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重病的鲁迅公开发表著名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用一贯的语调痛斥托派“用日本人的钱办报纸”“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1949年以后，这篇文章被长期收录到中学语文课本中，塑造了托派在几代中国人眼中妖魔的形象，在过去很长时期几乎人人喊打。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
　　“中国托派”是怎么形成的
　　“中国托派”的形成来自莫斯科，实际上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力斗争的产物。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歧表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上，斯大林主张国共实行“党内合作”，并在遭受国民党右派进攻时，要求中共妥协退让；而托洛茨基则“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主张中共独立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不敢承担指导方针失误的责任，从而引起苏共党内和在莫斯科部分中国留学生的强烈不满。1927年11月7日，反对斯大林的群众和学生在莫斯科红场打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旗帜。这场事件最后以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而告终，那些拥护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也被开除党籍和团籍遣送回中国。回国后他们大都被继续留在党内，由于政见与遭遇相同，1928年12月，这些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
　　用今天流行的话讲，陈独秀是“被托派”。他因执行共产国际的战略导致大革命失败，结果被扣上“右倾投降主义”帽子，在党内名誉扫地，丧失领导地位。1929年，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陈独秀被开除党籍。托洛茨基则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不是陈独秀败于蒋介石，而是共产国际领导失败了。”一方面是称赞肯定，另一方面是排挤打击，这样一来，在彭述之、尹宽等老部下的怂恿下，陈独秀走上了托派的道路。1931年5月1日，在陈独秀的号召下，4个托派组织在上海成立统一后的托派中央，陈独秀为总书记。
　　抗战时期“人人喊打”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托派”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受到国共两党的严厉打击与制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其一，受斯大林“肃托”的影响。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从莫斯科一回到国内，首先就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以“托派分子”罪名将俞秀松、李特等关押并杀害，造成凡是托派即格杀勿论的恐怖气氛。
　　其二，在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时候，托派出于其一贯的极“左”思维，坚守着“教派精神”的立场，左右开弓，批评国共两党，否定统一战线，甚至说出一些确实有汉奸嫌疑的话来，如认为“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这样的言论。就连陈独秀也撰文严厉批评托派的这种言行，并因此宣布跟托派“无关”，以与托派划清界限。
　　1932年10月，由于托派叛徒的出卖，陈独秀被国民党特务捕获。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他公开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以此撇清与托派的关系。
　　失去陈独秀的影响，“中国托派”呈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一部分人病死狱中，一部分人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只有极少部分成员还进行着托派事业。陈独秀1942年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后，彭述之接过大旗。然而，托派在当时中国基本丧失话语权，不为国共所容的彭述之只好转入地下。1948年，彭述之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改为“中国革命共产党”，迁移到香港。1952年，港英当局将彭述之驱逐出境，彭述之流亡越南，亦不受欢迎，被迫流亡欧洲，最终定居美国。
　　“文人革命者”党同伐异
　　托派以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宣布成立“中国革命共产党”后。以王凡西、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也于1949年4月宣布成立“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
　　中国托派多是文人，有着浓厚的学院气，太注重理论的争执，宗派情绪相当严重。他们的文章总是在攻击对方，攻击任何一个反对派，甚至在内部同样如此。王凡西批评彭述之：“他有一个最大毛病，那就是接受了被斯大林伪造过的‘列宁主义’……”郑超麟更直斥彭述之为冒牌农民、自封书记、国民党的辩护士、王明以前的王明，甚至说这位老资格托派是“第一个反托分子”。这是一个内部争斗不休的小团体，为了独立思考而不顾及整个政党的利益，自然难成大器。
　　1952年开始的全国大肃托几乎将留在内地的托派一网打尽。1948年参加了托派多数派建党大会的周任辛1952年被捕，判处无期徒刑。同年被捕还有郑超麟。郑超麟也被判处无期徒刑，1979年获释。半年后，与他一起在监狱中吃尽苦头的妻子终于不治，郑超麟则落下终身残疾，在上海度过了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