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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谣言”进行分析时，不少学者都选择分析谣言的程式化进程，以及谣言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但缺少对谣言传播的动力分析。本文将从传播心理学出发，通过对“脱离传统秩序后个体的状态”、“群体对个体强大召唤力”、“群体召唤结构下个体思维方式的转变”三个维度的分析，试图分析“谣言传播的动力因素” ，以期提升在校大学生在认知与抵御“谣言”方面的媒介素养的实效性研究。
关键词：群体；个体；召唤结构；动力机制；媒介素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8-0053-02
关于“谣言”，奥尔波特和波斯曼认为“谣言是一个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命题，是为了使人们相信，一般以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是却缺乏具体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1]”而后许多专家学者撰文并结合“谣言事件”，分析“谣言”的萌芽、发酵、信息激增、信息衰减，或者分析“传受”二者关系，以期待揭示“谣言”传播的奥秘。对“谣言”进行分析研究，除了对其传播渠道、路径进行分析之外，多数研究者都对传播过程中的最大参与者与传播结果的最大影响者进行“受众”分析。从早期系统研究传播效果的“魔弹论”到随着实证研究发展起来的“传播流研究”，“魔彈论”均遭到许多学者诟病。但无可否认的是，在传播过程中，“谣言”不断“召唤”受众相信“事实”，受众也在谣言的“召唤”下接受“谣言”信息，并成为“谣言”传播的助推器。因此，在维护高校学生的安全稳定方面，尤其是对“谣言”的认知与抵御方面，对于“谣言”传播动力机制进行分析，不但有利于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提升，亦有助于加强高校德育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一、群体召唤下“个体”与“群体”分离
1.群体召唤下个体的分离个体的“我”在与他人交流、沟通时产生“传播”。“重要的航行、贸易和科学分离了人类社会的单个原子——那些有思想、有情感的单个生物——以后，人们活动的视角便成了‘我’。[2]”个体“我”一方面继承了以前群体的有形或无形的法规，对自我思想言行进行约束；另一方面随着自我空间的膨胀，个体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种族正是通过获得结构稳定的集体精神，才使自身在越来越大程度上摆脱缺乏思考的群体力量，走出了野蛮状态。[3]”
“个体”从“群体”中分离后，实现了对“权利”的分配。这里的“权利”是指接触到“信息源”传播信息，在信息传播中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舆论领袖的权利。对于“谣言”产生而言，更多的是“信息传播者”无意识的行为，即使有意识，当时也未能想到自我的传播行为，可能对事件产生重大影响。
2.“群体召唤”下受众自由权限的提升。霍布斯认为，“自由”本指运动的事物没有外界的障碍；就人而言，自由就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办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地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 [4]。而“群体”强大的召唤力量，点燃了人们心中“沉默的种子”，唤醒了表达自由的欲望。此时人们便不甘于作为“受众”，表达欲的膨胀最终衍变为自身行动的动力。在封建时期由于个体言论自由权的限制，民众认为偶然出现的事件（谣言）就是事实，促使民众中的“谣言”转化为行动。元朝至正二十七年，太原发生大地震……当时人们相信，震灾是兵灾的先兆……次年，朱元璋的军队攻陷太原[5]。随后民众更加相信“震灾后必有兵灾”，此后但凡发生地震便有百姓大规模的迁徙。在网络社会日益发达的今天，个体无疑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当“钓鱼岛问题”愈演愈烈的时候，某专栏作家9月14日凌晨1时到2时，在不到一小时时间内，向30余万关注者发出21条带有反讽、戏谑色彩的微博…呼吁声称爱国的中国人尽快效仿，将自己家的日货，从相机到汽车，全部毁弃。[6]”随后该微博被众多网友大量评论、转发，无形中他便成为“意见领袖”，如若我们不假思索随性转发，使得像这类别有用心的煽动性的言论广泛流行，使社会不稳定因素急剧发酵，推动“打砸事件”，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古代，执政者控制媒介的发声，一般人很难接近“信息源”。而在传播渠道日益多元化的今天，除了“意见领袖”对“谣言”有着重大影响外。个体乐于凭借现代传播通讯，通过传播通道发表自己的言论与看法。无论他们是否有意识地参与到“谣言”传播活动，显然因为这些脱离了“家庭”（群体）的个体加速了谣言的传播。高校研究生虽然具备了一定的辨别“谣言”真伪的能力，但是由于其处于新媒体信息通讯的包围之中，缺少相对的信息“约束力”，面对“谣言”出于学生本无恶意的信息传递，也会无意地加速谣言的传播。因而，为避免“谣言”的甚嚣尘上，作为知识分子的研究生在阅读与转载消息（含博文）时应特别注意，注明消息来源或信息出处，扼“谣言”于信源，使“谣言”止于智者。
