义，作为编写者似乎不太好说什么，还是留待读者去评价吧。我可以说说为什么要写这本书。首先，这是我们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任务。中央交给文献研究室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编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和邓小平、陈云等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文选，和专题文集；二是研究他们的生平和思想，包括编写年谱、传记等。《毛泽东传)的编写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谁都无法否认，毛泽东：是20世纪的一位世界伟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好，遇到的曲折和问题也好，都很难同他分开。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很多人在评论他。但要评论、研究二个人，首先得要真正了解这个人。不了解就谈不上评论。西方有位哲人说过：“我不怕后人批评我，就怕后人误解我。”因为建立在误解基础上的批评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了解毛泽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关他的资料浩如烟海，而且还有相当多的档案没有公布(这倒不全是出于保密的需要，也因为它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历史学家陈垣先生说过，研究历史问题要“竭泽而渔”，意思是研究者要穷尽一切有关材料。古代史研究要做到“竭泽而渔”也许还可能，现代史研究恐怕只能“望洋兴叹”了。不过就中央文献研究室来说，条件还是比较有利的，一是能够接触到比较多的档案，二是有一批长年累月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从这点来说，我们也有责任编写这么一本书；向世人比较翔实地介绍毛泽东的一生。现在出版的是建国前部分，建国后部分也在编写中。
当代人能否修当代史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和毛泽东不是同一代人，但毕竟曾经和他同处于一个时代，对那个时代的环境和重大历史事件多少有点亲身感受。拿我自己来说，1947年在上海复旦太学念书时，第一次读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初又读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秘密传阅的油印本。那时关于如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书也看过不少，但总觉得零碎或模糊。读了毛主席的文章才觉得豁然开朗。他讲中国社会的性质，讲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前途等等，条分缕析，提纲挈领，我的脑子一下就变得清晰了，原来纷繁复杂的事情顿时变得井井有条了。这种感受是终生难忘的，有这种感受的人在当时是不少的。
有人说当代人不能修当代史，当代史只能让后人去写，因为有些事隔久一点也许看得更清楚些，后人还能看到更多的材料，也没有什么忌讳，写起来会更客观一些。这话不能说得那样绝对。当代人写当代史确实会有它的时代局限性，但反过来说，后代人写历史难道就没有它的时代局限性吗?他们只能根据保存和流传下来的一些文字记载来写历史，而文字记载往往是不完备的。有时候，越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文字中越少记载；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些事尽人皆知，没有必要写。这就使后人很难了解当时许多复杂、微妙的气氛和情况，很难了解全貌，容易根据自己在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经验去想象和评论多少年前的历史，稍一不慎，就会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就会失真。这也许就是另一种时代局限性。
在今年4月文献研究室召开的“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上，我谈到过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他是个非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对于人的认识强调直觉。他的理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其中也有合理的成分。例如他说；给你看100张巴黎凯旋门的照片，包括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距离的，你还不一定能懂得凯旋门；但只要让你在凯旋门前站上5分钟，你就懂得它了。这话就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凯旋门还有可能再去看一看，历史却是无法再去重新经历的。看档案资料就像看一张张照片，看得再多，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往往不能真切地完整地了解那些历史场景，说起来倒很自由，也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其实同实际生活也许已报隔膜。所以；在同一个时代生活过的人，有责任把自己根据亲身经历得到的认识写出来。当然，历史研究从来是没有止境的，前人不可能代替后人，但它也有着后人难以推进代的作用。
记：您刚才谈到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优势，这很能给人启发。不过，当代人写当代史也有个怎么写的问题，譬如关于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写的人很多，路子都不一样。那么，作为专门的研究机构，你们对于编写《毛泽东传》是如何设想的?
金：这是一部人物传记，它跟党史、军史、国史不同。传主总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从童年、少年、青年到中年、老年，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有自己对问题的种种思考和判断，有顺利发展的时候，也有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写人物传记总要努力写出这个人来，写他一步步成长的过程，写他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奋斗，写他怎样思考和处理各种问题，又取得了怎样的结果。我们写《毛泽东传(1893～1949)》，就把重点放在他从青少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探索过程上。他一直在为寻求中华民族的解放道路而不停地探索着：早年是个人的探索，后来是集体探索；探索中有成功；也有过失误，最终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创立了新中国。这中间，留下了许多可以发人深思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努力写出这个过程来。
毛泽东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的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这话当然是对的，但只说这一句还不够。小平同志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写《毛泽东传》，就得回答这样的问题：中国在近代以来，有那样多志士仁人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其中不乏杰出的人物，为什么没有毛泽东的话，中国人还会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毛泽东又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的?
