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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新时期最后一位京派文人的汪曾祺，延续了京派对文学审美性的执着和对人性美的赞颂。他称自己是“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一概括显示作者在传统文化浸染下保有的对人自由自在生命形态，对和谐人际关系和其自身宽容的人性救赎的立场。他执笔书写的是美的人，美的事物与风景，抒发的是其用仁爱精神为读者所经营出的一个充满善与美的理想化世界。
关键词：人道主义；传统文化；生命形态；人际关系；人性救赎
京派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中一直是一个奇异的存在。他们长久以来始终在独特的历史境遇中固守自己独有的文化个性。不屈从主流意识形态，不妥协既定的话语书写体系，不追随变幻的动荡时代风云。“京派”文人们“反对将文学作为政治革命的工具的企图，更反对文学由商业化而庸俗化”“极力强调文学自身的艺术特性，重视对文学的审美品格与艺术技巧的研讨，强调对个人情感与体验的艺术化的塑造与升华”。[1]
我们从“京派”文人群体也不难看出他们的审美追求。京派自周作人开辟了一条清淡隽永的文风以来，经过不同时代不同作家之手，写尽了喧嚣都市背后的山水乡村，浮躁男女之外的渔夫樵民，和与复杂冷漠的人际关系相背的简单温情的人之自然本性。汪曾祺作为新时期京派最后的执笔者，将这一写作传统完整的保留并发扬，故而后人对他多评价“传统的守护神”“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士大夫”等，而他自诩“中国式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评价，也十分准确了定位了其创作风格和其文本的精神要义。
一、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意识
“中国式”无疑代表的是一种作家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接受的自我确认。汪曾祺的作品，不论从思想或艺术而言，都不难见其对传统文化的接受和传承。在这其中尤以儒家和道家思想为重。这一看似矛盾的两种文化在汪曾祺的作品中却相辅相成，互相调和，共建其文本中那个充盈着自然和谐的人性美的“故乡系列”。
汪曾祺曾坦言：“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2]但除此之外他也说过：“在中国，不仅是知识分子，就是劳动人民身上也有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有些人尽管没有读过老子、庄子的书，但可能有老庄的影响……”[3]由此也可见得，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他的文本中是共生共存的。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结构体系指导人们要“爱人”，要克己修身，重义轻利，反对对立，从而生成一种宽容和谐的人际关系。汪曾祺作品中那种原始人道主义观念指导下的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描写，对有序传统的伦理社会的构建，都来自于这一古老文化的渗透。但是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其作为统治阶级工具限制人的个体性和差异性发展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汪曾祺则显得更为宽容。他的作品中是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的。人对欲望的渴求也在情理之中。而这些他又从道家文化中找到了依托。与儒家伦理社会的角度不同，道家采取了一种更为宏观的宇宙角度来探讨人生，他们追求的是精神的绝对自由，发扬人的自然天性和合乎自然之道的自然人性。是一种更符合生命本性的生存方式。基于此，汪曾祺在他的文本中構建了一个又一个诗意的世界，仿佛与世无争，又似浑然天成，每一处水乡都荡漾着自由之波，每一座屋舍都跃动着超脱之人。毫无教化伦理，又不显偏执张扬，在这两种古老文化传统的相随相伴之下，这里既有人伦之爱，又不失自由精神。为世人营造出了一个理想的生存境界。也成为了他人道主义精神表达的先声。
二、人道主义的书写立场
