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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对美有着独到认识和追求的时代。魏晋士人作为这一时期美的创造者和承载者，追求瘦、白、丽、亮的审美标准，喜欢宽衣博带、傅粉熏衣，十分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也引领了当时的审美风尚。而这种风尚的形成又与当时特殊的社会状况和文化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魏晋士人通过这种审美的嬗演和外在形象的改变，表达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态度及人生追求，彰显魏晋时代的神韵风貌和精神特质。
关键词：魏晋士人;外在形象;成因;审美风尚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769（2019）02-089-06
在传统观念中，对于男子来说，更加注重个人的才能和建立功业，而对容貌少有要求。但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赋予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思想精神的解放让魏晋士人的自我意识空前觉醒，对美的人事物也形成了一种高度自觉的审美意识。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自己也作为审美的对象，这样一来，他们就极为看重自己的仪容仪表，并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声名赫赫的王羲之、潘安、阮籍、何晏就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
一、 魏晋士人对外在形象的追求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魏晋人更甚，他们对美的追求近乎达到了痴迷的状态。在士人阶层，他们注重文化修养，欣赏风度翩翩的优美形体。尤其魏晋盛行人物品评之风，若容貌形体姣好，人们自然会另眼相看。具体来说，他们对外在形象的审美标准主要在瘦、白、丽、亮，即瘦削的身形、白皙的皮肤、秀丽的长相、明亮的眼睛，这是魏晋士人对容貌的审美追求。
1.推崇瘦削，以白为美
在魏晋士人看来，理想的身体状态就是瘦削、瘦弱的样子，这在《世说新语》中也有多处记载，如：王丞相见卫洗马，曰：“居然有羸形，虽复终日调畅，若不堪罗绮”（《容止》十六）。旧目韩康伯：将肘无风骨（《轻诋》二八）。
由此可见魏晋士人对形体之瘦格外推崇，《容止》十六中王丞相夸赞卫玠瘦弱的身形，言语间流露着欣赏，韩康伯则因体胖被嘲笑和讥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就表明了他们的形体观。他们追求形体之瘦，同样也看重肤色之白。在魏晋以前，那些描绘肤色光洁、白皙、娇嫩之词多用来形容女子的容颜，而在魏晋，士人也以白为美。《世说新语·容止·二》在说何晏肤色之白时写道：“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可见何晏那美白动人的肌肤让魏明帝也难以置信，以致于让何晏大夏天吃热汤饼，想看看他的肤色本来就是如此还是傅粉的原因，这也说明了这一时期光亮洁白、柔滑细腻的肤色是令人称羡的。因此，为了使皮肤看起来白皙光洁，男性傅粉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身为正始名士之首的何晏就酷爱傅粉，被人们称作“粉侯”，士人们也争相效仿，傅粉成风。连才高八斗的曹植亦是十分重视修饰自己的容貌，《三国志》裴注引《魏略》记载了曹植在见邯郸淳时的准备：“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可知曹植非常注重自己的仪容，一定要沐浴傅粉之后才能见客，这也体现了世家大族的贵族子弟所具备的仪表风度。而这一独特的现象也被留存在史书及文人的著作中，所以在这些书里常会看到“善自修饰”或“美仪容”这样描绘人物的词，这也再一次说明了当时名士傅粉蔚然成风。
魏晋士人以白为美，通过傅粉来修饰容貌，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剃须的方式来进一步修饰容貌，使皮肤变得光滑白皙。我们知道自古以来，胡须就是男性美的象征，故而古代男子以蓄须来显示自己器宇不凡的男子风度。关公就因自己胡须长得好看有威风而被人们称之為“美髯公”，由此可见胡须对男子来说是很重要的。但在魏晋时期，人们有着鲜明独特的审美追求，为了拥有光洁白嫩的面容，士人都有剃须的习惯。
2.仪容尚丽，以明眸传递独特风情
除了追求“瘦”与“白”，魏晋士人们也崇尚“丽”和“亮”。虽然提及“丽”多与女性阴柔、优美的特点联系在一起，但这却是魏晋士人品评人物的重要审美标准之一。《晋书·石苞传》说石苞容仪伟丽，《世说新语》容止篇有王夷甫容貌整丽，可见男子长相秀丽是对其形象的赞赏与肯定。那么，男子要长相秀丽，就一定要有一双明亮有神的双眸。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古圣人孟子也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从一个人的眼睛可以看出他的善恶，所以，眼睛可以透射内心世界，一个人的眼睛明亮有神说明他内心清澈如镜，心神爽朗聪慧，故而眼睛美就会让人显得更美。魏晋士人们就像一个美学家，他们在生活中不断寻找美的事物，制定着属于自己时代的审美标准，因而在品评人物容貌风姿时也一定不会错过对眼睛美的发现。《世说新语》容止篇就有很多对人物眼睛的描绘，刻画了许多明眸美男子，说他们双眸闪闪，若岩下电。
