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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遵宪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维新派人物，所创办的《时务报》在维新运动中起到了舆论宣传作用，在当时的中国执舆论界牛耳，对近代中国新闻界、思想界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黄遵宪的地位不容忽视，他的新闻思想也值得研究一二。
关键词：黄遵宪；时务报；新闻思想
对黄遵宪的历史地位的认识，目前学界主要把他看作诗人，奉之为“诗界革命新导师”、“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在外交上，与林则徐并肩，被后人称之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而对于黄遵宪的新闻思想、办刊理念，却甚少为人熟知。黄遵宪极力倡办报纸，发起创办《时务报》，后该报对近代新闻界、思想界影响深远；慧眼识才，推荐梁启超担任报社主笔。所以从新闻史角度来看，黄遵宪是自觉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他在新闻宣传方面的贡献，并不亚于其在诗界、外交界的努力。
一、对报刊功能与作用的思考
黄遵宪作为近代有名的政治家、外交家，自1877年开始，清廷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参赞，便开启了他长达十数年，足迹遍及日本、欧美、新加坡等国的外交官生涯。这一时期的西方报业，逐渐开始了大众化、商业化的进程，报刊成为西方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置身于这种环境之中的黄遵宪，对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历程也颇为关注，并提出了自己对报刊功能的基本看法。
早在1887年，黄遵宪即提出报刊可以“启人智慧”，是较早地将报刊出版活动与开启民智联系起来的中国人。他的这种办报以开启民智的思想，直到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才得到普遍认同和传播，如1896年，康广仁在给汪康年的信中也说：“今日之报将以启其智识。”梁启超也说：“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1]1897年的《湘学新报例言》就说：“而湘省报馆阙如，非所以开民智而育人才也。”[2]到了1900年《清议报》在改定章程中，将之上升到办报宗旨的高度：“本报宗旨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3]至此，开启民智成为当时报界乃至整个文化界一个响亮的口号。不过这已经是黄遵宪提出报刊可以“启人智慧”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二、个人新闻理念
黄遵宪回国后，即以道员身份与汪康年、梁启超、吴德潇和邹凌瀚于1896年8月9日创刊《时务报》，开始新闻实践活动，也开启了维新宣传的新纪元。黄遵宪在时务报馆的经营、报纸的编辑宣传方针、版面安排等方面，“随时损益”，贡献颇多，同时也体现出他个人的新闻理念。
（一）报刊要讲求时务，服务于现实
黄遵宪：“新闻纸以讲求时务，以周知四国，无不登载五洲万国，如有新事，朝甫飞电，夕既上板，可谓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事矣。”[4]
黄遵宪从传播维新思潮、推动变法运动的宣传目的出发，主张在时务报内容的设置上，应以政论文章为主；同时内容也应当贴近生活、贴近普通大众群众和社会现实，注重报纸的信誉和发行量，关注读者需求。同时，实时聚焦社会热点、难点，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历史时期，报刊的思想主张要与民族兴奋点保持一致。遵循黄遵宪的主张，《时务报》用大篇幅通俗易懂的文体样式展开社会政治评论，顺应时代的需要，反映人民的意愿和心声，引发社会共鸣。在《时务报》的影响下，维新思潮的得以广泛传播，为维新运动造势。
（二）适量性原则
黄遵宪：“本报取才，已富有矣，每本三十余篇，彼诸公者，匆匆少暇，已难偏阅。故编排此报，取舍之间，浓淡相间，庄谐杂陈，尤须留意，当为阅读者计其便否，不必专就刊报者诩其富有也。如夸多务得，细大不捐，转为非宜。”[5]
适量性是新闻传播中的一个重要原则。适量，是指对新闻传播中的信息量的把控，既要避免信息量的不足和断绝，又要避免信息量过剩和爆炸。要适合受众的感知、消化能力和满足需要的程度以及可供使用的时间，把信息量维持或控制在一个适合的限度内。在一百多年前旧中国的一位知识分子已经能够贯彻运用这样一条原则于新闻实践活动中，实属难能可贵。
（三）创新管理模式——董事会制度
在《时务报》的组织管理方面，黄遵宪主张将西方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思想运用于办报，董事“专司设章程，兼馆外联络酬应”，经理“守章程而行，馆中一切事皆切督理”，[6]总主笔则负责报纸的文字编辑工作。黄遵宪的这个董事会管理构想，有利于时务报馆的持续生存和长久发展，可惜，结果却形同虚设。
究其失败原因，当黄遵宪在时务报馆内推行西方管理制度时，不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而是专制地以权压人，以至于黄遵宪、汪康年之间矛盾重重。但这种管理民主化的追求，运用分权制衡的理念管理报业的思想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三、“新闻诗”的写作实践
新闻诗，是维新人士鼓吹“诗界革命”的一种写作实践。所谓“诗界革命”，用梁启超的话来讲，就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旧风格”指“旧体诗”，“新意境”即“新闻”。黄遵宪是新闻诗作者中成就最大的。他的《琉球歌》《台湾行》《冯将军歌》《度辽将军歌》等名篇，从某种意义上，都可视为新闻诗。
