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西方管理学界，地位仅次于彼得•杜拉克的人是谁？而在他看来，如果说企业的目标不是由领导者制定，那又该是谁？
就在公众中的知名度而言，曾执教于斯坦福大学等著名高校的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从来就是被低估了的管理大师。
2003年《哈佛商业评论》发布了200位管理大师的排行榜，然后采访这些上榜的大师们：谁是你心目中的大师？排在第一位的是彼得•杜拉克，而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在公众视野中一直默默无闻的马奇。确实，马奇是美国社会科学学术界的一个“传奇”，其学术涉猎极广且成就卓越，令其同行望尘莫及。马奇是组织管理和决策领域极为关键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卡内基•梅隆学派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最为令人称奇的是，马奇还是一位诗人，发表过不少优美的诗歌作品，他追求管理的诗意，追求学问的那种艺术纯粹之“美”——正如我们所悉知，管理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马奇奉行唯美的治学态度，注重学术思想本身的原创性而不执着于经世致用的目的。他甚至刻意回避那些来自商界和咨询界的打扰和诱惑，始终专注和坚守于自己的学术研究，这或许正是他不为公众所熟悉的原因。当然，他也与许多世界级企业掌门人私交甚密，某种程度上，那也是他的智慧之源。
政治视角下的组织目标
有人或许会问：来自象牙塔里的学问可靠吗？有一个一直被人津津乐道的趣谈：在马奇开设的“领导力”课程上，他并没有采用那些研究文献作为素材，而是独辟蹊径，采用了四本西方的文学名著：《战争与和平》、《堂•吉诃德》、《奥赛罗》和《圣女贞德》。在他看来，小说中的领导学问要比教科书中的“真实”得多，他们都是有些有肉、有情感和欲望的“人”，他们的行动举措往往与理性模式大相径庭。这样独特的思考方式也渗透到了他的研究中。马奇关注和描述的是塑造管理历史的基本机制，提供的是“问题的思考框架，而不是解决对策”——解决对策是僵化与教条式的，而思考框架则留给管理者更多施展才华的空间。
1962年，马奇提出：企业是一个“政治联盟”，首次将政治分析机制引入到组织研究中，超越了之前在组织研究领域盛行的“理性选择”，也拓展了他和西蒙等的“有限理性”的分析视野，塑造了一个更为逼近真实的组织模型：不同的个体和人群，都是带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进入组织。组织运行和决策因此体现为一个冲突过程、一个政治过程、一个讨价还价不断博弈的过程，以及一个利益联盟构造的过程。
与杜拉克、巴纳德等管理学大师都强调共享的组织目标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不同，马奇的政治视角挑战了一个基本假设：究竟有没有单一的组织目标？实际上，在马奇的政治分析研究视角下，任何组织都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合而成。组织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会按照自己的利益对决策施加影响，决策和决策的实施过程是一个双方或多方“策略互动”的博弈过程，这种“策略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以各方“利益”而不是组织效益最大化为基础。根据马奇的研究结论，共享的组织目标被分化的、各方利益集团自己的目的所替代。
谁在控制组织目标的设定？
组织中“政治联盟”的存在，意味着组织目标的缔约是一个持续的、讨价还价的、不断谈判的动态过程。组织目标的存在只有建立在利益联盟的基础之上，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而组织目标是一个暂时的利益妥协的结果：一旦新的冲突产生，又会出现秩序和权力格局的打破，又需要一个重新谈判、妥协和新的短暂均衡。虽然马奇和他的合作者西蒙都延续了巴纳德的组织均衡和强调员工认同组织目标的基本思想，但是马奇的这一政治分析视角却带来了不一样的内容：对组织目标的设定，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和控制争夺的结果。
马奇的政治分析视角使得对目标的设定从“领导者设定组织目标”的判断中解放出来，强调领导者本身可能只是利益联盟中多种力量的一支。在多方博弈中，谁的目标能成为组织目标，不是一个设定过程，而是一个政治过程。因此，一个更有价值的问题或许是：如果不是领导者，那么谁在控制组织目标？同样，马奇留下的是思考的框架而没有给出对策。