二、群体召唤结构中“受众”的地位
1.自由主义旗帜下的“我”。在标榜“自由”的现代社会，言论的自由一直都被为人类自由与否的标志。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正当我们享受言论自由的同时，也成为谣言最有力的朋友。“西安保钓游行”让民众迅速聚集的原因之一就是媒介社会的不断发展让民众拥有了更多表达自由的权利，表达自由的欲望让民众集结在“保钓”自由的旗帜之下。“谣言”产生时，由于“外部生活和内在生活的分裂，使得个体失去现实与自信的联系。”在群体召唤结构的（暗示、传染）强烈影响下，“个体思想很容易就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3]” “西安保钓游行”是民众拥有表达自由权利的体现，但同时多元化的自由表达，唤醒了民众隐藏内心的情感——爱国，从理性情感层面推动“保钓游行”转化为非理性的爱国行动。
2.群体召唤结构下的“我”。“召唤结构”最早是由德国著名接受美学家伊瑟尔提出来的，他认为“文本和读者的相会使文学作品真正进入存在，但这种相会……总会留下有待填补的空白部分。[7]” “谣言”并非独立存在，即使处于萌芽阶段，都会唤起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促使人们相信它们的真实存在。“西安保钓游行”中的“打砸事件”是个体被群体召唤参与传播行为最好的例证，在信息处于酝酿阶段时，人们通过新媒体进行信息的获取与传播。而当信息被点燃，“热情”网民自发加入到“爱国”行动中。他们坚持自己的行动以证明自己的“爱国”情怀，并通过自己的行动感染周围的人，将围观者一一“吸纳”，使个体极易融入。因而，在“西安保钓游行”实践中，研究生媒介素养现状提醒了高等教育者们在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同时，尤应加强研究生德育工作的时效性与针对性探析，而研究生本身不应“随波逐流”，在“众声喧哗”中丧失信息的真伪判断与理性思考。在舌尖“不断井漫”阶段，高校德育引导第一时间缺失，媒介素养教育长期机制不利，均是导致“打砸事件”中学生表现差强人意的原因。 三、群体召唤结构动力机制
1.个体意识的消失。在群体“召唤结构”的影响下个体开始接受群体思想，抹杀个性化特征。个体进入群体以后，群体就会将“那些把他们（个体）召到一起的因素，有可能导致相互对立的个人差异减到最小程度，……不断抑制并消除区分个体以及使他们相互不同的个体意识。[8]”在“西安保钓游行”最终演变成“打砸”事件中，游行成员受到强大的爱国意识的“召唤”，简单地认为“打砸”日系车就是一种爱国情怀的具体表现，相对理性的个体意识在种思想的鼓动下逐渐消失，沉积心中的爱国情愫，推动了其打砸日系汽车为主的“日本制造”行为的行为，进而加速了“打砸”事件的恶化。
2.群体的暗示与感染。人际交往让人变得更加实际，且群体具有暗示与感染功能，这使得“从他们成为群体的一员开始，博学之士和白痴一起失去了观察能力。[3]”在遇到问题时，理性思维已经不是他们用来规范自身行为的标准，他们行动的指导思想多为群体思维，即无意识的自发性思维，非理性模仿性行为。在“西安打砸事件”发生之前，央视曾做了一个调查，两万多人参加，内容有三个，一个是关于我们对日本的好感，有超过8成的人选择“降低”。关于是否会继续购买日本产品，有接近9成的人选择“不会”，只有不到10%的人说会看情况。关于不购买日本产品的理由，以此作为对日本政府的抗议超过了9成[9]。由此可见，这样的“舆论气候”下，只有少一部分人是通过理智思考进行选择的，而大多数则是受到了群体思想的引导，重复群体行为。
3.群体领袖的断言。“谣言事件”伊始，總会有许多不同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个体本能的思维有可能与群体思维相抵触。这时若隐若现的群体领袖就通过“断言、重复和传染”即让个体逐渐丧失理性思考，最终信服。“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作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3]”个体理性思维的消失，让个体总是遵循群体的无意识，并简单认为群体的一致就是理性统一。“我们对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事件充其量只能了解其中某个方面…我们的见解…是别人的报道和我们自己的想象拼合在一起[10]。”这种思维模式下群体成员就会不相信客观公正的报道，反倒认为符合群体思维的片面的报道是正确的。莫斯科维奇认为，一个人从社会原子出发得到一个集结的整体是因为，“个人不自觉地把外来的态度和情感内在化，…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原因或目的，但还自以为很了解…他们错把总体的一致，当成了有每个人的理智所确立的真理。[3]”