在“中国式”的前提下，在儒道两家思想的融合和统一中，汪曾祺找到了其人道主义表达的立脚点。人道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尊严，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他对人性美的执着书写和自由放达人的本性的捍卫。他的人道主义不是说教，也无关立言，他只是自然而然的在环境的铺展和人物的塑造上使这一理论得到了具体化，将目光重新拉回了“人”这一主体的言行活动，心灵心理中。本文旨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深入探讨这一人道主义的具体内涵。
（一）自由自在的生命形态
京派作家对小人物精神面貌的塑造，在汪曾祺这里完好的保存了下来。在他的笔下，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各类职业面目博杂。但是他们既非崇高伟岸的民族英雄，也不是救国济民的知识精英。他们不会出现在时代风云中的风口浪尖，而只是村头巷尾引车卖浆；他们没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只是勤劳执着的守护自己的小本生意。他们中有开药店的、开饭店的、开米店的、摆摊的、制鞭炮仗的、剃头的、接生的，有车匠、锡匠、挑夫、果贩、地保……他们不关心政治，只是默默地按民间的方式生活着，他们遵守生命的本真形态，不以绘饰，不加雕琢，他们身上闪现着原始人道主义的光辉，诚如汪曾祺所言“他们有一些朴素的道德标准，比如安分、敬老、仗义、爱国。他们有一些人有的时候会表现出难能的高贵品质。”[4]
结合汪老的作品来谈，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笔下的人物其实也存在一种十分复杂的情感。《老鲁》中的有一群书生，他们的生活穷困，食不裹腹，连电灯费都交不起，但是仍然嚼野菜，读诗书，高谈阔论，谈议时事，苦中作乐，将现实没有给予的幸福转向至平凡劳动中的快乐里。而作为一名退伍军人的校警老鲁，也是一个“大生活家”，他懂得挖野菜的诀窍，通晓植物的秘密，并不辞劳苑的为大家挑水造福。作为代表篇章的《受戒》，更是将自由自在的人性美的内涵发挥到了极致。作者极力在一个原本超俗入圣之地中挖掘他和凡世的共通之处，并且塑造了一个从未收到诗书礼乐熏染的鲜活可爱的农村少女小英子的形象。她率真率直，保留着水一样清明的原初本性，她敢于将自己对小和尚明海的懵懂情意不经思索，破口而出。在这里作者将“个人的”“原生的”“日常的”朴素人性之美宣扬到了极致。使这些底层人民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一览无余，从而传达出了普通人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日常生活的欢乐情调。诚如评论者所言：“他独出心裁的用一种轻快欢乐的调子朗诵了一首又一首关于劳动人民人情美和人性美的颂诗。”[5] 除了对人性自由乐观的美的张扬，在另一些作品中，汪曾祺也表现了对底层人们命运苦味的悲悯和温情。《异禀》中的陈相公，是保全堂中职位最低等的小学徒，他劳务做多但仍然保受欺辱，他无法摆脱困境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有没有异秉那种可笑又可悲的心理中。最后写道陈相公在厕所解手，多少有点讽刺意味，但想到前文描写的他的为人处世，生活工作，即使结局荒诞，但也流露无可奈何的叹息和同情之意；《八千岁》是为一个吝啬的商人塑形，平日里费尽心思节省，在被压榨之后却有点自暴自弃的“奢侈”，因为他领悟到自己不再是钱的主人而是钱的保管者而已，与其被搜刮不如为己所用。虽在读到他的吝啬嘴脸时讨人厌恶，但在看到压迫者对他的榨取之后也不免心酸。这都是汪曾祺基于其人道主义立场所展现的对人性美的讴歌，对小人物不公命运的同情和对人天性的尊重和赞赏。
（二）和谐天然的人际关系
人，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会和其他人发生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的好坏，也是考察人本性的一部分重要内容。汪曾祺笔下的人，拥有一切单纯原始的性情，故而他们彼此产生关系时，也多是善良美好的状态。邻里之间和睦互助，朋友之间肝胆侠义，男女恋情热烈单纯，家庭之中父慈子孝。这一切在刚经历了浩劫之后的中国土地上，在旧制度的毁灭和新社会的重建进程中，在迷茫错愕冲撞在商品化社会的环境里，无疑是给那些浮躁的心灵提供了一片诗意的栖息之地。他永远为真实的生活倾心，能从平淡的人际交往中发现美和诠释美，为人们带去希望和慰藉。
爱情，可以说汪曾祺故事诉说中最动人的一种。《受戒》中讲的是小和尚明海和农村少女小英子情窦初开，懵懂淳朴的情愫。汪曾祺写的太美太动人了。只是那一串串稚嫩的脚印，就“把小和尚的心给搅乱了”。小英子活泼生动的话，小和尚腼腆羞涩的脸，正是这青涩而明媚的爱情该有的原始面貌。没有情欲，浅浅淡淡，只是朦胧不觉的爱意。《大淖记事》中的十一子和巧云，也是同样单纯的结合。这里的人们都充满了粗犷的、原始的、野性的生命活力。这片故土上所诞生的爱情也同样清透明亮，他们即使遭受凌辱，为了心中热爱也毫不低头悔恨。而这种爱情描写中，还有一类特别的妇女形象，她们对性欲，对感情的追求偏执而疯狂。但是都被作家的笔深深包容了。《小姨娘》中的章淑芳，更是不顾家人反对和心上人做些“情色之事”甚至最后选择私奔。她们全无所谓贞操观念，不受辈分的规避，主动追求爱的欢乐。这在汪曾祺眼中并不是违反伦理之事，反而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张扬和人格的完善，作者借此也原始生命强力的表达。
