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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学林在《教育学术月刊》2011年第9期撰文指出,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层面和传统德育观中,人们一直认为学校德育应该也能肩负起社会道德教化的任务。于是,当人们痛心疾首于社会上的不道德现象时,当人们谈及社会道德建设的设想时,总不免要追问学校应该承擔的责任。其潜话语无非是:第一,社会道德滑坡,学校难辞其咎;第二,学校应从此时起加强道德教育,承担起扭转社会道德风气的责任。无论国家治理者还是普通民众,很少有人去追问道德滑坡背后社会的责任——对于社会道德滑坡,学校以外的成人扮演了什么角色?
社会道德环境是个体道德成长背后的“一只看不见的推手”。学校德育的教化能力是有限的,社会的道德滑坡首先是成人的道德滑坡,而不是儿童社会的道德滑坡。社会转型期,学校德育难以担负起社会道德救赎的重任。所以,指望用当前的学校德育去解决当前的社会道德危机是不切实际的;指望培养现在的儿童具有好的道德品质来改善未来的社会道德水平,也具有不确定性。和谐社会的道德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包括成年人的道德自律、社会的制度建设、社会良好道德文化环境的营造和良好的家庭教育配合。
社会道德环境是个体道德成长背后的“一只看不见的推手”。学校德育的教化能力是有限的,社会的道德滑坡首先是成人的道德滑坡,而不是儿童社会的道德滑坡。社会转型期,学校德育难以担负起社会道德救赎的重任。所以,指望用当前的学校德育去解决当前的社会道德危机是不切实际的;指望培养现在的儿童具有好的道德品质来改善未来的社会道德水平,也具有不确定性。和谐社会的道德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包括成年人的道德自律、社会的制度建设、社会良好道德文化环境的营造和良好的家庭教育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