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主持人：
徐飞，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兼出版社公司董事长
主持人：学术出版是学术研究成果的体现，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环节，同时，学术出版还是国家的学术界和出版界与世界对话的平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学术出版，再也不是少数文化人、科研工作者思想交流的工具，而是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目前，学术出版的总份额占世界出版的32%，是整个出版业当中市场最稳定，利润率最高，回报最可靠的产业部门。
长久以来，如何提高中国学术话语权，让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我国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并取得了不少优秀成果。但随着中国各项事业的高速发展，中国学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却相对不足，学术著作的数量和影响也赶不上学术本身的发展。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认为，在学术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方面，我国出版界做得还不够好。比如，中国在世界上首先研制出了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换流阀，但有关这一技术的出版物还很少；中国的桥梁设计具有世界水准，但这方面也未见重要的学术出版物面世。
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还存在哪些问题？今天，我们特别请来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先生、中国出版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魏玉山先生、北京大学出版社王明舟社长、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隧社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先生、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韩建民社长、上海外教出版社庄智象社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王焰社长、科学出版社东京公司总经理向安全先生、德古意特（De Gruyter）出版社中国区总监史行果先生、剑桥大学出版社高级业务发展经理朱起飞先生，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学术出版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主持人：首先感谢大家百忙中来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一直在说学术出版要走出去，那么究竟学术出版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靠什么走出去？
魏玉山：学术出版“走出去”，核心是学术具备“走出去”的品质。出版是学术传承的载体与传播的媒介，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实质是学术“走出去”。要使学术出版走出去有更大的发展，前提是要中国的学术研究有更大的突破，学术水平有更大的提高，没有理论、方法、观念、技术等创新，学术出版难以走向国际。学术强则学术出版强，学术出版强才有国际市场。所以要通过多种方式提高我们的科研水平，提高我们的创作水平。我们的出版单位，我们的出版管理机关，也可以设立专门针对作者的各种奖励措施，以提高他们创作的积极性。
王焰：我觉得做学术图书，主要还是要具备原创的、比较高端的学术特质。首先是需要知名的学者，权威的著作。同时，还要有学术前沿方面的输出。其实我个人理解，“走出去”也不仅仅是版权的签订，也不是我们一厢情愿觉得这个书很好就输出去。我们应该具备和国际商学者的对话的基础，而且要有国际上可以认可的话语体系，所以说对我们以教育为主的出版社而言，最主要的还是需要落实在我们社的特色上。
韩建民：延伸一点来讲，学术出版又是大学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大学出版社应该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坚守学术出版使命，打造学术精品，这也是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工作基础。
