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窑青瓷,再也烧不出的“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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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国桢30年间收藏的6000多件越窑瓷,从东汉到南宋,记录着吴越之地的隽永与繁华。
  余姚是个盛产才子的地方,古有王阳明、黄宗羲,今有蒋梦麟、余秋雨。当地人常说他们有三宝,河姆渡、王阳明和越窑。小城里的“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越窑青瓷博物馆。70岁的陈国桢,是这家博物馆的馆长。与《环球人物》记者见面时,他正在给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发短信,沟通捐赠瓷器事宜——2015年,他就曾向故宫捐赠了19件收藏品。“接下来准备再捐一些好东西。”他说。
  姚江水从门前流过,窗外是元代通济古桥,博物馆里,陈国桢泡上一壶碧螺春,与记者说起他与越窑青瓷的故事。
  陆龟蒙为它写诗,茶圣称它是玉
  陈国桢从小就接触古玩。他父亲早年是上海滩有名的“木粉大王”(卖樟树、柏树粉给香料商等),家中收藏了不少珍宝。“文革”时,家里的书画付之一炬,倒是陶陶罐罐躲过一劫。上世纪80年代,陈国桢成了余姚第一个个体户,靠电器生意发了家。
  那时,全国正逢基建热潮,浙江遍布推土机,往往土一翻就翻出个古董来,各地的文物贩子纷至沓来。余姚一带又是越窑瓷产地,大量古瓷流失境外。陈国桢心想,越窑是浙江的“物产”,应该留在浙江,于是开始了30多年的收藏之旅。
  “越窑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青瓷窑系,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浙江上虞、余姚、慈溪、宁波等地。越窑起源于夏商周,成熟于东汉,鼎盛于唐宋,持续烧制了1000多年,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窑系。因此,它又被称为‘母亲瓷’。”陈国桢一面研究越窑历史,一面寻找瓷器珍品。然而,第一次寻宝就碰了壁。那是一个亲戚介绍来的生意,一户农民家里有6件刚刚发现的越窑器具,整齐地摆在陈国桢面前。对方开价颇高,刚刚入行的陈国桢一口气全买了下来。过了几天,陈国桢去古玩市场转了一圈,才发现自己被诓了,6件宝贝里有2件是假的,还是那亲戚预先在农民家埋好的“地雷”,搭顺风车卖给他的。
  陈国桢只得感叹人心不古:“都说江湖凶险,搞收藏也是身在江湖。其实骗子就是最好的老师,收藏的乐趣就在于斗智斗勇的过程。”采访时,一位朋友给陈国桢发了一张英国某博物馆的藏品照片,他一眼就看出是个假越窑瓷器,笃定地回复道:“我们赌一把,我错了就捐出所有藏品,我对了就让这个博物馆道歉!”
  在陈国桢看来,越窑青瓷之美,在于“青绿的釉色、光洁的釉面、薄俏的胎体、精美的纹饰”,他的镇馆之宝绿釉堆塑人物瓷瓶就是典型。这个瓷瓶制造于东汉,是一个储藏粮食的谷仓模型,上面堆塑众多人物和飞禽走兽:瓶身上端是长者对少年说教,中间一层是两只瑞兽,底下一层有幕僚、仆从、戏子和家畜。“这件瓷器经过两千年依然光彩夺目,栩栩如生,展现了东汉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等级制度,是难得一见的既有观赏价值又有研究意义的佳品。”陈国桢颇为骄傲地说。
  “东汉之后,越窑又一个黄金时代开启于唐朝。”陈国桢说。初唐时越窑瓷胎质灰白而松,釉色呈青黄色;晚唐时胎质细腻致密,胎骨精细而轻盈,釉质丰润如玉,釉色为黄或青中含黄。这种技术的提升让越窑瓷在晚唐一举成为“天下第一”,文人墨客无不称颂。最著名的当属陆龟蒙,他在七绝诗《秘色越器》中写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句诗几乎成了越窑在中国历史上的广告语。
  另一位越窑瓷代言人就是唐代茶圣陆羽。他在其名著《茶经》中给当时全国各地的茶碗打了分:“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也。”也就是说,连大名鼎鼎的北方邢窑,都比不上越窑青瓷。依照陆羽的说法,越窑瓷独特的色泽、光泽衬托出茶汤的绿,看起来有如碧玉,是颜值最高的“品茶神器”。