传播媒介的多元化，使我们多渠道，低成本获得媒介的使用权；同时谣言传播者也拥有更丰富的信息传播渠道用以加速谣言的传播。个体——“我”不仅是谣言传播的接受者，并且在群体的“召唤”下又参与到谣言传播，将谣言转化为行动。深入了解“群体召唤结构”在谣言传播中的影响力，不仅可以让高校研究生了解其在媒介传播中演变过程及其表现，使其主动对信息“真伪判断”意识增强，有助校园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媒体素养教育为的德育教育的又一抓手，推进高校德育教育的全面发展，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1] （美）奥尔波特等著.刘水平，梁元元，黄鹏等译.谣言心理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2] （法）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著.郑若麟译.谣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北京：中央编译社，2004.
[4] 李海英.自由与法律的内在张力——试析霍布斯的自由观[J].改革与开放，2010（6）.
[5] 王春南.古代谣言如何俘获信众[J].人民论坛，2011（4）.
[6] 常江.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与爱国主义情绪合流——解析钓鱼岛事件背后的媒介现象[J].新闻界，2012（20）.
[7] 蒋孔阳.西方美学通史（第7卷）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8] （法）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9] 央视调查称：9成国人表示今后不再购买日本产品[OL].http：// henan.people.com.cn/news/2012/09/14/642637.html.
[10]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译.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关键词：群体；个体；召唤结构；动力机制；媒介素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8-0053-02
关于“谣言”，奥尔波特和波斯曼认为“谣言是一个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命题，是为了使人们相信，一般以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是却缺乏具体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1]”而后许多专家学者撰文并结合“谣言事件”，分析“谣言”的萌芽、发酵、信息激增、信息衰减，或者分析“传受”二者关系，以期待揭示“谣言”传播的奥秘。对“谣言”进行分析研究，除了对其传播渠道、路径进行分析之外，多数研究者都对传播过程中的最大参与者与传播结果的最大影响者进行“受众”分析。从早期系统研究传播效果的“魔弹论”到随着实证研究发展起来的“传播流研究”，“魔彈论”均遭到许多学者诟病。但无可否认的是，在传播过程中，“谣言”不断“召唤”受众相信“事实”，受众也在谣言的“召唤”下接受“谣言”信息，并成为“谣言”传播的助推器。因此，在维护高校学生的安全稳定方面，尤其是对“谣言”的认知与抵御方面，对于“谣言”传播动力机制进行分析，不但有利于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提升，亦有助于加强高校德育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一、群体召唤下“个体”与“群体”分离
1.群体召唤下个体的分离个体的“我”在与他人交流、沟通时产生“传播”。“重要的航行、贸易和科学分离了人类社会的单个原子——那些有思想、有情感的单个生物——以后，人们活动的视角便成了‘我’。[2]”个体“我”一方面继承了以前群体的有形或无形的法规，对自我思想言行进行约束；另一方面随着自我空间的膨胀，个体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种族正是通过获得结构稳定的集体精神，才使自身在越来越大程度上摆脱缺乏思考的群体力量，走出了野蛮状态。[3]”