贺圣隧：我们中国过去的文化走出去过，主要就在东亚这些地区，走得比较成功。古代朝鲜、日本、越南的知识分子，都是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字来进行他们的知识分子的劳动。我们为什么过去能够让他们的知识分子用我们的文字，接受我们的观点来思考，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强大。我们不仅是经济强大，科技强大，我们在思想观念上，在道德伦理上也是文明强大的国家，所以我们就走出去了。现在连这些东西都已经荡然无存了，这三个国家的人都读不懂他们老祖宗的东西，因为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国落后了，落后了，使这些原来很佩服我们国家的人不佩服我们国家了，他们学习西方了，最后他们完全抛弃了汉字的写作。所以，我们如果要考虑“走出去”，是不是应该总结一点我们的历史经验。总历史经验里面，有哪些可以“走出去”的好方法。首先我觉得很简单，我们还是要经济强大，我们还是要科技发达，我们还是要我们的道德伦理观念，思想，都被世界所接受，我们才能重新“走出去”。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中国是具备重新“走出去”的条件的。历史学大师曾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世界主义就不存在了，现在这个世界具有的都是民主主义，如果说世界上还能有世界主义，他觉得中国是一个最有希望的国家。总结中国的历史，我们这个民族，确实是有很多的优点，我想我们应该搞好自己的国家，然后我们努力“走出去”，将中国人奉行的道德也好，思想也好，这些东西能够和世界共享。
遵循国际通行的规则与规范
主持人：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存在着众多的问题，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庄智象：中国学术要走向世界，我觉得首先学术出版的名声要打开，如果说学术出版在中国的名声不好，或者说定位不高，或者说门槛在下降，那么就不要说走出去。有人说中国的学术论文95%在国外出版。为什么在国外出版？这个和国外的学术期刊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有关系的，和它的影响力是有关系的，当然也和我们的评估体系是有关系的。我们有时候是妄自菲薄，很多的论文在国内发表，不算成功，如果在国外出版，可能是两三倍的加分。很多原来可以在国内专业期刊上发表的学术成果，都到国外去了。这个是价值利益的导向问题。人家说中国学术出版连规范都做不到，你会和他们合作吗？一听就不是正规的，怎么跟他们合作？所以说现在中国出版要走出去，首先要做好我们的门槛，把学术出版当作非常严肃一件事。这几年我感觉我们学术出版的水平在下降，本来很多书是出不来的，或者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努力加工才能出来的，现在就放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我们出版界的同仁思考。
王明舟：我们的学术出版规范行为，也在制约我们版权输出和商务谈判。在这方面我们出版社还是有点教训的，我们中华文明史和剑桥合作的时候，大家已经要签约的时候，剑桥出版社的学术总监到北大出版社来了，谈了一个很委婉的希望，说这个书可不可以不要进入剑桥文库。原因讲了两条。第一条，这本书是在马克斯指导下编辑的，不符合西方的学术导向。第二条，这部作品不够详细，当然经过多次谈判，我们把英文的名字缩减掉，对于学术习惯也好，导向也好。你可以加著作，你可以谈你的观点，但是我们的应该保留。学术出版规范也将制约我们的重要方面。 魏玉山：走出去就是参与国际竞争与交流，就要符合国际通行的规则与规范。中国学术著作要国际化就必须标准化。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会主任是邬书林局长，我们研究院做秘书处的工作。在总局和总署领导下，正在组织制定学术著作出版规范，涉及学术著作的引文、注释，索引，版式，流程管理等方面。这个规范出来，会对我们学术著作在标准化方面提供推动的作用。
选对出版方向和选题是很关键
主持人： 刚才诸位专家一同探讨了学术规范化的问题。的确，国际学术出版是有规范的，我们不首先把自己的门槛修好，把好学术关，谈学术出版走出去有点痴人说梦。那么，门槛修好了，标准提高了，是不是我们的学术出版就可以顺利走出国门了呢？
葛剑雄：现在我们动不动就讲对外传播，但传播文化的前提是人家要，而不是说我硬要给。怎么使他要呢，那么就要把我们的精华，不管是科技的、人文的、社会的，介绍出去，让人家了解。正常的传播在今天就应该是在商言商，不要好心办坏事。很多我们印的材料，人家出门就扔了，要避免这种情况。要让我们的书，我们的出版物，通过自身体现价值，通过满足社会需求来体现价值。作为国家政府领导，都希望把学术出版走出去作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机会，这个没有错。但我们作为出版人，还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文化产品看待，在商言商。根据别人的需求提供产品，才能真正实现输出我们自己优秀的、又是人家所需要的文化产品。以前以政治、政绩、宣传为导向的思维模式，实际上达不到这种效果的。
庄智象：我们设计这个图书，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很多时候完全针对中国读者的需求，按照中国的市场来设计，结果原封不动地翻译一下，就拿出去了。这是一个误区。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认知过程和特点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需求认知过程没有做好。国外需要你什么东西，需要你哪一方面的内容，就应该提供哪一方面的产品。如果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我们的学术出版走出去就容易多了。