  吴越国的御用国礼
  在陈国桢的收藏里,几个瓷罐尤为与众不同。这些瓷罐大多由器盖、器身、器座三部分组成,盖呈荷叶状,盖钮作花蕾形,灰胎青黄釉,瓶身上密密麻麻刻着字。陈国桢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这种瓷罐名为墓志罐,始于晚唐,流行于五代,宋代之后基本见不到了。
  如今发现的墓志罐以五代居多,大多出产自浙东上林湖地区。可见在动荡的割据时代,浙东越窑的生产量远远高于其他窑口。“事实上,五代正是越窑的巅峰时刻,不论在技艺还是名声上都鹤立鸡群。”陈国桢说,“这还得感谢一位皇帝。”
  五代时主要统治浙江一带的国家是吴越国,开国皇帝钱镠(音同留)既尚武又文艺,历史上有名的情话“陌上花开缓缓行”,便出自于他。钱镠建国后,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经济繁荣,“渔盐桑蚕之利甲于江南”;外交上,他始终依靠中原王朝,尊其为正朔,不断进贡以求庇护,而他选择的进贡之物,便是越窑青瓷。
  钱镠命越窑专烧供奉用的瓷器,且釉药配方、制作工艺保密,于是越窑瓷有了“秘色瓷”的别名。“秘色瓷”百姓不能用,只许皇家御用、进贡中原和出口海外。钱镠是盐贩起家,对做生意熟门熟路,因此他当皇帝后,越窑瓷就成了重要的出口商品。瓷器商人们从杭州湾钱塘江口出发, 千船竞发往来于中原、日本、朝鲜、大食等国,换取了大量“外汇”收入,令吴越国成为五代时最富庶的国家。
  不可否认,五代风靡一时的越窑瓷深深影响了后来的窑系,许多学者认为,“雨过天晴云破处”的汝窑、烧制青瓷闻名的龙泉窑,以及高丽青瓷,或多或少都有越窑的影子。
  “然而到了宋代,随着浙东土质的改变、烧制技术的瓶颈,以及六大窑系等竞品出现,越窑逐渐走向衰弱、消失。”陈国桢惋惜地说,“因此,我的收藏基本上也就到宋代为止了。”
  不计代价,买到再说
  越窑瓷属于高古瓷,而在收藏界,高古瓷一直都不算太“吃香”。与明清瓷器的热门考据不同,越窑瓷直到上世纪30年代才为人所知。当时,著名陶瓷考古学家陈万里跋山涉水,来到余姚上林湖,发现了越窑遗址,终于令宋代之后消失的古窑“重见天日”。
  为了追寻越窑,陈国桢向来是“不计代价,买到再说”。有一次他在杭州古玩市场看到了一只器形庞大、完整无损的越窑大碗,釉色纯正,“肯定是王公大臣用的祭祀礼器”。对方开价300万,他讲价到240万。拍板后,陈国桢四处筹钱,情急之下,把自己价值800万元的别墅卖了。2003年,陈国桢创办“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前期运营、管理都靠自己,“房租、人工、水电……一家博物馆一年的费用至少得花100多万元”。而且,他的博物馆免费开放,从来只有支出,没有收入。
  30多年来,陈国桢光是收集越窑青瓷就花了五六千万,办企业挣的钱早已耗尽,后来只能举债购买。他拥有6000多件藏品,在业内算是数一数二的了。然而,他苦恼的是,这些老古董的未来令人担忧。他的儿子对收藏不感兴趣,但藏品又需要专业团队打理。一时间,资金和传承都成了问题。
  “我年纪大了,没了收入来源,长期下去博物馆该怎么办?”最艰难的时候,陈国桢给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单霁翔很快让秘书给他回了电话,并提了一些建议,帮他渡过了难关。后来,上海、宁波、余姚等地方政府也在博物馆建设上给他提供了帮助。
  2013年,北京大学邀请陈国桢进校办展,单霁翔也前去参观。展品从西周到三国再到唐宋,丰富精美。单霁翔当即邀请陈国桢参加2015年的故宫建院90周年展览,还对他说:“请私人博物馆进故宫办展,你可是破天荒第一个!”两年后,陈国桢在故宫的展览如约举办,他还将19件珍品捐赠给了故宫。
  如今陈国桢的博物馆依然捉襟见肘,“每个月要还的利息就是30万”。但他仍然坚持博物馆的运营,甚至在上海、宁波等地开设了分馆。洪秀柱、单霁翔、余秋雨、李伯谦都对他的收藏赞不绝口,余秋雨为他题词:“陈国桢以一人之力收藏越窑青瓷,为长江下游文明保存了珍贵的实物佐证。”
  所以,陈国桢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为了越窑里这一抹神秘的青色,自己成了最穷的富人,也是最富的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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