一本书，总得有个贯穿全书的主题。胡绳同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撰写时，胡乔木同志说 要把一本书当作一篇长的论文来写，当作一篇长的讲演来写，不能像有些教科书那样，一章一节都自成段落，把文章做死了。我们写《毛泽东传》，大体上也有个追求，就是要努力写出在当年的客观环境下，在众多的先进分子中，他是怎么进行探索的。尤其是现在出版的这部分历史，经过实践的检验，已经充分证明他是正确的，是取得了成功的。
有人说，搞历史的人就是整天在故纸堆里爬梳。也可以这样说，问题在于怎么对待这些“故纸”。我们不能只看到它们是一张张“死”的陈旧的纸片，而要透过它们重新看到它所反映的一幅幅活生生的历史画面，看到跌宕起伏的斗争场景，看到不同力量之间激烈复杂的较量状况，再现历史的真实，否则就失败了。我不是说《毛泽东传》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我们是以此作为目标来努力的。
再现历史必须十分慎重。写历史不是写小说，必须以事实和材料说话，写成信史。现在有些称为“纪实文学”的作品，凭空编造，让人真假难辨，造成很坏的影响。我们在写作时，对材料的取舍、叙述的详略自然要进行选择，任何一本书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写上去。个别事实也可能因考辨不够而弄错了。但有一点敢于自信的：书中绝没有任何编造和虚构的地方。如果出于某种需要而有意地歪曲事实，我们认为是可鄙的。
记：也就是力求“无一字无来历”吧。
金：是的。另外，我们在写作中还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一个是个人与背景。写历史人物的活动总离不开他所处的客观环境，他所面对的种种棘手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存在什么不同看法，然后再写他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这样才有立体感，人物形象才能立起来。如果只是简单地写“他指出”、“他强调”、“他认为”，那就会显得很贫乏。但写背景要紧紧扣住人物。这毕竟是人物传记，写背景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他当时为什么这样想、这样做，他的活动又受到客观条件的哪些制约。因此，对历史背景要下大力气去研究，但文字上不能离开上面所说的这些要求而去大段大段地描写历史背景，因为写《毛泽东传》毕竟不是写党史、中国现代史，否则就成了喧宾夺主。
二是重点与一般。每本书都有重点，书中的每一段也有重点。面面俱到，结果只能是每个问题都讲不清楚。下笔前，要先分清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这还要考虑到毛本人的特点。毛泽东是战略家，每个时期他对形势都有全盘的分析，对于解决问题的重点和决定性环节都有准确的判断。在军事上他主张集中兵力，而不是“两个拳头打人”，处理其他问题也是如此。写《毛泽东传》就要把握好重点。当然，也不能只有重点，别的都不写。毛泽东讲工作方法像“弹钢琴”，十个指头既不能同时按下去，又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而是要有节奏地相互配合。这就是重点与一般的关系。写人物传也要正确地处理哪些是要用重笔写的，哪些只要点到就可以了。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前后相续而有着内在联系的过程，重点与重点之间必须有衔接、有呼应，不能各章互不关联，而是有一条主线贯串着。前一章收尾时，后一章就呼之欲出了。这样，读者才能一口气看下去。
写不写毛的缺点和失误
三是正确与失误，或者说长处与弱点。要处理好这个关系不容易。一般说，写正确的不难，但要写好也不容易，光堆上许多夸张的形容词是无济于事的。比如《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是一件大事。怎么从当时的环境来说明它的意义，就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外界处于隔绝的状态，相当多的人对它并不那么了解。抗战发生，在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国共产党表明愿为彻底实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努力；到武汉后，蒋介石又搞起“一个主义”、“一个党”，甚至提出要取消共产党。这时，中国共产党必须把自己的旗帜更加鲜明地打出来，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理论和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建立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前途。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正在这时，毛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三篇文章，举起了新民主主义这面大旗。这个理论又有个发展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到《论联合政府》又提出了它的具体纲领；再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提出了没收官僚资本、建立民主共和国和组织政府的问题；到九月政治局会议又更清楚更完备了。所以，写正确的东西不是靠拔高的办法，而要把它放在当时的环境和发展的过程里来把它说清楚。