朱起飞：可能刚才各位专家老师也都提到了，就是需求的理解和匹配。往往国内出版社他们都会把他们自己认为最优秀的产品，最好的作品推荐给我们，这一点我们是很高兴的。也有一个问题，我们想要的，或者是西方读者想要的，与国内出版社想推荐给我们的，有的时候不是很匹配，很一致。就拿《中华文明史》这个书来说，一开始我们的学术总监觉得意识形态上有问题，因为这个是中国人写的中华文明史，所以一开始我们想只做发行或者是销售，不以剑桥的名义出版。后来我们觉得这样做没有太大意义，然后经过多方的协商，最后达成一致：我们在这个书的前面加一个英文版序，请西方主流的学者写一个导读，来理解这个书的真正意义。这个书最后顺利出版，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史行果：刚才的同行也说到了，往往在国际合作的过程当中，共求的关系经常会错位，我经常会碰到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寻找的内容，和提供给我们的内容，往往是错位的，所以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其实是要放在前期策划阶段。大家在寻找出版方向和选题的时候，就能够有共同的兴趣，知道大家共同的兴趣点在哪，和国外学界的话题是哪些。从这个起点出发，就会避免因为错位造成的时间上的浪费。
向安全：针对需求，选对出版方向和选题是很关键的。目前进入日本市场的中国出版社还没有，我是最先去的，中国出版集团在那里也成立了一个出版社。书还没有做起来，还在准备当中。我就是根据日本市场的需求，设计了一些系列，如中国史学系列，中国与世界系列，当代中国与社会系列，中国文化文物图鉴系列，中国科学图鉴系列。这些系列，基本上就是针对日本市场。
朱起飞：中国是出版大国，确实离出版强国，还是有一段距离，国内同类的选题特别多，包括推荐给我们的艺术类的图书，这几家出版社都有同类的书。真正能够吸引西方读者的精品学术著作，数量还是有限的，特别是有国际知名度的作者和数量，在西方人眼中有认同度的，还是比较有限的。比如说我们出历史人物类的书会想到毛泽东或者是邓小平，更多的话，西方读者就没有太大的印象了。我们真的要走出去，也要走进去，这是挺需要花时间的问题。
翻译，要体现文化
主持人：图书走出去，翻译是绕不过的弯，学术作品在翻译中遇到过什么困难，该如何克服？
王明舟：在学术出版走出去过程中，我们确确实实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问题。翻译问题就是非常大的瓶颈。这个瓶颈对于我们社来讲解决起来可能是比兄弟出版社要相对容易一点。
庄智象：很多书的翻译是很难的。你要翻译，不太容易翻，我们随便找一个地方错误都很多。前天我从浙江回来，中国整个高速公路上的标识，全部是错的，只有香港是对的。保持车距的标识全部是错的。上海那一段沪宁高速改了，其他地方都没有改。这么多人看，却从来没有改过，图书领域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想学术出版要走出去，最好还是通过重新疏理再出去比较好。
葛剑雄：刚才庄社长讲得很重要，我们确实要重视翻译，我们中国人了解莎士比亚靠的就是翻译，没有几个人能够看懂原文的。我在世界各地跑，发现中国人自己翻译的图书，能让人家接受的，很少。因为翻译不仅是文字，还要体现文化。要使用人家能够接受的方式，能够理解的方式。
向安全：译者必须本土化，即使是从小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翻译出来的东西，都不是日本味。再一个就是走出去，要走进去，走下去，编辑什么的都要用本土的，版式也要用本土的。有一些装订方面不注意，过去以后就进不了他们的渠道。
魏玉山：我建议国家对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翻译环节予以大力支持，实施学术著作版权贸易奖励政策、学术著作翻译补贴政策。
可上架，可借阅，可阅读
主持人：刚才我们主要是从图书本身来探讨学术出版如何“走出去”的，图书做出来后，该如何打入国际市场，进入流通渠道？
向安全：我想“走出去”，就要做到可上架，可借阅，可阅读。可供上架，就是说全球大的书店里面能够看得见；可供借阅，就是全球各大图书馆，里面能够借得到；可供阅读，就是你做成的书是能够读懂的，你的英文是当地的表现方式，当地的设计和当地的陈述性知。目标还是很高的。我们科学出版社，在中国土地上，做的还可以了，我们在全球就没有渠道去流通。我不可能在这里做英文书，流动不起来，我们在全球没有渠道，目前我们主要是借助跨国出版商，和施普林格（Springer）、爱思唯尔（Elsevier）合作。国际上成功的跨过出版集团，都是经历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在本土发展起来以后，实力强大的时候才开始在全球建渠道，所以渠道是关键。经过几年的探索努力，目前我们在日本东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建出版社很容易，建渠道很难。这个过程非常艰苦。现在在东京的渠道都已经建立起来了。 庄智象：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很多名牌出版公司进入国内的经验，和国外的出版社合作，调研市场，做一些需求分析，按照他们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借助他们的渠道走出去。
魏玉山：关于“走出去”的渠道方面，我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充分利用网络书店，图书馆采购渠道以及进出口公司等发行体系，做好学术著作实物出口业务。二是加强与版权代理机构、国外出版机构的沟通，做好学术著作，版权转让，翻译，以及在国外的出版发行工作，主要是版权贸易方面。也可以与中资国外出版机构合作，实现学术著作在国外的直接发行。科学出版社在日本已经建立一个分公司，专门出版中国的学术图书，我们其他也有一些出版社在国外建立了分社和其他机构。这种方式可以实现直接落地，也是一种方式。