1890年，黄遵宪随薛福成赴英任参赞，得以游历欧洲。1891年，黄调任驻新加坡总领事，路经锡兰。后作《锡兰岛卧佛》发表在南洋报纸上，梁启超赞其中国“有诗以来所未有”。从新闻写作的角度来看，《锡兰岛卧佛》可以看作是一篇文采飞扬、气度恢宏的新闻通讯作品。开篇作者首先交代行踪“我行过九真，其次泊息力；……行行复行行，便到狮子国（即锡兰）。”细致入微地描写了锡兰岛卧佛像这一名胜古迹，如就此止笔，那《锡兰岛卧佛》不过是一篇普通的风貌通讯。称其气度恢弘在于，描写完风景后，作者旁征博引，叙议结合，在诗中大谈佛教发展、印度兴亡，想到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今亦归沦亡”，进而想到自己的祖国，也处于被侵略的境地，喟叹：人人仰震旦，谁侮黄种黄！弱供万国役，治则天下强。名望久不作，四顾心茫茫。字里行间透露出悲切的爱国之情。
黄遵宪所作新闻诗，体现了他站在时代潮流前列，以及悲切的爱国主义情怀。同时在写作中，也做到了笔端常带感情，不但报道了新闻事实，而且为变法维新制造了舆论。
四、结语
黄遵宪，这位近代史上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十三四年的海外出使经历，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之一，其新闻思想给予一代又一代人以启迪。但是，他毕竟是在中国传统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一个普通中层官员，身上深深浸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比如，提出了设置董事局的设想，但实施时依旧采取自上而下的专制主义方式。他与那个时代的众多先行者一样，在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的驱动下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在中西之间、新旧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徘徊，远去。（作者单位：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A].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9.
[2] 佚名.湘学新报例言[A].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588.
[3] 梁启超.本报改定章程告白[A].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643.
[4] 陈铮.黄遵宪全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5.
[5] 汤志钧：《丁酉三月十一日致汪穰卿书》，《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421页.
[6] 黄遵宪.与汪康年书（三十）[A].吴振清，徐勇，王家祥，黄遵宪集（下）[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470
[7] 黄升任.黄遵宪与《时务报》[J].学术研究，2006（6）：103-107.
关键词：黄遵宪；时务报；新闻思想
对黄遵宪的历史地位的认识，目前学界主要把他看作诗人，奉之为“诗界革命新导师”、“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在外交上，与林则徐并肩，被后人称之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而对于黄遵宪的新闻思想、办刊理念，却甚少为人熟知。黄遵宪极力倡办报纸，发起创办《时务报》，后该报对近代新闻界、思想界影响深远；慧眼识才，推荐梁启超担任报社主笔。所以从新闻史角度来看，黄遵宪是自觉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他在新闻宣传方面的贡献，并不亚于其在诗界、外交界的努力。
一、对报刊功能与作用的思考
黄遵宪作为近代有名的政治家、外交家，自1877年开始，清廷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参赞，便开启了他长达十数年，足迹遍及日本、欧美、新加坡等国的外交官生涯。这一时期的西方报业，逐渐开始了大众化、商业化的进程，报刊成为西方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置身于这种环境之中的黄遵宪，对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历程也颇为关注，并提出了自己对报刊功能的基本看法。
早在1887年，黄遵宪即提出报刊可以“启人智慧”，是较早地将报刊出版活动与开启民智联系起来的中国人。他的这种办报以开启民智的思想，直到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才得到普遍认同和传播，如1896年，康广仁在给汪康年的信中也说：“今日之报将以启其智识。”梁启超也说：“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1]1897年的《湘学新报例言》就说：“而湘省报馆阙如，非所以开民智而育人才也。”[2]到了1900年《清议报》在改定章程中，将之上升到办报宗旨的高度：“本报宗旨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3]至此，开启民智成为当时报界乃至整个文化界一个响亮的口号。不过这已经是黄遵宪提出报刊可以“启人智慧”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二、个人新闻理念
黄遵宪回国后，即以道员身份与汪康年、梁启超、吴德潇和邹凌瀚于1896年8月9日创刊《时务报》，开始新闻实践活动，也开启了维新宣传的新纪元。黄遵宪在时务报馆的经营、报纸的编辑宣传方针、版面安排等方面，“随时损益”，贡献颇多，同时也体现出他个人的新闻理念。
（一）报刊要讲求时务，服务于现实