明亮的双眸不仅增加了人的气质，也会让人看起来更有精神，《世说新语》容止篇就有惠帝让王夷甫探望病中的裴令公的记载。王夷甫前去探望裴令公，看到病中裴令公的眼睛仍“闪闪若岩下电”，便知道他精神挺动，只是体中小恶并无大碍。还有谢公眼中的林公“双眼黯黯明黑”，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闪闪发亮，给人增添了几分精气神。由此可见一双明亮的双眸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另外，《世说新语》巧艺篇中也有几则说到了人的眼睛，是顾恺之在谈及绘画经验时讲到的，如：顾长康好写起人形，欲图殷荆州，殷曰：“我形恶，不烦耳。” 顾曰：“明府正为眼尔。但明点童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
殷仲因自身形貌丑陋而不愿让顾恺之为其画像，而顾恺之则认为殷仲“形恶”的主要原因在于眼睛，只要通过艺术的手法对眼睛重新点绘，那画像便又是另一幅样子了。所以在顾恺之的人物画中，眼睛的传神表达是很重要的，故而他不轻易画人的眼睛，甚至不画眼睛。 由上可知，不管是在魏晋士人的生活中还是艺术作品中，拥有一双明亮的双眼是十分重要的，它传递着一个人的神情风貌，表达着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彰显着一个人独特的生命力。
3.华衣粗服，以服饰张显士人个性
对于格外注重自身样貌的魏晋士人，他们对自己的服饰穿着也有着严格要求。在儒家文化里，人的衣着服饰很重要，它是身份、地位、等级的象征，而在魏晋士人眼里，服饰更是一种象征，它不仅反映了人身份的高低，更代表了士人才学的高下。其实，士人阶层好衣饰的风尚早已有之。《楚辞·涉江》里有“余幼好此奇服兮”，可见屈原对奇特的装束有着特殊的兴趣，而魏晋士人把这种特点发挥到了极致，甚至有服妇人之服的喜好，而这也是他们对自身人格的完善在形象上的外化。
魏晋士人的服饰特点与魏晋的社会状况一样具有变易性，但士大夫的服饰主要是宽袍大袖，褒衣博带，《晋书·五行志》里就有“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放，舆台成俗”的记载。但也有一部分人崇尚简易、粗服乱头，破衣烂衫，甚至赤身裸体，不屑修饰雕琢，以竹林七贤为代表。至于魏晋士人尚褒衣博带，鲁迅先生在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就从病理学的角度解释了魏晋名士穿宽大衣服的原因，认为魏晋士人穿宽衣是为防止五石散药效发作时衣服擦伤皮肤。这的确是魏晋士人穿宽衣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是唯一原因。魏晋士人以瘦为美，而衣襟宽博正好可以衬出清瘦的身形，更重要的是，还能衬出士人落落大方的气质和飘逸灵动的神韵，这与魏晋士人极力追求的潇洒高逸的外在形象美是一致的。由于褒衣博带式的服饰给人以飘飘若仙的审美效果，朝野上下甚至平民百姓也纷纷效仿，使得这种服饰盛行一时。不仅如此，他们还继承了汉已有之的熏衣之习，并随身佩带香囊，以达到香气袭人的效果。而另一类粗服亂头的士人则是展现着自己放浪形骸、任情悖礼的脱俗风姿。《世说新语》中就有阮籍酒醉散发坐床，王恬沐头散发而出，刘伶脱衣裸形在屋中，显示了魏晋的裸裎之。同时，这些士人们也以这种任性放达的行为方式张扬个性，标榜自己独特的名士气派。
总而言之，魏晋这个特殊的时代培养了一批才貌俱佳的风流名士，他们独特的审美观念，对美的认识和欣赏，让他们在这个时代大放异彩，奏响了专属魏晋时代的特殊音响。
二、 魏晋士人形象的成因
1.社会因素
宗白华先生在阐述魏晋时期时说这是一个社会秩序解体、旧礼教崩溃、思想和信仰自由、艺术创作精神勃发的时代。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愈演愈烈，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更是激烈，而这种政治上的动乱波及到思想学术界，士人们就会在精神层面上努力寻求一种平衡适应的状态。可以说，魏晋士人们所追求崇尚的那一切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应激反应。当然，魏晋士人对外在形象的追求及他们独特的审美观的形成并不只是因为当时特殊的社会现实，文化思潮的影响对魏晋士人“美”的觉醒也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魏晋时期，主要是指从建安元年，曹操迁汉献帝于许昌到东晋灭亡的这一段历史时期。东汉末年，群雄逐鹿，曹操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过人的军事领导能力铲平了军阀，统一了北方。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称王，定国号魏，魏灭蜀后，曹马相争，最后司马炎代魏建晋。西晋统治期间，又爆发八王之乱，北方少数民族南迁，民族矛盾日益加深。之后五胡乱华，司马氏南渡不求上进终被新朝取代。