同样鲜明可感的人物关系，还体现在对友情的表现上。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岁寒三友》。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三者的友谊，可谓是汪曾祺人际关系的理想模式。他们从事不同的生意行当，互帮互助，共同进退。在靳彝甫需要资助的时候，他们为他凑足路费，让这位有才华的画师外出求生；而最后当王瘦吾和陶虎臣生意破产、濒临绝境之时，靳彝甫毫不犹豫地变卖了祖传的三块田黄石章资助他们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就这样迈过血缘得到了升华。他们皆以自己的朴素、本真向世人展示了一种自然原始的美的生命形式，并建立了一个毫不虚伪矫饰，简单透明的精神国度，这种对真善美的打捞正是汪曾祺人道主义宣言的证据。而这一写作的目的诚如他自己所言：“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6]
（三）宽容积极的人性救赎
如果只单是脱离人去讲美，如果这爱的淳朴和情的厚重只是无根的虚构，那么汪曾祺的小说也不会使人在轻松时又落寞，在观赏后又思索。他软化了很多看似坚不可摧的社会秩序，凡世俗尘的恩恩怨怨都像是一串泡沫。他将自己隐藏在纯净透彻的民间，用一双智慧之眼和宽容之笔带来了美。但是人无完人，再原始的生命强力也时常会在生活的侵袭下露出马脚，在单纯的人性也会在时代的变迁中遭受牵连。但汪曾祺始终不以一个居高临下的精英分子去批判，也区别于苦口婆心启蒙者去劝告，而只是选择“和人物站在一起，对人物采取一个平等的态度。除了讽刺小说，作者对于人物不宜居高临下。要用自己的心贴近人物的心，以人物的哀乐为自己的哀乐。”[7]
《天鹅之死》以同名芭蕾独舞为名，讲述了文革时期对美的摧残和沦落。高贵优雅的天鹅却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将胸脯撞碎在坚冰之上，但作者更多的不是绝望和痛斥，而是借孩子之口发出了对夭折的美的呼喊。《徙》中的高先生一辈子都未曾“徙于南海”，而他最爱的女儿高雪，因为大学之梦的跌落也患上抑郁症并死去。但是如果你看到了在面临这个事实时高先生是如何不停的摇动脑袋，汪厚基是如何迟钝呆滞，无所事事。你就会像故事中的一份子，同去感受那种悲情与苦涩。在这里的作者从不以悲怆或嘲讽的态度来写人的疟疾，世间的苦难，而是字里行间流露着一个老人的怜悯与温情。作者始终饱注着热情之笔去：“正视人类的困苦和卑微的生命常态，从生命的荒凉出发去追求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在他看来，比物质生活更重要的东西，是保持人的精神生命不受损害。”[8]故而他的人道主义不是盲目的乐观和浪漫，而是他笔下的人物对生活所持的一种热情的态度，一种“不屈不挠”的执著精神。他和人物站在一起才能够包容人物，他和苦难站在一起才能够战胜苦难。这都体现了其人性救赎的积极性和包容力。
三、结语
汪曾祺的小说，是温柔的午后阳光，也是甘甜的乡间清泉，是老小孩的水彩画，绚烂至极也归于平淡。这里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他始终以小的视角切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建构作品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的美学价值。而他最动人的部分永远是对人那种由爱及暖，由苦及情的复杂心态。他以独特的书写将小说从一切非文学的禁锢中解救出来，重回民间，重回每一个拥有真实善良的品行的人的身上。“人性的健康美”和“人的积极向上”是他着墨的主要内容，对人的原始生命强力的尊重和守护也使他的人道主义更加温情和动人。
参考文献：
[1]黄键.京派文学批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6.
[2]汪曾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A].汪曾祺全集（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A].汪曾祺全集（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P301.
[4]汪曾祺.市井小说选序.晚翠文谈新编.范用编.三联书店，2002.
[5]建华.动人的风俗画—漫评汪曾祺的三篇小说.北京文学，1995年第4期.