“个体”从“群体”中分离后，实现了对“权利”的分配。这里的“权利”是指接触到“信息源”传播信息，在信息传播中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舆论领袖的权利。对于“谣言”产生而言，更多的是“信息传播者”无意识的行为，即使有意识，当时也未能想到自我的传播行为，可能对事件产生重大影响。
2.“群体召唤”下受众自由权限的提升。霍布斯认为，“自由”本指运动的事物没有外界的障碍；就人而言，自由就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办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地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 [4]。而“群体”强大的召唤力量，点燃了人们心中“沉默的种子”，唤醒了表达自由的欲望。此时人们便不甘于作为“受众”，表达欲的膨胀最终衍变为自身行动的动力。在封建时期由于个体言论自由权的限制，民众认为偶然出现的事件（谣言）就是事实，促使民众中的“谣言”转化为行动。元朝至正二十七年，太原发生大地震……当时人们相信，震灾是兵灾的先兆……次年，朱元璋的军队攻陷太原[5]。随后民众更加相信“震灾后必有兵灾”，此后但凡发生地震便有百姓大规模的迁徙。在网络社会日益发达的今天，个体无疑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当“钓鱼岛问题”愈演愈烈的时候，某专栏作家9月14日凌晨1时到2时，在不到一小时时间内，向30余万关注者发出21条带有反讽、戏谑色彩的微博…呼吁声称爱国的中国人尽快效仿，将自己家的日货，从相机到汽车，全部毁弃。[6]”随后该微博被众多网友大量评论、转发，无形中他便成为“意见领袖”，如若我们不假思索随性转发，使得像这类别有用心的煽动性的言论广泛流行，使社会不稳定因素急剧发酵，推动“打砸事件”，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古代，执政者控制媒介的发声，一般人很难接近“信息源”。而在传播渠道日益多元化的今天，除了“意见领袖”对“谣言”有着重大影响外。个体乐于凭借现代传播通讯，通过传播通道发表自己的言论与看法。无论他们是否有意识地参与到“谣言”传播活动，显然因为这些脱离了“家庭”（群体）的个体加速了谣言的传播。高校研究生虽然具备了一定的辨别“谣言”真伪的能力，但是由于其处于新媒体信息通讯的包围之中，缺少相对的信息“约束力”，面对“谣言”出于学生本无恶意的信息传递，也会无意地加速谣言的传播。因而，为避免“谣言”的甚嚣尘上，作为知识分子的研究生在阅读与转载消息（含博文）时应特别注意，注明消息来源或信息出处，扼“谣言”于信源，使“谣言”止于智者。
二、群体召唤结构中“受众”的地位
1.自由主义旗帜下的“我”。在标榜“自由”的现代社会，言论的自由一直都被为人类自由与否的标志。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正当我们享受言论自由的同时，也成为谣言最有力的朋友。“西安保钓游行”让民众迅速聚集的原因之一就是媒介社会的不断发展让民众拥有了更多表达自由的权利，表达自由的欲望让民众集结在“保钓”自由的旗帜之下。“谣言”产生时，由于“外部生活和内在生活的分裂，使得个体失去现实与自信的联系。”在群体召唤结构的（暗示、传染）强烈影响下，“个体思想很容易就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3]” “西安保钓游行”是民众拥有表达自由权利的体现，但同时多元化的自由表达，唤醒了民众隐藏内心的情感——爱国，从理性情感层面推动“保钓游行”转化为非理性的爱国行动。
2.群体召唤结构下的“我”。“召唤结构”最早是由德国著名接受美学家伊瑟尔提出来的，他认为“文本和读者的相会使文学作品真正进入存在，但这种相会……总会留下有待填补的空白部分。[7]” “谣言”并非独立存在，即使处于萌芽阶段，都会唤起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促使人们相信它们的真实存在。“西安保钓游行”中的“打砸事件”是个体被群体召唤参与传播行为最好的例证，在信息处于酝酿阶段时，人们通过新媒体进行信息的获取与传播。而当信息被点燃，“热情”网民自发加入到“爱国”行动中。他们坚持自己的行动以证明自己的“爱国”情怀，并通过自己的行动感染周围的人，将围观者一一“吸纳”，使个体极易融入。因而，在“西安保钓游行”实践中，研究生媒介素养现状提醒了高等教育者们在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同时，尤应加强研究生德育工作的时效性与针对性探析，而研究生本身不应“随波逐流”，在“众声喧哗”中丧失信息的真伪判断与理性思考。在舌尖“不断井漫”阶段，高校德育引导第一时间缺失，媒介素养教育长期机制不利，均是导致“打砸事件”中学生表现差强人意的原因。 三、群体召唤结构动力机制