繁杂混乱的朝代更迭使得社会出现大动荡，而身处其中的魏晋士人更是在这种艰难的困境中苦苦摸索人生之路，他们肩负责任，但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又无力扭转这样的局面，因而他们只好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去面对和迎接社会现实给他们提出的种种挑战，而他们对外在形象的追求及倾向于女性化的审美观正是这种矛盾心理下的自我释放。尤其在高平陵事变中，许多名士死于掌权者屠刀之下，政治权利对生命的无情摧毁，让每个士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们深感人世无常，生命短暂，故而提倡及时行乐，也因此他们的生命意识和个体自觉日渐强烈。为了保全自己，为了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他们选择了缄默，将从前的清议变为清谈，清议的政治性很强，而清谈仅仅是名士用来装点身份的修饰品。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清谈的内容主要是谈玄。魏晋之际玄学最盛，它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魏晋士人的人生态度，表达了玄远旷达、通脱不拘礼法的人生追求，所以他们纷纷加入到谈玄说理的行列，一时间谈玄说理成风。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他们也将这种主张表现在他们的外在形象上，穿宽大的衣服，彰显他们洒脱旷达的人生追求，而另一类不假修饰、粗服乱头则更是不拘礼法、放浪形骸的展现。
特殊时期孕育了特殊的人文风采，魏晋士人注重自身的容貌修养也与当时的政治氛围有关。曹魏时期为招揽人才提出唯才是举，后来新建立的曹魏政权将世家作为官员选举任用的主要依据，而这种人物品藻制度就增添了追求理想人格的士人情怀，使得人物品鉴的标准从单方面考察转变为品貌才情的多方面考量。因此，士人们也更加重视对自己容貌服饰的修饰，追求外在的形象美。而且，当时的士人阶层大多在经济上有较充足的保障，无需为生计劳心伤神，因而他们有足够多的时间来修饰自己的容貌，挑选自己的服饰，美化自身的外在形象。
魏晋时期引领了求瘦慕白、傅粉熏衣、宽衣博带的时代风尚，这与名士本身的传播效应是分不开的。魏晋名士作为当时文化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的言行举止、审美喜好都会受到广泛关注。在那个纷乱险恶的年代，魏晋名士将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用外在的改变表达着自己的态度，并通过外在的变化反映着当时人们共同的心理感受和精神诉求，因而当名士们改变了原先的审美趣味，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就会引起同样作为知识分子的士人们的共鸣，得到他们的认同，并形成一股愈演愈烈的模仿之风，迅速将这种美的共识传播开来，使魏晋士人以一种新的形象展示自己。
2.文化因素
除了社会现实状况对魏晋士人外在形象的影响，文化思潮也是影响他们转变的重要方面。这一时期，儒家思想文化独尊的局面已无法维系，各种文化思想不断碰撞融合，这种多元思想文化的并存潜移默化地影响改变着魏晋士人，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性格，改变着他们的审美观念和信念追求，让他们看到了人身体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以外在形象的改变为突破口反抗社会现实和儒家礼教对他们的种种压制和束缚。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给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新窗口。为了宣扬佛教，把佛教融入中国，高僧们开始研究玄学，钻研佛教和玄学的异同，试图用玄学义理说明阐释佛教思想。当时的名僧支遁还援引佛理阐释庄子的逍遥游，以其高妙独到的见解赢得了士人的认同和尊崇，也加强了名僧和士人的交流来往。这样一来，士人们也开始渐渐涉猎学习佛学，甚至潜心研究佛理，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而这种共鸣又进一步加强了名僧与士人之间的认同感，所以士人对得道名僧的仰慕钦敬之情也转而对名僧学习模仿，包括对神采风貌的学习效仿。其中尤以《维摩诘经》的主角维摩诘对魏晋士人的影响为最。维摩诘个性张扬恣肆，身处闹市依旧常修梵行，追求理想和更高的精神境界，这就为身处俗世又有着理想追求的魏晋士人提供了典范。士人们在学习维摩诘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对维摩诘仪容之美的学习。在《维摩诘经》中，维摩诘为度众生而常显病容，但当人们去看他时，他又能滔滔不绝宣讲佛理，而这种“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的形象又为士人们争相效仿，故而士人们格外推崇清羸、瘦削的形象，更以宽大的衣服来衬托自身飘逸清俊的外形。