[6]汪曾祺.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A].汪曾祺全集（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7]汪曾祺.两栖杂述[M].汪曾祺全集（第四卷）.北京師范大学出版社，1998.
[8]钮绮.汪曾祺小说：俗世温情下的生命形态.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6.
关键词：人道主义；传统文化；生命形态；人际关系；人性救赎
京派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中一直是一个奇异的存在。他们长久以来始终在独特的历史境遇中固守自己独有的文化个性。不屈从主流意识形态，不妥协既定的话语书写体系，不追随变幻的动荡时代风云。“京派”文人们“反对将文学作为政治革命的工具的企图，更反对文学由商业化而庸俗化”“极力强调文学自身的艺术特性，重视对文学的审美品格与艺术技巧的研讨，强调对个人情感与体验的艺术化的塑造与升华”。[1]
我们从“京派”文人群体也不难看出他们的审美追求。京派自周作人开辟了一条清淡隽永的文风以来，经过不同时代不同作家之手，写尽了喧嚣都市背后的山水乡村，浮躁男女之外的渔夫樵民，和与复杂冷漠的人际关系相背的简单温情的人之自然本性。汪曾祺作为新时期京派最后的执笔者，将这一写作传统完整的保留并发扬，故而后人对他多评价“传统的守护神”“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士大夫”等，而他自诩“中国式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评价，也十分准确了定位了其创作风格和其文本的精神要义。
一、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意识
“中国式”无疑代表的是一种作家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接受的自我确认。汪曾祺的作品，不论从思想或艺术而言，都不难见其对传统文化的接受和传承。在这其中尤以儒家和道家思想为重。这一看似矛盾的两种文化在汪曾祺的作品中却相辅相成，互相调和，共建其文本中那个充盈着自然和谐的人性美的“故乡系列”。
汪曾祺曾坦言：“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2]但除此之外他也说过：“在中国，不仅是知识分子，就是劳动人民身上也有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有些人尽管没有读过老子、庄子的书，但可能有老庄的影响……”[3]由此也可见得，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他的文本中是共生共存的。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结构体系指导人们要“爱人”，要克己修身，重义轻利，反对对立，从而生成一种宽容和谐的人际关系。汪曾祺作品中那种原始人道主义观念指导下的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描写，对有序传统的伦理社会的构建，都来自于这一古老文化的渗透。但是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其作为统治阶级工具限制人的个体性和差异性发展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汪曾祺则显得更为宽容。他的作品中是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的。人对欲望的渴求也在情理之中。而这些他又从道家文化中找到了依托。与儒家伦理社会的角度不同，道家采取了一种更为宏观的宇宙角度来探讨人生，他们追求的是精神的绝对自由，发扬人的自然天性和合乎自然之道的自然人性。是一种更符合生命本性的生存方式。基于此，汪曾祺在他的文本中構建了一个又一个诗意的世界，仿佛与世无争，又似浑然天成，每一处水乡都荡漾着自由之波，每一座屋舍都跃动着超脱之人。毫无教化伦理，又不显偏执张扬，在这两种古老文化传统的相随相伴之下，这里既有人伦之爱，又不失自由精神。为世人营造出了一个理想的生存境界。也成为了他人道主义精神表达的先声。
二、人道主义的书写立场
在“中国式”的前提下，在儒道两家思想的融合和统一中，汪曾祺找到了其人道主义表达的立脚点。人道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尊严，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他对人性美的执着书写和自由放达人的本性的捍卫。他的人道主义不是说教，也无关立言，他只是自然而然的在环境的铺展和人物的塑造上使这一理论得到了具体化，将目光重新拉回了“人”这一主体的言行活动，心灵心理中。本文旨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深入探讨这一人道主义的具体内涵。
