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助读系统和练习系统看教材编写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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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选集锦式的语文教科书中,教科书编写者通过助读系统和练习系统展示自己的意图。包括教材体系的确立、教学目标的定位、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活动的指引和对课文的解读角度,强有力地影响着语文教学的内容和组织形式。对具体选文提供的助读资料和编排的练习,将选文蕴涵的静态的语文课程内容动态地挖掘出来,决定着具体一篇课文的教学目标,成为实际上的教学内容。
  比较相同文本在不同教科书中的不同设计。对于清晰认识教科书编写者的意图、准确理解和把握不同教科书的编写特点、理性审视教科书编写中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人民教育出版社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和台湾省1998~1999《国文》教科书都选用的四篇文章《陈太丘与友期》(台湾教科书课文名称为“陈元方答客问”)、《行道树》、《第一次真好》、《童趣》(台湾教科书课文名称为“儿时记趣”)为例,从微观入手,进行比较。
  
  一、台湾版国文教科书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助读资料,相比而言。人教版语文教科书的助读资料较为简略。
  
  台湾版国文教科书在选文后一般都设置了题解、作者、注释等栏目,提供助读资料。帮助学生理解和把握文章内容。
  在“题解”栏目中,会介绍文章的出处和对文章主要内容的概括以及对写作方法的提示,比如,在《行道树》一文的“题解”栏目里,教科书编写者写道:
  这一篇文章是从《愁乡石》中节选出来的。用拟人化的自述法说出行道树的忧愁和快乐。他们所忧愁的是,空气被污染得越来越严重;快乐的是,他们能在污浊的环境中,制造鲜洁的空气,使人们享受到清新。
  在“作者”栏目,会介绍作者的姓名、祖籍、生卒年代、文学地位和代表作品。比如,在《行道树》一文的“作者”栏目里,教科书编写者写道:
  张晓风,江苏省铜山县人。民国30年出生。现代文学作家,现任阳明医学院教授。著有《地毯的那一端》《哭墙》《愁乡石》《武陵人》。
  人教社的语文教材也有助读系统,但相比较而言,它所提供的资料显得较为简略。比如,《行道树》一文除了作者姓名之外,没有提供其他资料,仅在注释中注明课文节选自《张晓风自选集》(三联书店2000年版)。它也缺少“题解”类型的信息,只是在“课前提示”中指出:“奉献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快乐……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这两篇短文(另一篇为《第一次真好》)将给你深刻的启示。”
  在《第一次真好》一文中,人教社语文教科书仅在注释中告诉我们此文节选自《无言歌》。而台湾版国文教科书则详细介绍了相关信息:
  题解:这一篇文章是从《无言歌》中节选出来的。描述作者的一些第一次经验,告诉我们每一个第一次经验的可贵;并鼓励我们多去接触各种事物,使我们的第一次经验愈来愈多,以充实我们的生命。
  作者:周素珊,笔名毕璞。广东省中山县人。民国11年出生。现代文学作家,历任各报社主编。著有《十六岁》《再见秋水》《心灵漫步》等书。
  
  二、人教版语文教科书注重读者“有自己的心得”“说出自己的体验”;台湾版国文教科书在注重读者的意见前。强调对文章内容的理解。
  
  人教版语文教科书《陈太丘与友期》一文的“研讨与练习”设计:
  《陈太丘与友期》中“君”“尊君”“家君”的称谓有什么不同?元方“入门不顾”是否失礼?说说你的看法。
  而台湾版教材在注重读者的意见前,强调对文章内容的理解。比如,教材设计了这样几道题目,为读者说出自己的看法做足了铺垫:
  一、“去后乃至”这句话,是说“谁”去后,“谁”乃至呢?请指出来。
  二、这个故事中,真正犯错的人是谁?他先后犯了什么错?
  三、从陈元方的应对中,你能联想出他平日所受的家庭教育吗?请说出你的看法。
  
  三、人教版语文教科书在解读课文时,一般要求读者将别人的东西当做自己的东西来感受;台湾版国文教科书则要求读者将别人的东西当做别人的东西去理解。
  
  比如,在人教版语文教科书《童趣》一文的练习设计中,教科书编写者要求:
  朗读课文,用自己的话叙述“我”看到“鹤唳云端”的景象和遇到那个“庞然大物”的经过。为什么作者说这两件事都有“物外之趣”?你认为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富有情趣的人?
  显然,人教版语文教科书编写者是要求读者把自己当做文章中的“我”来思考和感受,将别人的东西当做自己的东西,将作者的语言转化为自己的语言。
  在台湾版课文后有这样几道题目,要求读者把握作者的感受与常人的感受有什么样的差异:
  一、通常人们对蚊子、高低不平的泥土碎石,以及杂乱的草丛,有什么感觉?这些感觉和作者当时的感觉为什么会不同?
  三、事实上癞蛤蟆不能算是“庞然大物”,也不可能拔山倒树,而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
  五、在本课中,作者所体会到的“物外之趣”有哪些?请指出来。
  可见。台湾版国文教科书编者是把作者当成一个“另外的人”,要求读者理解和把握作者与众不同的独特体验,把作者的东西当成别人的东西来认识和了解。
  
  四、相比较而言,台湾版国文教科书更关注课文在写作教学层面的特殊价值,人教版语文教科书在这方面则意识淡薄。
  
  一篇文章有许多教学价值,教科书编写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同一篇选文进行教学价值定位。但每一篇文章在写作层面或许会有与众不同之处,教科书编写者在设计练习时。无疑应该关注其写作层面的特殊价值。
  台湾版国文教科书以不同形式、从不同角度对选文写作层面的特殊价值加以关注。比如,在《行道树》一文的“题解”中,指出此文是用拟人化的自述法说出行道树的忧愁和快乐;在《第一次真好》一文的“问题与讨论”中,请同学们分析本文结构,并指出这种结构的优点在哪里;在《陈元方答客问》一文的“问题与讨论”中,要求学生将课文故事用戏剧形态表演出来;在《儿时记趣》一文的“问题与讨论”中,提出“事实上癞蛤蟆不能算是‘庞然大物’。也不可能拔山倒树。而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
  《行道树》的“拟人化的自述法”、《第一次真好》的结构、《陈元方答客问》的改编、《儿时记趣》描写事物的角度,无疑都突出体现了文章在写作层面的特殊性。把它们指出来,无疑充分挖掘了文本具有语文特点的核心价值。
  语文教科书编写者在编写教材的时候,既要考虑语文课程内容如何落实到教材中,又要考虑如何使语文教材内容更容易落实在教学实践中。形成教学内容。也就是说,教材在此具有中介性,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它要同时关注课程的“教什么”和教学的“怎么教”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文教科书中具体选文设计的重要性可能要大于选文系统,是教科书设计中尤其应该引起重视的地方。比较各家教科书编写者对相同选文的不同处理,无论对教材的编写还是对教师的教学都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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