编辑决定出版物的灵魂和品位
主持人：无论出版物的形式如何转变，编辑作为出版的主体地位都不会改变。在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过程中，有没有对编辑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呢？
桂晓风：编辑决定了出版物的内容，决定了出版物的灵魂和品位，没有说编辑搞得不好，出版物很好，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我想在当今，在我们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在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的今天，编辑仍然是重中之重，编辑要为学术出版“走出去”承担责任，作出贡献。
向安全：人才问题很重要。最好就是一策三多，一次内容策划以后，多种语言出版，多介质出版，多个国家地区销售。把一些彩图书，中文版，日文版，繁体字都一块做，一起上机器印，印不同的文本，这样子很节省成本。我希望和大家合作，能够从策划开始。
魏玉山：必须强化出版企业在学术出版“走出去”中的责任和主体作用。从出版社领导到编辑出版人员到我们版权贸易人员，从选题策划，到编辑设计、印刷复制等各个环节，所有人和所有环节，都应该具备国际意识和国际视野，才可能制作成国际化的产品。出版单位要了解目标市场的需求，要围绕着需求策划好选题，要选好作者，要找对人，你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要按照国际市场通行的规则做好编辑加工，要根据不同的市场与渠道提供不同形态的产品，要做好产品的宣传和推荐。这是针对出版社层面来讲的。
王明舟：在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过程中间，确实需要很好地锻炼我们的编辑二次策划的能力。刚才哪位先生也提到了资源的重新组合。这方面做好了，可以收获很多成果。
主持人：出版学术要走出去，固然任重而道远，根本问题是是否有真正的好学术，好学问。要走出去，要走进去，还要走下去，还要走过去，最理想的境界，就是别人请你进去，因为你好。怎么才能好，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作为学者来讲，应该有真正的学术和真正的学问，让别人能够记住的东西，对全世界能够作出贡献的东西。我呼喊中国的学界，能够真正拿出让世人信服的东西，不管是科学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这是我们共同的使命和担当。最后，再次感谢诸位专家在百忙中参加此次沙龙活动。
徐飞，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兼出版社公司董事长
主持人：学术出版是学术研究成果的体现，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环节，同时，学术出版还是国家的学术界和出版界与世界对话的平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学术出版，再也不是少数文化人、科研工作者思想交流的工具，而是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目前，学术出版的总份额占世界出版的32%，是整个出版业当中市场最稳定，利润率最高，回报最可靠的产业部门。
长久以来，如何提高中国学术话语权，让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我国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并取得了不少优秀成果。但随着中国各项事业的高速发展，中国学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却相对不足，学术著作的数量和影响也赶不上学术本身的发展。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认为，在学术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方面，我国出版界做得还不够好。比如，中国在世界上首先研制出了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换流阀，但有关这一技术的出版物还很少；中国的桥梁设计具有世界水准，但这方面也未见重要的学术出版物面世。
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还存在哪些问题？今天，我们特别请来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先生、中国出版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魏玉山先生、北京大学出版社王明舟社长、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隧社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先生、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韩建民社长、上海外教出版社庄智象社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王焰社长、科学出版社东京公司总经理向安全先生、德古意特（De Gruyter）出版社中国区总监史行果先生、剑桥大学出版社高级业务发展经理朱起飞先生，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学术出版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主持人：首先感谢大家百忙中来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一直在说学术出版要走出去，那么究竟学术出版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靠什么走出去？
