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众熟悉的列宁形象大多来自《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这两部影片，它们的导演是苏联电影艺术家米哈伊尔·罗姆（Mikhail Romm）。为了拍好他的第一部故事片《羊脂球》，罗姆特地去请教爱森斯坦。爱森斯坦问他：“你的第一个镜头是什么？”罗姆说是一双靴子的特写。爱森斯坦说好，并且希望罗姆能把这个镜头拍成一个经典镜头——当他拍完这个镜头就被汽车撞死了，那么第二天爱森斯坦就要拿着这双靴子走进电影学院的教室，告诉学生，这就是罗姆拍的那个经典镜头的道具，并建议把这双靴子送进电影博物馆。他接着要求罗姆，“每一个镜头都必须拍成这样，每一部影片都必须这样拍。”这段话深深震动了年轻的罗姆，事实上他也的确这样做了，并因此获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功。后来，罗姆用同样的方法在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教学，塔科夫斯基、米哈尔科夫、舒克申、丘赫莱依这四位世界级导演都出于他的门下。
　　1962年，曾经4次获得国家奖金、61岁的电影大师罗姆拍摄了《一年中的九天》，一反30年以情节见长的艺术经验，提出“思想电影”的观念。1965年，世界庆祝反法西斯胜利20周年之际，这位以故事片见长的导演拍摄了纪录片《普通法西斯》。如果说《一年中的九天》代表了罗姆电影创作观念的转折，那么他拍摄于1965年的纪录长片《普通法西斯》则可看作是其思想电影的集大成之作。
　　1953年，统治苏联将近30年的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俄国政治风云变幻。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反对斯大林，全面批判个人迷信，一向受到压抑的思想界开始活跃，艺术界出现“解冻思潮”，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无冲突论，反对个人迷信，提倡人道主义，一批电影艺术家打破条条框框，进行艺术探索，寻找苏联电影沦丧的荣誉和尊严。《普通法西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作的，罗姆说，“这是一部思考影片，它谈到了为什么20世纪中期会出现法西斯这种可耻的现象，主要是考虑普通人为什么会变成普通的法西斯主义者。”
　　为了搜集素材，罗姆走遍东欧各国的博物馆，观看了200万米胶片和大量照片，他把素材按主题进行分类，光狂呼希特勒万岁的就可以放映一小时。影片大量引用苏联、民主德国、法西斯德国及其它国家电影工作者拍摄的新闻片及纪录片片断，表现了德国法西斯的形成、发展及灭亡的历史，影片共分16章。《普通法西斯》前一部分从1912年的德国动乱开始，叙述到希特勒掌权。重点在于表现法西斯怎样逐步在德国扩大势力；希特勒如何利用卑鄙手段骗取了广大市民的信任而成为大独裁者。后一部分叙述希特勒上台后的种种卑鄙手段，他一方面培植种族主义情绪，神化自己；一方面控制舆论，压制民主，扼杀进步势力，直至发动侵略战争最终自取灭亡。
　　《普通法西斯》全片长3600米，而罗姆在观看资料过程中迷失在胶片的恐怖画面里——他找不到一张正常的青年人的脸——因为制度已经格式化他们的脸，吞噬了他们的灵魂！面对繁杂的素材，罗姆也曾想通过时间顺序结构影片，但他很快认识到如果那样，拍出来的将是一部非常平庸的资料片。后来他按照不同主题进行分类：狂呼希特勒万岁、部队行进、游行、演说、集中营等等。他搜集这些素材时参照了爱森斯坦拍摄《战舰波将金号》时汇集白军枪杀群众场面的方法。准确地说，这部思想性极强的纪录片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爱森斯坦的理性蒙太奇和杂耍蒙太奇理论。罗姆通过杂耍蒙太奇将看似不甚关联的画面剪辑到了一起。