（一）自由自在的生命形态
京派作家对小人物精神面貌的塑造，在汪曾祺这里完好的保存了下来。在他的笔下，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各类职业面目博杂。但是他们既非崇高伟岸的民族英雄，也不是救国济民的知识精英。他们不会出现在时代风云中的风口浪尖，而只是村头巷尾引车卖浆；他们没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只是勤劳执着的守护自己的小本生意。他们中有开药店的、开饭店的、开米店的、摆摊的、制鞭炮仗的、剃头的、接生的，有车匠、锡匠、挑夫、果贩、地保……他们不关心政治，只是默默地按民间的方式生活着，他们遵守生命的本真形态，不以绘饰，不加雕琢，他们身上闪现着原始人道主义的光辉，诚如汪曾祺所言“他们有一些朴素的道德标准，比如安分、敬老、仗义、爱国。他们有一些人有的时候会表现出难能的高贵品质。”[4]
结合汪老的作品来谈，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笔下的人物其实也存在一种十分复杂的情感。《老鲁》中的有一群书生，他们的生活穷困，食不裹腹，连电灯费都交不起，但是仍然嚼野菜，读诗书，高谈阔论，谈议时事，苦中作乐，将现实没有给予的幸福转向至平凡劳动中的快乐里。而作为一名退伍军人的校警老鲁，也是一个“大生活家”，他懂得挖野菜的诀窍，通晓植物的秘密，并不辞劳苑的为大家挑水造福。作为代表篇章的《受戒》，更是将自由自在的人性美的内涵发挥到了极致。作者极力在一个原本超俗入圣之地中挖掘他和凡世的共通之处，并且塑造了一个从未收到诗书礼乐熏染的鲜活可爱的农村少女小英子的形象。她率真率直，保留着水一样清明的原初本性，她敢于将自己对小和尚明海的懵懂情意不经思索，破口而出。在这里作者将“个人的”“原生的”“日常的”朴素人性之美宣扬到了极致。使这些底层人民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一览无余，从而传达出了普通人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日常生活的欢乐情调。诚如评论者所言：“他独出心裁的用一种轻快欢乐的调子朗诵了一首又一首关于劳动人民人情美和人性美的颂诗。”[5] 除了对人性自由乐观的美的张扬，在另一些作品中，汪曾祺也表现了对底层人们命运苦味的悲悯和温情。《异禀》中的陈相公，是保全堂中职位最低等的小学徒，他劳务做多但仍然保受欺辱，他无法摆脱困境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有没有异秉那种可笑又可悲的心理中。最后写道陈相公在厕所解手，多少有点讽刺意味，但想到前文描写的他的为人处世，生活工作，即使结局荒诞，但也流露无可奈何的叹息和同情之意；《八千岁》是为一个吝啬的商人塑形，平日里费尽心思节省，在被压榨之后却有点自暴自弃的“奢侈”，因为他领悟到自己不再是钱的主人而是钱的保管者而已，与其被搜刮不如为己所用。虽在读到他的吝啬嘴脸时讨人厌恶，但在看到压迫者对他的榨取之后也不免心酸。这都是汪曾祺基于其人道主义立场所展现的对人性美的讴歌，对小人物不公命运的同情和对人天性的尊重和赞赏。
（二）和谐天然的人际关系
人，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会和其他人发生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的好坏，也是考察人本性的一部分重要内容。汪曾祺笔下的人，拥有一切单纯原始的性情，故而他们彼此产生关系时，也多是善良美好的状态。邻里之间和睦互助，朋友之间肝胆侠义，男女恋情热烈单纯，家庭之中父慈子孝。这一切在刚经历了浩劫之后的中国土地上，在旧制度的毁灭和新社会的重建进程中，在迷茫错愕冲撞在商品化社会的环境里，无疑是给那些浮躁的心灵提供了一片诗意的栖息之地。他永远为真实的生活倾心，能从平淡的人际交往中发现美和诠释美，为人们带去希望和慰藉。
爱情，可以说汪曾祺故事诉说中最动人的一种。《受戒》中讲的是小和尚明海和农村少女小英子情窦初开，懵懂淳朴的情愫。汪曾祺写的太美太动人了。只是那一串串稚嫩的脚印，就“把小和尚的心给搅乱了”。小英子活泼生动的话，小和尚腼腆羞涩的脸，正是这青涩而明媚的爱情该有的原始面貌。没有情欲，浅浅淡淡，只是朦胧不觉的爱意。《大淖记事》中的十一子和巧云，也是同样单纯的结合。这里的人们都充满了粗犷的、原始的、野性的生命活力。这片故土上所诞生的爱情也同样清透明亮，他们即使遭受凌辱，为了心中热爱也毫不低头悔恨。而这种爱情描写中，还有一类特别的妇女形象，她们对性欲，对感情的追求偏执而疯狂。但是都被作家的笔深深包容了。《小姨娘》中的章淑芳，更是不顾家人反对和心上人做些“情色之事”甚至最后选择私奔。她们全无所谓贞操观念，不受辈分的规避，主动追求爱的欢乐。这在汪曾祺眼中并不是违反伦理之事，反而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张扬和人格的完善，作者借此也原始生命强力的表达。