魏玉山：学术出版“走出去”，核心是学术具备“走出去”的品质。出版是学术传承的载体与传播的媒介，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实质是学术“走出去”。要使学术出版走出去有更大的发展，前提是要中国的学术研究有更大的突破，学术水平有更大的提高，没有理论、方法、观念、技术等创新，学术出版难以走向国际。学术强则学术出版强，学术出版强才有国际市场。所以要通过多种方式提高我们的科研水平，提高我们的创作水平。我们的出版单位，我们的出版管理机关，也可以设立专门针对作者的各种奖励措施，以提高他们创作的积极性。
王焰：我觉得做学术图书，主要还是要具备原创的、比较高端的学术特质。首先是需要知名的学者，权威的著作。同时，还要有学术前沿方面的输出。其实我个人理解，“走出去”也不仅仅是版权的签订，也不是我们一厢情愿觉得这个书很好就输出去。我们应该具备和国际商学者的对话的基础，而且要有国际上可以认可的话语体系，所以说对我们以教育为主的出版社而言，最主要的还是需要落实在我们社的特色上。
韩建民：延伸一点来讲，学术出版又是大学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大学出版社应该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坚守学术出版使命，打造学术精品，这也是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工作基础。
贺圣隧：我们中国过去的文化走出去过，主要就在东亚这些地区，走得比较成功。古代朝鲜、日本、越南的知识分子，都是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字来进行他们的知识分子的劳动。我们为什么过去能够让他们的知识分子用我们的文字，接受我们的观点来思考，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强大。我们不仅是经济强大，科技强大，我们在思想观念上，在道德伦理上也是文明强大的国家，所以我们就走出去了。现在连这些东西都已经荡然无存了，这三个国家的人都读不懂他们老祖宗的东西，因为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国落后了，落后了，使这些原来很佩服我们国家的人不佩服我们国家了，他们学习西方了，最后他们完全抛弃了汉字的写作。所以，我们如果要考虑“走出去”，是不是应该总结一点我们的历史经验。总历史经验里面，有哪些可以“走出去”的好方法。首先我觉得很简单，我们还是要经济强大，我们还是要科技发达，我们还是要我们的道德伦理观念，思想，都被世界所接受，我们才能重新“走出去”。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中国是具备重新“走出去”的条件的。历史学大师曾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世界主义就不存在了，现在这个世界具有的都是民主主义，如果说世界上还能有世界主义，他觉得中国是一个最有希望的国家。总结中国的历史，我们这个民族，确实是有很多的优点，我想我们应该搞好自己的国家，然后我们努力“走出去”，将中国人奉行的道德也好，思想也好，这些东西能够和世界共享。
遵循国际通行的规则与规范
主持人：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存在着众多的问题，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庄智象：中国学术要走向世界，我觉得首先学术出版的名声要打开，如果说学术出版在中国的名声不好，或者说定位不高，或者说门槛在下降，那么就不要说走出去。有人说中国的学术论文95%在国外出版。为什么在国外出版？这个和国外的学术期刊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有关系的，和它的影响力是有关系的，当然也和我们的评估体系是有关系的。我们有时候是妄自菲薄，很多的论文在国内发表，不算成功，如果在国外出版，可能是两三倍的加分。很多原来可以在国内专业期刊上发表的学术成果，都到国外去了。这个是价值利益的导向问题。人家说中国学术出版连规范都做不到，你会和他们合作吗？一听就不是正规的，怎么跟他们合作？所以说现在中国出版要走出去，首先要做好我们的门槛，把学术出版当作非常严肃一件事。这几年我感觉我们学术出版的水平在下降，本来很多书是出不来的，或者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努力加工才能出来的，现在就放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我们出版界的同仁思考。