　　《普通法西斯》从一组儿童画开始讲述，追溯法西斯的心理奥秘，贯穿全片的是现代视点。突然，一声枪响，一组相似镜头转入历史叙事：一边是现代儿童，一边是集中营里相似姿势的死亡儿童；一边是母爱，一边是死亡，这种强烈对比正是电影大师爱森斯坦所说的杂耍蒙太奇。
　　《普通法西斯》的解说词也非常具表现力，并由罗姆亲自撰写、配音。《普通法西斯》的解说一方面承担了叙事的功能，对画面进行必要的补充；另一方面也起到了表达思想的作用，解说者以一个客观冷静的态度看待一切，不时发出评论，直接阐述作者的思想和观点。例如：“希特勒一上台便一连三昼夜举行这种火炬大游行，我看着这股火的洪流，心中揣摩着这些火炬表演的真正目的何在。对了，这些火炬游行是要显示新秩序的威力以此震慑和鼓舞思想简单的普通百姓。不过这些火炬游行最主要的作用是能够促使人变成野兽，而且还是在欢呼雀跃得意之极的情况下变成野兽，在自己变成野兽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是个英雄。”再一方面就是解说有效地渲染了该片的感情色彩，在这种情况下，解说往往故意重复画面内容，如镜头中希特勒坐到了椅子上，解说对应“（希特勒）他马上就要坐下了。他坐下来了。”这种以电视现场的方式的解说意在造成反讽效果，形式上不拘一格。
　　《普通法西斯》解说词机智幽默，充满反讽与冷嘲，更有深刻的思考。叙事人称也是精心设计的，在每一个特定场景罗姆都选择不同身份解说。有时是现场直播的解说员，有时化装成希特勒本人。解说者多重身份构成了电影的多重视角。如作为讲解员，带领观众去发现问题。如为了让观众看清楚希特勒身边的亲信，一个镜头连续重复了三次：“让我们看看他到底是谁，再放一次，一遍，两遍。”如而装扮成希特勒本人，以不同语气表现他变幻无常的性格，“我的情绪很好，我的情绪不好，但不记得是因为什么事情”；或者是评论家，如评价希特勒的演说“希特勒认为他是党的一部分，所以党也是他的一部分。不过，他没有说明是他的哪一部分。”
　　由于贯穿影片的线索是作者的思想，因此《普通法西斯》时空关系运用得极为自由，从俄罗斯到德国，从二战时期到当时20世纪60年代，涉及的人物关系和历史现实事件更是空前复杂，但在纷繁的表象背后罗姆一直紧紧抓牢手中的绳索，有条不紊地步步深入探讨问题的实质。这部影片的重点并不在于表现法西斯的侵略及其后果，而旨在研究法西斯思想的根源，研究法西斯为何会在德国发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民众甘愿为之效命，同时深刻地思考了如何防止法西斯势力的抬头问题。这也是影片被称为“思考电影”的原因。
　　《普通法西斯》贯穿的是现代人的视点，看似冷静客观，事实上它是有政治倾向的，它反对官方意志，作者有着独立的思考。片中两幅相似的画面展现的却是两种不同的体制：一个是妇女们扑向希特勒，罗姆配音说“看，她们涌向偶像，抓他的手指”；另一个是一群相仿的俄罗斯妇女涌向斯大林。两相对比，意义深远。
　　《普通法西斯》被称为“一部有巨大揭露力量的文献，”陆续在东欧、中国等世界各地放映，引起剧烈反响，当年便获得慕尼黑电影节大奖。这是罗姆自己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世界电影史上思想纪录片的经典。
　　但也正是这部纪录片使得罗姆遭到了从事电影事业以来最为严厉的批评，当时甚至有一位政府要员当面质问罗姆：“我们有什么让你不满的？”罗姆批评的是法西斯，但显然有人品出了另外的含义。艺术无国界的表达再次在政治面前卡壳，无聊的政客们虽然不懂艺术，但每每能够从艺术作品中听出“弦外之音”。
　　
　　张同道：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纪录片研究专家。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纪录电影、电视传播与受众调查，主持国家艺术科学课题与教育部、北京市课题4项：电视栏目文化研究、电视受众收视模式与收视行为研究、中国电视现状与发展战略研究、世界纪录片大师研究等。