“文化研究认为，人的身体不仅仅是或者主要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它更是文化的客体，是一种文化的建构。”[2]所以说，人的身体亦是文化内涵的外在显现。在魏晋这个动荡的时代，士人们就像女子般深感势弱无力，他们转而在多元的文化艺术里吸取营养，在玄学思想里，从佛学义理中发掘异样的美。同时，他们也在民族文化的滋养下再次发现并继承了阴柔优美的文化特点。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里母性崇拜文化由来已久。原始社会以农桑活动为主，而妇女在早期农业活动中的贡献最大，因而母亲的形象在人们眼中是最神圣、最崇高的，即使中国历史进入了父系社会，也没有真正割断与母系社会文化的纽带，那份积淀在每个炎黄子孙内心深处的原始情结仍然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并通过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与道家“守雌致柔”的学说加强并固定下来。儒家指出的“温文尔雅” “温柔敦厚”是中国传统士人对自我修养的要求。同时，儒家学说也主张把“中和”作为君子为人处世的准则，表现在男子的个性发展上，就要求男子把握兼顾好阳刚与阴柔的特点，做到刚柔相济，在男女两性特点间做到“中和”，这在某种程度上就缩小了男女两性的差异。而道家文化里，在“道”的整个观念体系中，“尚阴崇母”作为一个恒定不变的原则贯穿始终，处处肯定女性、欣赏赞美女性，表达了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宣扬了“守雌致柔”的力量。而魏晋士人在这种阴柔优美的民族文化熏陶下，继承并发展了这种特点，形成了尚美爱美、注重仪表仪容的时代风尚。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阴柔优美的民族文化在南方文化中得到了更多的体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以楚国为代表的南方荆楚文化更加注重对女性色彩的展现。代表作《离骚》中就有“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说明屈原有着女性般俊美秀丽的容貌，而且屈原在《离骚》中开创性地运用了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以“美人”比喻君王。由于文人士子在君王面前总是处于被动弱势的一方，如果得不到君主的垂青任用，就只能独自哀伤，苦苦等待君主回心转意的那一天。而这样的境遇又与那些弱势妇女的境况极为相似，故而以夫妇关系比喻君臣关系，这样不仅在描述上更为形象生动，还能以特殊的口吻表达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所以很多作品都塑造了美艳动人的女神形象。这样的女神形象又刺激了在残酷现实中苦闷挣扎的魏晋士人，让他们坚定了对女性美的追求，以女性的姿态表达魏晋士人当下的态度和追求。
三、 对魏晋士人形象的思考
在魏晋这个乱世，残酷的社会现实压得士人们难以喘息，紧张的政治氛围也始终未能消弭，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士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魏晋风度、特征都反映了他们在怀疑和否定中不断觉醒，体现了他们对人生和生命意义的追求和反思。他们看重人的容止，注重对外在形象的完善，看似潇洒不羁、轻视世事，实则内心十分痛苦煎熬。也正是因为这份痛无法消解，他们才会选择以外在的改变来填补内心的空缺，释放压抑的情感，以潇洒自由的形态来消释内心的孤独，而这也是掩藏在魏晋士人们秀美华丽外表之下深刻的一面。
魏晋士人经历着非正常的朝代替换，他们身处其中却又无能为力，连自己一般的欲求都无法得到满足，这一切都在不断激荡着士人们内心的焦灼与不安，故而当他们面对政治、生活都一团糟的时候便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或强或弱的反抗，以此来安抚自己的内心，追寻自己想要的“自由”。所以，在展现魏晋士人形象百态的《世说新语》中，士人们突破常规，大胆树立起新的审美标准，以此来对抗现实，表达自己对生命意义的反思和对自由的追寻。不仅如此，他们也通过行为上的放诞不羁与传统对抗，发出对“自由”的呼喊：刘伶无视礼法，脱衣裸行于室;阮籍大醉六十日不复醒。不管是士人个体行为的反叛，还是士人群体的呼应，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他们内心的孤独，所以才以另类怪异的行为与现实做着不懈的对抗。由此可见，无论是对外在形象的审美崇尚，还是通过怪诞行为对自由的呼喊，都是魏晋士人为缓解内心孤独而选择的生活方式，也是魏晋士人追寻传统礼法之外新世界的自发行为。
综上所述，一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及文化思潮会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深刻影响。魏晋特殊的社会状况给了文化艺术发展的巨大空间，各种文化的碰撞交织又让人们的思维异常活跃，反映在艺术审美上就产生了独具风格的美。而士人的形象作为一种外在的显现，正反映了他们对这种美的追求，也显示了他们个性的解放和人格的独立，表明了他们敢于摆脱传统礼法束缚的勇气，创造了独属于魏晋时代的审美风尚。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08.
