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喜的“聚元号”弓箭作坊位于北京通州区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里，记者找过去费了一番功夫。见到杨福喜时下起了小雨，他留一头梳着小辫子的花白卷发，蓄着络腮胡，穿一身中式对襟丝质白衫，站在木门前向记者打招呼，声音豁亮。隔着蒙蒙细雨看去，杨福喜隐隐然像武侠小说里描述的江湖中人。“这儿不好找，但求个清净，可以用心做弓。”他侧身说道，一股浓浓的老北京味儿。
　　门内的布景令人联想到镖局：进门右手是一台弓架，上面列着近20张大弓，弓身画有龙凤图文不等;大堂中置一主座，左右各有两张红木椅，椅背上分别刻着梅兰竹菊四个字;西墙上挂着一幅墨宝，写着“射以观德”。《礼记·射义》中说：“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但凡玩儿弓箭的，家家都有这幅字，意思是通过射箭，来观察一个人的品德操守。”杨福喜解释说。作为“聚元号”非遗项目的第十代传承人，杨福喜保留的不仅是手工技艺，还有弓箭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

父亲曾给毛主席做弓箭

　　冷兵器时代，弓箭是不可或缺的远射兵器，其发明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后羿射日”的传说广为流传，可见古人对弓箭的重视与喜爱。再往后，到脍炙人口的百步穿杨、纪昌学射、胡服骑射，这些故事赋予了作为六艺之一的射艺以深厚的文化底蕴。满清入关，也是靠着马背上的骑射之术，因此它被列为八旗之本。有着300年历史的“聚元号”，最早便是为随军制作和维修弓箭而存在的。
　　“入关后，我们最早被安排在故宫西华门的造办处，从业的多半是旗人，造的弓箭全部供应给皇宫，不得外卖。”说起这段历史，杨福喜很是自豪。时过境迁，随着西方火器的引进，冷兵器时代结束。最初的40家皇室御用弓箭铺，现在仅剩“聚元号”一家。这门繁复的手艺能传延至今，也实属不易。“做一套‘聚元号’弓箭，要经过200多道工序，整个下来，得花上大半年时间。”杨福喜说，“按我爷爷和父亲的老理儿来讲，弓要在我们手里放上春夏秋冬四季，要不断调整拉拽，一个差错就废了。等它经历不同的气候条件稳定之后，才能交付给顾客。”在这批顾客里，不乏成龙、吴宇森、霍英东这样的名家大腕，甚至还有毛主席。“刚开始并不知道是给毛主席做弓箭，厂长只说给一位领导做，用点心。”杨福喜说，“8个月后，毛主席派人来问多少钱，父亲才知道弓是给毛主席做的，直摆手說不要钱。那人说弓是毛主席买的私人物品，必须付钱，硬塞给父亲40元。”
　　一套“聚元号”弓箭的制作，前后共分四步，第一步是造弓胎：将赣南新竹阴干一年去掉水分，再用工具打磨，火烤塑形。第二步是勒牛角铺牛筋：为了增加弓臂韧度与弹性，必须在弓胎外侧贴牛角片，里侧铺牛筋。牛筋层数决定一张弓力量的大小，一般三四十磅的弓，铺两层就足够，铺到九层，就是状元弓。其中撕牛筋最费力，要把牛筋撕成弓胎所需大小。杨福喜说：“以前有专门撕牛筋的作坊，是个细活也是个累活，所以有句话叫‘好汉一天撕不了四两筋’。”第三步是上弦：上弦要绝对安静，弓发出不同声音，代表不同问题，必须依声作出调整，否则就有断弓的可能。“那些拉弦听响，大赞好弓的，其实是外行。”杨福喜解释。第四步是装饰：前三个步骤俗称“白活”，第四个步骤叫“画活”，即在弓身上画上各种图案，来表达某种祈愿。“蝙蝠就经常被画在弓臂上，一来音合‘福’字，二来表示晚上也能箭无虚发。”
　　多年的闭门造弓，并没有给杨福喜的物质生活水平带来明显提升，但他说：“我爱干这行，只要能靠它挣口粥喝，我就不会歇着！”

“生而何欢死而何惧”