在马奇看来，企业天生就是冲突的场所。现代企业的建立之初，就是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聚合：投资方、管理层、员工、顾客，包括政府、媒体，以及公众等。任何一方在企业治理过程中都会试图通过权力手段（包括：强制、资源依赖、意识形态等）来努力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此间，法律与经济制度环境、媒体舆论以及市场反应都会作为外部力量集中体现到内部治理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绝对是一种遵循一定程序而进行却又是极其微妙的政治博弈过程。其中，每一方都可能运用各种手段来促成其所希望达成的目的和结果。如此看来，治理效率、高管更替等议题，本质上都不可能再用单纯的经济学或管理学视角来解释，而必须用政治的眼光来琢磨。这个时候，理性逻辑恐怕得让位于强权甚至暴力逻辑——这正是马氏政治分析视角的独特之处。
经理人需要“政治头脑”
马奇特别强调企业经理人在“政治联盟”中的角色：经理人是试图通过企业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和利益，那么他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和成本来构建和维持自己的政治联盟，并且能从环境中获得最大收益。换而言之，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企业经理人的这种政治角色：一方面，经理们并不总是传统视角下的企业利益代言人和守护者，他们会努力通过达成政治联盟来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联盟的建立是内部利益冲突的产物。另一方面，为了维持企业本身的持续和收益，如何通过达成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均衡和妥协，显然是对经理人“政治头脑”的一种考验。
由此看来，作为组织“政治经纪人”的企业领导们，构建私人联盟以巩固个人地位或利益，同时平衡利益冲突而顾大局，是其必备职能和正在进行的“政治活动”。
可见，根据马氏的观点，谁能在一切规制、规则和程序的既定轨道内通过政治博弈来达到自己的预定结果，谁就更高一筹。前者，是我们能够理性看待的西方治理结构和形式，而后者，则恐怕更多的是中国人讳莫如深的政治作用过程。如此，仅仅用效率逻辑来看待和分析公司治理现象，就显得比较无力。
前段时间颇受非议的国美控制权角逐，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案例。控制权的争夺中利益的碰撞、不同联盟的形成、试图增加各自砝码的较量，甚至网络舆论的弥散，都冲击着人们的想像。更明显的是，孰胜孰败的“政治”话语渲染了整个事件，而且还将延续。这里，分明就是“阴谋阳谋”的权力角逐。
责任编辑：邓勇兵
就在公众中的知名度而言，曾执教于斯坦福大学等著名高校的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从来就是被低估了的管理大师。
2003年《哈佛商业评论》发布了200位管理大师的排行榜，然后采访这些上榜的大师们：谁是你心目中的大师？排在第一位的是彼得•杜拉克，而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在公众视野中一直默默无闻的马奇。确实，马奇是美国社会科学学术界的一个“传奇”，其学术涉猎极广且成就卓越，令其同行望尘莫及。马奇是组织管理和决策领域极为关键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卡内基•梅隆学派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最为令人称奇的是，马奇还是一位诗人，发表过不少优美的诗歌作品，他追求管理的诗意，追求学问的那种艺术纯粹之“美”——正如我们所悉知，管理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马奇奉行唯美的治学态度，注重学术思想本身的原创性而不执着于经世致用的目的。他甚至刻意回避那些来自商界和咨询界的打扰和诱惑，始终专注和坚守于自己的学术研究，这或许正是他不为公众所熟悉的原因。当然，他也与许多世界级企业掌门人私交甚密，某种程度上，那也是他的智慧之源。
政治视角下的组织目标
有人或许会问：来自象牙塔里的学问可靠吗？有一个一直被人津津乐道的趣谈：在马奇开设的“领导力”课程上，他并没有采用那些研究文献作为素材，而是独辟蹊径，采用了四本西方的文学名著：《战争与和平》、《堂•吉诃德》、《奥赛罗》和《圣女贞德》。在他看来，小说中的领导学问要比教科书中的“真实”得多，他们都是有些有肉、有情感和欲望的“人”，他们的行动举措往往与理性模式大相径庭。这样独特的思考方式也渗透到了他的研究中。马奇关注和描述的是塑造管理历史的基本机制，提供的是“问题的思考框架，而不是解决对策”——解决对策是僵化与教条式的，而思考框架则留给管理者更多施展才华的空间。
1962年，马奇提出：企业是一个“政治联盟”，首次将政治分析机制引入到组织研究中，超越了之前在组织研究领域盛行的“理性选择”，也拓展了他和西蒙等的“有限理性”的分析视野，塑造了一个更为逼近真实的组织模型：不同的个体和人群，都是带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进入组织。组织运行和决策因此体现为一个冲突过程、一个政治过程、一个讨价还价不断博弈的过程，以及一个利益联盟构造的过程。