[2]陶東风，等.文化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27.
[3]（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宁稼雨.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
关键词：魏晋士人;外在形象;成因;审美风尚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769（2019）02-089-06
在传统观念中，对于男子来说，更加注重个人的才能和建立功业，而对容貌少有要求。但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赋予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思想精神的解放让魏晋士人的自我意识空前觉醒，对美的人事物也形成了一种高度自觉的审美意识。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自己也作为审美的对象，这样一来，他们就极为看重自己的仪容仪表，并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声名赫赫的王羲之、潘安、阮籍、何晏就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
一、 魏晋士人对外在形象的追求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魏晋人更甚，他们对美的追求近乎达到了痴迷的状态。在士人阶层，他们注重文化修养，欣赏风度翩翩的优美形体。尤其魏晋盛行人物品评之风，若容貌形体姣好，人们自然会另眼相看。具体来说，他们对外在形象的审美标准主要在瘦、白、丽、亮，即瘦削的身形、白皙的皮肤、秀丽的长相、明亮的眼睛，这是魏晋士人对容貌的审美追求。
1.推崇瘦削，以白为美
在魏晋士人看来，理想的身体状态就是瘦削、瘦弱的样子，这在《世说新语》中也有多处记载，如：王丞相见卫洗马，曰：“居然有羸形，虽复终日调畅，若不堪罗绮”（《容止》十六）。旧目韩康伯：将肘无风骨（《轻诋》二八）。
由此可见魏晋士人对形体之瘦格外推崇，《容止》十六中王丞相夸赞卫玠瘦弱的身形，言语间流露着欣赏，韩康伯则因体胖被嘲笑和讥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就表明了他们的形体观。他们追求形体之瘦，同样也看重肤色之白。在魏晋以前，那些描绘肤色光洁、白皙、娇嫩之词多用来形容女子的容颜，而在魏晋，士人也以白为美。《世说新语·容止·二》在说何晏肤色之白时写道：“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可见何晏那美白动人的肌肤让魏明帝也难以置信，以致于让何晏大夏天吃热汤饼，想看看他的肤色本来就是如此还是傅粉的原因，这也说明了这一时期光亮洁白、柔滑细腻的肤色是令人称羡的。因此，为了使皮肤看起来白皙光洁，男性傅粉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身为正始名士之首的何晏就酷爱傅粉，被人们称作“粉侯”，士人们也争相效仿，傅粉成风。连才高八斗的曹植亦是十分重视修饰自己的容貌，《三国志》裴注引《魏略》记载了曹植在见邯郸淳时的准备：“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可知曹植非常注重自己的仪容，一定要沐浴傅粉之后才能见客，这也体现了世家大族的贵族子弟所具备的仪表风度。而这一独特的现象也被留存在史书及文人的著作中，所以在这些书里常会看到“善自修饰”或“美仪容”这样描绘人物的词，这也再一次说明了当时名士傅粉蔚然成风。
魏晋士人以白为美，通过傅粉来修饰容貌，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剃须的方式来进一步修饰容貌，使皮肤变得光滑白皙。我们知道自古以来，胡须就是男性美的象征，故而古代男子以蓄须来显示自己器宇不凡的男子风度。关公就因自己胡须长得好看有威风而被人们称之為“美髯公”，由此可见胡须对男子来说是很重要的。但在魏晋时期，人们有着鲜明独特的审美追求，为了拥有光洁白嫩的面容，士人都有剃须的习惯。
2.仪容尚丽，以明眸传递独特风情
除了追求“瘦”与“白”，魏晋士人们也崇尚“丽”和“亮”。虽然提及“丽”多与女性阴柔、优美的特点联系在一起，但这却是魏晋士人品评人物的重要审美标准之一。《晋书·石苞传》说石苞容仪伟丽，《世说新语》容止篇有王夷甫容貌整丽，可见男子长相秀丽是对其形象的赞赏与肯定。那么，男子要长相秀丽，就一定要有一双明亮有神的双眸。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古圣人孟子也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从一个人的眼睛可以看出他的善恶，所以，眼睛可以透射内心世界，一个人的眼睛明亮有神说明他内心清澈如镜，心神爽朗聪慧，故而眼睛美就会让人显得更美。魏晋士人们就像一个美学家，他们在生活中不断寻找美的事物，制定着属于自己时代的审美标准，因而在品评人物容貌风姿时也一定不会错过对眼睛美的发现。《世说新语》容止篇就有很多对人物眼睛的描绘，刻画了许多明眸美男子，说他们双眸闪闪，若岩下电。