　　采访的两个小时杨福喜都是站着的，腰背笔挺，可他今年已经60岁了。当记者问他累不累，要不要坐下休息时，他豪爽地一笑：“这就累了？”关于六十大寿怎么过的问题，杨福喜摆摆手：“我从小就没过过生日，我觉得不用记着一个人活了多大岁数，活得自不自在，有没有对社会做出贡献才是关键。我总信奉一句话，‘但行好事’。”
　　“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是杨福喜对生死的看法，他笑称“现在每多活一天就是赚一天”。19岁那年，杨福喜患上严重的结核性脑膜炎，但自己并不知情，一星期后病症加重才去医院就诊。“医生立马让人把我推进了急救室。”杨福喜说，“他告诉我，这病能挺3天都难，我竟然撑了8天。”那天，杨福喜的母亲收到了3张病危通知单。他觉得，正是因为自己“但行好事”，所以得到了老天爷的眷顾，曾经的路见不平一声吼算是其中之一。
　　有一次，一家大博物馆来人找到杨福喜，想让他帮忙配两根弓弦。杨福喜二话没说就应了下来，但开的条件却让对方瞠目结舌：1000万元配一根，两根2000万元。“他们问我是不是开玩笑，我说不是，少一分钱都不配。”说到这里，杨福喜似是心有不平。原来，他的一个朋友曾经带着一款屏风去找博物馆的某位专家鉴定，却被告知这位专家不在，请他离开。“可打发我朋友走的人就是那个专家，他慕名而来，却遭戏弄。”杨福喜愤愤道：“所以我故意要了他们拿不出来的高价，就没想着帮他们。你们谱儿大，我比你们谱儿更大。”快意恩仇的杨福喜，往往免费给朋友配弦，“这玩意其实不值几个钱，举手之劳”。
　　前不久，有家电视台想给杨福喜做一期节目，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来了100多号人，把村里堵得水泄不通，甚至提出拆掉周围屋檐以方便拍摄的要求。杨福喜怒道：“你们是来拍摄的还是来拆迁的？”说完将节目组撵走了。原本下定决心不再拍摄的杨福喜，晚上接到一个编导的电话，又改了主意。“是最开始联系我的人，他哭着跟我说，如果第二天不能开机，自己就要被辞退。”杨福喜叹道，“这怎么行，我就说那你们来吧，动我的屋子可以，完了给我复原。”拍摄完成后，节目组给杨福喜找来4个人，帮忙整理他的家。杨福喜得知他们要干的活很多，拿到的工钱却很少时，便让他们走了，自己弄了大半个月才弄完。他一直记着祖父老爱说的一句话：“端不生涯。”“那是告诫我们不能虚度此生，要问心无愧。”他说道。

接力棒下传依然是个难题

　　1998年，原本开着出租车的杨福喜眼看父亲杨文通年事渐高，“聚元号”传承堪忧，决定接过接力棒，开始清寂枯燥的造弓生涯。通过杨福喜8年的努力，“聚元号”在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也许是杨福喜没有虚度此生的最好证明。
　　即便入遗，杨福喜还是时时担忧，因为几乎所有的非遗项目都面临着传承和生存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人都是一时心血来潮学习制作弓箭，我这几年陆陆续续带了20多个徒弟，有几个人甚至跪在我门前，说不学成就不回家，结果没学多久就都跑了。这毕竟是一门手艺，没个四五年的练习门都入不了，而且学起来也苦，需要时间和耐心，这在当下的社会的确很难做到。”
　　杨福喜还记得，2007年，有166人被命名为首批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自己也在其中。但等到文化遗产日去人民大会堂授领奖章时，却只到了162人。“文化部原副部长王文章发言时哽咽了，他说另外的4位已经不在了，参会的人中有10多位是两个人架着来的，10多位是一个人搀着来的。”杨福喜回忆，“我年龄倒数第二，比我小的只有一个，小我1岁。非遗的传承确实是个大问题，这需要国家的扶持。现在国家提倡这个，给我们拨了专项资金，比过去好太多了。”

　　不久前，楊福喜和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传承人聊天，对方告诉他，现在很多人用电脑合成版画，3块钱一张，离远了看跟真的没什么两样，人家都去买便宜的合成版画，真货却无人问津。“这对他们是致命冲击。”杨福喜叹息，“王文章也说过，很多传统技艺没法生存，只能在它们消失前制作成影像资料存档，让后人知道祖先们曾经有过这门技艺。”现在，杨福喜在全力培养儿子制作弓箭的技艺，因为鲜少有外人能坚持下来，他只能暂时以家族传承的方式来延续这门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