同样鲜明可感的人物关系，还体现在对友情的表现上。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岁寒三友》。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三者的友谊，可谓是汪曾祺人际关系的理想模式。他们从事不同的生意行当，互帮互助，共同进退。在靳彝甫需要资助的时候，他们为他凑足路费，让这位有才华的画师外出求生；而最后当王瘦吾和陶虎臣生意破产、濒临绝境之时，靳彝甫毫不犹豫地变卖了祖传的三块田黄石章资助他们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就这样迈过血缘得到了升华。他们皆以自己的朴素、本真向世人展示了一种自然原始的美的生命形式，并建立了一个毫不虚伪矫饰，简单透明的精神国度，这种对真善美的打捞正是汪曾祺人道主义宣言的证据。而这一写作的目的诚如他自己所言：“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6]
（三）宽容积极的人性救赎
如果只单是脱离人去讲美，如果这爱的淳朴和情的厚重只是无根的虚构，那么汪曾祺的小说也不会使人在轻松时又落寞，在观赏后又思索。他软化了很多看似坚不可摧的社会秩序，凡世俗尘的恩恩怨怨都像是一串泡沫。他将自己隐藏在纯净透彻的民间，用一双智慧之眼和宽容之笔带来了美。但是人无完人，再原始的生命强力也时常会在生活的侵袭下露出马脚，在单纯的人性也会在时代的变迁中遭受牵连。但汪曾祺始终不以一个居高临下的精英分子去批判，也区别于苦口婆心启蒙者去劝告，而只是选择“和人物站在一起，对人物采取一个平等的态度。除了讽刺小说，作者对于人物不宜居高临下。要用自己的心贴近人物的心，以人物的哀乐为自己的哀乐。”[7]
《天鹅之死》以同名芭蕾独舞为名，讲述了文革时期对美的摧残和沦落。高贵优雅的天鹅却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将胸脯撞碎在坚冰之上，但作者更多的不是绝望和痛斥，而是借孩子之口发出了对夭折的美的呼喊。《徙》中的高先生一辈子都未曾“徙于南海”，而他最爱的女儿高雪，因为大学之梦的跌落也患上抑郁症并死去。但是如果你看到了在面临这个事实时高先生是如何不停的摇动脑袋，汪厚基是如何迟钝呆滞，无所事事。你就会像故事中的一份子，同去感受那种悲情与苦涩。在这里的作者从不以悲怆或嘲讽的态度来写人的疟疾，世间的苦难，而是字里行间流露着一个老人的怜悯与温情。作者始终饱注着热情之笔去：“正视人类的困苦和卑微的生命常态，从生命的荒凉出发去追求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在他看来，比物质生活更重要的东西，是保持人的精神生命不受损害。”[8]故而他的人道主义不是盲目的乐观和浪漫，而是他笔下的人物对生活所持的一种热情的态度，一种“不屈不挠”的执著精神。他和人物站在一起才能够包容人物，他和苦难站在一起才能够战胜苦难。这都体现了其人性救赎的积极性和包容力。
三、结语
汪曾祺的小说，是温柔的午后阳光，也是甘甜的乡间清泉，是老小孩的水彩画，绚烂至极也归于平淡。这里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他始终以小的视角切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建构作品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的美学价值。而他最动人的部分永远是对人那种由爱及暖，由苦及情的复杂心态。他以独特的书写将小说从一切非文学的禁锢中解救出来，重回民间，重回每一个拥有真实善良的品行的人的身上。“人性的健康美”和“人的积极向上”是他着墨的主要内容，对人的原始生命强力的尊重和守护也使他的人道主义更加温情和动人。
参考文献：
[1]黄键.京派文学批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6.
[2]汪曾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A].汪曾祺全集（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A].汪曾祺全集（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P301.
[4]汪曾祺.市井小说选序.晚翠文谈新编.范用编.三联书店，2002.
[5]建华.动人的风俗画—漫评汪曾祺的三篇小说.北京文学，1995年第4期.
[6]汪曾祺.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A].汪曾祺全集（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7]汪曾祺.两栖杂述[M].汪曾祺全集（第四卷）.北京師范大学出版社，1998.
[8]钮绮.汪曾祺小说：俗世温情下的生命形态.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