明亮的双眸不仅增加了人的气质，也会让人看起来更有精神，《世说新语》容止篇就有惠帝让王夷甫探望病中的裴令公的记载。王夷甫前去探望裴令公，看到病中裴令公的眼睛仍“闪闪若岩下电”，便知道他精神挺动，只是体中小恶并无大碍。还有谢公眼中的林公“双眼黯黯明黑”，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闪闪发亮，给人增添了几分精气神。由此可见一双明亮的双眸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另外，《世说新语》巧艺篇中也有几则说到了人的眼睛，是顾恺之在谈及绘画经验时讲到的，如：顾长康好写起人形，欲图殷荆州，殷曰：“我形恶，不烦耳。” 顾曰：“明府正为眼尔。但明点童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
殷仲因自身形貌丑陋而不愿让顾恺之为其画像，而顾恺之则认为殷仲“形恶”的主要原因在于眼睛，只要通过艺术的手法对眼睛重新点绘，那画像便又是另一幅样子了。所以在顾恺之的人物画中，眼睛的传神表达是很重要的，故而他不轻易画人的眼睛，甚至不画眼睛。 由上可知，不管是在魏晋士人的生活中还是艺术作品中，拥有一双明亮的双眼是十分重要的，它传递着一个人的神情风貌，表达着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彰显着一个人独特的生命力。
3.华衣粗服，以服饰张显士人个性
对于格外注重自身样貌的魏晋士人，他们对自己的服饰穿着也有着严格要求。在儒家文化里，人的衣着服饰很重要，它是身份、地位、等级的象征，而在魏晋士人眼里，服饰更是一种象征，它不仅反映了人身份的高低，更代表了士人才学的高下。其实，士人阶层好衣饰的风尚早已有之。《楚辞·涉江》里有“余幼好此奇服兮”，可见屈原对奇特的装束有着特殊的兴趣，而魏晋士人把这种特点发挥到了极致，甚至有服妇人之服的喜好，而这也是他们对自身人格的完善在形象上的外化。
魏晋士人的服饰特点与魏晋的社会状况一样具有变易性，但士大夫的服饰主要是宽袍大袖，褒衣博带，《晋书·五行志》里就有“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放，舆台成俗”的记载。但也有一部分人崇尚简易、粗服乱头，破衣烂衫，甚至赤身裸体，不屑修饰雕琢，以竹林七贤为代表。至于魏晋士人尚褒衣博带，鲁迅先生在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就从病理学的角度解释了魏晋名士穿宽大衣服的原因，认为魏晋士人穿宽衣是为防止五石散药效发作时衣服擦伤皮肤。这的确是魏晋士人穿宽衣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是唯一原因。魏晋士人以瘦为美，而衣襟宽博正好可以衬出清瘦的身形，更重要的是，还能衬出士人落落大方的气质和飘逸灵动的神韵，这与魏晋士人极力追求的潇洒高逸的外在形象美是一致的。由于褒衣博带式的服饰给人以飘飘若仙的审美效果，朝野上下甚至平民百姓也纷纷效仿，使得这种服饰盛行一时。不仅如此，他们还继承了汉已有之的熏衣之习，并随身佩带香囊，以达到香气袭人的效果。而另一类粗服亂头的士人则是展现着自己放浪形骸、任情悖礼的脱俗风姿。《世说新语》中就有阮籍酒醉散发坐床，王恬沐头散发而出，刘伶脱衣裸形在屋中，显示了魏晋的裸裎之。同时，这些士人们也以这种任性放达的行为方式张扬个性，标榜自己独特的名士气派。
总而言之，魏晋这个特殊的时代培养了一批才貌俱佳的风流名士，他们独特的审美观念，对美的认识和欣赏，让他们在这个时代大放异彩，奏响了专属魏晋时代的特殊音响。
二、 魏晋士人形象的成因
1.社会因素
宗白华先生在阐述魏晋时期时说这是一个社会秩序解体、旧礼教崩溃、思想和信仰自由、艺术创作精神勃发的时代。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愈演愈烈，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更是激烈，而这种政治上的动乱波及到思想学术界，士人们就会在精神层面上努力寻求一种平衡适应的状态。可以说，魏晋士人们所追求崇尚的那一切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应激反应。当然，魏晋士人对外在形象的追求及他们独特的审美观的形成并不只是因为当时特殊的社会现实，文化思潮的影响对魏晋士人“美”的觉醒也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魏晋时期，主要是指从建安元年，曹操迁汉献帝于许昌到东晋灭亡的这一段历史时期。东汉末年，群雄逐鹿，曹操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过人的军事领导能力铲平了军阀，统一了北方。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称王，定国号魏，魏灭蜀后，曹马相争，最后司马炎代魏建晋。西晋统治期间，又爆发八王之乱，北方少数民族南迁，民族矛盾日益加深。之后五胡乱华，司马氏南渡不求上进终被新朝取代。