黄遵宪：“新闻纸以讲求时务，以周知四国，无不登载五洲万国，如有新事，朝甫飞电，夕既上板，可谓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事矣。”[4]
黄遵宪从传播维新思潮、推动变法运动的宣传目的出发，主张在时务报内容的设置上，应以政论文章为主；同时内容也应当贴近生活、贴近普通大众群众和社会现实，注重报纸的信誉和发行量，关注读者需求。同时，实时聚焦社会热点、难点，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历史时期，报刊的思想主张要与民族兴奋点保持一致。遵循黄遵宪的主张，《时务报》用大篇幅通俗易懂的文体样式展开社会政治评论，顺应时代的需要，反映人民的意愿和心声，引发社会共鸣。在《时务报》的影响下，维新思潮的得以广泛传播，为维新运动造势。
（二）适量性原则
黄遵宪：“本报取才，已富有矣，每本三十余篇，彼诸公者，匆匆少暇，已难偏阅。故编排此报，取舍之间，浓淡相间，庄谐杂陈，尤须留意，当为阅读者计其便否，不必专就刊报者诩其富有也。如夸多务得，细大不捐，转为非宜。”[5]
适量性是新闻传播中的一个重要原则。适量，是指对新闻传播中的信息量的把控，既要避免信息量的不足和断绝，又要避免信息量过剩和爆炸。要适合受众的感知、消化能力和满足需要的程度以及可供使用的时间，把信息量维持或控制在一个适合的限度内。在一百多年前旧中国的一位知识分子已经能够贯彻运用这样一条原则于新闻实践活动中，实属难能可贵。
（三）创新管理模式——董事会制度
在《时务报》的组织管理方面，黄遵宪主张将西方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思想运用于办报，董事“专司设章程，兼馆外联络酬应”，经理“守章程而行，馆中一切事皆切督理”，[6]总主笔则负责报纸的文字编辑工作。黄遵宪的这个董事会管理构想，有利于时务报馆的持续生存和长久发展，可惜，结果却形同虚设。
究其失败原因，当黄遵宪在时务报馆内推行西方管理制度时，不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而是专制地以权压人，以至于黄遵宪、汪康年之间矛盾重重。但这种管理民主化的追求，运用分权制衡的理念管理报业的思想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三、“新闻诗”的写作实践
新闻诗，是维新人士鼓吹“诗界革命”的一种写作实践。所谓“诗界革命”，用梁启超的话来讲，就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旧风格”指“旧体诗”，“新意境”即“新闻”。黄遵宪是新闻诗作者中成就最大的。他的《琉球歌》《台湾行》《冯将军歌》《度辽将军歌》等名篇，从某种意义上，都可视为新闻诗。
1890年，黄遵宪随薛福成赴英任参赞，得以游历欧洲。1891年，黄调任驻新加坡总领事，路经锡兰。后作《锡兰岛卧佛》发表在南洋报纸上，梁启超赞其中国“有诗以来所未有”。从新闻写作的角度来看，《锡兰岛卧佛》可以看作是一篇文采飞扬、气度恢宏的新闻通讯作品。开篇作者首先交代行踪“我行过九真，其次泊息力；……行行复行行，便到狮子国（即锡兰）。”细致入微地描写了锡兰岛卧佛像这一名胜古迹，如就此止笔，那《锡兰岛卧佛》不过是一篇普通的风貌通讯。称其气度恢弘在于，描写完风景后，作者旁征博引，叙议结合，在诗中大谈佛教发展、印度兴亡，想到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今亦归沦亡”，进而想到自己的祖国，也处于被侵略的境地，喟叹：人人仰震旦，谁侮黄种黄！弱供万国役，治则天下强。名望久不作，四顾心茫茫。字里行间透露出悲切的爱国之情。
黄遵宪所作新闻诗，体现了他站在时代潮流前列，以及悲切的爱国主义情怀。同时在写作中，也做到了笔端常带感情，不但报道了新闻事实，而且为变法维新制造了舆论。
四、结语
黄遵宪，这位近代史上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十三四年的海外出使经历，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之一，其新闻思想给予一代又一代人以启迪。但是，他毕竟是在中国传统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一个普通中层官员，身上深深浸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比如，提出了设置董事局的设想，但实施时依旧采取自上而下的专制主义方式。他与那个时代的众多先行者一样，在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的驱动下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在中西之间、新旧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徘徊，远去。（作者单位：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A].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9.
[2] 佚名.湘学新报例言[A].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588.
[3] 梁启超.本报改定章程告白[A].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643.
[4] 陈铮.黄遵宪全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5.
[5] 汤志钧：《丁酉三月十一日致汪穰卿书》，《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421页.
[6] 黄遵宪.与汪康年书（三十）[A].吴振清，徐勇，王家祥，黄遵宪集（下）[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470
[7] 黄升任.黄遵宪与《时务报》[J].学术研究，2006（6）：103-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