与杜拉克、巴纳德等管理学大师都强调共享的组织目标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不同，马奇的政治视角挑战了一个基本假设：究竟有没有单一的组织目标？实际上，在马奇的政治分析研究视角下，任何组织都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合而成。组织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会按照自己的利益对决策施加影响，决策和决策的实施过程是一个双方或多方“策略互动”的博弈过程，这种“策略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以各方“利益”而不是组织效益最大化为基础。根据马奇的研究结论，共享的组织目标被分化的、各方利益集团自己的目的所替代。
谁在控制组织目标的设定？
组织中“政治联盟”的存在，意味着组织目标的缔约是一个持续的、讨价还价的、不断谈判的动态过程。组织目标的存在只有建立在利益联盟的基础之上，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而组织目标是一个暂时的利益妥协的结果：一旦新的冲突产生，又会出现秩序和权力格局的打破，又需要一个重新谈判、妥协和新的短暂均衡。虽然马奇和他的合作者西蒙都延续了巴纳德的组织均衡和强调员工认同组织目标的基本思想，但是马奇的这一政治分析视角却带来了不一样的内容：对组织目标的设定，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和控制争夺的结果。
马奇的政治分析视角使得对目标的设定从“领导者设定组织目标”的判断中解放出来，强调领导者本身可能只是利益联盟中多种力量的一支。在多方博弈中，谁的目标能成为组织目标，不是一个设定过程，而是一个政治过程。因此，一个更有价值的问题或许是：如果不是领导者，那么谁在控制组织目标？同样，马奇留下的是思考的框架而没有给出对策。
在马奇看来，企业天生就是冲突的场所。现代企业的建立之初，就是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聚合：投资方、管理层、员工、顾客，包括政府、媒体，以及公众等。任何一方在企业治理过程中都会试图通过权力手段（包括：强制、资源依赖、意识形态等）来努力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此间，法律与经济制度环境、媒体舆论以及市场反应都会作为外部力量集中体现到内部治理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绝对是一种遵循一定程序而进行却又是极其微妙的政治博弈过程。其中，每一方都可能运用各种手段来促成其所希望达成的目的和结果。如此看来，治理效率、高管更替等议题，本质上都不可能再用单纯的经济学或管理学视角来解释，而必须用政治的眼光来琢磨。这个时候，理性逻辑恐怕得让位于强权甚至暴力逻辑——这正是马氏政治分析视角的独特之处。
经理人需要“政治头脑”
马奇特别强调企业经理人在“政治联盟”中的角色：经理人是试图通过企业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和利益，那么他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和成本来构建和维持自己的政治联盟，并且能从环境中获得最大收益。换而言之，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企业经理人的这种政治角色：一方面，经理们并不总是传统视角下的企业利益代言人和守护者，他们会努力通过达成政治联盟来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联盟的建立是内部利益冲突的产物。另一方面，为了维持企业本身的持续和收益，如何通过达成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均衡和妥协，显然是对经理人“政治头脑”的一种考验。
由此看来，作为组织“政治经纪人”的企业领导们，构建私人联盟以巩固个人地位或利益，同时平衡利益冲突而顾大局，是其必备职能和正在进行的“政治活动”。
可见，根据马氏的观点，谁能在一切规制、规则和程序的既定轨道内通过政治博弈来达到自己的预定结果，谁就更高一筹。前者，是我们能够理性看待的西方治理结构和形式，而后者，则恐怕更多的是中国人讳莫如深的政治作用过程。如此，仅仅用效率逻辑来看待和分析公司治理现象，就显得比较无力。
前段时间颇受非议的国美控制权角逐，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案例。控制权的争夺中利益的碰撞、不同联盟的形成、试图增加各自砝码的较量，甚至网络舆论的弥散，都冲击着人们的想像。更明显的是，孰胜孰败的“政治”话语渲染了整个事件，而且还将延续。这里，分明就是“阴谋阳谋”的权力角逐。
责任编辑：邓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