繁杂混乱的朝代更迭使得社会出现大动荡，而身处其中的魏晋士人更是在这种艰难的困境中苦苦摸索人生之路，他们肩负责任，但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又无力扭转这样的局面，因而他们只好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去面对和迎接社会现实给他们提出的种种挑战，而他们对外在形象的追求及倾向于女性化的审美观正是这种矛盾心理下的自我释放。尤其在高平陵事变中，许多名士死于掌权者屠刀之下，政治权利对生命的无情摧毁，让每个士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们深感人世无常，生命短暂，故而提倡及时行乐，也因此他们的生命意识和个体自觉日渐强烈。为了保全自己，为了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他们选择了缄默，将从前的清议变为清谈，清议的政治性很强，而清谈仅仅是名士用来装点身份的修饰品。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清谈的内容主要是谈玄。魏晋之际玄学最盛，它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魏晋士人的人生态度，表达了玄远旷达、通脱不拘礼法的人生追求，所以他们纷纷加入到谈玄说理的行列，一时间谈玄说理成风。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他们也将这种主张表现在他们的外在形象上，穿宽大的衣服，彰显他们洒脱旷达的人生追求，而另一类不假修饰、粗服乱头则更是不拘礼法、放浪形骸的展现。
特殊时期孕育了特殊的人文风采，魏晋士人注重自身的容貌修养也与当时的政治氛围有关。曹魏时期为招揽人才提出唯才是举，后来新建立的曹魏政权将世家作为官员选举任用的主要依据，而这种人物品藻制度就增添了追求理想人格的士人情怀，使得人物品鉴的标准从单方面考察转变为品貌才情的多方面考量。因此，士人们也更加重视对自己容貌服饰的修饰，追求外在的形象美。而且，当时的士人阶层大多在经济上有较充足的保障，无需为生计劳心伤神，因而他们有足够多的时间来修饰自己的容貌，挑选自己的服饰，美化自身的外在形象。
魏晋时期引领了求瘦慕白、傅粉熏衣、宽衣博带的时代风尚，这与名士本身的传播效应是分不开的。魏晋名士作为当时文化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的言行举止、审美喜好都会受到广泛关注。在那个纷乱险恶的年代，魏晋名士将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用外在的改变表达着自己的态度，并通过外在的变化反映着当时人们共同的心理感受和精神诉求，因而当名士们改变了原先的审美趣味，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就会引起同样作为知识分子的士人们的共鸣，得到他们的认同，并形成一股愈演愈烈的模仿之风，迅速将这种美的共识传播开来，使魏晋士人以一种新的形象展示自己。
2.文化因素
除了社会现实状况对魏晋士人外在形象的影响，文化思潮也是影响他们转变的重要方面。这一时期，儒家思想文化独尊的局面已无法维系，各种文化思想不断碰撞融合，这种多元思想文化的并存潜移默化地影响改变着魏晋士人，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性格，改变着他们的审美观念和信念追求，让他们看到了人身体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以外在形象的改变为突破口反抗社会现实和儒家礼教对他们的种种压制和束缚。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给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新窗口。为了宣扬佛教，把佛教融入中国，高僧们开始研究玄学，钻研佛教和玄学的异同，试图用玄学义理说明阐释佛教思想。当时的名僧支遁还援引佛理阐释庄子的逍遥游，以其高妙独到的见解赢得了士人的认同和尊崇，也加强了名僧和士人的交流来往。这样一来，士人们也开始渐渐涉猎学习佛学，甚至潜心研究佛理，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而这种共鸣又进一步加强了名僧与士人之间的认同感，所以士人对得道名僧的仰慕钦敬之情也转而对名僧学习模仿，包括对神采风貌的学习效仿。其中尤以《维摩诘经》的主角维摩诘对魏晋士人的影响为最。维摩诘个性张扬恣肆，身处闹市依旧常修梵行，追求理想和更高的精神境界，这就为身处俗世又有着理想追求的魏晋士人提供了典范。士人们在学习维摩诘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对维摩诘仪容之美的学习。在《维摩诘经》中，维摩诘为度众生而常显病容，但当人们去看他时，他又能滔滔不绝宣讲佛理，而这种“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的形象又为士人们争相效仿，故而士人们格外推崇清羸、瘦削的形象，更以宽大的衣服来衬托自身飘逸清俊的外形。