写失误更不容易。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写不写毛的缺点和失误。其实，任何人，包括取得巨大成功的人，总也是会有失误的，这是客观存在。只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失误就不应回避。就毛泽东而言，解放战争时期是他十分成熟的阶段，但是不是对每件事情所作的判断都全对呢?也不是这样。书中讲到：抗战胜利后，毛提出了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这个基本方针，但不久也曾对形势做过偏于乐观的估计。刘少奇说过，我们党在一个短时间里也曾“糊涂了一下”，毛也有过类似的总结。当然党没有完全陷入对和平的幻想中，这不是大失误，但也说明对复杂事物的认识有个过程，不可能一次完成。再比如全面内战爆发之初，毛泽东对我军在北线和南线分别提出了“三路四城”的计划和三军进击津浦路然后渡淮向南的外线出击计划，这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该说时机尚未成熟。后来他根据形势和南线领导人的意见，对原定计划作了修改，北线也在实践过程中作了调整。我们在书里写了这些，但这无损于毛泽东作为战略家的形象，因为从根本上讲，国民党几百万军队最终被打垮了，这是最基本的事实。假如回避这中间发生过的失误，人们反倒觉得不可信了。
四是个人与集体。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很突出，但他又很注重集体的力量。他早年是一个人在探索，追求“精神上之个人主义”，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就强调个人的作用。后来就不同了，他越来越注意结交朋友，还以“二十八划生”征友，并特别写了《民众的大联合》，以后又组织新民学会，直到参与创建共产党。这以后，毛一直是作为集体的一员为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他又十分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所以，要把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处理好。当然，一部革命史中，究竟哪些是集体的功劳，哪些是个人的功劳，有时候也分不那么清楚。有会议记录的好办一点，但有些记录也不一定就能把问题都说清楚，因为还会有会前酝酿和会后的发展变化，不是那么简单的。
毛泽东的个人性格与特色
写个人，要写出他的性格、他的情感。对一个影响着时代的政治家来说，写性格不能只从生活小事上反映(当然这也是需要的)，更重要的体现还应该在大事上，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比如写周恩来，从处理西 安事变那么复杂的局面中，就很能表现他的性格。如果只写他对人如何关心，对工作怎么辛勤，那就是写雷锋而不是写周恩来了。
记：转战陕北就很能看出毛泽东的性格。
金：是的。对关键时刻毛的活动，在传记中要用重笔作些刻划，体现出他个人的性格特征。林克同志这样评论过毛的性格：他敢想别人不敢想的问题，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他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要求主观符合客观，反对本本主义。他善于审时度势，“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他从不服输，但不服输又不等于蛮干。这类性格就要通过大事来表现。
记：作为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您怎么看毛泽东的个人特色？
金：我在前面讲的已经涉及这个问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几点。一个是重视客观实际。毛泽东说过，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他一生注重实际，不断在实际生活中探索。比如他总结的红军三大任务，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出来了。秋收起义后，他带队伍上井冈山，队伍中有农民，有旧式军队官兵。打下茶陵后，成立了人民委员会，县长由部队派去，其他人员仍是旧的，他们依然坐堂审案，派款派捐靠商会，群众很不满。毛从这一教训中认识到，军队不做群众工作不行，于是才提出军队既要打仗，又要做群众工作，成为对人民军队建设的重大思想贡献。毛的另一个特色是从不停留于就事论事。他注重实际，同时又注重将经验上升到理论，善于从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再用来指导实践。这反映了他的思维特点。他曾说，感觉到了的东西不一定能够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够更。好地感觉它。他青年时代就努力探求事物的“大本大原”，强调抓住根本。他一生总是致力于从纷繁芜杂的事物中抓住本质的东西，而不是枝枝节节地解决问题。再有一个特色，就是对于看准了的事情，要紧的事情，一定抓住不放，一抓到底，订出一系列政策措施，然后一步一步落实。他不是有句名言吗：“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他确实就是这样做的。
记：毛泽东是领袖，但他也有父子之情、夫妻之情、兄弟之情，这些在《毛泽东传》中是如何反映的?
金：这部“毛传”总的说来是一部政治传记，但也要反映他的父子、夫妻、兄弟关系。比如写他的早年就比较多地写了他的家庭。但在全书中，他的家庭生活只用了很少的笔墨。原因有两个：一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又长期处在极端紧张激烈的生死搏斗中，家庭生活在他整个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本来很小；二是这方面留下的资料实在也太少。
记：您今天所谈对读者了解《毛泽东传》的编写及了解毛泽东都很有帮助。感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我们期待着早日读到《毛泽东传》的后半部分，这应该也是广大读者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