王明舟：我们的学术出版规范行为，也在制约我们版权输出和商务谈判。在这方面我们出版社还是有点教训的，我们中华文明史和剑桥合作的时候，大家已经要签约的时候，剑桥出版社的学术总监到北大出版社来了，谈了一个很委婉的希望，说这个书可不可以不要进入剑桥文库。原因讲了两条。第一条，这本书是在马克斯指导下编辑的，不符合西方的学术导向。第二条，这部作品不够详细，当然经过多次谈判，我们把英文的名字缩减掉，对于学术习惯也好，导向也好。你可以加著作，你可以谈你的观点，但是我们的应该保留。学术出版规范也将制约我们的重要方面。 魏玉山：走出去就是参与国际竞争与交流，就要符合国际通行的规则与规范。中国学术著作要国际化就必须标准化。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会主任是邬书林局长，我们研究院做秘书处的工作。在总局和总署领导下，正在组织制定学术著作出版规范，涉及学术著作的引文、注释，索引，版式，流程管理等方面。这个规范出来，会对我们学术著作在标准化方面提供推动的作用。
选对出版方向和选题是很关键
主持人： 刚才诸位专家一同探讨了学术规范化的问题。的确，国际学术出版是有规范的，我们不首先把自己的门槛修好，把好学术关，谈学术出版走出去有点痴人说梦。那么，门槛修好了，标准提高了，是不是我们的学术出版就可以顺利走出国门了呢？
葛剑雄：现在我们动不动就讲对外传播，但传播文化的前提是人家要，而不是说我硬要给。怎么使他要呢，那么就要把我们的精华，不管是科技的、人文的、社会的，介绍出去，让人家了解。正常的传播在今天就应该是在商言商，不要好心办坏事。很多我们印的材料，人家出门就扔了，要避免这种情况。要让我们的书，我们的出版物，通过自身体现价值，通过满足社会需求来体现价值。作为国家政府领导，都希望把学术出版走出去作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机会，这个没有错。但我们作为出版人，还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文化产品看待，在商言商。根据别人的需求提供产品，才能真正实现输出我们自己优秀的、又是人家所需要的文化产品。以前以政治、政绩、宣传为导向的思维模式，实际上达不到这种效果的。
庄智象：我们设计这个图书，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很多时候完全针对中国读者的需求，按照中国的市场来设计，结果原封不动地翻译一下，就拿出去了。这是一个误区。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认知过程和特点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需求认知过程没有做好。国外需要你什么东西，需要你哪一方面的内容，就应该提供哪一方面的产品。如果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我们的学术出版走出去就容易多了。
朱起飞：可能刚才各位专家老师也都提到了，就是需求的理解和匹配。往往国内出版社他们都会把他们自己认为最优秀的产品，最好的作品推荐给我们，这一点我们是很高兴的。也有一个问题，我们想要的，或者是西方读者想要的，与国内出版社想推荐给我们的，有的时候不是很匹配，很一致。就拿《中华文明史》这个书来说，一开始我们的学术总监觉得意识形态上有问题，因为这个是中国人写的中华文明史，所以一开始我们想只做发行或者是销售，不以剑桥的名义出版。后来我们觉得这样做没有太大意义，然后经过多方的协商，最后达成一致：我们在这个书的前面加一个英文版序，请西方主流的学者写一个导读，来理解这个书的真正意义。这个书最后顺利出版，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史行果：刚才的同行也说到了，往往在国际合作的过程当中，共求的关系经常会错位，我经常会碰到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寻找的内容，和提供给我们的内容，往往是错位的，所以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其实是要放在前期策划阶段。大家在寻找出版方向和选题的时候，就能够有共同的兴趣，知道大家共同的兴趣点在哪，和国外学界的话题是哪些。从这个起点出发，就会避免因为错位造成的时间上的浪费。
向安全：针对需求，选对出版方向和选题是很关键的。目前进入日本市场的中国出版社还没有，我是最先去的，中国出版集团在那里也成立了一个出版社。书还没有做起来，还在准备当中。我就是根据日本市场的需求，设计了一些系列，如中国史学系列，中国与世界系列，当代中国与社会系列，中国文化文物图鉴系列，中国科学图鉴系列。这些系列，基本上就是针对日本市场。
朱起飞：中国是出版大国，确实离出版强国，还是有一段距离，国内同类的选题特别多，包括推荐给我们的艺术类的图书，这几家出版社都有同类的书。真正能够吸引西方读者的精品学术著作，数量还是有限的，特别是有国际知名度的作者和数量，在西方人眼中有认同度的，还是比较有限的。比如说我们出历史人物类的书会想到毛泽东或者是邓小平，更多的话，西方读者就没有太大的印象了。我们真的要走出去，也要走进去，这是挺需要花时间的问题。
翻译，要体现文化
主持人：图书走出去，翻译是绕不过的弯，学术作品在翻译中遇到过什么困难，该如何克服？
王明舟：在学术出版走出去过程中，我们确确实实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问题。翻译问题就是非常大的瓶颈。这个瓶颈对于我们社来讲解决起来可能是比兄弟出版社要相对容易一点。
庄智象：很多书的翻译是很难的。你要翻译，不太容易翻，我们随便找一个地方错误都很多。前天我从浙江回来，中国整个高速公路上的标识，全部是错的，只有香港是对的。保持车距的标识全部是错的。上海那一段沪宁高速改了，其他地方都没有改。这么多人看，却从来没有改过，图书领域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想学术出版要走出去，最好还是通过重新疏理再出去比较好。