“文化研究认为，人的身体不仅仅是或者主要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它更是文化的客体，是一种文化的建构。”[2]所以说，人的身体亦是文化内涵的外在显现。在魏晋这个动荡的时代，士人们就像女子般深感势弱无力，他们转而在多元的文化艺术里吸取营养，在玄学思想里，从佛学义理中发掘异样的美。同时，他们也在民族文化的滋养下再次发现并继承了阴柔优美的文化特点。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里母性崇拜文化由来已久。原始社会以农桑活动为主，而妇女在早期农业活动中的贡献最大，因而母亲的形象在人们眼中是最神圣、最崇高的，即使中国历史进入了父系社会，也没有真正割断与母系社会文化的纽带，那份积淀在每个炎黄子孙内心深处的原始情结仍然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并通过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与道家“守雌致柔”的学说加强并固定下来。儒家指出的“温文尔雅” “温柔敦厚”是中国传统士人对自我修养的要求。同时，儒家学说也主张把“中和”作为君子为人处世的准则，表现在男子的个性发展上，就要求男子把握兼顾好阳刚与阴柔的特点，做到刚柔相济，在男女两性特点间做到“中和”，这在某种程度上就缩小了男女两性的差异。而道家文化里，在“道”的整个观念体系中，“尚阴崇母”作为一个恒定不变的原则贯穿始终，处处肯定女性、欣赏赞美女性，表达了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宣扬了“守雌致柔”的力量。而魏晋士人在这种阴柔优美的民族文化熏陶下，继承并发展了这种特点，形成了尚美爱美、注重仪表仪容的时代风尚。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阴柔优美的民族文化在南方文化中得到了更多的体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以楚国为代表的南方荆楚文化更加注重对女性色彩的展现。代表作《离骚》中就有“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说明屈原有着女性般俊美秀丽的容貌，而且屈原在《离骚》中开创性地运用了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以“美人”比喻君王。由于文人士子在君王面前总是处于被动弱势的一方，如果得不到君主的垂青任用，就只能独自哀伤，苦苦等待君主回心转意的那一天。而这样的境遇又与那些弱势妇女的境况极为相似，故而以夫妇关系比喻君臣关系，这样不仅在描述上更为形象生动，还能以特殊的口吻表达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所以很多作品都塑造了美艳动人的女神形象。这样的女神形象又刺激了在残酷现实中苦闷挣扎的魏晋士人，让他们坚定了对女性美的追求，以女性的姿态表达魏晋士人当下的态度和追求。
三、 对魏晋士人形象的思考
在魏晋这个乱世，残酷的社会现实压得士人们难以喘息，紧张的政治氛围也始终未能消弭，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士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魏晋风度、特征都反映了他们在怀疑和否定中不断觉醒，体现了他们对人生和生命意义的追求和反思。他们看重人的容止，注重对外在形象的完善，看似潇洒不羁、轻视世事，实则内心十分痛苦煎熬。也正是因为这份痛无法消解，他们才会选择以外在的改变来填补内心的空缺，释放压抑的情感，以潇洒自由的形态来消释内心的孤独，而这也是掩藏在魏晋士人们秀美华丽外表之下深刻的一面。
魏晋士人经历着非正常的朝代替换，他们身处其中却又无能为力，连自己一般的欲求都无法得到满足，这一切都在不断激荡着士人们内心的焦灼与不安，故而当他们面对政治、生活都一团糟的时候便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或强或弱的反抗，以此来安抚自己的内心，追寻自己想要的“自由”。所以，在展现魏晋士人形象百态的《世说新语》中，士人们突破常规，大胆树立起新的审美标准，以此来对抗现实，表达自己对生命意义的反思和对自由的追寻。不仅如此，他们也通过行为上的放诞不羁与传统对抗，发出对“自由”的呼喊：刘伶无视礼法，脱衣裸行于室;阮籍大醉六十日不复醒。不管是士人个体行为的反叛，还是士人群体的呼应，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他们内心的孤独，所以才以另类怪异的行为与现实做着不懈的对抗。由此可见，无论是对外在形象的审美崇尚，还是通过怪诞行为对自由的呼喊，都是魏晋士人为缓解内心孤独而选择的生活方式，也是魏晋士人追寻传统礼法之外新世界的自发行为。
综上所述，一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及文化思潮会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深刻影响。魏晋特殊的社会状况给了文化艺术发展的巨大空间，各种文化的碰撞交织又让人们的思维异常活跃，反映在艺术审美上就产生了独具风格的美。而士人的形象作为一种外在的显现，正反映了他们对这种美的追求，也显示了他们个性的解放和人格的独立，表明了他们敢于摆脱传统礼法束缚的勇气，创造了独属于魏晋时代的审美风尚。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08.
[2]陶東风，等.文化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27.
[3]（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宁稼雨.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