1.个体意识的消失。在群体“召唤结构”的影响下个体开始接受群体思想，抹杀个性化特征。个体进入群体以后，群体就会将“那些把他们（个体）召到一起的因素，有可能导致相互对立的个人差异减到最小程度，……不断抑制并消除区分个体以及使他们相互不同的个体意识。[8]”在“西安保钓游行”最终演变成“打砸”事件中，游行成员受到强大的爱国意识的“召唤”，简单地认为“打砸”日系车就是一种爱国情怀的具体表现，相对理性的个体意识在种思想的鼓动下逐渐消失，沉积心中的爱国情愫，推动了其打砸日系汽车为主的“日本制造”行为的行为，进而加速了“打砸”事件的恶化。
2.群体的暗示与感染。人际交往让人变得更加实际，且群体具有暗示与感染功能，这使得“从他们成为群体的一员开始，博学之士和白痴一起失去了观察能力。[3]”在遇到问题时，理性思维已经不是他们用来规范自身行为的标准，他们行动的指导思想多为群体思维，即无意识的自发性思维，非理性模仿性行为。在“西安打砸事件”发生之前，央视曾做了一个调查，两万多人参加，内容有三个，一个是关于我们对日本的好感，有超过8成的人选择“降低”。关于是否会继续购买日本产品，有接近9成的人选择“不会”，只有不到10%的人说会看情况。关于不购买日本产品的理由，以此作为对日本政府的抗议超过了9成[9]。由此可见，这样的“舆论气候”下，只有少一部分人是通过理智思考进行选择的，而大多数则是受到了群体思想的引导，重复群体行为。
3.群体领袖的断言。“谣言事件”伊始，總会有许多不同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个体本能的思维有可能与群体思维相抵触。这时若隐若现的群体领袖就通过“断言、重复和传染”即让个体逐渐丧失理性思考，最终信服。“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作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3]”个体理性思维的消失，让个体总是遵循群体的无意识，并简单认为群体的一致就是理性统一。“我们对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事件充其量只能了解其中某个方面…我们的见解…是别人的报道和我们自己的想象拼合在一起[10]。”这种思维模式下群体成员就会不相信客观公正的报道，反倒认为符合群体思维的片面的报道是正确的。莫斯科维奇认为，一个人从社会原子出发得到一个集结的整体是因为，“个人不自觉地把外来的态度和情感内在化，…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原因或目的，但还自以为很了解…他们错把总体的一致，当成了有每个人的理智所确立的真理。[3]”
传播媒介的多元化，使我们多渠道，低成本获得媒介的使用权；同时谣言传播者也拥有更丰富的信息传播渠道用以加速谣言的传播。个体——“我”不仅是谣言传播的接受者，并且在群体的“召唤”下又参与到谣言传播，将谣言转化为行动。深入了解“群体召唤结构”在谣言传播中的影响力，不仅可以让高校研究生了解其在媒介传播中演变过程及其表现，使其主动对信息“真伪判断”意识增强，有助校园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媒体素养教育为的德育教育的又一抓手，推进高校德育教育的全面发展，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1] （美）奥尔波特等著.刘水平，梁元元，黄鹏等译.谣言心理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2] （法）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著.郑若麟译.谣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北京：中央编译社，2004.
[4] 李海英.自由与法律的内在张力——试析霍布斯的自由观[J].改革与开放，2010（6）.
[5] 王春南.古代谣言如何俘获信众[J].人民论坛，2011（4）.
[6] 常江.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与爱国主义情绪合流——解析钓鱼岛事件背后的媒介现象[J].新闻界，2012（20）.
[7] 蒋孔阳.西方美学通史（第7卷）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8] （法）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9] 央视调查称：9成国人表示今后不再购买日本产品[OL].http：// henan.people.com.cn/news/2012/09/14/642637.html.
[10]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译.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