葛剑雄：刚才庄社长讲得很重要，我们确实要重视翻译，我们中国人了解莎士比亚靠的就是翻译，没有几个人能够看懂原文的。我在世界各地跑，发现中国人自己翻译的图书，能让人家接受的，很少。因为翻译不仅是文字，还要体现文化。要使用人家能够接受的方式，能够理解的方式。
向安全：译者必须本土化，即使是从小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翻译出来的东西，都不是日本味。再一个就是走出去，要走进去，走下去，编辑什么的都要用本土的，版式也要用本土的。有一些装订方面不注意，过去以后就进不了他们的渠道。
魏玉山：我建议国家对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翻译环节予以大力支持，实施学术著作版权贸易奖励政策、学术著作翻译补贴政策。
可上架，可借阅，可阅读
主持人：刚才我们主要是从图书本身来探讨学术出版如何“走出去”的，图书做出来后，该如何打入国际市场，进入流通渠道？
向安全：我想“走出去”，就要做到可上架，可借阅，可阅读。可供上架，就是说全球大的书店里面能够看得见；可供借阅，就是全球各大图书馆，里面能够借得到；可供阅读，就是你做成的书是能够读懂的，你的英文是当地的表现方式，当地的设计和当地的陈述性知。目标还是很高的。我们科学出版社，在中国土地上，做的还可以了，我们在全球就没有渠道去流通。我不可能在这里做英文书，流动不起来，我们在全球没有渠道，目前我们主要是借助跨国出版商，和施普林格（Springer）、爱思唯尔（Elsevier）合作。国际上成功的跨过出版集团，都是经历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在本土发展起来以后，实力强大的时候才开始在全球建渠道，所以渠道是关键。经过几年的探索努力，目前我们在日本东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建出版社很容易，建渠道很难。这个过程非常艰苦。现在在东京的渠道都已经建立起来了。 庄智象：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很多名牌出版公司进入国内的经验，和国外的出版社合作，调研市场，做一些需求分析，按照他们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借助他们的渠道走出去。
魏玉山：关于“走出去”的渠道方面，我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充分利用网络书店，图书馆采购渠道以及进出口公司等发行体系，做好学术著作实物出口业务。二是加强与版权代理机构、国外出版机构的沟通，做好学术著作，版权转让，翻译，以及在国外的出版发行工作，主要是版权贸易方面。也可以与中资国外出版机构合作，实现学术著作在国外的直接发行。科学出版社在日本已经建立一个分公司，专门出版中国的学术图书，我们其他也有一些出版社在国外建立了分社和其他机构。这种方式可以实现直接落地，也是一种方式。
编辑决定出版物的灵魂和品位
主持人：无论出版物的形式如何转变，编辑作为出版的主体地位都不会改变。在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过程中，有没有对编辑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呢？
桂晓风：编辑决定了出版物的内容，决定了出版物的灵魂和品位，没有说编辑搞得不好，出版物很好，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我想在当今，在我们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在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的今天，编辑仍然是重中之重，编辑要为学术出版“走出去”承担责任，作出贡献。
向安全：人才问题很重要。最好就是一策三多，一次内容策划以后，多种语言出版，多介质出版，多个国家地区销售。把一些彩图书，中文版，日文版，繁体字都一块做，一起上机器印，印不同的文本，这样子很节省成本。我希望和大家合作，能够从策划开始。
魏玉山：必须强化出版企业在学术出版“走出去”中的责任和主体作用。从出版社领导到编辑出版人员到我们版权贸易人员，从选题策划，到编辑设计、印刷复制等各个环节，所有人和所有环节，都应该具备国际意识和国际视野，才可能制作成国际化的产品。出版单位要了解目标市场的需求，要围绕着需求策划好选题，要选好作者，要找对人，你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要按照国际市场通行的规则做好编辑加工，要根据不同的市场与渠道提供不同形态的产品，要做好产品的宣传和推荐。这是针对出版社层面来讲的。
王明舟：在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过程中间，确实需要很好地锻炼我们的编辑二次策划的能力。刚才哪位先生也提到了资源的重新组合。这方面做好了，可以收获很多成果。
主持人：出版学术要走出去，固然任重而道远，根本问题是是否有真正的好学术，好学问。要走出去，要走进去，还要走下去，还要走过去，最理想的境界，就是别人请你进去，因为你好。怎么才能好，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作为学者来讲，应该有真正的学术和真正的学问，让别人能够记住的东西，对全世界能够作出贡献的东西。我呼喊中国的学界，能够真正拿出让世人信服的东西，不管是科学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这是我们共同的使命和担当。最后，再次感谢诸位专家在百忙中参加此次沙龙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